當代學人是否就應完全拒斥現當代課題？似也未必盡然。當代人研究當代史，也有后人無以企及的優勢，許多親歷的場景與細節，往往是后來研究者僅憑冷冰冰干巴巴的文獻記述難以把握體悟的。尤其在當前，史學界對某些特殊事件或特定時段的研究仍難充分展開的情勢下，如何將親歷其事、身經其境者的回憶史料與文獻函檔有效地傳之后世，便是當代史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職責。

一

今年是程應镠先生（筆名流金）百年誕辰，我在2001年私家版《流金集·詩文編》附錄《事跡詩文編年》的基礎上增訂編纂了這部《程應镠先生編年事輯》（下稱《事輯》）。那個《事跡詩文編年》僅二萬字，如今的《事輯》則擴增至30余萬字。之所以發心作如此規模的訂補，百年紀念因素固然是不容否認的因素，卻還有其他原因。其一，流金師家人向我敞開了先師現存的全部遺稿，包括四種日記、若干遺信、“文革”家書、“文革”交代、未刊詩稿與友朋來函等，為這次大規模增訂構筑了堅實的基礎。其二，自2001年以后，又積累了相當數量此前未見的相關文獻，包括師母李宗蕖先生《留夷集》的相關記述，子女友朋的追思與弟子學生的回憶，提供了許多關于流金師的親歷見聞。其三，也是最關鍵一點，在披閱新材料過程中，我益發感到，有必要改變《事跡詩文編年》相對私人化傾向，把流金師的生平遭際與坎坷命運作為中國現當代知識分子的微觀個案，以一朵浪花的視角去反觀20世紀中國歷史的九曲回瀾。

《程應镠先生編年事輯》，虞云國編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第一版

作為史書體裁，“編年事輯”屬于梁啟超所說“人的專史”中的“年譜”類。據楊殿珣《中國歷代年譜總目》，年譜名以“編年”與“事輯”者，清代以前已有所見，但合而命名的嚆矢之作，或始自張蔭麟的《沈括編年事輯》。這一年譜體以蔣天樞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最負盛名而堪稱典范，其《題識》自述命名道：“所知粗疏缺略，不敢名曰年譜，故題‘編年事輯’云”，似隱含未定稿或初稿之意。近年以來，“一人之史”的編年事輯時有問世，作者大體兩類，一是譜主的弟子或后人，二是與譜主并無直接交集的研究者。關于譜主稱謂，前一類編者概以“先生”相稱，后一類既有沿稱“先生”陳規者，也有直呼其名者。作為編著者，出自程門的我，理應尊稱“先生”，但私意以為，頻頻以“先生”之稱見諸行文，不僅讓讀者感到這部《事輯》具有強烈師門化傾向（這點正是我力圖避免的），而且易使自己偏離相對中立的研究取向。糾結再三，決定在編者敘事時略去尊稱，好在即便如此，行文仍明確表達出敘述對象的譜主與他者之主客關系。這一做法的主觀意圖，無非讓我作為研究者盡可能保持客觀理性的價值取向，以期表明：這部《編年事輯》決非一味頌師的樹碑之作，而是旨在為當代學人的立傳之作。

二

一部富有價值的傳記作品（包括編年事輯這種體裁），研究者如何擇選合適的傳主或譜主？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人的專史的對相》里，梁啟超曾提出過具體的建議。歸結起來，大體三點，一是要有相對重要的研究價值，二是可以成為新的研究角度，三是必須具備起碼的資料。這里，對第一點再作申說。

