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走日本酒店的馬桶蓋，能說明中國人素質差嗎？

上周，日本的一只馬桶蓋吸引了國人的極大關注。

10月18日，一導游微信公眾號推送文章稱，一對年輕夫婦跟團去日本旅游，退房時竟把酒店房內多功能馬桶蓋帶走，酒店發現后打電話給導游并報了警。19日，事情出現反轉，另一個微信號發文稱已就此事致電事發酒店，酒店前臺柜員竟對此毫不知情，由此認為“馬桶蓋事件”是刻意抹黑中國游客形象。

然而19日晚間，寧波市旅游局通過其官方微信“寧波旅游”證實：游客拿走日本酒店馬桶蓋一事為真，但并非卸下馬桶蓋帶走，而是將床下一個備用馬桶蓋帶走，且涉事游客并非寧波人。游客李某還寫了道歉書，承認其誤以為馬桶蓋是前一位住客遺落的物品，抱著貪小便宜的心理將此物帶出酒店。李某在信中表示由衷的抱歉與懺悔，并已委托導游于18日當天將馬桶蓋寄回酒店。

繼中國游客在日本狂購包括馬桶蓋在內的日用品、王楠丈夫郭斌在日本酒店“放水愛國”之后，中國游客在日形象問題再次成為輿論熱點。包括人民日報、央視新聞、中國新聞網、鳳凰新聞在內的眾多媒體參與了此次討論。

評論員敬一山在東方早報發文《偷馬桶蓋：管好個人臉面，國家臉面自然不差》，文章指出，不管以為馬桶蓋是酒店的，還是別的旅客的，帶走都是素養品行問題。而這件事之所以引起軒然大波，在于其觸動了國人的集體羞恥感，反映出一種渴求世界認同、追求文明的焦慮。他認為這種集體羞恥感，對于整體提升中國人的素質有著重要意義。

央視評論特約撰稿人王健則發問：“馬桶蓋事件”僅談游客素質夠嗎？他分析認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大眾旅游時代蓬勃到來，但社會的整體文明程度沒能實現同步提升，中國游客的不文明行為就顯著超越了旅游時的購買力。一個人，在國內習慣于排隊加塞、隨地吐痰，到了海外旅游時亦不會脫胎換骨，變成文明人。從這個角度而言，提升文明素質才是正途。提升文明程度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反躬自省，久久為功。總之，做文明游客，同時也應該做理性公民。

學者張鳴注意到，本次事件引發的網上議論，除了極少數之外，并沒有視之為愛國行動，可見國人的見識還是高了一些。這幾年，一個小小的馬桶蓋負擔了太多的中日民族情結。日本產的馬桶蓋，如今成了中國游客旅日的必購物品，也會傷了某些國人的民族自尊心。他直接地指出，占小便宜的事兒，在中國國內俯拾皆是，而這次的“順走事件”炒爆網絡，背后含義是：你丟人丟在家里也就罷了，怎么會丟在國外，而且還是日本。張鳴認為，國人這種內外有別的道德觀很要命，這樣不可能真正提高自己的道德水準，反而給自己平添虛偽。“家里家外，國內國外，壞事就是壞事，在哪兒都不能做。如果沒有這點自律，國人整體的道德水平，就永遠都提高不了，也就永遠也不會讓人看得起。”

時評類微信公號“冰川思想庫”連發兩篇文章參與討論。《順走日本酒店里的馬桶蓋，跟“國民素質”有關系嗎？》一文作者連清川認為，順馬桶蓋這件事，和國民素質既沒關系，也有關系。沒關系是因為我們多數人，包括那對夫妻，都能夠分辨出這是一個私人道德的錯誤，某個同胞的素質低下沒必要和全國人民掛起鉤來；而有關系的是：當我們以國民素質去衡量這件事的時候，我們本能地跌進了是非觀混淆、罔顧公共秩序的漩渦之中。中國游客頻頻出現在酒店里順走東西、在外面大聲喧嘩、去國外的奢侈品店里掃貨等等現象，恰恰反映出我們疏忽了公共秩序。因為“酒店提供的服務就是你的票價，而順走東西，是違背了公共道德甚至法律的事情；大聲喧嘩是對他人的私人空間的一種侵犯，它違背了彼此尊重創造良好公共空間的原則；而掃貨則剝奪了其它人也能夠獲得產品的機會。每一個看似私德的事情都是對公共秩序的一次侵略和破壞。”連清川指出，我們有各種道德的教育，惟一沒有進入的就是公共秩序的教育，因此對于公共秩序的是非觀有著本質上的基因缺陷，以至于我們在成人和看過良好公共秩序的樣子之后必須無時無刻地自我警戒與痛苦地自我矯正。

