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革稅收和貿易規則以應對氣候變化？

11月12日， 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辦的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漸進尾聲，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副教授杰西卡·F.格林（Jessica F. Green）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網站撰文批評本次大會取得的進展“微不足道”。作者認為，當前的氣候合作方式與危機的嚴重性不相稱，真正嚴肅的應對需要重寫資本主義規則，而非《巴黎協定》式的漸進主義。國際貿易和金融機構應取代《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成為氣候政策的中心。

2021年11月5日，英國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第26次締約方會議持續舉行。

格林首先批評COP26收效甚微。她寫道，當外交官、活動人士和記者開始陸續走出談判大廳時，有充分的跡象表明，這次年度會議未能取得成果。政客們不斷宣稱，世界正處于氣候危機之中，但事實證明，他們沒有能力采取應對氣候危機所需的果斷行動。他們沒有兌現11年前在第1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16）上提出的為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資金的承諾。2015年通過的《巴黎協定》的最終規則也未能敲定。截至撰寫本文時，有53個國家要么沒有提交新的溫室氣體減排承諾，要么沒有按照《巴黎協定》的要求提高最初承諾的力度。在COP26上推出的一系列新舉措只取得了微不足道的進展：目前的一系列承諾與巴黎會議設定的目標——將升溫控制在比工業化前水平高出1.5°C——之間仍存在巨大差距。到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氣溫將上升2.7°C。

格林認為，UNFCCC將氣候變化視為一個可以通過測量和控制排放來解決的問題。但真正的問題是資產重估（asset revaluation）——認識到氣候變化和氣候政策如何改變資本和勞動力的價值。改革經濟活動的治理規則從根源上解決了這個問題。通過將氣候議程帶到世界貿易組織（WTO）、二十國集團（G20）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議事大廳，決策者們有機會擴大他們可用的工具，并遏制氣候妨害者——化石燃料和采礦公司、重工業以及其他可能因激進的氣候行動而蒙受損失的大型排放國。通過這些機構的行動，政府可以確保國內的經濟利益，這是建立公眾對持續脫碳的支持所必需的。

格林斷言，稅收政策即氣候政策。長期以來，政策制定者一直在討論，將碳稅作為氣候政策的一種工具。但是，在廣泛意義上，稅收改革就是氣候政策。目前各國稅收體系的拼湊接合，使得跨國公司能夠將他們的財富轉移到稅率最低的國家。這種被稱為“離岸交易”的做法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氣候變化。跨國公司直接利用離岸交易將資金輸送給加速氣候變化的公司，比如對亞馬遜森林砍伐負有責任的公司。間接地，離岸交易降低了稅收負擔，使化石燃料行業保持豐厚的利潤，并有能力維持龐大的游說預算。這些公司有著劣跡斑斑的歷史，它們先是否認氣候變化的科學性，然后又向立法者施壓，阻止激進的氣候政策。同時，其逃避稅收的行為也侵奪了國家本可用于氣候項目的財政收入。據保守估計，全球各國政府每年因離岸交易而損失的總收入約為5000億美元。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尤其容易受到企業逃稅的影響。

對離岸交易行為越來越嚴格的審查——包括通過潘多拉文件（Pandora Papers）等調查報告項目，終于促使各國采取行動。上個月，經過數年的談判，136個國家和地區同意將全球企業所得稅的最低稅率定為15%。待到條約成功簽署，該協議將于2023年生效。

這項協議可以成為氣候政策的重要工具。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預計，每年1250億美元的應稅利潤將被“重新分配”——換而言之，匯回利潤產生的管轄區，而非公司登記最低稅率的地方。政府可以利用額外收入投資氣候友好型技術和基礎設施，并增加衛生、老年人和兒童護理等低碳部門的支出。但不能保證政府會以這種方式分配資源，公眾有責任要求他們這樣做。

