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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洋的粵劇:唐人街戲院的黃金年代
【編者按】
20世紀20年代,粵劇曾在北美唐人街盛極一時,是北美音樂史、演出史重要的構成部分,《跨洋的粵劇:北美城市唐人街的中國戲院》一書作者經過數十年的資料收集和潛心研究,以豐富的史料、翔實的數據重現了這一輝煌時期粵劇演員的演出和生活,以及粵劇戲班和戲院的經營,并以此勾勒粵劇乃至華人戲曲文化在北美的發展脈絡。本文摘編自該書,由澎湃新聞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授權發布。
無論是毛筆抄寫的曲詞,還是鮮活生動的舞臺,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窺探北美粵劇黃金時代的窗口。唐人街戲院曾經是充滿活力的演出文化圈,但它們在北美音樂版圖中的角色卻鮮為人知。美國音樂和社會史的研究亦長期缺乏對其重要性的認識。然而,如要發掘這段歷史,我們就需要把這些戲院從被壓抑的沉默和長久的隱形中釋放出來,并將它們從關于它們的迷思中剝離。
粵劇跟隨著第一批中國移民的腳步來到美國。第一個抵達的劇團鴻福堂,于1852年開始在舊金山演出。接下來的五十年中,這座城市里開辦了數不清的中國戲院,常常有多個戲院同時運營。在第一個黃金時期,19世紀70年代,舊金山唐人街有四家戲院。第二個黃金時期在20世紀20年代,一年之內大舞臺戲院和大中華戲院在舊金山相繼開張,兩間戲院均有七百多個座位,且每日都有粵劇演出。然而對于美國音樂史來說,這些戲院卻幾乎是隱形的。
本書通過研究唐人街戲院的跨國影響,特別是戲院歷史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十年,來重新探討這一段重要的歷史。本書將重新利用那些至今尚未得到學界關注的史料和文件,將之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以發掘華人戲院的演出歷史、風華絕代的伶人及粵劇在北美曾有過的輝煌成就與深遠影響。
在這部書中,我也希望將美國唐人街的華人戲院放入更廣闊的地域范圍來思考。本書雖主要討論美國的情況,但如果沒有北美洲的甚至整個美洲的更大語境,其實并無法完全了解美國華人戲院的歷史。借由跨國的視角,以及對這一廣闊地域的研究,本書追溯了北美華人社會之間的緊密聯系、粵劇演員的巡演網絡,以及整個華人戲院圈的流動性。跨越國界是華人戲院行業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也是他們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商業合作的建立、家族關系的復雜網絡或者城市改造的原則都左右了跨國聯系,這使得資本、演員和演出的跨國流動既明顯又隱蔽。
本書所研究的時期是20世紀20年代,之所以選擇這十年有以下一些原因。首先,唐人街的戲院在這段時期經歷了驚人的崛起。源源不斷來到美國的大量粵劇演員維持了藝術的活力。其次,此時粵劇仍然是華人社區的主要娛樂,有聲電影等其他娛樂形式一直要到1930年左右才開始逐漸變得比較普遍。第三,隨著華人移民在社會上獲得更高的地位(舊金山華人社區建立起了金融機構、電話局、基督教青年會等),以及華人家庭和第二代華人數量的增長,戲曲等社交娛樂活動愈發重要。最后,由于日常上演戲曲的固定戲院的建立,以及印刷文化(戲橋、報紙和粵曲選集)和聆聽文化(唱片和廣播電臺)對戲曲文化的加強,戲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20世紀20年代是唐人街中國戲院深入人心的黃金時期,尤其引人矚目。這一時期內,中國戲院深深地融入了北美華人社區的金融、政治、社會和家庭結構中。這些蓬勃發展的中國戲院在20世紀30年代雖已盛景不再,但仍繼續運營。1936年美國聯邦政府公共事業振興署(WPA)的一項針對舊金山中國戲院的研究也顯示,這些戲院的演員大多依然年輕而熱情,演出也依舊維持著卓越的質量。
