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耳聞姚大力老師之名，主要因他是一位蒙元史專家；后來得到一些請益機會，知道他對整個中國民族史都有獨到而富于同情心的見解；最近獲讀其學術隨筆集《讀史的智慧》，發現其學域之寬廣遠超我的想象。在某種程度上，他就像自己筆下的草原民族，過著游牧般的學術生活：早期的漢字書寫、宋金元的道教生活、歐洲近代的殖民擴張、十九世紀西方列強權力格局的演化，皆在其閱讀思考范圍內（當然不須說，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中，他則是深耕細作，成就斐然，有目共睹）。更出乎我意料的是，姚先生曾對自由主義政治哲學下過一番切實工夫。這直接地體現為書中幾篇評述密爾《論自由》、茨威格《異端的權利》和徐復觀政論的文章，間接地，則是全書許多篇章背后所彌漫的一種立場，不動聲色，偶露激昂。

從拉鐵摩爾到姚大力

這立場的核心觀念，我們可以在他對拉鐵摩爾的一段評論里找到：“拉鐵摩爾確實具有某些與針對他的所有這些臧否相關聯的性格特征，那應當就是他對邊緣人群的天生同情心，和過于簡單、因而也是他特別容易受蒙騙的理想主義眼光。”因此，“當年在包括日本在內的列強與遭遇其侵辱的中國之間，他站在中國一邊。在清朝、民國政府與飽受不平等待遇的中國各少數民族之間，他站在少數民族一邊。在蒙古僧俗上層和被他們欺壓的蒙古大眾之間，他站在普通平民一邊”。一句話，在強權與弱者之中，拉鐵摩爾永遠選擇站在弱者一邊。

這是典型的“仁者見仁”，因為它就是姚老師自己的立場。身為一位專業史家，他在不同場合，反復呼吁反省和批判“大漢族主義歷史觀”、充分理解少數民族的“情感、意愿與主張”的重要性。或許會有人以為這話只是一句“政治正確”的口頭禪，缺乏理論原創性。但這是不相干的。若把它看作一句口號，確是“卑之無甚高論”，但這并不減弱它在實踐上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想想看，有多少漢人學者和干部不假思索地以少數民族代言人自居，卻從未曾想過，自己應該哪怕只是粗淺地學習一點少數民族的語言——語言是一個民族夢想和經驗的家園，其中浸透的世界觀不能輕易地為另一種語言所通約。如果連這個基本原則都被忽略，任何高調都會失去起碼的道德音準。因此，僅僅這一事實就告訴我們，“大漢族主義”仍是許多人思維的潛在起點。如何“更多地引入少數民族自己的各種敘事和聲音”，沿著其自身的意義與邏輯脈絡去理解其言行舉動，仍是一項艱巨的學術和社會任務。

單從學理來看，這一呼吁的確展示了中國史學界最近二十年來逐漸形成的一個共識：每一個人、每一群體、每種文化皆有其不可化約的個性和平等表達自我的權利，并不存在一種能理所當然覆蓋他者的全景視角，因此，在任何情形下，我們都應著力將他者作為一個“主體”來認識。事實上，在這些“政治正確”的言詞背后，有一道目光，悲憫地投向我們歷史觀念最為幽深之處：歷史是否只是強力意志的體現，而所有的“邊緣”人（群）只合做個配角，說完規定臺詞便倒地犧牲或匍匐在地？

打撈歷史中的失語者

在姚先生那里，這道悲憫的目光所及之處，不只是民族和邊疆。書里有一篇《另一半東林遺事》，涉及一個更普遍的現象。明季東林黨中那些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歷來備受史家矚目，而姚先生在此之外，又多了一重關心：那些東林黨人的家屬有何遭遇？無論是否心甘情愿，她們都不得不去分擔兒子、丈夫、父親的凄慘命運，然而在“傳統歷史敘事”中，她們的身影卻一向處于道義光芒的照耀之外。看到這里，我猜不少歷史系的年輕學子會撫掌稱嘆——打撈失語者，已是史學大潮，那些為政治迫害波及的眷屬，卻至今尚未獲得正面描繪，姚老師的選題技巧真是高人一招！