然而，就目前的版本而言，擬議中的條約存在許多嚴重缺陷。值得注意的是，該協議涉及再分配的部分包括對采掘業的豁免。這一措施可確保通常擁有這些產業的發展中國家不會被剝奪稅收。但它也將為許多發達國家的公司提供優勢，在這些國家，采掘業繼續行使政治權力以延緩脫碳進程。除了最近的公司稅協議之外，稅收規則改革的未來方向應側重于最大限度地從采掘業征稅。

格林還提出，要終結投資者優勢。改革外國投資法是在UNFCCC之外推動脫碳的另一個手段。目前的規則旨在保護化石燃料行業的資產。通過一套被稱為“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ISDS）的條約，跨國公司可以起訴那些被成功證明國內法規阻礙外國投資的國家。當保護氣候的政策阻礙了投資時，化石燃料公司利用這一機制起訴國家政府并尋求賠償。

自2013年以來，在通過ISDS的所有案例中，大約20%涉及化石燃料行業。其中一些案例還帶來了豐厚的賠償。例如，雪佛龍公司與厄瓜多爾政府公司之間的長期爭端在2011年結束，厄瓜多爾向世界上最大的化石燃料公司之一支付了超過7000萬美元的賠償。在拜登政府撤銷了Keystone XL石油管道的建設許可后，石油和天然氣基礎設施公司TC Energy于2021年7月發布了一份通告，稱將尋求150億美元的賠償。案件還有待裁決，但若在ISDS勝訴，可能會給TC Energy帶來一筆意外之財。

值得注意的是，企業要延緩脫碳政策，并不需要真的在這一機制中勝訴。訴訟的威脅足以制造一種“監管威嚇”（regulatory chill），阻礙各國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計劃。如果各國真的想實現《巴黎協定》目標，它們應該退出《能源憲章條約》和其他包含ISDS條款、沒有明確考慮可持續發展的協議。在不完全退出的情況下，這些條約的締約方應該引入改革，允許各國援引氣候法規作為禁止投資的合法基礎。

格林繼續設想“一種良性的貿易歧視”。她認為，WTO改革也能轉變多邊氣候政策的勢頭。該貿易組織目前禁止各國保護其新興的可再生能源產業免受外國競爭，要求使用本地部件的可持續能源項目違反了WTO規則。例如，安大略省在2009年制定了一項關稅計劃，該計劃旨在大幅擴大該省的可再生能源產能，同時通過當地采購要求提供就業機會。隨著其他地方類似計劃的發展，安大略的政策被提交到WTO爭端解決體系，并被發現違反了全球貿易規則。然而，有證據表明，“本地化”條款的就業和其他經濟效益可以擴大公眾對氣候政策的進一步支持。允許各國在制定綠色投資決策時考慮到這些目標，可以加快脫碳進程——但前提是全球貿易體系的改革。

一些人主張將碳關稅作為加強氣候政策的一種有用的、符合WTO規則的工具。這一體系將允許已經采用碳價格的國家對從沒有采用同等碳價格的國家進口的產品征收關稅。這個設想旨在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讓各國不會因為應對氣候變化的進取心而受到懲罰；國內政策寬松的國家必須提高本國的碳價格，從而與貿易伙伴的價格相匹配，否則將面臨進口關稅。

今年夏天，當歐盟宣布有意建立碳關稅時，這種“氣候俱樂部”離現實又近了一步。它的實施將是一項龐大的監管任務。除了加州有關電力進口的規定外，從未有過類似的政策——當然也趕不上歐盟提議的規模。一個健全的體系將需要強有力的行業基準來計量產品中“包含”的碳量，以及一個龐大而稱職的官僚機構來計量關稅和發放配額。

最終，碳關稅的有效性將取決于這個新“俱樂部”中最堅定的成員的政策。碳價格必須設定在足夠高的水平，以使它們產生的關稅將促使其他司法管轄區采取更加進取的政策。然而，到目前為止，碳價格仍然低得驚人，而且有證據表明，它們減少的排放量有限。簡而言之，在滿足一系列條件之前，碳關稅只不過是全球供應鏈上的另一個程序障礙。

