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1月19日上午，素以政治強人面目示人的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在一次電視講話罕見“示弱”——他向農民致歉，并宣布撤回2020年通過的三項農業改革法案。

消息傳來，在首都德里周圍安營扎寨將近一年的旁遮普、北方邦等地的抗議農民歡欣鼓舞。盡管流程上，法案仍要等稍后國會會議召開才能正式撤銷。但莫迪政府的這一退讓還是讓數萬抗議農民成為了近年來第一個“戰勝”莫迪的抗議群體——莫迪上任后的大量施政——如突然廢鈔、修改克什米爾自治地位、推行國民身份法案等等，都激起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但莫迪素來無視這些抗議，將他的政策“一推到底”，直到在農民面前停下了腳步。

2021年11月19日，印度加濟阿巴德，農民在街邊分發糖果。印度總理莫迪向全國發表講話稱，印度政府決定取消涉及農民利益的三項農業改革法案，相關程序將在本月底開始的冬季議會會議上啟動。莫迪呼吁農民結束抗議活動并返回家鄉。

農民抗議回顧

莫迪政府2020年推行的“三合一”農業改革法案是其2014年上任后一系列經濟改革的重要部分。這三項法案的主要內容包括，繞過印度超過半世紀的農業采購體制——國家采購計劃和農產品市場委員會（APMC），允許農產品在國家監管的批發市場之外進行大宗交易，并鼓勵商人自由跨省購銷農產品。

印度的農產品采購監管源于英屬印度時代，在20世紀中葉加強。經過強化的農產品市場委員會旨在將全國農民生產的農產品都通過各地政府設立的由政府監管的農貿批發市場予以流通，并通過這些批發市場中的農產品市場委員會實現農產品質量分級、篩選和標準化推廣。

這一系統在印度各大城市確立了批發市場到攤販的一級級供銷網絡。以德里為例，蔬菜零售商們每天都要去就近的農產品市場委員會所屬的市場進貨——北德里的阿扎德布爾（Azadpur）農批市場或者南德里的奧克拉（Okhla）農批市場。這些市場規模巨大。如阿扎德布爾農批市場號稱“亞洲最大”，24小時不間斷開放，占地超過32萬平方米。農民將蔬菜運輸到這些市場后，由中間人負責，以政府發布的指導價格為基準，和蔬菜買主議價成交，整個過程由農產品市場委員會的監督員監管記錄。這一過程力圖避免農民被中間商欺騙，并給予了農民一方可供查詢的政府記錄，在買方拖欠貨款等情況下便于農民維權。

近年來，超過半世紀之久的農產品市場委員會系統日益顯出老態，政府統一采購和農產品指導價格也日漸顯出諸多漏洞。許多農民事實上不在農產品市場委員會的市場交易，中間人也常常在鄉村地帶以低于政府指導的價格收購蔬菜。莫迪政府借勢推動的農業改革，看似要將這些印度“社會主義時代”的農產品購銷網絡送入歷史，以更市場化運作的新體系取而代之。

但令莫迪沒有想到的是，新法案激起了一場規模浩大的抗議運動。2020年12月開始，印度全國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抗議示威活動。德里周邊的旁遮普、哈里亞納和北方邦等幾個人口稠密的農業省份，更是有大量農民組織起來駕駛著農用拖拉機“上京抗議”。12月，抗議農民發起了“去德里”運動，在1月份以拖拉機隊伍成功“殺”入德里市中心，一度“占領”了印度國家象征之一的德里紅堡。隨后，農民們后撤到德里周邊的多個高速公路路口開展占領活動，攔截交通，生活做飯并長期駐扎。

莫迪政府一開始如常操作，無視抗議的存在快速在議會通過了法案，大概是盤算著在農忙時節到來之后，消耗了補給的農民會掉頭離開。但這次政府失算了。抗議農民在德里附近長期駐扎，并且在家鄉安排了相應的機制，輪流照顧田地，農村的補給也源源不斷送入首都的抗議人群之中。就這樣，就算經歷了2021年初席卷印度的大規模疫情，農民抗議仍然持續。以旁遮普錫克教徒為首的抗議隊伍還發揮了其社群中強調施舍食物的傳統，在德里附近開設了錫克教“大飯堂”（Langar），為抗議者提供免費食宿。

