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9月14日消息，包括擇校在內的不少教育問題是中國社會的頑疾，相關部門殫精竭慮，讓我國的教育改革與教育治理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同時，一些治理與改革措施顯然走了彎路。一些措施則基本無法解決我們希望解決的問題，出現越改越亂的窘境。出現這一系列問題，核心原因是照搬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理論與措施，沒有結合我國的國情與文化，讓一些教育改革走進了死胡同。習近平總書記教師節在八一學校明確指出：“我們的教育改革需要堅持文化自信，好的經驗要堅持，不足的要補齊。”我們有必要以擇校為例，仔細檢討基礎教育治理上的方向性問題——

只有錢可以擇校凸顯擇校治理政策的荒誕與尷尬，也反映了近年教育治理上的方向性失誤

今年年初，北京一間只有11平方米的破敗老房子，因為是著名的北京實驗二小的學區房，以530萬元高價賣出，一平方米46多萬元的單價，創造了北京房價的新紀錄。隨后，相關政府部門辟謠，證明此事為炒作。但抹不去學區房的價格扭曲。

幾乎與此同時，教育部發文，明確2016年義務教育招生入學要“科學劃片”，改單校劃片為多校劃片，對執行多年的嚴格按戶籍學區入學政策做了明顯的回調。

“學區房”這個詞在近5年的中國異常火爆，價格飛漲，都源于多年前對擇校治理上的一個基本政策：堅決取締各種測試等以成績選擇的其他渠道，嚴格按戶籍、學區走，以確保公平。這一政策的出臺背景我不熟悉，但擇校治理政策顯然是照搬了美國在公辦學校擇校治理上的主要做法：不讓擇校，確保公平。

然而，表面上不讓一個人擇校，不讓用錢用權擇校，實際上給擇校開了一個大大的門：用房擇校，也就是用錢擇校。嚴格按學生所在戶籍與學區入學的結果，必然制造另外一個尷尬局面：學區房價格暴漲。這顯然是另一種不公平，既強化了階層的劃分，也帶來房地產市場的扭曲——不可避免地受到輿論的苛責、批判。

面對擇校、負擔，教育部門殫精竭慮，采取了很多措施，甚至是狠手，試圖改變這些焦點難點問題。應該承認，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教訓也不少，一些政策出現了方向性問題，最后不得不回調，擇校治理只是其中一例。這些值得商榷的政策，大多都是盲目學習照搬西方的教育治理措施，或者是一味強調理論正確、道義正確而導致的。這也是最近幾年教育治理上最大的方向性問題。

美國的擇校政策是其社會治理政策的一部分，是與其社會制度、文化關聯的，我們并沒有與之相應的條件，照搬必然水土不服

為什么學美國的擇校治理政策在中國水土不服？我們首先需要分析一下美國在擇校治理上的做法，以及與其關聯的條件：

在一些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無論涉及哪個行業的民生，政府都是保基礎，保公平，教育行業也不例外。因此，它們在擇校的治理上，思路很清晰，如果對教育有較高期望與要求，就用自己的錢去選擇：上私立學校，因為最好的中小學都是私立學校。對于公辦學校，則嚴格按居住地就近入學，即公辦學校原則上是不允許擇校的。在實踐中，很多不愿意花太多錢，或者沒有那么多錢的人，會利用政策的機會，通過購買或者租用一所好的公辦學校附近的房子，實現選擇一個優質公辦學校的目的，這就是“學區房”這個詞的來源。源自美國，而且是當下的美國。

總結一下美國的擇校治理思路：在公辦體系下，原則上不讓擇校。但是這個政策，有幾個前提：第一、最好的學校都是私立中小學，家長有選擇余地，有充分供給保證；美國大約有3.8萬所高中，私立的就占到了近一半，最好的也都是私立的。第二、擇校的人是相對少數，而不是大多數。因為社會保障制度比較健全以及傳統文化觀念不同，有擇校需求的家長是相對少數，尤其是不那么強烈瘋狂，即擇校需求與沖動不是那么強烈。比如在美國，擇校需求最大的東北部的波士頓，一個城市就劃分了70多個學區，但是到了南方的一些城市，即便是大城市，往往也只有一個學區。