貿易制度還可以通過取消關稅來催化重大的氣候行動。在COP26前夕，美國和歐盟宣布了一項針對鋼鐵行業的國際脫碳政策，這是此類政策中的第一個。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期間發動貿易爭端、雙方提高進口關稅后，美國和歐盟各自同意削減對方鋼鐵和鋁產品的關稅，同時繼續對“更臟”的鋼材生產國征收關稅。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實際上都在進行綠色貿易歧視，它們賭的是兩者加起來的綜合權重將使該政策能夠解決向WTO提起的任何法律訴訟。重要的是，美國鋼鐵行業及其工會支持這項措施，這表明，貿易政策可以既成為一種政治上受歡迎的手段，又能夠制定有效的氣候政策。而且可能還有更多的機會以這種方式運用貿易協議。

格林最后呼吁為應對氣候變化而動員，她提出了激進的方針：如果以迫在眉睫的氣候危機所要求的速度進行脫碳，《巴黎協定》就不能繼續作為國際合作的主要論壇。國際貿易和金融規則必須重寫，以建立一個雄心勃勃的、政治上可行的氣候議程。這意味著改革稅收政策，確保阻礙氣候政策的、富有而強大的行動者付出他們公平的份額。它涉及取消過時的規則，這些規則向造成環境退化的跨國公司提供不適當的投資保護。它還要求放松貿易限制，以便讓各國建立推動脫碳的良性貿易歧視。

與當前的多邊進程相比，將氣候政策轉向貿易和金融機構有一個關鍵的優勢：有可能獲得廣泛的政治支持。任何成功的氣候行動都必須從國內層面的政治動員開始。大多數人對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沒有強烈的感覺，但他們非常關心穩定的就業、負擔得起的醫療保健、清潔的空氣和水。公眾的需求，加上對氣候危機日益嚴重和成本不斷上升的認識，為推動各國政府采取與危機規模相稱的行動提供了最佳機會。對大公司征稅，提供穩定的就業機會，促進清潔能源，這些政策得到了許多國家的廣泛支持。它們不需要被框定為氣候政策，但在推進時必須牢記氣候目標。最終，為工人階級提供物質利益的氣候政策，而非要求緊縮的氣候政策，既可以擴大對脫碳的政治支持，也可以為確保子孫后代擁有一個宜居星球的全球議程奠定基礎。

好萊塢的東方主義與阿拉伯世界無關

近期上映的丹尼斯·維倫紐瓦執導的美國科幻電影《沙丘：第一部分》再次引發了好萊塢（歪曲）表述阿拉伯人、穆斯林和伊斯蘭教的棘手問題。好萊塢對后者形象的歪曲令影評人——尤其是來自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大為光火。

11月10日，哥倫比亞大學伊朗研究和比較文學教授哈米德·達巴什（Hamid Dabashi）在半島電視臺英文網撰文認為，好萊塢的東方主義與阿拉伯世界無關，它只關乎美國自己的世界。

達巴什認為，是時候認清現實并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好萊塢”作為一個抽象概念，實際上是在歪曲所有人。它沒有對真理的承諾，而是通過欺騙世界來賺錢。印第安人、非洲裔美國人、阿拉伯人、亞洲人、拉丁裔、穆斯林、非洲人……地球上每個人都是被歪曲的，原因很簡單，作為一個工業，好萊塢的中心站著一個真實的、虛擬的或虛構的白人敘述者，告訴世界：他是真理與智慧、歡樂與娛樂的尺度。

《沙丘》海報

《沙丘》現在正在做的，不過是用最新的視覺效果和最先進的精湛數字技藝做一小部分的歪曲表述。故事改編自美國作家弗蘭克·赫伯特1965年的科幻小說，背景設定在遙遠的未來，處于一個星際反烏托邦之中。1984年，大衛·林奇將這部小說拍成電影，令評論家們大失所望。但是，丹尼斯·維倫紐夫2021年的改編獲得了很多贊譽，幾乎所有人都對這部電影贊賞有加，除了一些阿拉伯和穆斯林影評人——他們認為這部影片歪曲了他們的形象，其核心是對白人救世主的幻想。

