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語】

“中歐觀察”是復旦大學的歐洲研究學者的專欄，立足中國本位，聚焦中歐關系。本文是專欄的第一篇，因立陶宛允許臺灣當局設立“駐立陶宛臺灣代表處”，中國將中立外交關系降級為代辦級，在大國博弈的大背景下，中方這一舉措將對中歐關系帶來何種影響？

外交部11月21日發布聲明，立陶宛不顧中方嚴正抗議和反復交涉，允許臺灣當局設立“駐立陶宛臺灣代表處”。此舉公然在國際上制造“一中一臺”，背棄立方在兩國建交公報中所作政治承諾，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嚴正抗議，決定將中立兩國外交關系降為代辦級。

11月18日，“臺灣駐立陶宛代表處”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正式掛牌成立。19日，中國外交部表示“中方將采取何種必要措施，大家可以拭目以待。立方咎由自取，必將自食其果”。兩天后，中方的“必要措施”如言而至。

立陶宛在反華道路上走了多遠，為何走那么遠？

“立臺代表處事件”是最近一兩年內立陶宛在與臺灣當局加深關系道路上越走越遠的最新案例，也是立陶宛近年來反華政策上的最新案例。

今年10月，立陶宛還接待了來自臺灣地區“經貿”代表團的訪問。此前，立陶宛于2019年污蔑中國是其國防安全的主要威脅之一；2020年，在中國香港、新疆等事務上極力在國際輿論上進行鼓吹，并在歐洲議會中興風作浪，調動歐洲層面的輿論攻擊中國的香港政策和國內反恐政策，還污稱華為5G和我國產機場安檢設備對其國家安全造成威脅；2020-2021年期間立陶宛又攻擊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共同倡導成立的中國-中東歐合作機制，并于今年5月單方宣布脫離該機制。

立陶宛的系列反華舉動也是目前歐洲層面的對華關系不和諧一面中的典型代表。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歐洲對華輿論及政界中對華攻訐的那部分聲音進入新階段，具有多發、密集、嚴厲化并與美國配合相向而行的特點。其典型表現是2020-2021年間，歐盟某些機構和官員在涉港、涉疆、涉臺問題上指手畫腳、無理干涉，損害中國主權事務與核心利益。歐盟甚至通過“印太戰略”在一定程度上與中國展開地緣政治競爭乃至對抗。

而近期歐盟內部操弄臺灣問題的也不止立陶宛一家，一些歐盟成員國議員還竄訪臺灣地區，給民進黨當局對抗中國大陸鼓勁，也有一些歐盟成員國接待了臺灣地區外事部門領導率領的訪問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立陶宛此次的“立臺代表處事件”也應該放在歐洲層面的大背景下來分析。

簡言之，立陶宛批準臺灣當局在本國設立“臺灣代表處”等系列反華舉動應放在近兩年來歐洲整體對華政策變動的背景中進行理解。歐盟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立陶宛在臺灣問題上損害我國利益的支持。此外，立陶宛內閣和執政黨對中國頑固的意識形態偏見，美國對立陶宛反華行動的長期慫恿和高調“獎勵”（如美國進出口銀行承諾給予立陶宛6億美元的出口信貸），也是其在反華路上越走越遠的重要因素。若就其根本動因來講，立陶宛大肆反華的目的在于通過損害中國核心權益以獲取美國安全支持，以便其在對抗俄羅斯的“威脅”上獲取優勢。這種通過犧牲中國核心利益謀求自身安全的做法，在國際上毫無道德可言。

降級之后，中國還需更多后手

如今，我國政府毅然采取將中立雙邊關系從大使級降為代辦級，是為了阻止立陶宛在損害中國主權權益和反華道路上走得更遠的舉措，也是為了對中東歐某些存在幻想、可能想進一步加深與臺灣關系的國家的嚴重警告，更是為今后改善中立關系留下了余地。顯然，中國目前還不到與立陶宛斷交的地步，除非立陶宛主動宣布與中國斷交，但幾乎不存在這一可能。

中國主動斷交會帶來多項對我不利局面，這包括：第一，這正好滿足臺灣當局和美國的政治訴求，擴展臺灣所謂“外交空間”，損害我國主權權益。第二，它會讓中國與歐盟雙邊關系陷入一個相對尷尬和不確定境地——中國會面對一個其某個成員非中國建交國的國際組織，而歐盟將面對一個與其某個成員無正式外交關系的重要國際力量，這對中歐雙方都是一種沒有經驗可循的挑戰。

