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的狂士——王冕（?-1359），經由吳敬梓（1701-1754）著名小說——《儒林外史》的渲染，他孤傲而才氣縱橫的意象，業已栩栩如生地烙印在廣大讀者的心靈，不只成為傳統士人所景仰的偶像，也變成家喻戶曉的人物。吳敬梓置王冕為全書的首回，與其他章回所刻畫的讀書人庸俗不堪、令人發笑的丑態恰成對比，正符合作者所自述“說楔子敷陳大義，借名流隱括全文”的用意，在藝術創作上，自是絕大的成功。但小文所要探討的，卻是歷史的真實與文學創作之間曲折的緊張性和創新性。

王冕在家鄉，可是個“偶像破壞者”。他曾有“爨下缺薪，則斧神像爨之”的驚世駭俗之舉（陸容《菽園雜記》）， 又曾夜坐佛膝上，映長明燈讀書（宋濂《王冕傳》）。而最值得玩味的是，史傳與小說各自如何交待王冕最后的結局。細繹留存至今的文本，“王冕之死”極具爭議，難下定論，大略言之，古今史籍不外歸諸兩大原因，也都各擁文獻證據：其一突然暴斃，其二遇難而死。另有若明末散文家張岱溢出歷史的神仙說（張岱纂《越中三不朽圖贊》），則不予論列。

宋濂（1310-1381）的《王冕傳》（《宋濂全集》）向來為后世所尊， 王冕“暴斃而死”不僅成為主流論述，更成為《明實錄》（卷七）、《明史》（卷二百八十五）的依據。宋氏認定朱元璋（1328-1398）曾“物色得冕，置幕府，援以咨議參軍，一夕以病死”。由于宋濂系明初開國功臣，素負文名，他的說法遂為眾人所取。但倘若比對該時的原始史料，則頗有斟酌的余地。

職是之故，清初大家朱彝尊（1629-1709）撰《王冕傳》（《曝書亭集》）交代王冕晚年的下場，則與宋濂所述迥然有異。他特為表彰王冕對于朱元璋“不降其志以死者”，因別為立傳，圖欲上之“史館”，希冀編纂者慎擇，可見朱氏認真的態度，可惜官修《明史》終究仍本諸宋濂之說。

朱氏的質疑，無非本諸王冕的同鄉徐顯（生卒年不詳）的說詞。徐氏系王冕好友，王冕北游南歸，曾告誡徐顯天下將大亂，王冕遂決定南棲歸隱。徐顯也替王冕寫了篇傳記，文末說王冕遭寇（明軍）挾持見“大帥”，冕慷慨曉以大義，但“明日君疾，遂不起，數日以卒”，眾人為之具棺服斂，墓碑署曰“王先生墓”，可見猶為一介平民。徐顯論贊王冕云：“卒能使暴戾之寇，格心起敬，浩然之氣，至死不衰。”所以只能直稱“元逸民”（徐顯《王冕》，見《稗史集傳》），而與爾后官修《明史》入列《文苑傳》，顯有歧出。

但在藝術再現上，王冕則別有一番意味。蓋以歷史人物作為文學創作的題材，雖仍存有大幅發揮想象的余地，但比起全然虛構的人物，多少受到時空與史實若干的制約，最為后人所津津樂道的，莫若《三國演義》之于《三國志》。換言之，文學創作固然依違于歷史的縫隙之間，卻非完全受其范囿。視《儒林外史》為“稗官”文類的“閑齋老人”，便認為“稗官為史之支流，善讀稗官者可進于史”，他舉《三國演義》為佐證，說道：

《三國》（演義）不盡合正史，而就中魏晉代禪，依樣葫蘆，天道循環，可為篡弒者鑒，其他蜀與吳所以廢興存亡之故，亦具可發人深省。（閑齋老人《儒林外史序》）

可見“文”與“史”之間的關系，并非以“虛構”與“事實”的分辨，就可以一語道盡，其辯證關系需得逐一詳究。

宋濂的《王冕傳》說“冕屢應進士舉不中”，但在《儒林外史》里卻絕口不提王冕曾屢試不中之事，刻意將其塑造成無意仕進，“不求官爵，又不交納朋友，終日閉門讀書”的高士。按，文學創作本不須“秉筆直書”，與史實小大出入可也。

又，王冕原以“畫梅”見長，倚此聞名于世。但在《儒林外史》里卻不提“梅花”，王冕改以畫“荷花”見著。按，“荷花”作為象征，不外取喻釋教佛本身或載道工具，但核諸王冕生平素不禮佛、敬佛，則知非其所本。只是《儒林外史》里塑造王冕畫荷的寓意，應與佛教無關。作者吳敬梓較可能取材自北宋大儒周敦頤（1017-1073）的傳世名文《愛蓮說》（張伯行編《周濂溪先生全集》），將出淤泥而不染、不蔓不枝、香遠益清、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的蓮花，轉化作君子潔凈高超的象征。

