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倭名將戚繼光，有馳騁沙場的勇武，也不乏文人風骨，敬重各種富有才華的人。他在河北練兵時，兵部左侍郎汪道昆以一封親筆介紹信，讓一位名為何震的篆刻家來軍營拜訪。

戚繼光日常能書善文，所以對何震“近代名手，海內第一”之名早有耳聞，如今本尊來訪，他很是欣喜，專門備下酒席，并邀請幾個將軍和擅長書畫的幕僚前來作陪，還在席間盛情介紹何震是可與文彭齊名的大家，如今攜帶上好凍石前來，在座諸位如有需要，可以直接與何先生洽談。主帥如此盛贊，底下人就算為了逢迎也得積極配合，于是全軍營上下都以求得何震一印為榮，何震也就賺得盆滿缽滿。

（明）文彭款印，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雖說與文彭齊名是何震成就的標簽之一，但論及資歷和淵源，文彭算是何震的老師，也是吳門印派的開創(chuàng)者。燈光凍石刻印就是文彭的創(chuàng)舉。可以說如果沒有文彭，何震乃至其后一批印人的聲名與成就恐怕也不能達到如斯高度。

文彭，字壽承，號三橋，他還有一個弟弟叫文嘉，而父親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徵明。一般來說，父親的成就總是兒女們難以逾越的大山，更不用說文徵明精通詩畫書文，造詣的廣度與深度縱是放眼四海、遍歷千年也少有人能與之比肩。文彭和弟弟雖然從小濡染家學，勤奮刻苦地習字練畫，但就算已是精通書畫和鑒藏，也總要被加上這樣的評價——“工力遠不及父”。

（明）文彭《草書五律詩軸》，南京博物院藏

所以要想在詩文或書畫上超越父親文徵明，打響自己的名號，實在難如登天，然而似乎是冥冥中自有注定，即便父親在眾多方面已經臻于極致，卻還是有余地留給文彭——印。

由詩、書、畫、印所構成的整體審美，其實形成得并不早。印之一事，最早與文人幾無關聯(lián)，作為權威的官印多為金屬玉石質地，自有專門的工匠負責。到了唐代，唐太宗收藏書畫時以“貞觀”為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引起眾多藏家效仿，于是就有了鑒藏印。雖然這其中也有私人定制的印章，但到底與文人風雅關系不大，甚至唐朝近三百余年間，書畫名家不少，卻沒人想過在自己的字畫上蓋印。正是唐太宗興起的鑒藏印之風，讓世人逐漸認識到往書畫上蓋印的合理性。

（明）文彭《致錢榖札》，上海博物館藏

（明）文彭《致錢榖札》，上海博物館藏

信札前面略說了朋友之間的近況瑣事，其后都是與錢榖討論新近見聞的書畫、印章、古玩，因為錢榖喜歡收藏書籍，也告知他一些稀有的圖書的訊息。

到了宋代，書畫款印在各大名家的積極推動下終于流行起來，擅畫竹的文同會在自己的畫上蓋“文同與可”“東蜀文氏”，歐陽修則在尺牘上蓋“六一居士”，米芾甚至可能有百枚以上的私章，喜歡在一件作品上連用數(shù)印。這么看來再往后乾隆皇帝狗皮膏藥般的“蓋章癖”倒也不是無跡可循。

不過，直到明代萬歷年間，在自己的書畫上加蓋印章才成為約定俗成的定則。文人用印的需求大大增加，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印材的革新改進，讓文人不需費太大力氣就可以自己刻印，這樣的功勞無可爭議地歸于第一個將青田凍石用于刻印的人——文彭。

據(jù)《印人傳》記載，文彭一開始治印，都是自己畫好圖樣，然后委托南京一個叫李文甫的匠人刻印。匠人會忠實地再現(xiàn)客戶要求的圖樣，卻不會融入靈感與巧思，哪怕是文人想要再增刪哪些細節(jié)，也不好操作。機緣巧合下，文彭在官居南京國子監(jiān)博士時，有一日路過西虹橋，見到一位老人。老人背著兩筐石頭，還帶著一頭毛驢，驢身上也馱著兩筐石頭，共計有四筐。老人正與小販爭吵，文彭聽了半晌，就上前詢問，老人說是小販答應他要收購石頭，他辛辛苦苦從江上把石頭采來，還想要點運費，沒想到小販就是不肯答應。文彭聽罷，又仔細看了看石頭，干脆地說：“你們別吵了，石頭我照價買下，運費按兩倍算給你?！?/p>

