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妻多妾的婚姻體制中，為了維持父系家族秩序的穩定，必須有一套安排妻妾身份次序的機制，也就是禮。禮法上，妻妾身份的區別從婚姻締結之始即已定立，不由個人主觀好惡隨意更改。《禮記·內則》云：“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朱彬：《禮記訓纂》卷一二《內則》，頁441）締結婚姻有一套隆重的儀節，只用于娶妻。鄭玄云：“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則得與夫敵體。”（朱彬：《禮記訓纂》卷一二《內則》，頁441）認為婚姻的儀節是妻得與夫敵體的關鍵。《禮記·昏義》闡發婚姻儀節之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朱彬：《禮記訓纂》卷四四《昏義》，頁877-878）

婚姻非僅個人的結合，更促成兩個異姓家族之友好。而妻于家庭中必須協助丈夫行宗廟祭祀的職責，以及負起誕育子嗣以傳宗接代的使命，所以娶妻對于父系家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為婚儀之“六禮”，以如此繁復的程序表示對于締結婚姻的恭敬慎重。婿將婦親迎到家之后，有兩人共進一頓飯的儀式，夫婦共牲而食，合用一瓠解成的兩瓠來飲酒，以表示夫婦結合為一體、尊卑相隨以及親愛之情。妻在家庭中須克盡奉粢盛、養舅姑、育子嗣的婦職，在夫家職責重大；其身份與夫有敵體相隨之義，故地位尊貴。

相對的，納妾的儀節于禮未明，“不以禮為奔”。（朱彬：《禮記訓纂》卷一二《內則》，頁441）東晉王渾任徐州刺史時，娶瑯邪顏氏為后妻，婚禮儀式中應夫妻交拜，而觀禮者以為王渾為州將，新婦為州民，王渾的身份無由答拜。王渾之子以父親不答拜，不成娶妻之禮，便把顏氏看作妾。（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修訂本）》下卷下《尤悔第三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896）“反映了魏晉以下家族禮法的嚴格，以及當時人妾不備禮的觀念。”（劉增貴：《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妾》，頁11-12）妾的身份低賤，不得體君，稱“君”不稱“夫”。其在家內地位之低，觀《儀禮·喪服》之中妾為君（夫）服斬衰三年，為“女君”（嫡妻）服齊衰期，而二者皆為妾無服，（見《儀禮注疏》卷二九《喪服》，頁4b；卷三一《喪服》，頁10b）以及庶子為生母服喪受到許多身份條件限制，庶生母為子服反而有重于子為庶生母服者，即足以清楚明了。

據學者的研究，自西漢中葉以來，隨著士族的發展，儒家禮法逐漸抬頭，嫡庶尊卑之辨漸被強調。東漢以來士族重視婚姻門第的匹敵，延續至魏晉南北朝以世家大族為中堅的社會，妻妾嫡庶之辨更為嚴格。（見劉增貴：《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妾》，頁20-21）西晉武帝于泰始十年（274）下詔：

嫡庶之別，所以辨上下，明貴賤，而近世以來，多皆內寵，登后妃之職，亂尊卑之序，自今以后，皆不得登用妾媵，以為嫡正。（《晉書》卷三《武帝紀》，頁63）

詔書中的“近世”是指漢末三國而言，當時帝王、權貴多有未遵禮制，嫡庶不分，而導致爭亂敗亡者，前輩學者已有詳論。（劉增貴：《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妾》，頁21）事實上，妻妾不分，往往造成諸子嫡庶身份混亂，最易引起繼承問題、家族爭亂，故晉人深以為鑒。陳壽在《三國志》中譏評吳主孫權，“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后嗣”。（《三國志·吳書》卷五《妃嬪傳》，頁1203）以為孫權橫廢無罪之子是導致孫吳衰亡的原因，（見《三國志·吳書》卷四七《吳主傳》，頁1149）可見時人對于嫡庶不分的禍害特別警惕，相當強調“嫡庶之辨”的重要。