它確實是。這是典型的白人救世主幻想，但那又怎么樣？這跟我們有什么關系——穆斯林、阿拉伯人、伊朗人、巴基斯坦人、土耳其人、印度人，還有他們口中的“東方人”？ 一位美國白人小說家、一位加拿大白人電影制片人和一家總部位于加州伯班克的大眾傳媒公司傳奇影業認為，整個宇宙需要一個像蒂莫西·柴勒梅德（《沙丘》男主角扮演者，白人演員）一樣的白人救世主。這跟我們有什么關系？給他們所有的力量！

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追在這些電影后面，問你為什么歪曲我們，或者為什么在沒有任何承認的情況下借用伊斯蘭教，或者為什么選擇白人演員而不是第一代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或一個埃及“穆罕默德”，這就像我們波斯語里說的，“從錯誤的一邊吹響了號角”。

達巴什強調，道具并不是人。他認為，在這些作品中，“阿拉伯人”并不是真實的人，《沙丘》中的厄拉科斯人并不是故土上的伊拉克人。他們是比喻的（figurative）、隱喻的（metaphoric）和轉喻的（metonymic），他們不過是美國東方主義文學史的一種提喻法（synecdoche，用局部代表整體或用整體代表局部的修辭手段），他們是白人敘述者用來講述勝利故事的借喻-模型（tropes–mockups）。

如果我們開始與這些虛構的白人傳話人（interlocutors）爭論，并告訴他們，我們實際上不是他們所想的那樣，整個世界就會掉入陷阱。這不僅僅是一場失敗的戰斗，而是一場錯誤的戰斗，這里不是真正的戰場。

達巴什寫道，你不能用批評性的爭論來對抗好萊塢，你要和黑澤明、薩蒂亞吉特·雷、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埃利亞·蘇萊曼、努里·比格·錫蘭、穆菲達·特拉特利、烏斯曼·塞姆班、小津安二郎、吉列爾莫·德爾·托羅、邁·馬斯里等等一起對抗好萊塢。你不會與歪曲表述作斗爭，而是展示、慶祝、潤飾那些作為藝術作品的表述。

如果選擇里茲·阿邁德（巴基斯坦裔英國演員）或戴夫·帕特爾（印度裔英國演員）或拉米·馬雷克（埃及裔美國演員），而非蒂莫西·柴勒梅德作為《沙丘》的主角，會有什么不同呢？這樣做能解決問題嗎？

我們要對付的是好萊塢的一個巨大機器，它不斷圍繞自身旋轉，產生更強烈的幻想，以保持它是宇宙中心的錯覺。如果把西德尼·波蒂埃（黑人演員）或丹澤爾·華盛頓（黑人演員）扔給它，它仍然會消化他們，并吐出同樣的妄想癥幻想作品。因此，如果你想與那臺機器作戰，你需要改變傳話人——選擇一個不同的講故事的人，離好萊塢最遠。黑澤明或小津安二郎的一個快門就能融化好萊塢的雪山。你不能用裝點門面的奶油泡芙（cosmetic creampuffs）來改善謊言，你要用真理來矯正鏡頭。

已故的杰克·沙欣（Jack Shahin）用他寶貴的一生記錄了好萊塢的這種濫用行為。他在2001年出版的《壞阿拉伯人：好萊塢如何中傷一個民族》（Reel Bad Arabs: How Hollywood vilify a People）一書中展示了自己的發現，這本書在2006年被拍成了紀錄片。多年來，其他更詳細的對此類歪曲表述的批評也不絕于耳。為了什么目的?