另一篇《果然是孔乙己的老鄉，連偷個馬桶蓋都這么文雅》的作者西坡指出，貪小便宜是一種讓體面人深惡痛絕的痼疾，在國人身上很常見。而偷馬桶蓋事件打破了關于貪小便宜的兩個傳統認知：一種觀點認為，只有窮人才貪小便宜，富裕起來之后毛病自然就改了，可是這對夫婦能負擔得起去日本旅游費用，顯然不是窮人；另一種觀點認為，只有老一代人才貪小便宜，他們從物質極度匱乏的年代一路走來，習慣已深入骨髓難以改變，可這次是一對年輕夫婦。西坡認為，在合法邊界內盡力爭取自己利益，不叫貪小便宜。我們常說的貪小便宜，通常指貪不屬于自己的便宜，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然而，不光每一件物品是有價格的，每一種品質也都是有價格的。許多人小偷小摸成癮，與其說他們見錢（物）眼開，不如說在他們心里，誠實、體面、慎獨這些品質太不值錢。

英國最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在北大講了些什么？

佩里·安德森在北京大學進行的第一次講座題為 “大國協調：十九世紀”。

被譽為“英國最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來中國了。他曾長期擔任國際左翼標桿性雜志New Left Review的編輯，12本著作在歐美與中國知識界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10月18日晚，佩里·安德森在北京大學進行系列講座的第一講，題為“大國協調：十九世紀”，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汪暉擔任評議人。

這次講座主要講述了維也納體系的基本特征和演變過程。1815年，隨著拿破侖遭遇滑鐵盧而后徹底戰敗，歐洲許多國家出現了君主制復辟。歐洲五大強國，英國、法國、俄國、普魯士和奧地利在維也納會議上達成一致，形成了維也納體系。這個協調機制主要由五大國同意，要經常召開會議，解決外交上的不同意見，并協同平定任何暴動和革命——在必要的情況下，可以動用武力。這就是這一機制所遵從的正統主義（legitimism），即所有的統治者都必須以世襲的方式獲得統治權，它成為了統治者合法性的唯一標準。

安德森認為這一體系的關鍵之處在于，它取代了過去簡單的力量均衡，從而創造了一種不同的平衡：穩定的政治合作。其主要功能即讓歐洲各大政治力量能夠實現協調。在此之后，直到1854年，歐洲都沒有發生主要戰爭；直到1914年“一戰”爆發之前，歐洲基本上保持了和平。

安德森指出，歐洲協調機制將穩定帶到了歐洲，把戰爭的傾向出口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在他們的殖民地那里，帝國主義的擴張根本不受任何限制。在殖民地，這些傳統力量將戰爭全都釋放到殖民地的人民身上。這就是這種秩序的雙重特征：在核心區域保持和平，而在殖民地等邊緣地區實行暴力。

然而，由于奧斯曼帝國這一明顯而又致命的地緣政治漏洞的存在，以及德國完成統一、經濟實力迅速增長，歐洲五強逐漸分裂，至“一戰”爆發和俄國革命，維也納體系徹底灰飛煙滅。

安德森總結，維也納體系在最初帶有明顯的反革命傾向，但到了十九世紀末，多數列強的國內統治都已經轉變成一種混合體：貴族和資產階級的混合，新興資本主義慢慢淘汰了封建制度。列寧觀察到的各個歐洲國家之間殖民地分配的不均等，和熊彼特觀察到的來源于過去貴族封建制的軍事體系，共同造成了今天我們隨處可見的一些現象——普遍宣稱熱愛正義與和平、世界上的重要國家領導人常常會面、以 “不干涉” 的名義進行干涉、頻繁使用國際法作為標準、常常進行掠奪與壓迫，等等，即我們稱為 “自由的文明” （liberal civilization）的元素，都在“一戰”之前匯集到一起。時至今日，這些元素還繼續遺留在我們的時代當中。

汪暉在評議時，試著將維也納體系放在更大的歷史譜系中觀察，即從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維也納體系－凡爾賽體系－雅爾塔體系這整個世系中去看。維也納體系作為第二階段的國際秩序，在國家主權的概念出現之后，形成了大國聯合政治的局面。

汪暉還補充，除了安德森的講座所集中討論的歐洲及作為殖民地的拉丁美洲，維也納體系也在亞洲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他從“八國聯軍”的英文（The Sieg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tions）出發，指出這也是維也納體系的正統主義的體現。維也納體系對亞洲的影響也體現在俄國對于東亞地區地緣政治的特殊地位之中。此外，從1820–1840年開始，鴉片貿易逐漸發展起來，最終形成了鴉片戰爭，這一后果，間接地也是來源于維也納體系。維也納體系的五頭政治其實對《馬關條約》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另外，還有青島的危機、美國在中國東北試圖壟斷鐵路經營權，這些都是維也納體系的國際秩序下，“干涉” 活動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對中國現代歷史的影響。汪暉指出，中國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的角色，對于我們理解許多事件，例如蔡元培為何支持中國士兵參加“一戰”等，都有極大的幫助。

汪暉最后將十九世紀的歷史帶到了今天。他提問，十九世紀國家的不同文化身份在當時起了什么作用？當今的世界已經和十九世紀有了巨大的差別，除了全球化，還出現了許多地區化進程，出現了許多新的國家集團，十九世紀的歷史故事放到今天會怎樣？他還希望了解，在安德森所講的政治和軍事歷史背后，經濟的故事是怎樣的？今天，我們有G8，G20這些國家集團，過去也有東印度公司這樣的組織，他期待安德森教授在接下來的講座中，對經濟史的發展展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