晉初議定新禮，以“禮無不答”為由，欲改漢魏故事，更制夫人答妾拜之禮。（見《晉書》卷二一《禮志》，頁661）在摯虞的主張下，繼續沿用夫人不答妾拜之故事。摯虞指出：

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妾服女君期，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答……（《晉書》卷二一《禮志》，頁661）

摯虞引《儀禮·喪服》中妾為女君之服，指出妻妾地位的懸殊比姑媳尊卑差距更大；雖“禮無不答”，但妾地位之卑賤使其成為例外。然而晉武帝的詔書透露了漢末以降，統治階層多有嫡庶不分的現象，摯虞的上奏亦顯示議定新禮的過程中，“嫡庶之辨”曾有松動。事實上，在禮法的規范中，“嫡庶之辨”一直是受到強調的原則，而從史傳中所見的情況卻沒有如此理想，姬妾以色事人，易于得寵，因寵而驕貴者所在多有。然而此類現象被記載的原因或是受到朝廷懲罰，或是導致家庭爭亂的結果，或是成為議禮的材料，從父系家族的立場觀之，留下的歷史教訓往往是再次重申“嫡庶之辨”的重要。但從妾的角度觀之，競寵爭愛、嫡庶不分，則是女人晉升地位的一個管道。

魏晉南北朝時期，高門顯貴擁有大量姬妾。在門第社會看重家族承續的風氣下，廣嗣繼祖固然為納妾的原因之一，而學者研究以為，史傳所載之多妾者，多以奢侈著稱，因此“上層階級生活奢靡，縱情享樂才是大量妾侍存在的主因”。（劉增貴：《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妾》，頁8-9）而妾的來源或出罪犯、或由劫掠、或因買賣，出身皆十分卑微，即使漢魏以降有以禮聘妾之俗，史傳中納妾以嫁娶稱者所在多有，但聘妾之禮仍不可僭擬于妻。妾的地位卑微，為社會所賤視，高門之女除非沒為罪虜，或戰亂流離，少有愿嫁人為妾者。（劉增貴的文章有詳細討論，見氏著《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妾》，頁11-16）從許多方面來看，妾的地位有如家主的財產，贈送、嫁賣、殉葬、殺害等對妾的處置，皆顯示侍妾地位之低賤，缺乏保障。（劉增貴之文有詳細舉例討論，見氏著《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妾》，頁17-20）

從庶子為母黨服喪的變化，可見證貴嫡賤庶在魏晉時代的強化。《通典》“繼君母黨服議”載：

賀循問徐邈曰：“禮，嫡母為徒從，嫡母亡則不服其黨。今庶子既不自服所生外氏，亦以嫡黨為徒從乎？”答曰：“古者庶子自服所生之黨，故以嫡母黨為徒從，故嫡母亡則不服其黨。今庶子既不自服其外氏，而敘嫡母之親矣，謂宜以名而服，應推重也。古今不同，何可不因事求中。”（《通典》卷九五《禮典五十五》“繼君母黨服議”條，頁2566）

