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 王煜 制圖

北京是一個幾乎沒有制造業大工廠的超大都市。

相關調查表明，在北京，大多數流動人口供職于零售、搬運、裝修、廢品回收、家政、餐飲等低端服務業領域。

2005年以來，我們的研究團隊開始關注北京流動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工群體，將田野調查點放在了位于北京海淀區東升鄉（2011年升格為鎮）的八家村。

這個村莊在民國期間就是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田野研究點，位置介于清華大學和北京林業大學之間，毗鄰五道口、中關村，上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成為以電腦器材廢品收購為主業的一個遠近聞名的流動人口聚集區。從事廢品收購行業的主要是來自河南固始的農民工。我們的研究課題就叫“八家村的拾荒者”。

那段時間，北京整頓外來人口，八家村的拾荒者因為“無荒不拾”而備受污名化。因此，對這個群體的研究有一定困難。為更好地進入田野，團隊成員每周都為生活在八家村的農民工子弟免費提供家教，接觸到流動兒童這一群體。

隨著2010年八家村進行拆遷，研究團隊也追隨農民工搬遷進入到新的田野調查點，并重點對分流到民工子弟學校及公立學校的流動兒童開展了持續的比較研究。我們的研究課題從“八家村的拾荒者”逐漸轉到“流動兒童群體文化研究”，試圖通過實地調研深入描述和理解北京流動兒童的群體文化，一些成果陸續發表。我們還參與到有關“反學校文化”的學術討論中。

2017年，該研究進入到干預實驗的新階段。我們在中國農業大學（下稱“農大”）成立了“周末成長營”（下稱“成長營”），主要面向就讀于農大東校區附近公立學校的流動兒童開展一些活動，他們的家長主要是農大的外來后勤職工。

四年來，每個周日的下午，成長營的研究小組成員都與那些流動兒童在一起，既輔導他們功課，也帶他們玩耍，尤其針對他們的社會性發展，精心設計活動主題。這些主題包括：同伴群體、親子關系、師生關系、陌生人關系、情緒管理、飲食健康、性別文化、游戲活動、短視頻、影子教育、疫情生活……等等。

歷經四個學年的互動交流，團隊成員與流動兒童及家長建立了很好的信任關系。在成長營的系列活動中，孩子們在我們面前自如地展示他們的所思所想，成為我們心目中理想的田野調查對象。

這期間，我們嘗試客觀地描述和理解農大后勤職工子女這個特別的流動兒童群體及其文化，用“成長檔案袋”的方式對他們的各方面表現進行記錄，并通過主動設計社會性發展的主題活動適時加以干預，以幫助他們實現社會性成長。

截至2021年10月，參與過成長營的流動兒童數量達到130余人，涉及流動家庭100余個，開展專題項目共計31個。研究團隊包含23名農大本科生與研究生，以及若干教授，參與過活動的志愿者人數逾120人。

我們希望，我們的實踐能為政府方面和社會各界切實幫助城市流動兒童健康成長提供一些參考。

在深入了解的基礎上開展針對性干預

成長營的研究課題是流動兒童的群體文化。

一方面，成長營為流動兒童創設了一個新的社會情境，使得他們中間不同的小團體文化可以相互碰撞。那些團體包括男孩群體與女孩群體、大孩子群體與小孩子群體、年級群體、朋輩群體、鄰里群體、游戲群體等。他們在互動過程中展現出獨特的群體文化。

另一方面，成長營的對象群體主要就讀于北京的公立學校，相比于農民工子弟學校中的流動兒童，他們的群體文化受到學校正式文化熏陶影響的程度較深，他們因此表現出更高的學業抱負。但與此同時，他們中很大一部分因在與“本地人”的互動過程中遭遇“污名化”傷害，而成為心靈高度敏感的群體。在具體實踐中，研究小組成員帶領他們一起游戲、唱歌，鼓勵他們交流自己的感受，播放自己的視頻，通過“樹洞溝通”等形式，深入理解他們的群體文化，記錄他們的發展狀況及困境。這為后續的干預實驗奠定了基礎。

