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了，“住房”依然是今天舉國關注的大問題。

想想也怪，這30年，中國人聚居的地方，只要規模比村莊大一點的，幾乎都添造了大批住房，搞得到處都是密集的住宅樓宇。譬如上海，2014年底，已有住宅的總面積，平攤到每一個戶籍人口，是35平方米， 即便算上將近1000萬的非戶籍人口，人均也有18平方米，不算少了。可盡管如此，住房作為一個“問題”， 卻不見縮小，反而越長越大。不但上海如此，全國所有的大城市都如此；不但大中城市如此，越來越多的小城市——甚至小鎮——也都如此了。1980年，中央領導 人就指示建造“商品房”，2015年，中央領導人還在籌劃“去庫存”，單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住房問題”不簡單。

我們可以從很多角度來描述這個“不簡單”。

比如，當年鄧小平提議由政府組織建造“商品房”，要求城市居民掏錢購買，其初衷——至少初衷之一——雖在解決城市里的住房困難，可一旦全國規模的地產市場重建了，住房產權制度推廣了，行政權力和市場交易結合了，事情的性質就明顯改變了，涉及的范圍迅速超出“政府如何讓市民有房可住”的邊界，往四面八方擴展：政治規則的轉變、經濟秩序的調整、城市空間的重組，直至社會階層結構的再造。

再比如，1980年代晚期開始，在各種社會狀況的聯合教育下，不到十年吧，城市青年普遍形成了這樣的信念：人生成功的第一標志，就是買一處讓人稱羨的住宅。隨著城市化的快速膨脹，數億農民進城打工，這個新觀念迅速深人鄉村人心，在城里買一處讓家鄉人稱羨的住宅，成為多數二代農民工的奮斗目標。可是，與這人生價值觀念的普遍轉變幾乎同時發生的是，城市房價持續飆升，在其他社會因素的配合下，越來越多的青年人——無論身處城市還是鄉村，也無論有沒有大學文憑——苦惱地發現：照這個樣子下去，再怎么省吃儉用，我也買不起一套房……“住房問題”竟然成就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如此強烈的蠱惑性和破壞力，至少在現代中國的歷史上，這是第一次。

還比如，隨著兩大社會趨勢的日益交匯，一個是人民幣的印發數額持續膨脹，一個是中國人的生活與外幣資本的關聯越來越多，住宅的投資和保值價值迅速被開發出來，屢屢在大小不等的范圍內形成所謂“恐慌性購房”的波動。照理說，生活必需品是不能像黃金、股票一樣，被完全當作投資對象，全部推入市場的，可在今天的中國，住宅恰恰因其是生活必需品，獲得了比大多數非住宅建筑更可靠的投資價值：世道再怎么變，人也得找地方住！“住房問題”的門洞因此大開，許多過去不被視為“居住”要素的事項：股市、匯率、稅制、GDP、政治前景……現在都被攬人其中了。

單是需要住房的人明顯比住房多這一點，并不能令“住房”成為“問題”，只有社會或政府重視這個供需矛盾，采取明顯的行動去解決它，“住房問題”才真正形成。從這個角度看，今日中國的“住房問題”，一開始就不單純是因為“文革”式的政治狀況被廣泛唾棄，主流政治意識明顯改變，城市里早已存在的住房短缺，才引起政府的高度關注；隨之展開的政策調整和行政一經濟措施，也不只是出于解決住房供需失衡這一個考慮，而是包含了多面的其他意圖。

這么來看，其后30年間，“住房問題”逐步成為社會變遷及其經濟、政治和文化后果的一大聚焦點，并且日益壯大，是不足為怪的。它本就不是出自住房短缺這一單一的因素，自然不會隨著大批新住宅的出現而同步縮小。在這種情況下，最近10多年，越來越多出自非房地產學科的分析視線會投射到“住房問題”上來，連我這樣本來是做文學研究、看見數據就發懵的人，都皺著眉頭來討論房地產廣告和住房問題，也就十分自然了。雖然在某些場合，依然需要豎一個單維的分析框架，對“住房問題”做技術性的分析，但總體而言，這實在不是一個以實用的技術性分析可以把握的對象。人文和非實用的社會科學的開闊視野，從歷史、文化、政治、社會、心理、國際交往和城鄉關系等多種角度展開探討，這些視野和探討的持續的互動一一只有做到這些，我們才可能比較充分地理解，什么是今天中國的“住房問題”。

“家”字及其寓意。

我們是從文化研究的角度看“住房問題”的，這個角度大體出自如下的社會判斷：

1990年代開始，中國的巨變，以明顯加速度的方式展開。不到20年，一個前所未見的社會制度/結構基本成形，開始有力地牽引中國的社會再生產。

可以將這個新的社會制度/結構大致分為三個子系統，它們分別從各自的角度致力于中國人的再生產：一是國家政治系統；二是“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系統；三是以“城市式居家”為中心的日常生活系統，它向人提供生存的基本意義，減輕其從前兩個系統所承受的精神和生理壓力。