在討論上面引文之前，有幾點疑義必須先澄清。《通典》的體例，同一目次下之議禮皆按時間先后排序，本條定為晉代之議禮，排在車胤與臧燾，臧燾與徐藻問答之后。疑點之一，車、徐二人皆為孝武帝時期之禮官，〔車胤在孝武帝太元中（376—396）官任國子博士（見《晉書》卷八三《車胤傳》，頁2177）；徐藻在孝武帝寧康中（373—375）官任博士（見《晉書》卷二《禮志》，頁624）〕而賀循卒于元帝太興二年（319），時年六十，（見《晉書》卷六八《賀循傳》，頁1830）推論其生年應是魏元帝景元元年（260），遠早于車胤等人，本條不應排序于其后。疑點之二，魏、晉史傳中名徐邈者不止一人，而精于禮學者唯有徐藻之子，亦活躍于孝武帝朝廷。徐邈約卒于隆安元年（397），年五十四，（見《晉書》卷九一《徐邈傳》，頁2358）推其生年約在康帝咸康元年（342）。賀循與此徐邈并非同時期之人，二人不可能有此問答，《通典》所載顯然有誤。不過，《通典》本條之后，錄有宋庾蔚之的按語，亦重申“今人復（不）服所生之黨，則嫡母之黨非復徒從，嫡雖沒，猶宜服之”。（《通典》所載疑有脫字，“今人復服所生之黨”應加一否定詞，如此言“嫡母之黨非復徒從，嫡雖沒，猶宜服之”方可解。《通典》卷九五《禮典卷五十五》“繼君母黨服議”條，頁2566）庾蔚之為劉宋著名之禮學家，《晉書·禮志》、《宋書·禮志》及《通典·禮典》中皆記載許多庾氏針對魏晉禮議抒發己見之文，故推論《通典》所載賀循、徐邈問答之內容應當確為晉代之現象，只是誤植其中議禮之人名。賀循為東晉“儒宗”，“博覽群書，尤精禮傳”。（見《晉書》卷六八《賀循傳》，頁1830）故問者并非賀循的可能性較大，若然，則此條應為東晉后期徐邈所答之議禮，合于《通典》本目次下之排序。

問者與徐邈的問答，顯示子為母黨服喪的情形，至遲在晉代后期已有所變化。從喪服制度觀之，妾服君黨與嫡妻同，而妾的親人不在五服之內，并非夫家正式的親屬，但庶子猶從生母而服，只在庶子為父后的情況下，才不服庶生母之黨。（見《儀禮注疏》卷三四《喪服》，頁21a）子為母黨服為“屬從”，母歿，猶為母黨服喪；子為嫡母之黨服為“徒從”，嫡母歿，則不服嫡母之黨（見第二章第一節）。問者與徐邈皆指稱當時的習俗是庶子不服庶生母之黨，而從服嫡母之黨。兩人都清楚禮制原來對子從服母黨的規范，但庶子未依禮制從服生母之黨，并未受到責難，反而認為“古今不同”可“因事求中”，欲將“屬從”之服術移到嫡母之黨的服喪，改變制度規范以配合當時之習俗。筆者認為庶子為母黨服喪的變化，可能受到當時重視家族門第之風氣影響，試推論之。

魏晉以降婚宦是用以維持家族門第興盛的手段，聯姻相當重視門當戶對，與外家姻親往來友好亦為理所當然。妾的出身多半低賤，本家寒微，與其交接恐怕有辱門第。魏裴“所生微賤”，以“無舅氏”稱。（見《三國志·魏書》卷二三《裴潛傳》，裴松之注引《魏略》，頁673）東晉周母李絡秀，本家富足而門戶低微。絡秀嫁周父為妾，謂周等曰：“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者，吾亦不惜余年。”〔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修訂本）》下卷上《賢媛第十九》，頁688〕絡秀之語反映時人賤視妾的觀念；以“不惜余年”威脅其子與本家“作親”，可見東晉初年高門庶子不與庶生母之本家交接可能已成風氣。因此庶子不服庶生母之黨，只服嫡母之黨，可能亦是受到門第觀念的影響；以嫡母外家為舅氏，而不認生母外氏為親戚。這樣的轉變顯示，禮法中原已存在的“嫡庶之辨”，在時代風氣重視門第高低的推波助瀾下，表現更加深刻。

貴嫡賤庶是禮法上安排妻妾身份尊卑的主要原則，而母親的身份尊卑連帶影響所生子女的尊卑。《春秋·公羊傳》曰：

隱（公）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公）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春秋公羊傳注疏》，《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卷一“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3b-3c）

