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當下全球化的“高度流動性”挑戰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暉。

近日，《文匯講堂》公眾號整理刊發了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暉不久前在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六十周年院慶活動上的演講：《承認什么，何種政治——關于“文化與公共性”問題的再思考》。汪暉曾和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共享2013年度“盧卡·帕西奧利獎”，其思想學術總能引起思想界熱烈討論和社會廣泛關注，此次講座現場也空前火熱。

汪暉提及自己接到演講任務時正在歐洲，巴黎、慕尼黑的槍聲和難民給德國帶來的尷尬讓他回想起1990年代美國人文學術界關于“全球化可以蕩平差異化”的樂觀共識，但隨著全球化進程和文化混合的深入，并沒有出現文化共存、多種多樣、蕩平差異的結果，沖突仍在持續，現階段對全球化的認知態度從積極樂觀逐漸向相對悲觀過渡。

他指出，英國歷史學家、馬克思主義學者霍布斯鮑姆在千禧年出版的《斷裂的年代：20世紀的文化與社會》一書中曾對全球化的時代做出了“文化共生世紀”的判斷。霍布斯鮑姆認為當時的全球化造就了休閑旅游、自愿或被迫的移民（如出國留學潮和難民潮）以及全球化生產和消費帶來的移民這三種類型的人口流動模式，并抱有“每一個人可以生活在三重世界中，自己的、移居的，全球的世界”的信心。但16年后的今天，移民問題卻使文化的、法律的、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各種領域的困境在各國同時爆發，民族、宗教沖突不斷。

汪暉認為，文化多樣性和區域間人員的流動性本來就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全球化帶來的不同是大大加強了其密度、速度、規模，致使“非領土化”（由法國學者吉爾·德勒茲首次提出，指涉文化體驗與時空定位的脫離）過程中產生的認同問題成為關鍵。移民對原住民傳統意義上的認同的改變，以及移民群體在居住地新文化下的自我認同問題，都是流動性條件下產生的關于自我認同的現代困惑，導致社會自我認知上的統一性出現了大危機。

但是，在汪暉看來，導致文明、民族沖突的并非差異因素本身，而是因強烈的人為界定因素形成的單一身份認同。他認為，一個人或者一個族群的身份認同具有多面性，并以他在國內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田野調查時的親身感受為例，指出中國境內的哈薩克族、烏孜別克族、俄羅斯族、蒙古族由于文化、宗教和族裔上的聯系都對境外以各自族群為主體建立的國家存在親近感，但并不意味著對中國沒有認同。

這種多元的認同事實上并不必然導致沖突和矛盾，但在現實操作中往往會產生促使多元認同向單一認同轉變的力量，體現在把宗教認同、民族身份認同視為唯一的身份標記，產生認為界定差異。而當高度流動性令“共存與混雜”成為現實，單一化身份認同就等同于與另一民族身份的對立。這種情況下，如何對待差異實現平等成為當今社會討論的主要問題。

汪暉認為，解決差異和平等的問題需要在兩個層面上實現：一是要將平等與差異綜合至同一個進程中，能夠同時承認差異與獨特性的平等才不會是純粹形式的；二是要通過批判民族主義和族群主義的政治重新將平等置入一個大的框架之中。以平等為前提尊重多樣性，同時又將尊重多樣性作為平等的內涵，進而將兩者綜合在一種制度性的實踐之中。

饒毅論何為“科學知識分子”

北京大學講席教授、《知識分子》主編饒毅。

上周，由饒毅、魯白、謝宇三位著名學者擔任主編的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和《科技日報》聯合推出評論欄目，將邀請海內外科學家就科技及其相關問題發言，每周一在《知識分子》和《科技日報》同步推出。北京大學講席教授、生物科學家饒毅以《科學知識分子：以智力推動科學，以科學貢獻社會》為題撰寫了該專欄的首篇文章。

饒毅將科學知識分子按側重科學研究中的智力活動或在社會中承擔科學家的責任分為兩類（分別是Intellectuals in Science和Scientific Intellectuals）。不可能要求每個科學家都成為科學知識分子，但適當數量的科學知識分子既是科學智力支柱的核心，也是人類社會的中流砥柱。但由于種種因素，比起把科學作為謀生方法和競技場的科學工作者，科學知識分子目前在國內較為缺乏，在國際科學界占的比率也在減少。