我們中國呢？顯然以上兩點都不存在。第一，我們最好的中小學仍然是公辦的。第二，我們有擇校需求的家長與家庭遠遠多于其他國家，在大城市幾乎是全民擇校。也就是說，我們的擇校需求與沖動是巨大的，甚至是全民擇校。但是我們的供給方，即最好的中小學并不是民辦學校，都是公辦的。我們照搬美國這一治理政策的結果，就是把家長都擠到了學區房這個渠道上，學區房不瘋狂，根本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在表面上保公平的同時，公開制造了另外一個更不公平的問題：用錢可以公開擇校，只能用錢擇公辦學校。

其實，美國在公辦教育的服務上，也并非完全一刀切拒絕擇校，個別地方政府甚至為了公平，出資支持孩子去讀私校。而這些，也都是政策性的，并非孤例。

“因為資源不均衡，學校之間差距過大才導致擇校熱”，是擇校治理上最大的理論誤區，通過資源均衡解決擇校是一個經典的偽命題

在中國，擇校熱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化傳統，中國人的擇校沖動是不分國別與教育體系的。

與此關聯，我們在擇校的治理思路上，還有一個錯誤的指導思路與理念：因為教育資源不均衡，學校之間區別很大，才有這么多中國人擇校。這也是無數專家經常講的一句話，最后也成為我們政府部門治理擇校的一個指導思想：最根本的解決辦法就是資源均衡。說簡單絕對一點，就是把學校都辦得一樣好，就沒有擇校的矛盾了，也就解決了擇校這個矛盾與問題。

這顯然是一個偽命題，也是不可能徹底解決的。把學校辦得一樣好，都辦成人大附中、北京實驗二小，是根本沒有可能的，這不僅在理論上存在問題，在實際操作中也不現實。

學校之間的差距是客觀存在的，我們永遠不可能完全解決學校之間的區別與差距。“學區房”這個詞在中國幾乎就是學校差距的代名詞。美國是世界上經濟、教育最發達的國家了。公辦學校之間還不均衡，甚至區別很大，比如舊金山的惠妮中學就是當地的公辦超級中學（虎媽女兒所在學校），周邊學區房的房價高企，為什么？

我們如果到美國、加拿大華人聚集的城市看看主要是誰在買學區房、誰在推高學區房的價格，我們再到舊金山看看遍布于著名的公辦學校周邊的輔導班，就會明白，擇校與文化的關系是多么密切，這根本不是教育資源均衡的問題：中國人在北京瘋狂擇校，到了美國瘋狂擇校，到加拿大瘋狂擇校，這恐怕是我們在治理擇校時首先要考慮的一個現實因素，也是最大的問題與困難。

2000多年前孟母擇鄰，我們也一直當做優秀文化傳統在宣傳，這就是最早的擇校。這個觀念幾乎滲透在我們骨子里，這可能才是根子所在。

什么是好學校？美國好學校是怎么形成的？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并理解擇校背后深刻的社會背景與矛盾

什么是好學校？我們的輿論與專家往往是這樣講的：國家投入多，優秀老師聚集，于是形成了好學校。即硬件好，待遇高，有好老師，于是好學生聚集，最后形成好學校。這個結論幾乎深入人心，但這也幾乎是一句謊言。