正妻之子為嫡子，嫡子中擇立年長者為嗣，而不立賢者；媵妾之子為庶子，在沒有嫡子的情況下，需擇立庶子為嗣，則以立貴為原則，避免因眾妾同時生子帶來繼承次序的爭端。何休注云：“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條，頁3b）在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下，妻在家內的地位尊于眾媵妾，有“女君”之稱，嫡子地位高于庶子，即是源于生身母親為嫡，地位尊貴。隱公與桓公同為惠公之子，但皆不是嫡妻所生，但是“桓母右媵”，（何休注，見《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條，頁3c）為媵妾中地位最尊者，因此桓公貴于隱公。所謂“子以母貴”，正是指子依母親身份之尊卑排定繼承的次序。（見《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條，頁3c）因此隱公雖年長于桓公，又有賢能之名，仍以母賤而不得立。所以嫡庶貴賤之辨涉及兩個層面，一是妻妾身份地位尊卑的劃分，二是子嗣宗法地位高低的區別，前者影響后者，而后者又與家族繼承問題密切相連，可見“嫡庶之辨”是一妻多妾家族禮法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母與子的身份尊卑有密切的聯系。

除了“子以母貴”，《春秋·公羊傳》中亦提到“母以子貴”。何謂“母以子貴？”何休注云：“禮，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夫人成風是也。”（《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條，頁3c）“夫人成風”是指《春秋經》載：“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三“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條，頁74a）又“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三“文公五年·辛亥三月”條，頁74a）風氏為僖公之母，莊公之妾，僖公得立，故尊為夫人。《春秋·左氏傳》曰：“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赗，召昭公來會葬，禮也。”（《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卷一九上“文公五年”條，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40c—141a）“含”是古代放在死者嘴里的珠玉等物，（參見王維堤、唐書文撰：《春秋公羊傳譯注》“文公五年”6.5.1注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268）“赗”則是贈給喪家用以送葬之物。（見王維堤、唐書文撰：《春秋公羊傳譯注》“隱公元年”1.1.4注1，頁7）杜預注曰：“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赗之，明母以子貴，故曰禮。”（《春秋左傳正義》卷一九上“文公五年”條，頁141a）然而《春秋·文公九年》經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谷梁傳》云：“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春秋谷梁傳注疏》，《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卷一一“文公九年”條，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44b）以為秦人不以成風為夫人，以妾為妻非禮故正之。

《春秋經》記載僖公妾母為夫人，三傳對《春秋》記其事的詮釋互相矛盾。《公羊傳》未針對成風為夫人特別解釋，但在《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提出“母以子貴”之說；《左氏傳》謂周天子以夫人之禮會葬成風合于禮，承認成風為夫人合禮；《谷梁傳》則譏以成風為夫人是以妾為妻。春秋三傳對于以成風為夫人是否合于禮見解不同，“母以子貴”在禮法上是否具有原則性的地位，一直是一個爭議不休的問題。事實上，“母以子貴”與“嫡庶之辨”，二者存有沖突，妻妾嫡庶之辨原本是由婚姻締結的儀式而來，嫡庶的身份是固定的，而“母以子貴”卻打破這項固定身份尊卑的原則，然而“子以母貴”加上“母以子貴”，卻使母子的命運結合更緊密。

“嫡庶之辨”對母子關系的影響主要有兩個相互矛盾的層面：其一是子隨母而貴賤，母子身份地位緊密相連，禍福與共，使其關系更為親密。事實上，母子榮辱一體、禍福與共，在現實生活中發生的情形，必須考慮父親權力的介入，遠超越“嫡庶之辨”的禮法框架。嫡生母子與妾生母子各為“一體”，競寵爭愛，加上在禮制中猶有爭議之“母以子貴”頗能符合現實人情，使得母子榮辱貴賤相連，成為一個在多方面廣泛呈現的現象。因此本書討論“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的現象，將不限于禮法限定的情況，只要母子的處境與地位受對方牽連影響，皆為討論的范疇。其二是貴嫡的思想和相應家族禮法的存在，使庶子承奉嫡母或甚由嫡貴奪育庶賤之子，產生削弱庶子與生母關系的現象。

本文節選自鄭雅如著，《情感與制度：魏晉時代的母子關系》，鳳凰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