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國軍隊中涌現出很多著名將領，名將的誕生，總免不了士兵的大量犧牲。有兩位同樣以守城聞名的將領，一位拒降突圍卻被蔣介石親批死刑，另一位在降日后反獲青天白日勛章，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兩次守城戰役

讓我們先回顧一下兩位名將所涉及的兩次關鍵戰役。

1943年11月23日，日軍第116師團猛攻常德，遭到守軍第57師頑強抵抗。經過11天的慘烈爭奪，守軍在彈盡援絕傷亡慘重的情況下仍然拒絕日軍的勸降。12月3日拂曉，師長余程萬決定率領百余人突圍尋找援軍，留第169團團長柴意新率領其余殘部繼續堅守。當天上午8時，日軍攻入城內，團長柴意新等人力戰身死，常德失守。六天后，第171團團長杜鼎率領82名第57師官兵引導友軍新編第11師反攻常德，在得到仍然堅持在城內抵抗的殘余官兵的接應下收復常德。

據第57師戰報記載，常德一戰參戰官兵8529人，傷亡總計高達7869人。戰后，第57師的英勇事跡被廣為傳誦，國民政府授予該師“榮譽旗”，“虎賁”之名隨之響遍全國，作為師長的余程萬自然也成為全國皆知的抗戰守城名將。

半年之后，也就是1944年6月28日，日軍第68師團、第116師團等部猛攻衡陽。守軍第10軍在彈盡援絕的情況下堅守達47天，給日軍造成重大傷亡。衡陽守軍的英勇壯舉得到全國軍民關注，但終因外圍友軍未能及時趕至，至8月8日上午城破，軍長方先覺為保剩余官兵的生命安全，率殘部向日軍投降。三個月后，方先覺成功脫險，受到重慶各界的熱烈歡迎。

據第10軍戰報記載，衡陽一戰，參戰官兵約16000余人，陣亡約11000余人，負傷約3000余人。但第9戰區司令長官部根據參戰各軍上報的傷亡數據匯編表顯示，第10軍僅陣亡1465人，傷3289人。兩組數據的差別為何如此之大，個中原因還無法得知。

余程萬 資料圖

拒降突圍的余程萬為何獲罪？

余程萬和方先覺同為守城名將，但兩人在脫險后的待遇卻截然不同。余程萬成功突圍后即被逮捕審判，蔣介石甚至主張槍決余氏。而方先覺在被日軍俘虜脫險后，卻受到蔣介石親自接見并授予青天白日勛章。這使人不得不感到奇怪，突圍出來的將軍要被槍決，投降日軍的將軍反倒能夠獲勛。其實究其原因，關鍵還是在于蔣介石對待兩人的態度。

蔣介石知道日軍進攻常德是1943年11月24日，當時他正在開羅出席盟軍三國首腦會議，商討反攻日本的戰略以及戰后國際局勢的安排，并制定盟軍合作反攻緬甸的戰略及援華方案。在接下來的幾天里，蔣雖然對第6、第9戰區發去若干指示電文，但重點還是放在開羅會議上。

12月1日蔣介石回抵重慶。據其日記顯示，當天上午“查審常德戰況”，下午即開始“指示對常德援應與死守要旨”。這一天，日軍第3師團一部攻入常德，但在經過激烈的巷戰后，被守軍擊退。

對于第57師能不能守住常德，蔣介石起初并不抱太大希望，因為他對余程萬的印象十分糟糕，認為余是“膽怯無能，其狀貌短小，不言而知其為非可托大事者”。但當他得知第57師已經死守常德9天，余程萬還在11月29日的電文中明確要率部“作最后抵抗，誓死為止”，這使蔣介石對余程萬的印象大為改觀，認為余程萬 “竟能固守常德，正以自思往日觀人多以貌取為不當也”。因此，蔣不斷命令第9戰區派遣援軍解圍，12月2日又“電勉”余程萬，“激勵全體官兵固守常德，完成使命”。隨即又“與薛伯陵（薛岳）、郭悔吾（郭懺）各通電話，處置常德增援要領，并令陳納德空軍全力掩護常德，掌握制空權”。

不料就在3日凌晨，“誓死為止”的余程萬突圍了。對此，蔣介石十分震怒，他認為余程萬“竟不顧一切，只知偷生，并未發電報告，直至今日黃昏，始證明其脫逃。一月余將士英勇之犧牲，皆為其偷生之一念，而反榮為辱矣。彼明知各方援軍已逼近常德，并知敵軍已成弩末，巷戰且已三日，而彼乃竟以一念之生，置國家軍譽與職責于不顧，豈不可殺，應即宣布其死刑，以振紀綱也”。