前前后后，印度政府曾多次和抗議農民對話。從頭開始，農民一方一直堅持撤回法案，對政府開出的條件和承諾（如暫緩激活法案）并不接受。雙方沒能達成任何妥協。如今，在抗議持續了一年多之后，莫迪政府終于撤回了法案。

農民抗議為何成功？

莫迪政府對一場農民抗議服軟，出乎人們意料。畢竟，在喜歡空口承諾又無法兌現的印度政壇，莫迪一向以“說到做到”的強硬姿態吸引支持。其上任后也推行了許多爭議巨大卻非常能夠證明其“果斷”領導力的政策，如2014年取消建國以來設置的中央計劃委員會，2016年一夜之間廢除大額鈔票，2017年大規模改革稅制等等。

大多數分析都指出，莫迪的妥協源于他將要面對接下來的選戰：2022年初的旁遮普邦和北方邦地方議會選舉。這兩個邦是印度傳統的人口和農業大省，在2019年的印度大選中，北方邦占到了下議院543席位中的80席，其中62席被莫迪的印度人民黨（“印人黨”）獲得。先前2017年的地方選舉中，印人黨橫掃北方邦立法會403個席位中的312個，并且推選了一位印度教僧侶擔任邦首席部長（行政長官）。控制北方邦的政治生態，意味著巨大的議會席位和大量的動員資源。而在旁遮普，印人黨近年來的選舉中多次失利，這里是印度北方少數印人黨缺少執政根基的省份之一。

從2019年大選至今，莫迪的印人黨在全印范圍內的政治控制有所減弱。印人黨執政的邦一級行政單位從高峰期減少到了如今的20個。在孟買所在的馬哈拉施特拉邦，本地印度教右翼的濕婆軍黨擊敗了當地的印人黨；在東部的孟加拉邦，盡管印人黨在2021年的地方選舉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量選票，但是仍然不敵本地的草根國大黨，沒能夠擴大印度地圖的“番紅花色”領域。印人黨“一統天下”的步伐到目前出現了停滯的狀態。

在北方邦等地的政治中，農民是一個“必爭”的群體。人們往往容易以為莫迪和印人黨完全依靠意識形態來實現其前所未有的選舉勝利，比如以“印度教徒”身份爭奪選票，又或標榜自己是“國家發展”的唯一希望等等。但印度的現實是，往往只有中產階級會直接被身份政治和意識形態、發展議程催動投票，而在占據印度人口絕大多數的印度農村，選舉政治仍然有著濃厚的“傳統”色彩，受到家族、熟人關系的極大影響，并且沿襲地方上1980年代以來成型的種姓政治。

舉例來說，在2017年的北方邦大選中，印人黨實際上的得票率僅僅是39.7%，但是他們的選戰策略發揮得當，其對手分化為中間種姓為主的“社會主義黨”和不可接觸者為主的“大眾社會黨”，印人黨只需要從這兩個種姓群體中各吸引一部分選票，就可以從容贏得任意選區。當年的大多數情況也是如此，在多數選區，印人黨候選人獲得約40%左右選票，兩個對手的候選人各30%上下，最后就是印人黨候選人勝出。

但這也意味著，2022年的地方選舉中，只要其對手團結起來派出單一候選人在每個選區競爭，印人黨的類似操作就無法再取得成功，而這也意味著，包括中等種姓和不可接觸者在內的農民群體更加重要。持續不斷的農民抗議顯然會嚴重影響莫迪及其執政黨印度人民黨的未來布局。