滿足什么條件才能被稱為科學知識分子？饒毅認為，科學研究、科學知識、科學責任三方面其中之一做好了，就有可能成為科學知識分子。

在科學研究方面，應當達到一定的深度和高度，超出職業要求成為智力興趣。例如孟德爾獨自創立遺傳學，從而根本性地改變了人們對遺傳的理解，這樣的思想性研究賦予了他科學知識分子的屬性。而發明人工體外受精的諾獎得主，其工作屬于工藝改造，雖然同樣值得尊重，但這類研究者是科學工匠而非科學知識分子。

在科學知識方面，應有一定廣度，至少要超出自己日常研究的范圍。相比畢生鉆研一個領域的科學家，科學知識分子更可能是從事跨界研究、思考范圍廣的智力領袖。

由于科學和相關的技術應用可能對社會產生影響，科學家的職業生涯和科學研究又長期受到社會支持，科學知識分子應該有所擔當。例如愛因斯坦就曾無懼社會壓力為猶太民族利益發言。

饒毅提到，當下中國國民科學素質普遍不高的狀況和中國特殊的文化歷史背景下一直以來較少產生科學知識分子息息相關。當前隨著科學技術對國家發展和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日新月異，需要更多有擔當的科學知識分子。例如核能、風能相關的問題需要物理學專家仗義執言，轉基因相關的問題則需要理解分子生物學的專家站出來解構普通民眾由于知識結構問題產生的擔憂。

演員離世引發的謠言和討論

9月16日晚，年僅28歲的演員喬任梁突然離世的消息在新浪微博上流傳。由于最初的爆料中對死因的猜測與性相關，這一事件在微博上迅猛刷屏，甚至導致新浪微博深夜癱瘓。9月17日下午，喬任梁經紀公司正式發表聲明確認其離世原因為抑郁癥。

對于這一事件引發的紛紛議論，也有不少聲音表達了批評，指出我們的社會沒有學會尊重生命，對死亡缺乏具備道德感的尊重。《中國新聞周刊》公號刊發了“喬任梁的死因為什么不應該被調侃和指責”一文，作者楊時旸認為，死亡是一項莊重的隱私，而喬任梁傳聞的死因由于暗合了大眾對娛樂圈混亂私生活的想象，被當作了娛樂的戲碼。即便成為明星意味著個人隱私權的讓渡，死亡也不屬于娛樂表演系統中的一環。《冰川思想庫》微信公號發布連清川的評論文章指出，喬任梁死亡的真正本質是：“他離去，帶走了生命中的一切可能性。這是我們惋惜的惟一理由，和他喜歡的顏色、他的性取向、他性生活的方式盡皆無干。”

作家韓寒16日深夜發微博稱：“在某些事情上，我其實并不喜歡‘吃瓜群眾’這個詞，也不喜歡看到各種段子和猜測。縱然人都有好奇心，但很多人也都有另一面。你也許并不明白抑郁的人對世界的絕望，人前歡笑的人未必關起門也快樂。珍惜你愛的和愛你的，理解你不理解的和不理解你的。希望這位最終沒能見面的朋友能夠尋到真正的寧靜。”

稍后，關于這一事件的輿論轉向了抑郁癥的方向。心理學科普公眾號KnowYourself的一篇關于“微笑抑郁癥”的舊文被不少人轉發，文章指出，有些患有抑郁癥的人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悲觀、萎靡，而是用“樂觀”的面具來掩蓋自己，“在他人面前表現得很開心，內在卻承受著抑郁的癥狀。”

曾患抑郁癥的知名主持人崔永元也在17日發布了相關微博，強調抑郁癥并不必然指向自殺，治愈后仍能重返江湖。他指出， “隨著一些身患抑郁癥的公眾人物的不幸逝去，抑郁癥成為公眾熟悉的名詞。但在公眾傳播時，抑郁癥和自殺聯系得過于密切，其實，抑郁癥并不等于自殺。盡管有些重度抑郁癥患者有自殺傾向，但醫學和心理治療也在大步流星奔赴生死搏斗的第一線。在生與死的較量中，患者本人，醫生，親人同事伙伴都能夠起著舉足輕重的積極作用，唯看客心態的圍觀起哄，有百害而無一益。”

微信公號《陳宗鶴先生》整理發布了曾患抑郁癥14年最終痊愈的知乎作者NYLE撰寫的科普長文，其中也提到抑郁癥的治愈需要社會體系的支撐，但由于在中國相關知識普及嚴重不足，導致大多數患者都選擇默默承受，最可怕的就是當患者求助身邊的人得不到理解。抑郁癥患者就是生病了，不應該被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