一切始于1921年。這一年10月，無聲浪漫劇《酋長》（發音像法語“Chic”，意為“漂亮的，時髦的”）在美國和歐洲首映。 在接下來的 100 年里，從 1921 年到 2021 年，從《酋長》到《沙丘》，好萊塢有一個球——它生產并推動了一個又一個關于阿拉伯人和更廣泛的伊斯蘭世界的妄想癥幻想作品。但這與我們這些真正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有什么關系？

達巴什認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需要問自己的問題，正是詹姆斯·鮑德溫（黑人作家）半個世紀前問過的問題——揭露白人的黑暗潛意識：

“首先，你必須問自己一個問題，”鮑德溫說，“白人也必須問自己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么需要黑人（Negro）。因為我不是一個黑鬼（Nigger），我是一個人。但如果你認為我是黑鬼，那就說明你需要它，因此你得找出原因。國家的未來取決于此。”

今天，阿拉伯人和穆斯林需要扭轉這個問題，問問自己，為什么不可救藥的種族主義文化對他們的看法，對他們來說如此重要？為什么他們會如此關注好萊塢對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或其他任何人的描述？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越是遲遲不以鮑德溫的方式問同樣的問題（只需要把“黑人”換成“阿拉伯人”），他們越是悖論式地延長白人至上主義的好萊塢折磨他們的能力，對他們實施認知暴力，讓他們處于守勢，并讓他們質疑自己是否如好萊塢認為的那樣。

“《沙丘》是白人救世主的敘事嗎？”大多數阿拉伯或穆斯林影評人都在問自己。當然，它就是，所以呢？當然，好萊塢在這個時代又找到了一個風度翩翩的魯道夫·瓦倫蒂諾（1921年電影《酋長》男主角）在《沙丘》中拯救“阿拉伯人”，還有別的嗎?

“弗蘭克·赫伯特的小說取材于伊斯蘭教，”他們還說。弗蘭克·赫伯特沒有做到，僅憑管中窺豹，他并不能分辨什么是“伊斯蘭教”。他借鑒了東方主義者對伊斯蘭教的幻想，而不是伊斯蘭教。沒有兩個穆斯林能就伊斯蘭是什么達成一致，更別說兩個好萊塢的東方學家了。

達巴什寫道，我看了大部分好萊塢關于伊斯蘭世界的幻想，但我在其中沒有發現任何與我是穆斯林或伊朗人有關的東西，什么都沒有。這些電影就像我偶爾看到的魯米（伊斯蘭教蘇菲派圣哲、詩人）作品的英文翻譯。雖然我花了一生的時間來閱讀和教授魯米，但是看著這些“翻譯”，我永遠也說不出原詩是什么。因為魯米的英文“翻譯”實際上是善意的美國人的虔誠行為，他們試圖找到一種出自魯米之手的體面的“精神”方式，我覺得對美國人來說，這沒有錯。然而，這與我無關，也與任何讀過魯米作品原著的人無關。

多年前，我在2009年出版的《后東方主義知識與恐怖時代的權力》（Post-Orientalism Knowledge and Power in a Time of Terror）一書中寫道，在愛德華·薩義德輝煌的一生中，他腦海里始終盤旋著一個虛構的白人傳話人。他試圖說服他，巴勒斯坦人被冤枉了，除非這個虛構的人物完全相信巴勒斯坦人確實被冤枉了，那么巴勒斯坦人就沒有被冤枉。

但我們受夠了那個坐在我們最優秀的批判性思考者內心的虛構人物。也許巴勒斯坦事業最雄辯的發言人在臨死時并不相信他已經說服了自己想象中的虛構人物，這是他一生中最殘酷的事實。我們早已改變了那個傳話人，我們不再和他對話了。他是虛構的，他不是真的。

達巴什最后寫道，分隔東西方、好萊塢和寶萊塢的邊疆小說已經溶入了賽博空間。在現實中，白人救世主的幻想可能會取悅白人觀眾的幻想，但它們與整個人類無關，在現實中毫無意義。他們需要白人救星，這是一種精神病傾向。我們只能祝愿他們早日康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