既然我們很多專家動輒講美國，我們有必要搞清楚美國的“好學區”與好學校是怎么形成的。

美國學校硬件往往是同樣的，而老師的報酬又是一個統一的標準，也就是說不存在以高薪吸引好老師的問題。那么美國這些好的公辦學校是怎么形成的？

一般來講，好的公辦學校往往不在交通便利之地，而是稍微偏遠一點，但環境往往是優美安靜的“高尚社區”。更重要的是，房子大而貴。換句話說，多數業主是成功人士，所謂精英階層。實際上這是一種典型的社會分層。一般來說，這部分人群對孩子的教育比較重視，對孩子要求都比較高、比較嚴，當然，孩子遺傳也比較好，于是就形成了優秀學生的相對聚集。好學生相對聚集，很容易形成一個你追我趕的大環境，相互促進。學生好學，上進，懂禮貌，有教養，于是，另外一個效果就出來了：容易形成好老師的聚集。好老師本來有更大選擇權，也更愿意到這些地方去任教——多數人不是圣人，沒有幾個老師愿意天天跟不喜歡學習、教養習慣不好的孩子打交道。于是，好學生、好老師聚集，就自然形成了好學區，于是就吸引了更多的重視孩子教育的家長，這樣就形成一個自然的良性循環。

換句話說，好學校的形成，并非政府投資的結果，也不是硬件好壞的問題，是優秀家長優秀孩子聚集的結果，也是教育上的馬太效應。這和我們國內一些超級公辦中學有類似之處。霍英東曾經在廣州建設了一個豪華的學校，但是10余年后淪落到出租校舍度日的境地，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

沒有完美的辦法，但我們一定要結合中國的國情、文化以及社會制度，實事求是以“機會均等”為核心，找到治理擇校的現實辦法，考試應該是選項之一，不應完全排斥

在民辦中小學教育還不發達的情況下，在巨大而強烈的擇校沖動下，我們絕不應該簡單套用美國為代表的一些西方教育治理的思路，我們必須立足自己的國情、文化，探索自己的擇校治理，拿出一些接地氣的政策與辦法。

在擇校等教育治理上，首先我們需要承認這種需求是強大的、真實的，甚至是瘋狂的，一個階段也不可能改變，這是我們擇校治理的基礎判斷。美國的公辦學校入學治理上，實際上是不存在這種龐大而沖動的需求，也不承認這種需求是合理的，因此原則上是不允許的，只能絕對地按居住地走。

如果我們承認這種需求有其文化的合理性、現實性，也是強大的，但同時，我們還要清醒地認識到供給方即最好的學校,幾乎都是公辦學校的背景下，我們怎么辦。

顯然不能采取不允許在公辦學校上擇校，把家長逼到用錢買學區房擇校這一條路上。如果不可避免地要在公辦學校擇校（事實上這些年也沒有完全杜絕）,在擇校的治理上要保公平正義，我認為最切實可行的辦法，就是需要解決機會均等。

機會均等，至少應該通過多種公開形式的均等，而不能只是錢的均等。在這些均等方式中，其中有一條可能就是通過成績篩選，也是最現實的一條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最吻合中國文化的一條道路。

通過考試擇校，給了更多沒有權、沒有錢的人一個可行的機會，更重要的是，恰恰可以有效地把學生負擔降到最低（后面專門解釋）。

辦老百姓滿意的教育，考試擇校的辦法我們完全可以做一個公開的意見征求。如果為此需要修法，為什么不可以把錯誤或者不適合國情的法律修改一下？

考試只是手段，任何考試與負擔都沒有直接關系，考試也不是和義務教育本身對立的，我們不能生搬硬套，畫地為牢

當然，有很多專家聽到這兒會馬上跳起來說，義務教育是不允許有考試選拔的。

為了確保每一個人讀書的權利，的確在義務教育階段是不允許以考試為選拔方式的，但反對的前提是以考試篩選受教育權。在已經充分保障入學權利的基礎上，通過考試做一些篩選并不違背義務教育的宗旨。美國在公辦中學中有天才生的篩選，就是依靠測試完成，英國、新加坡也都有類似的分類測試，這也是教育的一個基本規律：在承認人的差別基礎上，進行不同方式與節奏的教育。所謂因材施教就是這個道理。

在這個措施的認知上，我們還必須破解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混亂的邏輯。即負擔是因為有考試，有考試就有負擔，有考試就必然加重學業負擔。

負擔首先是一個心理感受，喜歡玩游戲，連續玩三天三夜可能也不覺得累，不覺得是負擔，但是如果不喜歡游戲，玩3分鐘都是負擔。其次，如果我們把自己定位為精英、棟梁，無論在美國、英國還是中國，必然要比一般人付出更多，客觀上負擔必然要比一般人重，天經地義。也就是說，絕對的負擔，從本質上講，是和自己的期望定位有關的，而不是別人強加的。