王冕似曾見過明太祖，明初劉辰（1334-1412）的《國初事跡》里，載有以畫梅著稱的王氏，曾赴金華見太祖，太祖待之頗厚，曰：“我克紹興，看你做知府。”（劉辰《國初事跡》）遂賜衣服遣回，并未任用。按該書類案牘之詞，逐條記實，行文樸質，無所隱諱，應有所據。甚至復傳有王冕曾獻奇計于明軍之事，告以攻城之略，卻慘遭潰敗，王冕得咎，遂受疏遠（徐勉之《保越錄》）。明人另有傳言，云“洪武開國之初，所以待元紳士者極其優厚，獎其忠義而抑其頑鈍、無恥者”，反諷的是，名列“忠義者”的王冕卻落得如此下場：

諸暨王冕，值大兵攻城，舁至軍前，直言而死。此又忠義者之果于自決，非為上者之不優容也。（來集之《倘湖樵書》）

此似為太祖開脫之言。諸如此類遁詞，不禁啟人疑竇。

相反的，宋濂并未親見王冕，卻著意為之立傳，恐緣當時兩軍對壘（朱元璋與張士誠），王冕為該時名士，其投效與否，大有文宣價值。此外，明初另一國師劉基（1311-1375）也為王冕的《竹齋集》寫過序（劉基《竹齋集序》，見壽勤澤點校《王冕集》）。一介逸士需勞得兩位重要的開國文臣為其作傳、寫序，顯得十分不簡單。

疑團是：以王冕的狂傲自恃、放言無礙，遇上素輕儒生、拒聽雅言且嗜殺的朱元璋，恐兇多吉少。太祖誅殺其義子親侄朱文正（1336-1365?）的罪名，正是“親近儒生，胸懷怨望” （吳晗《朱元璋傳》；劉辰《國初事跡》；孫宜《洞庭集》“大明初略三”），何況太祖毫不掩飾地徑告其近臣：“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并參吳晗《朱元璋傳》第五章《恐怖政治》）王冕處境的艱危，可想而知。

唯王冕的死因撲朔迷離，徒增后世史冊紛擾，致難為其清楚定位。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纂修的《諸暨縣志》即反映了此一窘境，它如是記述道：

王冕，萬歷《紹興府志》列《儒林》，《浙江通志》載《續高士傳》列《隱逸》，《續宏簡錄元史》（按，此指邵遠平撰《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共四十二卷，清康熙時期刻印）列《文翰》，《明史》列《文苑》；今錄宋濂傳，仍擬列《儒林》。（枕椿齡等修、樓卜瀍等纂《諸暨縣志》卷二十五，清乾隆三十八年刊本）

該書采宋濂之說，故將王冕入列《儒林》，但不得不承認和其他史冊的分類多有分歧。吳敬梓則在兩橛之間，借文學創作，將王冕刻畫成始終如一的高逸之士，完美了其藝術形象，并超拔于歷史枝節的糾纏。在《儒林外史》里，王冕最終選擇躲避明朝征召，吳敬梓如此交代：

王冕隱居在會稽山中，并不自言姓名；后來得病去世，山鄰斂些錢財，葬于會稽山下。……可笑近來文人學士，說著王冕，都稱他做王參軍！究竟王冕何曾做過一日官？

觀此，作者讓王冕“得病而死”，且不曾“做王參軍”，在史料兩相對壘的夾縫中，開拓權宜的想象空間，也實踐了他將王冕形塑成“嵚崎磊落”之士的宿愿。因為王冕即使懷有經世之志，并不見得愿意投效明軍，他所處的歷史情境乃是多方勢力競逐的場域，包括舊有的元朝政權、新起的張士誠（1321-1367）和草莽出身的朱元璋，回旋其間，委實令人難以適從。其生平遭遇，為各方勢力各取所需，遂呈現傳聞異辭的狀態。

于此，顧頡剛（1893-1980）的“古史層累說”，也可用在后世的歷史人物身上，例如王冕的境遇。原先樸質的原始記述，愈到后世，愈形豐富。即使事隔多年，好事者則捕風捉影，臆想出偌多追加之詞，甚至達到繪聲繪影的地步，諸如明太祖與王冕生動的對談內容（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九《山農刺時》；李西月編《張三豐集》卷二《王山農》）。

析言之，攸關王冕的生死，既存史料的分歧與矛盾，在在使得發掘歷史真相難以取得定論。相形之下，反倒是《儒林外史》里的“王冕”，由于作者精心刻畫，呈現了風格完整的理想形象，充分體現了藝術的真實性（authenticity）。蓋吳敬梓所形塑的“王冕”，至能體現王冕的真精神（ethos）。王氏在晚年（乙未年，即1355 年）所作《照水古梅軸》的右上方，自題《梅先生傳》，即興書寫虛擬的“梅先生”，他人一望即知系王冕的自況之辭。《梅先生傳》的文末，王冕借“太史公”的口吻總結道：

梅先生，翩翩濁世之高士也。觀其清標雅韻，有古君子之風焉。彼華腴綺麗，烏能辱之哉！以故天下人士景愛慕仰，豈虛也耶！（《王冕集》）

誠如其所述，則吳敬梓筆下的“王冕”，是否更加契合王冕的自我形象呢？果真如此，豈非印證了西哲亞里士多德（前384-322）所說的“詩比歷史擁有更為普遍真實的意涵”？

（本文原載《書城》雜志2016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