當研究發現流動兒童的群體文化中出現“反學校文化”等可能影響他們健康成長的因子時，研究小組采用干預實驗的方式，對對象群體進行有效引導。例如，研究小組持續發現孩子們受到手機，尤其是短視頻與網絡游戲的干擾，這不同程度地影響到他們的學業成績與家庭關系。為此，研究小組通過與孩子們展開深度交流，幫助他們發掘自己的真實需求，并通過小組工作等方式，促使他們相互監督、相互陪伴，助力彼此的健康成長。

2021年10月，“周末成長營”一孩子寫下的性別印象。 作者供圖

再如，研究發現孩子們對于性別和愛情的觀念受到了自媒體及傳統觀念的雙重影響，使得他們出現“放蕩”與“畏懼”的兩極分化表現。研究小組成員注意到此種現象后，通過播放性教育視頻，分享研究人員戀愛經歷等方式，與孩子們進行了富有成效的心靈交流。雖然一開始看到教育視頻中出現的生殖器圖像時，孩子們表現出強烈的不安與抵抗，但隨著活動持續進行，他們逐步建立起一套更為科學的生理、性別和愛情觀念，可以正確地認識自我的身體和情感。

隨著研究的深入開展，我們發現，作為研究對象的流動兒童群體諸多問題的真正改善，有賴于家長的參與。因而，家庭成為成長營干預實驗的重要外延。通過開展家訪、親子活動等方式，研究小組了解到孩子們的家庭狀況，以及他們的家庭在教育中遇到的實際困難。這不僅增加了干預研究的針對性與有效性，更增進了研究者對流動兒童群體文化的深層認知。

研究小組發現，流動兒童的家庭也具有較強的特殊性。一方面，身為高校的后勤服務人員，這些家長比一般流動兒童家庭對孩子成長表現出更高期待；另一方面，孩子們在社會化過程中出現的諸多問題，也都與家庭緊密聯系。后續，針對流動兒童群體家庭的干預研究也將成為成長營的重要環節。

干預研究實驗的主要經驗

首先，聚焦個案，關注需求。

研究小組始終堅持聚焦個案，關注真實需求。每一次干預研究都建立在每個個案的迫切需求基礎上。作為成長營研究對象的流動兒童集中來源于農大附近的幾所公立學校，他們的父母都是這所大學的后勤職工，他們在家庭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把握典型個案的需求，設計干預方案，以小群體的方式助力問題的解決，在成長營的干預實踐中展現出顯著成效。

比如，針對一名小男孩沉迷電子游戲，并盲目地想成為電競職業選手的案例，成長營研究小組設計了干預方案，通過呈現現實的電子競技職業選手生活景象，招募游戲志愿者幫助這名男孩進行游戲水平的定位，與他深入溝通，讓他發現自身優勢與切實需求，最終使得這名男孩對自己的游戲水平有了理性的認知，并對自己的未來有了更為科學的規劃。

同樣的案例經驗也體現在對流動兒童經歷的社交恐懼、沉迷小視頻、語言暴力及校園欺凌問題和心理問題的干預方面。家長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通過參與成長營的集體活動，孩子們的社交能力和時間管理能力都有顯著提升，在學校和家庭中的行為舉止也更為得體。

更重要的是，成長營實現了流動兒童群體社會性成長的目標與流動兒童家庭迫切需求高度契合。相比于北京戶籍的中產階層家庭，流動兒童的父母存在對自己的孩子培養不足、教育觀念落后等問題，最終表現在孩子的自我孤僻、拒絕溝通等行為上，在學校里則表現為一部分“反學校文化”行為。這不僅相當大程度上影響了家庭關系，更使得家長對孩子的未來產生擔憂。因此，家長對孩子的期待，首先表現在孩子的社會化程度上，而非學業表現上。也正因為這樣，成長營的工作得到了流動兒童家庭的普遍支持，這極大促進了研究的進程以及干預的成效。

其次，研究者+志愿者模式創新。

隨著對流動兒童研究的持續深入，自2020年開始，成長營研究小組通過創新模式，創設研究者+志愿者的環境，助力對象群體的社會性發展。

在實踐中，一方面，為跟進研究，培育孩子們對成長營項目的粘性，研究小組成員作為研究者相對固定，孩子們及家長都與研究者建立了親密的關系，愿意與研究者交流自己的日常生活經歷以及遭遇的困惑。