流金師出身于官宦世家，盡管出生之時，家道已漸中落，但仍衣食無憂，能進入學貲不菲的燕京大學就學，畢業后也不愁有較好的出路，從事他所摯愛的文學創作或學術研究。他大學時代就從事文學創作，參加過北方“左聯”，在昆明時期，兩度成為沈從文主編文學副刊的助手。他的文學活動持續至1940年代晚期，由于這層關系，他不僅與沈從文的師友之情持續超過半個世紀，與宋淇、鳳子、楊剛、碧野、天藍、陳紀瀅等也都有交集。他先后求學燕京大學與西南聯大，師長輩里有陳寅恪、顧頡剛、鄧之誠、張蔭麟、郭紹虞、陸侃如、嚴景曜、雷潔瓊等大師名家；同窗摯友中有丁則良、徐高阮、鐘開萊、陳志讓、王勉、王遜、熊德基、王永興等，堪稱“坐中多是豪英”。

他屬于“五四”啟蒙思潮下熏陶出來的那代知識分子，西方的民主思想與傳統的家國情懷構筑起那代知識精英的價值觀。但跨入大學之門不久，“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華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他沒有選擇不問國難踅入書齋走純學者或純文人的道路，而是義無反顧地投身“一二·九”運動，與燕大與清華的學生骨干柯華、龔澎、劉春、趙宗復、周游、葛力、陳其五、陳翰伯、趙榮聲、馮契等結下了“與子同袍”之誼。他們中間，一部分走上了職業革命家之路，一部分則成為后來的學界翹楚。

盧溝橋事變拉開全民族抗日救亡的大幕，他先后在敵后戰場與正面戰場從事抗戰活動。終因痛感在正面戰場難有作為，便間關西南，轉入教育界。昆明時期，他以師友聞一多、吳晗之介加入了民盟，共同聲討國民黨制造的“一二·一”慘案。聞一多被暗殺，他也上了黑名單，被迫亡命。不久，他以最年輕教授成為上海“大教聯”骨干，一方面積極參加爭民主、反迫害的斗爭，一方面以政論、雜文抨擊時政，在第一時間為《展望》撰寫《歡迎人民解放軍》的社論迎來了政權易幟。

鼎革前后，他以大學教授兼民盟骨干的雙重身份，分別與呂思勉、廖世承、孫大雨、戴望舒、陳子展、張芝聯、徐中玉、許杰、彭文應、陳仁炳、陳新桂等有了交集。1950年代中期主政上海師院歷史系后，與周谷城、劉佛年、譚其驤、蔡尚思、魏建猷、張家駒、陳旭麓等滬上名流頗有往還。1957年，又與沈志遠、陸詒、劉哲民、劉海粟等結為“右派”難友。其后沉淪二十年，復出以后，先后與鄧廣銘、陳樂素創立中國宋史研究會，作為《中國歷史大辭典》編委與鄧廣銘共同主編了《宋史卷》，與京滬兩地文史名家周一良、王鐘翰、胡道靜、施蟄存、陳九思、錢伯城、楊廷福、江辛眉等，或再續舊誼或訂立新交（各時段的人際關系頗有重疊部分）。

他的親屬中也是名人濟濟，曾任國民黨中宣部長與臺灣政權首任教育部長的程天放是他的同族叔祖，胞弟程應銓則親炙梁思成；妻舅之中，李宗恩作為1948年首屆院士，是協和醫院首任華人院長,李宗津則是著名油畫家，李宗瀛是《大公報》特派駐港記者。

綜觀流金師豐富多彩的人生經歷與跨界多元的人際交往，他盡管不是梁啟超所說“可以作時代或學問中心”的大人物，卻也有相當知名度，兼之為后人留下了足資利用的函檔文稿，完全適合選為個案，以其跌宕起伏的人生沉浮與關系網絡來凸現20世紀中國風云變幻、波瀾詭譎中知識分子的奮斗追求與命運遭際。

三

然而，選擇這樣距今不遠的知識人作為個案，在史學研究上卻面臨著兩難的困惑。陳寅恪曾明確主張，史家應該規避以當代史作為研究對象。他的先世是晚清變局的親歷者，自己對清末民初的舊聞掌故也了如指掌，卻對學生明確表示：“我自己不能做這方面的研究。認真做，就要動感情。那樣，看問題就不客觀了，所以我不能做”（石泉、李涵：《追憶先師寅恪先生》）。這一取向，旨在讓歷史研究保持客觀中立的取向，盡量不摻雜進個人的感情成分，用心是良苦的。惟其如此，陳寅恪的史學論著中沒有關于清末民初的研究之作，有之，唯自述家史的《寒柳堂記夢未定稿》，既以“其中復有可惜者存焉”，兼以揭示其身歷“數十年間興廢盛衰之關鍵”。