2000年代初以來，這三個子系統的配合漸趨默契，對中國人的合力塑造也日益深刻。中國雖然存在各種矛盾和失衡，日益全面地遭遇來自“外部”的壓力和阻力，卻依然大體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社會的基本穩定，這個新的社會制度/結構的有效運轉，特別是其子系統之間的互相配合，顯然至關重要。

隨著中國在全球經濟和政治格局中的位置的日益重要，全球——不僅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日益聚焦于中國的新社會制度/結構，及其子系統之間的運作關系。

但到目前為止，研究界對上述第三個子系統一以“城市式居家”為核心的日常生活系統的認識，明顯不如對另外兩個子系統的認識。這個缺失不補上，無論是對新的社會制度/結構的內在肌理，還是對中國社會再生產機制的運行狀況，都很難獲得有效的整體把握。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以“城市式居家”為核心的日常生活系統，既構成新的社會制度/結構之有效運行的一個關鍵環節，也是暴露這個運行難以為繼的一個可能是最醒目的領域。假定GDP導向的經濟增長仍能以減速的方式繼續一段時間，分配機制的嚴重傾斜就會成為社會矛盾的呈現焦點：人們越是習慣于從——以“城市式居家”為中心組織起來的——日常消費中體驗人生的意義，這些年社會和生態方面日益觸目的消費困境，就越會尖銳地暴露上述意義的虛幻。對一個從小就被各方面——父母、教師、電視節目、手機訊息——教育得深信只有進城才有人生的農村青年來說，還有什么能比城市房價，更劇烈地令人絕望？

這就是為什么會形成文化研究的視角，為什么要從這個視角來看“住房問題”了：現行的社會再生產機制，已經將“城市式居家”生活設置成讓人安心的主要領域，乃至支配性文化的第一產區。你要了解今日中國的支配性文化和人民的安心狀況，就自然該選“居家” 生活為考察的首要地點，而如前所述，這生活的第一事項，正是“住房”。

篇幅所限，無法進一步交代上述判斷的依據，筆者只粗略地說一下什么是本文所說的“城市式居家生活”。

最近20年來，中國人的大部分生活內容：求學、就業、休閑、醫療、養生，更不要說戀愛、交友和一般衣食住行了，經由現實規則（經濟制度、政府執法模式、主流媒體/學校教育等）和主觀認知這兩個層面的交互作用，越來越以“居家”為中心而組織起來的。

可以這么來概括“居家”的主要涵義：一是都市的：公寓、轎車、“中產”式的消費能力和趣味，追隨時尚的休閑和娛樂習性，諸如此類；二是非公共的，不僅遠離公共政治，也盡量屏蔽對工作場所的勞資關系的感受的干擾；三是以積極消費為媒介的，把新物件買回家，生活才有新鮮感；四是空間上是擴散的：去購物中心吃喝玩樂，在飯店包廂里聚會親朋，赴東京的三越百貨公司掃貨，乃至去賭場尋求刺激，都是“居家”的一部分。

因此，筆者以“城市式”總命名這個“居家”。即便越來越多的城里人去鄉村尋居所、買老宅，通常也要瓷磚、空調，大拆大裝，依然是比照都市里的公寓樣式和居家趣味。

這樣的“居家”正日益普遍地充當今日中國人孜孜奮斗的終極目標。做習題、選專業、找工作、謀官職、拼命賺錢、貪贓枉法……你問這么做是為什么，大概十之有九，給出的答案不出“城市式居家”的范圍。

這當然絕非都是出于自主的選擇。經濟制度（如房地產市場)、城市擴張、媒體（從紙面到網絡）運作、政治記憶……所有這些都合起來，威逼利誘，把人往“城市式居家”的方向趕。

惟其如此，“城市式居家”才有組織中國人生活的這么大力量。也惟其如此，這樣的組織過程才不但普遍發生于城市，也越來越廣泛地從城市擴展到鄉村，不但構成支配性意識形態/文化得以形成和擴散的關鍵因素，也促就城市生活的主流模式對鄉村世界的深刻重構。

最近20年間，在上述社會和城市變化的過程中，一線大城市具有明顯的帶頭作用；與此相應，在“城市式居家生活”的形成和擴展過程中，都市青年堪稱最具風向標意義的群體。

從上述這樣的文化研究的角度，可以看出今日中國“住房問題”的若干特別的地方。

比如，與購物中心里那些人聲鼎沸的餐館和影院不同，“住房”和“居家”狀況清楚地提示了都市青年在日常生活中的被動位置。這一被動不僅來自實際的情形：雇傭勞動強度的普遍增加，愈益強悍地制約他們的作息時間，越是低收入的群體，在睡眠上越是被動；來自家庭一主要是父母的支援，也愈益成為決定他們能否買房和安家的關鍵因素……還來自都市青年的主觀認知：他們普遍覺得，“家”的一項必備條件，就是得有穩定的工作或不低的收入，可同時他們又確信，他們的經濟狀況主要不取決于自己的努力，而是取決于那些個人無法控制的社會因素……