（明）文彭《行書七言詩》，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于是文彭就得到了四筐青田石，回家鋸開一看，在燈光下石頭晶瑩奪目，其中優(yōu)質的就是如今所謂“燈光凍石”，稍差點的也是當時的老坑礦石。這些青田石原本是做首飾用的，此前尚未有人想到能將之做成印章。文彭的一次不經意的嘗試，沒想到竟為無數(shù)文人與印人尋到了契機。

不過，這個故事在仔細推敲之下，還是有站不住腳的地方——文彭就任南京國子監(jiān)博士時，已是七十二歲的老人，到這時才開始用青田石親自刻印，恐怕不太可能。然而用青田石刻印一事與文彭的關系，也算沒什么爭議，只能說故事在多方轉述中總有失真謬誤，大體上事實應該是沒錯的。

其實早在元代，印學就已初見端倪，趙孟頫據(jù)說是第一個親手執(zhí)刀刻印的文人，并倡導“古雅”“質樸”的印章美學，錢選則是元初編制印譜第一人，王冕更是在畫梅之余，發(fā)現(xiàn)了可以用花乳石來刻印，“石章時代”早已開啟。只是王冕并無傳人，他去世一百四十余年后文彭才出世，這才又想起來以石刻印這回事。青田石作為印材的優(yōu)勢很快被文人接受，其中優(yōu)質的燈光石身價自然水漲船高——“石之貴重者曰燈光，其次曰魚凍。燈光之價，直凌玉上,色澤溫潤，真是可愛?！?/span>所謂燈光石就是純凈無瑕，瑩潔如玉，被光照到時燦若燈輝的上好青田石，但如果這樣的石頭內有瑕疵，就只能降一等成為魚凍石。一時間，選石品石，治印評印，蔚然成風，文彭作為開山鼻祖，地位超然。

（明）文彭款印，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不過，盛名在外并不會讓文彭忘乎所以，文氏家學讓他從小時候起就清楚而深刻地記住了，要謙遜勤懇，堅守本心。就像曾有人認為沉迷書畫這樣的文藝活動是玩物喪志，并以此譏諷文徵明時，文徵明的回答：“人有能有不能，各從其志可也?！?/span>

文彭與文嘉之名，是文徵明的摯友沈周起的，“彭”“嘉”兩字中都有“士”，大概是父輩們希望兄弟二人能成為出色的文士。到了應試的年紀，文徵明還告訴他們，能進場答完試卷就是萬幸了，至于能不能中自有定數(shù)，不必介意。文彭不管是潛心備考，還是醉心藝苑、四處奔波，文徵明都盡力支持。甚至文彭之妻去世后，文徵明為了能讓文彭安心，將年幼的文彭次子文元發(fā)帶在身邊親自教養(yǎng)。文元發(fā)長大成人后，依然仕途不暢，但秉性不改，一有機會就要為民請命，改革弊政，終因不愿攀附權貴、媚上欺下而在官場無處容身，可他依然堅信：“人之操行，當以不欺為本?！?/span>

（明）文嘉《碧樹晴波軸》，故宮博物院藏

文家?guī)状锊粷M二頃，屋僅除風雨，但世代傳承的精氣神讓文氏的佼佼者們永不迷失。對于文彭兄弟來說，文徵明是家族的支柱，學藝道路上的出色榜樣，是開明慈愛的好父親，是人生的動力來源和堅實后盾。文彭認同元代以趙孟頫為代表的美學觀念，以六書為準則，師法秦漢，力求傳承古意，甚至刻完一方印章后，他會將印放于木匣中，讓書童反復搖晃木匣，印章與木匣碰撞，表面出現(xiàn)裂紋，剝落下碎塊，就呈現(xiàn)出古舊的樣子。但在父親文徵明的影響下，他也反對一味摹古，對前人作品中詰屈盤纏的弊端也沒有好感，盡力以秀潤補之，明快的刀法和清雅的格調讓世人耳目一新。