粵劇繁榮的黃金十年留下了數量頗豐的各類文件和物品,反映出了規模龐大的中國戲院的經營結構,讓我們足以根據他們自己的聲音來重現這段歷史。正如人類學家厄本提醒我們的,文化的傳播之所以成為可能,正是因為“它以物質形態留下短暫或永久可感知的印記”。唐人街的戲曲傳統留下了它的印記。粵劇的戲院建筑留痕于街角,各式粵劇物品在家中或商店的角落里蒙塵。戲院印制的戲橋,上沿層層疊疊涂抹著厚厚的膠水,這是它們每日被張貼在戲院門口公示的痕跡;在加州采礦小鎮里找到的陳舊堂鼓上的制造商標志,不僅記錄了時間和產地(晚清,廣州),而且也可被視為跨國戲班在偏僻地區留下的足跡。在許多城市里,華人戲院位于唐人街社區的中心。20世紀20年代的幾間戲院,雖然用途幾經改變,室內仍然留存著弧形的舞臺前緣以及兩個虎度門(即戲臺兩側出口)——后者是粵劇舞臺的特征。
在20世紀后期,隨著美國華人歷史保護意識逐漸增強,那些長期被忽視或是被深深埋藏的有關粵劇演出的資料和文物也越來越多被保存下來,并逐漸開放供研究使用。舊金山的表演藝術和設計博物館、美國華人歷史學會、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種族研究圖書館、西雅圖的陸榮昌亞洲博物館都收藏了重要的華人戲院戲橋和舞臺照片。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蔣北扶收藏館、重要商人葉生家族以及香港太平戲院的源碧福(Beryl Yuen)家族的寶貴文物藏品,也讓我們可以一窺歷史的痕跡。專門為美籍華人建立的檔案館日益增多,它們也開始對歷史文件進行制度性的收藏。其中中文的歷史文件,包括戲橋、海報,當地中文報紙上的每日廣告、新聞報道和評論,以及粵劇歌曲曲本,都至關重要。這些檔案資料中更有大量舞臺照片和有限的歷史錄音,這些照片和錄音共同組成了我們可以依據的、關于唐人街華人戲院演出的文字、圖像及有聲歷史資料。
然而,尤為獨特且具有啟發性的是美國國家檔案館的排華移民檔案。20世紀20年代屬于美國排華時期。在這期間,美國政府密切監管來自中國的移民,其中就包括了粵劇演員和華人戲院。政府的嚴苛監管往往留下巨細靡遺的文書信件,成為后世學者研究歷史的寶庫。這是為歷史學家所共知的諷刺事實,而唐人街華人戲院的情況尤為如此。三十多年來,為每個以演員身份正式進入美國的中國人辦理申請入關的繁復手續所留下的文件,以及戲院或戲班的每一次申請記錄,如今都成了美籍華人音樂史的重要材料來源。在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排華法案檔案和記錄中包含了勞工部和戲院律師之間的申請、審議和答復,這些都與演員的入境簽證、配額、調動、續簽、旅行和拘留及驅逐等訴求有關。這其中有1921年至1943年間六間粵劇戲院或戲班的大量文件,以及入境港口數不清的演員個人檔案。官方文件的卷帙浩繁證明了粵劇戲院運營的規模之大,以及20世紀20年代赴美演出的粵劇演員的人數之眾。這也使得唐人街戲院的歷史能夠呈現出更為豐富的細節。
正如戲劇學者雷碧瑋所指出的,中國戲曲常能讓中國移民展現他們引以為傲的中國文化,而商人也借以“將他們的經濟成功轉化為文化資本和優越感”。對于戲院行業的運作來說,提供贊助的商人以及精通粵劇且善寫舊體詩詞的博學專業人士不可或缺。充滿活力的社區也同樣重要,可以確保戲院不斷成長。唐人街社區中不同社會階層的成員都對戲院的發展有所影響。戲院也依靠那些活躍在舞臺上的技藝高超的歌伶和樂師,為社群集體記憶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這是戲院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許多出色的演員來自中國南方的城市戲院,也就是所謂的省港班。這些大城市的戲院培育了眾多在20年代跨越太平洋的專業演員。上海也有專演粵劇的戲院,舊金山中國戲院里的許多重要演員,在抵美之前就已在上海著名報紙《申報》上備受好評。
印刷和視覺文化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隨著印刷媒體的發展,許多中文報紙在北美發行(僅舊金山就有四大日報),它們為戲院的成功做出了貢獻。一方面傳播演出內容,每日登載戲院當日劇目和演員陣容的廣告,以及戲曲唱片的日常廣告、報道,戲迷的詩詞和曲詞等;另一方面,各地報社擁有的漢字印刷設備也十分關鍵,為每日戲橋及專刊提供了鉛字排印的條件。映相館(照相館)為演員和舞臺表演拍攝的專業照片,并將照片印制派發,亦有助于塑造粵劇的視覺文化。如舊金山的精美映相館和樂觀映相館、紐約的自然攝影工作室和溫哥華的周耀初映相館等華人經營的映相館,都成了華人戲院的長期合作伙伴。當然,從另一方面來看,與戲院的長期合同也促成了映相館行業的繁榮。例如,精美映相館維持了與大中華戲院的長期業務關系,并給我們留下了數百張舞臺和演員的照片。各地戲院和當地其他商業組織之間也有許多類似的合作。