另一方面，為給予孩子們更多與“陌生人”溝通的機會，讓孩子們了解到除了自己以外的更多“他者”，研究小組周期性地招募一定數量的志愿者，為孩子們提供功課輔導、經歷分享、興趣培養等服務。同時，志愿者的參與也使得成長營項目得以調動更多的資源，完善成長檔案袋并制作推送，有力推動了項目的品牌化進程，使成長營項目的豐富性、科學性、有效性等都得到了提升。

第三，把握從個體到社會的連續統。

通過周末成長營的實踐，研究小組發現了把握從個體到社會連續統的必要性與迫切性。在研究者初次接觸流動兒童，并為作為研究對象的他們建立“成長檔案袋”時，發現他們對自己的居住地、戶籍等信息特別敏感。同時，他們對父母雙方的態度展現出巨大的差別，很大一部分孩子表現為喜愛母親卻憎惡父親。通過后續的家訪，研究小組方發現，這一現象一方面取決于家庭角色的分工，因為流動兒童家庭中父親往往有更長的工作時間，可以陪伴孩子的時間非常有限，因此，孩子們往往對父親比較生疏；另一方面，流動兒童的父親在教育方式上相對粗暴，導致孩子們對父親的態度偏向負面。

但從根本上講，流動兒童家庭生活的拮據，流入地入學制度、就業環境、社會政策的不到位，是限制流動兒童社會性成長的深層原因。因此，把握從個體到社會的連續統，對流動兒童群體文化與干預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干預研究實驗的主要意義

因為年齡或學籍的原因，最早一批加入成長營的孩子已陸續從成長營“畢業”，走向更寬廣、更多元的社會。通過與過去研究對象定期的交流溝通，研究小組成員發現，從成長營中走出的孩子具有更強的社會適應能力；反映到學業上，這一批小朋友們也往往表現出更加優異的成績。

成長營的工作也得到了曾經的研究對象的認可。具體而言，成長營的干預實驗，通過組織流動兒童開展各項活動、進行積極的溝通交流，鼓勵孩子們“遇見他者”，推動他們家庭關系的改善，幫助孩子們擁有更強的社交能力，自信地應對家庭、校園及社會生活，最終促進了孩子們的社會性成長。另一方面，當孩子們面臨污名化的傷害時，研究小組成員即時地運用心理干預手段，力所能及地與家長和學校展開溝通，呵護流動兒童的敏感心靈，盡力幫助他們建設積極的心理能力。

我們認為，成長營工作的主要意義有以下三點。

其一，關注流動兒童群體內部的異質性。目前的流動兒童研究，傾向于通過宏觀的視角，以數據展現流動兒童問題的重要性及其解決的迫切性，與此同時，也將流動兒童群體標簽化，忽視了流動兒童群體的內部多樣性，使得許多研究無法在實踐上服務于流動兒童的真實需求。事實上，身處不同城市、不同學校類型、不同年齡段的流動兒童，其群體文化都是不同的。為此，當前研究需要將宏觀的視野與微觀視角緊密結合，做出細致的、有價值的研究，有效服務于流動兒童群體的切實需求。

其二，以社會化導向調整傳統僅以學業為目的的干預模式。流動兒童群體的迫切需求往往不直接表現在學業上，我們的研究發現，即便他們在學業上出現的問題，很大程度上也可以歸因于其社會化進程中所面臨的困境。故而在干預研究中，應該對流動兒童的社會化問題有更高的關注度，從深層次更有效地尋求流動兒童問題的解決之道。

其三，應當營造更加開放、包容的文化氛圍。文化看起來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主觀的東西，但一旦形成，會有非常客觀、巨大的效力。流動兒童群體目前所遭遇的表達困境、社交恐懼、污名化、校園霸凌等問題，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中國長期以來城鄉二元發展模式所形成的全社會文化慣習。唯有在制度改革基礎上，逐步營造更開放包容的文化氛圍，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流動兒童與本地兒童互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促進各方健康成長。

最后，我們也欣慰地看到，在成長營的實驗過程中，研究小組成員和志愿者也在“遇見他者”的過程中“成就美好”。研究者得以從另一視角解讀和體會他們每天身處其中的“大學”這一機構乃至“北京”這一都市。孩子們天真的話語，也為研究者的生活增添了許多的美好。研究小組成員和志愿者普遍展現出對學校工作更多的包容理解，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表現出對于他者的關切，通過干預研究的實驗與實踐，共同習得了一種“社會學的想象力”，成就了一種“生活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