除了選舉政治影響外，農民運動組織者的號召力與行動力，也是令莫迪疲憊不堪并最終撤回法案的關鍵因素之一。在持續一年多的抗議運動中，最顯眼也最有組織力的，是來自旁遮普的錫克教徒農民，而其中又以賈特人群體尤其突出。賈特人這是一個以鄉村中農為主，具有軍事化組織歷史的中等種姓群體。他們的參與和主導使得運動有了相當堅實的主導力量，也令這一運動的模式和其結果與莫迪任上的其他抗議運動——反國民身份法案運動、克什米爾抗議運動、反廢鈔運動等——鮮明區分開來。

2021年11月19日，印度多地農民在街頭慶祝抗議取得勝利。據印度報業托拉斯19日報道，印度總理莫迪當天向全國發表講話稱，印度政府決定取消激起農民強烈抗議的三項農業改革法案，相關程序將于本月底啟動。

“莫迪改革”的政治限制

莫迪在農業改革上的退讓，作為一種政治“止損”，對印人黨的右翼政治來說，算是當前形勢下“最不差”的一步。考慮到距離選戰還有三四個月，政府的主動退讓，會將農民的運動顯得有點“為反而反”，也讓借助運動正在出現的“反莫迪”力量合流遭遇阻礙。而在這種形勢下，運動帶有的矛盾性質和多重詮釋，也就會暴露出來。

某種程度上，農民抗議的勝利可以從兩個相當不同的角度同時予以解讀。一方面，抗議運動的勝利似乎意味著對莫迪及印人黨右翼政治的反對大聯盟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農民運動的勝利也可以理解為“富農”和“中農”的勝利，與印度政治經濟體系的繼續停滯。

在運動中，作為主導力量的旁遮普錫克人并非貧窮農民，恰恰相反，旁遮普是印度土地不平等問題比較嚴重的區域。邦內的大部分土地由主要是錫克教徒的賈特人等族群中農和富農所有，而占人口32%的“不可接觸者”（賤民）僅僅擁有3.5%的耕地。因而后者大多作為農業工人為前者提供雇傭勞動力。

在莫迪的農業改革中，這種土地不平等從頭到尾都是政府為改革辯護的論據之一。支持法案一方認為抗議運動完全不是貧苦農民的運動，而是一群“既得利益者”的反改革運動。反對法案的一方則指出，旁遮普農村的部分賤民也團結起來參加了反對法案的抗議，因為賤民意識到莫迪的政治依舊是要維護包括種姓制度在內的“印度教”內核。

就農業而言，莫迪的改革可以說是“頭痛砍腳”。困擾印度農業的長期問題是基礎設施不足，對季風雨水過度依賴、耕地細碎化、缺少購買種子和農資的現金周轉，以及缺少合適的貸款融資渠道等等。農村的高利貸和現金不足問題是每年導致大量印度農民自殺的重要原因。而改革供銷渠道并不解決以上的任何問題，反而會大開方便之門，引入莫迪治下大舉擴張的巨型私人資本進入農業領域。對農民來說，原有的制度并沒有多好，但改革無疑是壞上加壞，這一點無論對中小型土地所有者還是農業工人來說，都是類似的。

因而，莫迪改革或多或少讓中小土地所有者和部分農業工人站到了同一陣線。從而這種跨越階級和族群的團結，也就具有了上世紀英迪拉·甘地年代的“納拉揚運動”（JP Movement）那樣的“大帳篷”性質——可以把很多利益有所沖突，但都反對印度人民黨右翼政治議程的人通過社會運動團結起來。

但是，運動本身也加強了作為印度社會“頑疾”之一的種姓和教派政治。在農民運動中，錫克教的出色動員能力，賈特種姓的重要作用，都無時無刻提醒著人們印度社會中以種姓和宗教作為動員和組織手段的政治模式有著巨大的威力。這種政治也隨時可能反噬——因為莫迪也是玩弄宗教和種姓政治的老手，比如他會不會接下來將貧困農民和農業工人對中農的厭惡，將賤民群體對中等種姓的不滿利用起來為自己服務？不過，莫迪顯然不僅沒能打破這種政治動員，反而還必須在其背景下施展自己的政治手段——無論是其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右翼政治還是標榜現代和發展的親商業政治路線，都無法回避這一事實。這也是“莫迪政治”狂熱的宗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背后的無法突破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