此時蔣介石對余程萬的印象再次產生180度的轉變，認為他是“偷生”、“脫逃”，并“置國家軍譽與職責于不顧”。這一重大轉變，加上常德的失守，使蔣“心滋忐忑不定”，進而聯想到“軍隊空虛，官長不學，指揮無方，軍政委糜腐敗，難期振作，殊為前途悲而痛也”。這或許就是蔣動了殺意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天后，當蔣介石通過第9戰區司令長官部了解到余程萬“已脫險到達黃土嶺”后，立即命令薛岳將余逮捕，并“即日解渝審判”。據何成浚日記記載，蔣在12月7日出席陸軍大學特別班第六期學員畢業儀式時還特地強調“深恨余師長程萬，未與城共存亡，謂必處以極刑，毫無寬容之余地”。

對余程萬的審判，先是由第6戰區軍法執行監部調查取證，隨后上報軍事委員會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浚。余程萬的罪名有二條，其一為戰前“未作市街防御準備，逃出時對所部又無適當處置，師長走后一日，部隊猷不之知，仍繼續抵抗中，迨察覺師長業已逃出，始懸白旗降敵（注：這一投敵事件在日軍步兵第6聯隊史也有記載）”；其二為“毫不顧及民眾，且約束不嚴，民眾出城避寇，守軍須每人勒索數千元，否則不肯放行，因此受害者甚多”。從這兩條罪名可以得知，余程萬的離開，不僅涉及到他自己的“偷生脫逃”，甚至還影響到所屬一部主動投敵。不僅如此，他還縱容部隊勒索民眾錢財。

何成浚在核審此案時雖然認為余程萬“遇此千載難逢之良機，而不肯死，致受軍法制裁，誠中國軍人之恥辱也”，卻也罪不致死。不僅如此，余的上級、同僚、部屬等也都紛紛上書認為余無罪，請求從輕發落。因此，何成浚所簽呈給蔣介石核準的判決結果是五年有期徒刑。不料被蔣介石否決，蔣仍然堅持槍決余程萬，對此，何成浚冒險拖了下來。

方先覺 資料圖

投降日軍的方先覺緣何授勛？

時間推進到衡陽保衛戰。從7月1日開始，蔣介石就特別關心衡陽戰事，并對第10軍官兵“能沉著應戰，本陣地屹立不搖，足以自慰”。盡管蔣介石不斷命令其余部隊解衡陽之圍，但戰局日益惡化，直到8月4日接到衡陽守軍電臺的“初報救急，繼報危急，最后則報‘不好了’以后，即不通報”。雖然這一天守軍成功擊退了日軍，但已傷亡慘重，隨時有城破危險。

蔣介石因此極為憂慮，進而導致失眠，他在8月5日凌晨一時起床禱告，此后數日皆在凌晨祈禱。7日下午三時，蔣介石接到空軍電話轉報，稱“方軍長率各師長具名，以城西北被敵突破，我兵力已盡，無法堵擊，惟有來生相見等語”。蔣“不勝憂焚”，以至深夜“前后起床禱告三次，請求衡城戰事能轉危為安，轉敗為勝”，8日凌晨四時再次起床，“向天父默禱，保佑我衡城及方軍長等之能轉危為安”。但僅過了一個多小時，衡陽電臺即告中斷，上午十時在接空軍偵察報告后“乃知衡城已無望矣”。蔣對此“悲傷之切，實為從來所未有”。

對于衡陽守軍的結局到底如何，無論是蔣介石還是第9戰區都不清楚。但蔣介石素聞第10軍戰績優良，并對方先覺頗有好感。在這個基礎上，蔣介石根據方在7日下午通過空軍表達的“來生相見”之意，斷定方先覺必在城破之際殉職。于是蔣在8月9日下午即“修正方先覺事略與校閱事略”，11月下午“修正衡陽守軍成仁之通電”，準備為方及守軍樹碑立傳。即便當蔣介石通過日軍廣播得知方先覺“自動樹白旗乞降，其方式如星嘉坡（新加坡）英軍乞降時相同等語”，并從脫險返回官兵的回報得知方先覺確實投降之后，仍“深信先覺決不至乞降，但其不能以身殉國，竟被敵所俘而屈，使我軍譽與軍校皆蒙此不白之污辱，殊所不料也”。

由于宣傳機器已經開動，蔣介石只能繼續通過宣傳去樹立正面形象，并進而將衡陽失守的責任歸結為“兩廣部隊戰意消失，實際空虛，更無任務與解圍之決心”，為方先覺等被俘官兵開脫。也就是說，蔣在判斷方先覺戰死失誤之后，仍然堅持為方豎立正面形象，并在方脫險返回重慶后，頒授其青天白日勛章。

1944年12月12日，蔣介石第一次接見了脫險后的方先覺，他在見到方后“不禁如隔世重逢，悲喜交集”。有趣的是，就在同一天，軍法總監何成浚第三次向蔣簽呈余程萬一案，何認為“桂林守將不戰而潰，未受處分，余程萬在常德苦戰二十余日，兵盡彈絕，反不免于罪，外間頗多疑議”，要求蔣再次考慮余程萬的刑責。

或許是方先覺的歸來影響了蔣介石，又或許是失城的桂系將領無一受刑，蔣終在21日正式批復，同意判處余程萬“有期徒刑五年”。及至抗戰勝利之際，余程萬又被予以赦免，終獲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