不僅如此，“住房”和“居家”狀況還呈現了這一“被動”的深刻程度。比如，都市青年雖然樂意、實際上也普遍與父母分開居住，其中大部分人同時形成了對父母的日常經濟支援的不同程度的依賴。這一狀況，正在不知不覺間深刻地改變代際之間的交往關系，將其導向一個與譬如15年前幾乎相反的方向。倘若說1990年代中期開始，相當多的城市青年深信搭上了“市場經濟”的順風車，在“父母一自己一子女”這一代際接棒關系中，理當處于強勢位置，今天的新一代青年中，卻有越來越多的人表現出相反的情狀：一方面是對長輩的經濟依賴的遲遲得不到減弱，另一方面是自己的生育愿望的日益普遍的低落，如果這二者形成持續的循環，它的社會后果一定是驚心動魄的。

難怪我們問卷的受訪者（都是25-42歲的青年人）在展望未來的時候，多是感嘆時光流逝，青春不再，父母衰老，未來不可“宅”：人生態度的趨于消極，相當觸目。

更值得注意的是，都市青年對于居家生活的物質的追求，并沒有因此放松，相反，通過全情投人對“家”的物質條件的辛苦營造，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似乎正日益自覺地努力轉化自己對上述被動的體認，不但繼續從中感受被逼無奈的苦惱，也同時從中發掘值得追求的生趣。

在這一方面，他們顯然得到了新的社會風尚的極大鼓勵：1990年代初以來，我們這個社會的文化趨向的一大變化，就是一系列“物=意義”的新等式的涌現和重返，及其日益穩固的普及：“高收入=人生成功”、“購物=享受自由”、“出手闊綽=浪漫風流”、“佩戴iwatch=與時俱進”……依據可標價的物品去確認人生價值。這樣的習性，差不多已經構成今日中國人情感結構的核心部件了。在這樣的情形下，秉持“買房=成 家”和“成家=人生成功”的信念，每日孜孜，為購房而縮減，甚至放棄其他的生活內容和責任，并由此體會奮斗的樂趣，在許多時候，甚至不覺得人生的欠缺和被動：這樣的精神和心理進向，正是會普遍展開的吧？

知道房價已經竄上了自己不可能夠得著的高度，卻依然習慣性地憧憬買房、努力體會攀高的快感：正是在這里，凸顯了今日社會對“弱者”的無情的定義。100年前梁啟超等熱烈呼喚的、自任天下之重的革命“少年”，現在似乎被全力籌攢購房款、至多上網“圍觀”十分鐘的“居家”青年取代了。憤恨于老板或長官的壓迫，想大叫一聲“老子不干了”，卻忽然記起每月要還的房貸，一下子軟了下來：類似這樣的情形，你我肯定都不少見。

這是影響深遠的巨變，應該給出入情入理的解釋。 在筆者看來，“城市式居家生活”的視角所呈現的“住房”景象，已經提示了可行的方向：從人與“物”的關系，尤其是人對“物”的感知習性的變化人手，去把握都市青年在新的社會結構中的位置。這位置并非單由其實際的政治和經濟狀況所決定，而是有越來越大的部分，最終確定于他們的精神和文化狀況，確定于他們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證和銀行卡。因此，循著這一路向展開的探究，有很大的可能，比那些主要根據政治地位、經濟收入等一般指標展開的分析，更多地揭示都市青年受制于現實秩序的復雜情狀和深刻程度，以及建基于這些之上的內部的差異。（未完待續）

［本文旨在介紹上海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一項調查問卷和主要在此調查基礎上形成的分析報告《1990年代以來上海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很多文字取自該報告由作者執筆的“緒言”和“結論”部分。報告全文可見《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9期附送的特刊。本文與上述調查和報告，同屬于上海市教委的重大創新項目“今日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1990年代以來新的文化生產機制分析”（12ZS090）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注釋：“特別感謝上述調查和報告的其他四位作者：羅小茗（問卷的主要設計和報告的第二章、第三章之第1-3節和第四章之第1、2、4節的執筆）、郭春林（報告第一章的執筆）、朱善杰（報告第三章之第4節的執筆）和高明（報告第四章之第3節的執筆）。當然，本文具體展開的分析，一定有很多并不體現我與上述四位執筆者的共識，其中的不當之處，由我個人負責。”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9期，澎湃新聞獲授權刊發，略有刪節，此為上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