但是，當代學人是否就應據此完全拒斥現當代課題？似也未必盡然。當代人研究當代史，也有后人無以企及的優勢，許多親歷的場景與細節，往往是后來研究者僅憑冷冰冰干巴巴的文獻記述難以把握體悟的。此即呂思勉在《歷史研究法》里所說：“以當時的人，了解當時的事，只是苦于事實的真相不能盡知，如其知之，則其了解之程度，必出于異時人之上。這就是再造已往之所以要緊?！惫识J為，當代學者在再造現當代的“已往”上負有“要緊”的使命。尤其在當前，史學界對某些特殊事件或特定時段的研究仍難充分展開的情勢下，如何將親歷其事、身經其境者的回憶史料與文獻函檔有效地傳之后世，便是當代史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職責。正是基于這一思考，我不憚寡聞與淺薄，充分利用業已掌握的史料，盡可能真實“再造”譜主“已往”的經歷與命運，以期為現當代知識分子留下有意義的個案。

當然，如何做到陳寅恪所說的“既不誣前人，亦免誤來者”，真實地“再造已往”這點上，我努力恪守他在《寒柳堂記夢》里提澌的兩條，一是“此文所記，皆有證驗”；二是“排除恩怨毀譽求一持平之論斷”。關于前一點，不僅所有征引文獻都標明來歷，還對譜主與他人凡有記誤與錯訛的當時記錄或事后回憶，都竭盡所能地作了考索與證驗。關于后一點，我在提綱挈領敘述事要時，也盡量只從《事輯》系年文獻中提煉事實或要點，而力圖避免對所述事實本身作傾向強烈的主觀評判（即使內心確有己見）。陳寅恪說過：“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學問能完全脫離政治之事？但兩者之間，自然有區別，不能混為一談。因為作學問與政治不同，畢竟有它自己的獨立性的”（王鐘翰《陳寅恪先生雜憶》）。這一價值中立原則，也是史家應該遵守的職業原則。韋伯曾告誡研究者，必須“承認‘令人不舒服的’事實”（《以學術為業》）。這在我編《事輯》過程中也時有遭遇。試舉一例，“文革”期間，流金師發落到橫沙島，漫漫長夜面對海浪江濤，卻有意境迥異的兩首絕句，一首說“海上濤來云似墨，天邊雁字月如霜。夜窗猶憶驚風雨，老眼婆娑淚萬行”；另一首卻說“江濤洶涌橫沙島，海浪掀騰六月天。滿目蔥蘢人換世，紅旗飄蕩曉風前”。對這一“令人不舒服的”矛盾心境，我只是實錄兩詩而不作評判，而把這一耐人尋味的現象留給讀者去咀嚼尋味。

四

在《文史通義·答客問》里，章學誠將史著分為三種體制：“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他既鄙薄比次之書，并有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不能兼具的取向：“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呂思勉卻對章氏之說頗有修正，他認為，在史學研究的最后一步，料理經過考訂的史料以成一書的階段，不妨借用章氏所說的比次之業、考索之功、獨斷之學，作為各不相同的撰著方式。他進而指出：“學問之家，所以或事比次，或專考據，或則獨斷者，固由才性之殊，亦或以所值時勢之不同，從事于其時之所當務也”（《文史通義評》）。也就是說，史學著述的不同模式，既與史家個人才性有關，也與時勢的特定需要有關。他對章氏鄙薄比次之書不盡以為然，在他看來：“蓋弘識通裁，亦不能廢鉤稽纂輯；而學術愈精，分工愈細，鉤稽纂輯亦不能謂非一業也?！彼踔镣浦乇却沃畼I的地位與作用，堪與考索之功、獨斷之學鼎足而三：“唯比次之功，實亦卓然自立，初無慚于考據，而通則原理亦必自茲而出焉。”他的意思很明確：卓然自立的比次之業，應該既以考索之功為基礎，更以獨斷之學為鵠的。