基于歐洲理事會決策機制，歐盟的中國政策必須取得全體一致投票才能生效，而歐盟其它成員顯然不會在對華立場上和立陶宛一致，歐盟的對華政策在理論上就難以推進。而在歐洲議會或歐盟理事會中，若立陶宛刻意維持對華敵意，它可以在這兩大機構放大它的破壞效應，這些都會為中歐關系帶來潛在沖擊。盡管實際上歐盟會基于中歐關系大局而壓制立陶宛的“暴走”行為，但這種不確定性會始終存在。

因此，目前的降級行為應是我國政府考慮到它潛在的效力，以及評估更嚴厲的斷交措施的影響后所采取的最合適手段（理論上立陶宛也沒走到在法理上制造“一中一臺”或“兩個中國”的地步，立-臺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建交”）。它所暗含的雙邊關系的異動——從大幅度降低人員和商品流動，到減少官方接觸與凍結官方項目，再到減少各個領域活動，及在多邊場合不支持立陶宛，等等，將會陸續發生。

然而，我國需要密切觀察和評估目前對雙邊關系的“降級”能否震懾某些中東歐國家，在臺灣問題上適可而止。如果目前的手段不能發生震懾作用，將“立臺代表處”的惡劣影響限制在立陶宛一國之內，甚至發生有樣學樣的“示范效應”，那么我國就不得不準備更嚴厲的手段。

歐盟會支持立陶宛，但不會走得太遠

相信所有相關國家都在密切觀察立陶宛、歐盟及美國在我國宣布采取降級措施后的反應，以及我國對這些反應的再反應。我國針對這一事件的后續可能措施取決于這些復雜互動關系及其結果。

若就歐盟進行討論的話，由于它一直支持和鼓勵立陶宛與臺灣當局開展所謂更多“務實”關系，正如歐洲議會和歐委會發言人多次辯稱歐盟和臺灣當局發展“務實”關系和其所聲稱的“一個中國”政策不相違背，并支持立陶宛以“民主”和“自由”名義加強與臺灣當局聯系具有合法性那樣，當中國反制立陶宛時，歐盟無疑會站在立陶宛一邊，至少有歐洲議會議員正鼓吹支持立陶宛反制中國。

但有理由相信，歐盟不會試圖利用立陶宛與臺灣當局關系進展來要挾中國或遏制中國發展，因為歐盟理解美國都無法完全做到這一點，且歐盟更擔心在疫情大流行背景下因與中國對抗而喪失這個最為誘人的不可或缺的市場。如果它像美國那樣打臺灣牌來遏制中國，會遭到中國最為猛烈的反擊，歐盟深知這一反擊必定是它無法承受的，而且歐盟許多國家在對華立場上并不一致。

可以預計，歐盟會在所謂“道義”上和政治上支持立陶宛加強與臺灣當局“務實”關系，但不會支持它與臺灣當局“建交”，也會盡力阻止其他成員國走得像立陶宛那么遠。盡管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不如成員國各自獨立的對外政策更為強勁有力，但歐盟可以在其他領域去說服成員國在臺灣問題上采取相對謹慎的立場。

總之，中國不用幻想歐盟在“立臺代表處事件”上同情中國或放棄對立陶宛的支持，也不應該完全依賴降級外交關系的措施，如有必要可能需要采取更為強烈的除斷交之外的反制措施。這一反制措施應該是對立陶宛經濟界的強力制裁，而這一制裁取決于中國是否有決心對危害我國家主權利益、和臺灣地區發生關系的立陶宛公司及其法人代表采取反制措施的立法決心。

本質上而言，“立臺代表處事件”是與中國有關的國際地緣政治格局中的一個插曲，是整個大國博弈這一世紀之歌中的一個音符。立陶宛在加強與臺灣當局關系及損害中國主權權益上能走多遠取決于中國、美國、歐盟和俄羅斯等大國雙邊或多邊博弈的結果。從根本上講，只要中國能夠維持國內穩定、辦好自己的事，實現國家持續發展，像“立臺代表處事件”這些外在干擾最終都會消散于無形，湮滅在歷史的風塵中，無跡可尋。

（簡軍波，復旦大學中歐關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