（明）文彭《千字文》，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印的好壞，有標準稱：“有筆無刀，妙品也。有刀無筆，能品也。刀筆之外而有別趣，逸品也?！?/span>在治印一事上，刀與筆是同等地位，能夠運刀如筆、別有神韻逸趣是最高級別，已然不是尋常匠人所能勝任的。文彭力求以刀代筆的極致，于是專心研究六書，何震與他志同道合，于是拜入文彭門下，兩人亦師亦友，一聊起治印就沒完，直至徹夜不休。何震也說：“六書不精義入神，而能驅刀如筆，吾不信也！”

（明）文彭款印，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文彭六十歲時，突逢柳暗花明——他入選國子監(jiān)，又在七十二歲時任南京國子監(jiān)博士，因此世人多稱他為“文國博”。官職為文彭在交流上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治印的名聲也隨之越傳越廣。本來文彭兄弟得益于文徵明既有的名譽，與項元汴家族之類的著名文人、鑒藏家都有來往，如今仕途有成，更是錦上添花。但是文彭治印，只為雅趣并不圖以此牟利，也像父親一樣自矜身份，輕易不賣印或接受委托。

（明）唐寅《采蓮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明）唐寅《采蓮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明）唐寅《采蓮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明）唐寅《采蓮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唐寅畫圖中采蓮景；文彭草書《采蓮曲》；項元汴畫圖中小景。

后來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前來南京拜訪文彭，從文彭這里得到了百來塊凍石，為了物盡其用，他將這些凍石分作兩半，一半交給文彭，一半交給何震，拜托他們用這些石頭給自己刻章。幸運的是他如愿以償，為作報答，他提出可以帶何震前往北方軍營游歷。明代多啟用文人擔任將領，所以不少將領都熱衷詩文書畫，何震的印章他們一定會喜歡。于是何震將家眷托付給文彭照料，自己隨著汪道昆北上，果不其然名利雙收。而文彭所到之處，也是“三橋在此，三公而下，無不倒屐迎之”。文彭治印的風格以其字號為名，被稱作“三橋派”，或者比照“吳門畫派”而得名“吳門印派”，學習者都以文彭為正宗，更以“得文氏之傳”為標榜。

（明）《明人便面書冊》之《周天球、文彭、居節(jié)、錢榖、彭年書詩》，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然而需求巨大的市場，不可避免地魚龍混雜。當時的蘇州閶門是極其繁華的書畫骨董市場，充斥著大量只圖名利不計內涵的投機者，他們既全力推銷假字畫假古董，也使盡渾身解數(shù)要賣出自己的字畫和印章，能涂幾筆山水，就掛出來要賣錢，甚至大字沒識幾個，就敢開印肆為人刻印，一旦被質疑就“假托鐘鼎，借形魚鳥”，明目張膽地欺負外行不懂行情。由于刻印的內容已無限制，不少人隨心所欲，亂刻“二千石孫”“天子門生”“江南第一風流才子”之類的內容，貽笑大方而不自知。

文彭與何震耗盡畢生心血，不僅不能扭轉時風，反而他們也不可避免地深陷其中——何震去世后僅二十余年，他存世的印章就與真正的古玉銅器是一樣的價位，文彭傳世印章不多，反而為作偽者提供了操作空間，“好事者多不識也，寶而藏之。三橋有知，能無齒冷”。

（明）“閑鋤明月種梅花”印，故宮博物院藏

從篆刻風格看應是清人托名偽刻，并非文彭本人所制。

不過關于文彭真品的故事，卻有相當有名的一則，出自汪曾祺的名篇《歲寒三友》。賣畫為生，過著清貧生活的靳彝甫，守著三塊田黃石章，就覺得苦中有樂，對世界毫無抱怨，其中一塊赫然就有文彭刻的邊款。家里遭了火災，他只揣著這三塊石章逃生，還有收藏家開高價來賣，他怎么也不肯賣。然而，當動蕩的時局下，兩個摯友被逼得家徒四壁，絕望得只能尋死時，他毅然將三塊田黃石章全賣了，換了兩百大洋，給兩位摯友一人一百，自己則分文未留。

人們說，汪曾祺是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這故事或許是杜撰而來，但個中情懷與精神，如與數(shù)百年前的愿景遙相呼應，也就像運刀如筆的文彭，真的刻下過這么一方了不起的印章。

原作者：沈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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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王維《萬歷年間江南地區(qū)文人生活中的篆刻世界》

劉丹《關于文彭篆刻藝術形成原因的思考》

毛艷秋《明代蘇州文氏家族筆記研究》

胡松洋《文彭書畫篆刻藝術芻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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