這部歸入年譜范疇的《事輯》，當然屬于章氏所謂的“比次之書”。之所以最后成書時，選擇比次材料的史著體裁，一方面當然自覺以我個人目前的才性與認知，尚難客觀冷靜地出之以傳記之體；另一方面，更是充分顧及某些歷史事件與特殊時段的評斷，目前還有許多言之有忌的約束。既然如此，通過比次史料，保存一代文獻，不失為明智理性的選擇。我不敢自許這部《事輯》有章學誠推許的“獨斷”與呂思勉期待的“通裁”，但在抉擇、比次史料的過程中，仍企望以樸實本真的文獻記注與史事考索，“欲往事之不忘”，同時也具體而微地蘊涵著我對中國現當代知識分子命運的歷史認識與價值判斷。至于已否達到章氏所高懸的“藏往似智”的目標，雖心向往之，卻不敢自信。

五

最近，饒有興味地讀到王明珂在其《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上的題記，以荷塘與蛙鳴來比喻歷史整體與歷史記憶的微妙關系：

如在一個夏夜，荷塘邊有許多不同品種的青蛙爭鳴。不久我們會被一個聲音吸引，一個宏亮的聲音，那便是“典范歷史”；被忽略、壓抑的其他蛙鳴，便是“邊緣歷史”。我們對歷史的整體了解，在于傾聽它們間的爭鳴與合鳴，并由此體會荷塘蛙群的社會生態：一個隱藏的景。

他強調應該以“反思史學”對“典范史學”進行補正、批判與反思。

王明珂所說的“典范史學”，與從古迄今的主流史學（或曰官方史學）有相似之處。這層意思，魯迅早就說過：

“官修”而加以“欽定”的正史也一樣，不但本紀咧，列傳咧，要擺“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說什么。……野史和雜說自然也免不了有訛傳，挾恩怨，但看往事卻可以較分明，因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樣地裝腔作勢。（《華蓋集·這個與那個》）

魯迅說的“官史”與“野史”，也許可以對應“典范史學”與“邊緣史學”，盡管沒有那么史學理論化，但道理是相通的。

實際上，自20世紀80年代后，中國大陸的“邊緣史學”，也曾小荷初露，雖然一再被“典范史學”的鏜鎝之聲所掩蓋。馮驥才編過《一百個人的十年》，將100個普通人在十年“文革”期間各不相同的經歷匯為一編，“盡可能反映這一歷經十年、全社會大劫難異常復雜的全貌”。除此之外，關于反右派斗爭、“三年自然災害”、紅衛兵運動、“上山下鄉”運動、“五七干?！钡葰v史事件，也頗有邊緣性的回憶或史著問世。當然，他們在做這一工作時，未必都自覺上升到“邊緣史學”的理論層面。

惟其如此，王明珂對“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的理論思考無疑富有啟示價值。他認為，一般人習以為常的“典范史學”所書寫的“并不一定是最真實的過去”，只不過是權力中心視野所青睞或關注的記憶與過往；而“反思史學”尤其應該強調對那些被主流歷史書寫有意無意遺忘的非主流記憶、邊緣記憶、底層記憶；這樣建立起來的多元記憶，才能構筑起真正為全民族認同的共同記憶。