可是，且慢，先來讀這段話：“黨錮諸人甘戮如飴、殺身成仁，尚得以道德英雄的形象流芳于后世。他們的妻子僅因‘罪人’家眷的無辜身份而橫被禍延，受盡蕩產傾家、顛沛流離的困厄，卻幾乎如同什么也沒有發生過那樣地一概被歷史與后人遺忘。這公平嗎？”讀完這段話，我們會不會覺得，如果僅僅從職業規劃角度來理解這篇文章的意義，是不是太過輕飄，乃至勢利？使失語者發聲，最初正是建立在那些有良知的歷史學家對既往學術盲點的道德反思之上，但隨著它日益成為一股潮流，在今天的很多學人那里，實際已淪為一種學術利益的算計結果，其目的不過是在一場智力馬拉松中迅速出人頭地，這樣，“自下而上的歷史”乃真的成為一句“政治正確”的口號。然而，這樣的心靈真的能聽到歷史車輪碾壓下的細微哀鳴嗎？

在此基本立場上，姚先生絕不稍加退讓。比如，對好評如潮的《讓子彈飛》，他就不買賬——因為這影片“毫無顧忌地把普通人民當作可以肆意踐踏的形象來表現”。

不過，有必要提醒的是，我們不能把姚先生的意思理解為，凡“普通人民”的所作所為便天然合法。作為獨立個體，每一個“普通人”可能都是弱者；可是，隨著他們被集結、利用和操控起來，組成一個“集體”，就很快化為強權機器的一個齒輪，理直氣壯地參與對“少數人”的迫害，哪怕后者原是他們的家人和鄰居。對此危險，姚先生有著清醒自覺。他強調，即便是“國家”，即便是為實現一個“政治上正確的目標”，也“不能肆無忌憚地踐踏少數人或者哪怕只是個別人的合法的個人權利”。警惕“大多數人的暴政”、保護“個性”，乃是自由主義傳統中最可貴的思想準則之一。十八世紀以來的歷史告訴我們，以個體方式存在的“人”，一旦為“人民”和“國家”的集體鏡像所攝，很容易就成為極權統治的幫兇；而暴民政治的終端，必定站著一個暴君。這是“現代”政治權力的結構性特征。要防止“國家”和“人民”的名義被盜用，就必須從保護作為“個體”的“人”和“民”入手。

“政治正確”不是一味地站在弱者一邊

我想補充的是，從類似現象出發，我們也應進一步注意到，“弱者”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身份”，而是具體社會情境格局下的產物。一旦情境改變，也許只是轉瞬間，面對不同對象，有些“弱者”便立刻變身“強權”的一部分——比如一個在外受氣、回家打老婆泄憤的小工。因此，站在弱者一邊，不只是針對個別弱者的同情，更根本的是對社會權力場格局的反省。這要求我們在一個動態的社會網絡系統中觀測強權的運行軌跡和方式，兼從“角色”而不只是“身份”的角度觀察人——“角色”由特定社會情境決定，“身份”則受制于宏觀的社會結構，這兩種視角，一個也不能少。其實，僅就概念而論，強弱與對錯本屬完全不同的范疇，彼此并無直接對應關系；但在實踐中，權力場的結構特征卻決定了，弱者往往缺乏必要的保護，更容易成為強權的犧牲品，因而也更值得予以特別保護——可是這的確不是說，“弱者”本身就代表了正義所在。

所以，要研究強權，就不能不研究“弱者”。首先是因為，弱者是強權塑造的結果，從他身上才能清楚分辨出強權的實際效應；其次也是因為，有一種強權正是通過將自我界定為“弱者”而獲得合法性的。姚先生書中《走調的“終戰”紀念》一文，談到日本右翼勢力對年輕一代歷史記憶的扭曲，而他們所使用的一個基本手段，就是反復陳述、展示原子彈給廣島、長崎人民帶來的苦難，卻絲毫不提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暴行。對此，姚先生指出，包括日本普通民眾在內的所有人，在戰爭期間所遭受的痛苦，都“理應為世人所牢記”，可是，這絕不等于“正義與非正義”之間的區分是不必要的。事實上，在我看來，只有厘清正義和非正義的界線，才是處理戰爭遺產的唯一方式，否則，任何片面的宣傳只不過是在為下一輪戰爭埋設伏筆而已。這一實例提醒我們，“受害人情結”如何可能成為一種歪曲事實的手段：其中的關節點就是將“受害人”的身份孤立化、固定化，切斷它和歷史前后文的內在關聯，而抵抗這種歪曲的最佳方式就是反其道而行，將其重新放回關聯互動的歷史脈絡中。