粵劇唱片業更帶來了一種新的聆聽文化。唱片的廣泛傳播不僅對戲曲文化十分有利,也為戲院創造了更多的商機。維克多(Victor)、哥倫比亞(Columbia)和壁架(Beka)等跨國公司定期發行戲曲唱片和粵劇名伶的新唱片。這十年間,粵劇唱片的廣告在北美城市華人報紙上的位置越來越顯著。錄音師帶著他們的特殊設備從美國前往中國香港進行錄音,錄音的對象包括著名的粵劇名伶,特別是那些曾在唐人街戲院演出的伶人。戲院和唱片公司的合資企業使得二者能夠相互促進。戲曲唱片經常在華人家庭、商店和洗衣店中播放,更是讓身在偏遠地區、不易在戲院中觀賞舞臺表演的華人也同樣能夠聽到戲曲,因此培養出更廣泛的觀眾基礎。這些唱片附帶著印有曲詞的插頁,聽眾可以通過當地商行和郵購買到。紐約李典公司是最早在當地《民氣日報》刊登粵劇唱片廣告的商行之一。這間公司的廣告因使用李雪芳和李飛鳳等明星的照片而與眾不同。很快,戲院也推出了自己的唱片公司以從中獲利。1925年在舊金山開業的大中華戲院于1927年與中國香港商人合作,創辦了遠東唱片公司。此舉非常成功。到1930年,該公司已經發行了六期唱片目錄,制作出版了近兩百張唱片。
社會團體以及其他商業和文化組織在維持戲院運營和促進演員在跨國網絡中的流動等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實業擁有的社會力量能夠幫助提拔演員,并確保他們在社區中的聲望。這一緊密聯系明顯地表現在宗親團體方面,有著著名姓氏的戲曲演員可以得到宗親最強力的支持。例如,女星關影憐在舊金山最知名的贊助人與她同姓關,并認她為義女,這樣的現象在當時不足為奇。此外,社區的籌款活動也往往借助演員和戲院以獲得華人社群的支持。戲院的這種社會功能至關重要,正如音樂學者李忠順(Tong Soon Lee)針對新加坡的類似情況所指出的:“中國戲曲已經成為一種娛樂形式,同時也是華人群體社會的和宗教的重要構成部分……他們發起并參與了籌款活動。” 一般來說,在美國,如歷史學者陳勇(Chen Yong)在他關于舊金山的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戲劇作品……不但反映出,同時也推動了社群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的轉型”,一個戲院的戲橋甚至宣稱其劇目是為了“喚醒我們的同胞以抵御外辱”。 而且,正如加拿大歷史學者艾莉森·馬歇爾(Alison Marshall)所言,戲曲表演是“人們尋求非宗教和非政治性參與的空間”。 粵劇無疑提供了唐人街社區最具代表性的公共形象——一個華麗的、理想的中國文化形象。粵劇演員對如花車游行和義演等社會和文化活動的參與,積極地推動華人發起的社區倡議。地方、跨國和全球性不時交織在一起。地方大事通過戲院來傳達,戲院本身也是巨大跨國網絡的一部分,而全球性的中國賑災活動或愛國運動則由戲院向當地社區尋求支持及聲援。
通過多元化的歷史來想象唐人街戲院,能夠避免陷入常見窠臼,即僅將其視作一成不變的、對過去的重復。同時,這種新的想象能使我們更容易注意到戲曲如何動態地被呈現、被置于社會歷史語境和地緣政治現實中,而非僅僅將之視為一種孤立而邊緣的文化生產。事實上,唐人街戲院曾在華人社群文化活動的創造和實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如歷史學者亞當·麥克肯(Adam McKeown)所揭示,“美國華人在20世紀初不僅僅將其自身視為一個被邊緣化的移民群體。他們敏銳地意識到全球經濟和政治的趨勢,力圖在這些變化中為自己和中國打造一個有意義的場所” 。這些戲院為創建這樣一個場所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它們塑造了一個文化豐富多彩的現代唐人街形象,為具有自我意識的中國商人提供了一種有效的方式。
從許多方面來看,這本書有助于理解戲曲文化領域的內涵:音樂上的、視覺上的、文學意義上的和以戲曲表演構建起來的主體性。了解這個知識領域——它的傳說、表演風格、表演實踐、觀眾期望和話語,也就是了解美國華人的文化空間。
《跨洋的粵劇:北美城市唐人街的中國戲院》,[美]饒韻華 (Nancy Yunhwa Rao)著,程瑜瑤譯,我思Cogito|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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