綜觀流金師以及與之交往頗契的同學友朋所構成的知識精英群體，有兩個頗為關鍵年份與關鍵事件：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與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從《事輯》不難發現，他們都是“一二·九”運動的弄潮兒，面對“救亡壓倒啟蒙”的內外大勢，先是投身抗日救亡，而后又主動擁抱新民主主義革命，期待迎來一個自由民主的新國家。政權易幟以后，他們也都期望為新政權貢獻自己的知識與才華，絕大多數知識精英在“鳴放”期間的言論，無非是自以為際遇升平年代，由“五四”思潮植入的啟蒙根性再次勃發，初衷還是希望以直言議政為新政權有所獻替，卻出乎意料地折翅于“丁酉”之殤。譜主與他所交往的知識精英，在各自領域都有相當知名度，但畢竟難以比肩他們名滿天下的師友沈從文、聞一多、吳晗、周一良等人。由此說來，對這一知識群體的歷史書寫似乎也可歸入“邊緣史學”的范疇。倘若能為經歷新舊時代的滄桑劇變與世運播弄的100個邊緣知識人作成年譜長編或編年事輯，留下100份資料詳實而足資征信的邊緣記憶，對中國現當代知識分子的歷史記憶才庶幾可能構成真實共同記憶的一部分。

六

一部成功的歷史人物編年事輯，實際上就是人物傳記的資料長編，在編纂法上理應汲取中國史傳的成功經驗。在這一方面，流金師自己就既有理論的思考（《談歷史人物的研究》），也有個案的實踐（《范仲淹新傳》與《司馬光新傳》）。我在編著這部《事輯》時，自覺借鑒他強調的思路與用過的方法。

任何人都生活在各自有異的社會關系中，研究歷史人物，必須充分了解他和其他人的關系，才能認識這個人本質的東西，才能見其本色。這是完全契合“人的本質是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這一社會學基本原理的。職此之故，這部《事輯》不僅著力比次有關譜主行事思想的文獻資料，而且有意輯集與他關系密切的師友同學的來往書函與酬酢詩詞，旨在他與所屬知識精英群體的關系發掘中，在同一群體的浮雕背景中襯托譜主的個案形象，使其在廣闊真實的社會聯系中更具立體感。

任何人又都生活在世運安排的特定時代中，研究歷史人物，必須把握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既要知人論世，也要據世論人，洞察時代對他的影響，認識他的時代局限。作為個案的流金師同樣如此，他的個人命運與人生抉擇也與他所親歷的時代脈動休戚相關，必然受到社會潮流的卷挾與歷史走向的左右。惟其如此，我在編纂《事輯》時，力圖對決定其命運的時代變動與歷史事件，諸如“一二·九”運動，抗日戰爭，昆明“一二·一”運動，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反右與“文革”，也都在敘事綱要中給以客觀中性的交代，以期在時代變動中安頓譜主，在譜主命運中折射時代。

歷史上沒有完人，而人又是最復雜的，研究歷史人物，尤其要求全面。流金師最反對“因研究的偏頗而造成傳主形象的不完整”（《就〈司馬光新傳〉答客問》）。我正是遵循這一原則來編纂他自己的《事輯》。在《事輯》里，我既編入了他面對“右派”指控之初怒不可遏拍案而起的家屬回憶，也輯錄了他以怨憤痛苦之心違心認領自己確是“右派”的日記片斷，沒有把他塑述成寧折不屈的斗士形象。我認為，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尊重歷史。

流金師撰寫人物傳記，只是努力把“事實敘述清楚，不作渲染也不發議論”（《范仲淹新傳·自序》）。這部《事輯》也勉力貫徹他的這一主張。比次材料之外，在編者敘事部分，我也“不作渲染也不發議論”。我同樣深信，只要在鉤考比次文獻史料時對其中事實有全方位的把握與穿透性的理解，價值判斷與客觀事實之間的思考，完全可以留待讀者與后人去回味。

在思考與回味中，后來者也許仍能聆悟到譜主與他那知識精英群體以自身的抉擇與命運的擺布曾經奏響的歡樂與悲愴！

（作者為宋史專家，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本文原題《為現當代知識人作譜傳的史學思考——以拙編〈程應镠先生編年事輯〉為例》，原載10月26日《中華讀書報》，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