站在弱者一邊，并不代表無視于具體的現實情境和社會利益，一味徒唱高調，相反，它更需要我們對人類社會諸種權力與利益因素的頻密互動及其多元后果保持足夠的敏感。身為史家，姚先生對歷史的吊詭之處有著深刻的了解，這保障了他不會把充沛的道德情感直接轉化為歷史判斷的唯一尺度。他很清楚，歷史絕不是按照線性的倫理運轉的，相反，“是歷史的‘合力’，將人類所蒙受的很多災難性事件轉換為推動他們福祉的客觀條件”。在實際的政治和社會困境面前，簡化人類互動的復雜效應，不但無助于問題的解決，甚至會導致后果與初衷背道而馳，使得人們的道德熱情陷入進退失據之中。

明白這一點，對我們直面今天這個世界，尤為緊要。這是因為，最近幾年歐洲所發生的一系列暴恐事件和移民潮所引發的社會危機，已經使得“政治正確”原則聲名狼藉；甚至有人提出，正是西方人對殖民主義行徑的負罪感，為他們的對手打開了野蠻復仇的大門。按照這種邏輯推論，我們似乎就只能認定：歷史是鐵血鑄就，叢林法則是唯一的選項。

理想主義的辯證法

但問題是，“政治正確”原則所遭遇的危機，是它本身的必然結局，還是人們對它使用失當的結果？姚先生的觀點顯然傾向于后者。在一篇討論中國當代大眾文藝創作的隨筆中，他敏銳地覺察到“口號式的‘政治正確’”對“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正確’”的損害，只有藝術家不再僵化地理解這個原則，“才能在自己的作品里充分表現出‘對復雜性的回應和關懷’的不朽的人文主義精神”。姚先生所說的“復雜性”指什么？我們為何要對其加以“回應和關懷”？按照我的理解，這個“復雜性”是人性本身（包括其不可避免的脆弱）和人事處境的多層次、非線性互動的表現，這使得我們很難在其作用力和結果之間勾畫出一條簡單的對應線索。這一原因決定了“政治正確”不同于一時的慈善沖動，更不等于對其字面意思的簡單執守。在將其付諸實踐的過程中，必須充分評估各種相互沖突的原則和局部利益的關系：它們組成了一個雷區，這個雷區無法單靠理想主義精神凌空飛掠，而只能在現實主義原則的輔助下，以戒慎恐懼的態度小心穿越；可是如果沒有理想主義光芒的照耀，我們又如何辨別眼前縱橫交錯的泥途？

這一結論的適用范圍當然不限于藝術創作，也一樣適合于歷史研究。姚先生不贊同把蒙古帝國的歷史簡單地等同于野蠻對文明的征服，因而對杉山正明等人的著作予以了積極肯定，但他同時也強調：“揭示蒙古帝國與現代世界形成之間的歷史聯系，并不意味著要為當日蒙古對他國的侵略和蹂躪進行申辯。”在這一點上，他并不為了結論的新穎而大做全盤翻案文章。他尊重歷史中復雜線索的糾纏導致的不經意結局，但仍然堅持聆聽弱者的哀號：結局的偉大并不足以把丑惡變成輝煌。顯然，對人類事業的成敗得失進行現實主義的冷靜分析，并不意味著理想主義被迫退場：用道德信條取代利弊核查固屬短視之舉，但純用利益算計來引導歷史走勢，只能把人類帶至你死我活之境，而難道只有這樣才是睿智和高明？

就此而言，我們需要做的，不是把“政治正確”當作各種危機的替罪羊，而是需要探索一種真正負責的“政治正確”原則。這要求我們在“理想主義”的指引下，又對時刻變化中的社會權力網絡保持一種“現實主義”的清醒態度，認真考量每一決策可能引發的政治倫理后果（當然，沒有任何一種預期可以是篤定的、全面的，它們總是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做出調整，但這絲毫不等于預期這一行為是不必要的），臨深履薄地維持利益和道義的動態平衡，才能最終使道義選擇變為真正的利益所在。

因此，站在弱者一邊，就是同時擔當了道義和智識的雙重責任。它不單是一個政治倫理姿態，也是一種綜合觀察各種具體情境下權勢脈絡的區分與變動并做出恰當調整的因應能力。用姚先生的話說，就是要“以良心為道德內容，以當下、直接的照察和判斷來緊扣良心、印證良心”。正是這種“當下、直接的”心智工作，精確引導了我們同情心的流向，也為理想主義精神提供了細膩保護，使其不至因屢受蒙騙而遭到人們的冷落和遺棄。就此而言，姚先生這本書為我們理解“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正確’”提供了一個起點。

（本文原載于10月16日的《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原標題為《永遠站在弱者一邊》，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