有考試就有應試，想要好成績必然就需要付出更多，這些負擔從本質上和有無考試、考試的難度是沒有直接關系的。如果你只是想得0分，怎么可能有負擔？如果你想得第一，無論什么考試，多容易的考試，都會有壓力、有負擔。

目前中國的教育現實也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統一的選拔考試不是增加了負擔，恰恰是最有效的減負手段。

目前中小學負擔的重災區為什么是小學？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取消了小升初的考試，學校為了招到好學生，以各種名目變相測試，為了上名校，家長孩子不得不去上各種“坑”班、特長班，參加各種競賽，導致負擔大幅度增加。初中升高中是公開考試，高中考大學是公開考試，這把考試的尺子是明確的，也只有一個，負擔反而大幅度降低。

好未來（學而思）的收入結構也清晰地反映了這一點。其收入的核心是小學培訓，而不是中考、高考，為什么？新東方最新財報也顯示，其傳統的主營業務，托福等留學培訓已經退居二線，中小學培訓已經占了50%以上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因為我們取消了小升初考試，恰恰催生了這一批上市公司，這是我們意料之外的事情。

與此相關，我們還需要解決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全面否定打擊甚至肢解公辦名校的問題。一個主流觀點認為，正是它們的存在加劇了資源不均衡與擇校的問題。我這里想反問兩個問題。第一，肢解了名校，能否達到資源均衡的目的？顯然，是不能的。第二，肢解了這些名校后，中國的精英教育怎么辦？未來中國的發展依托什么？英國20多位首相出自伊頓公學，奧巴馬、布什、比爾·蓋茨，哪個不是私立學校畢業的？清華大學培養了近300名部級干部，遙遙領先于全國2000多所高校。任何國家的建設發展，精英教育體系都是關鍵。

教育改革不能屈服于道義正確與理論正確。這也是一種文化自信，制度自信，更是一種擔當

美國的教育體系與治理政策，是與其社會制度、文化傳統等直接關聯的，我們絕不能盲目照搬。比如其公辦學校不讓擇校，是基于私立學校的發達，給擇校提供了更多選擇。公辦學校不搞精英教育，也是基于其精英教育在私立體系中的存在，不會影響優秀人才的培養。當下的中國不同，我們和美國社會制度不同，文化觀念與習慣不同，盲目照搬，不僅不會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而且會破壞甚至摧毀我們自身已經形成的體系與優勢。比如我們存在于公辦體系中的精英教育體系。

當然，我們也不是不要改革，不要學習借鑒，而是要搞清楚核心問題與矛盾，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實事求是，結合中國的文化、制度，找到自己的解決辦法，這也是一種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在擇校治理上，只要抓住了機會均等這個核心，結合中國文化與社會制度，中國人最愿意接受的方式，就一定能找到最適合的擇校治理思路與方案。

擇校等許多教育治理上一些政策的出臺過程，大多都遵循了這樣一個過程：名人專家動輒以應該如何，言必稱美國怎樣，并形成強大的輿論影響與壓力，最后直接影響了決策，即遵循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治理措施，而忘記中國的國情文化與制度差異。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相關決策部門更需要有勇氣與擔當，絕不能屈服于一些理論正確與道義正確——而這些理論正確，恰恰是基于西方的文化與社會治理制度的理論正確，往往可能不適合我們。就如前些年一些城市學習美國搞咪表停車，鬧出大笑話。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屈服于輿論誤導與裹挾。教育是一個專業問題，教育治理更是區別于專業研究是一個管理問題，即便你是教育專家，也未必是懂得教育治理、教育管理的。但是在當下的中國，我們很多名人專家喜歡以自己的感受與個案談教育，批判教育，為教育下指導棋。搞金融經濟的、搞自然科學的，甚至連搞漫畫的、寫小說的，都紛紛大談教育，而這些名人大家的言論往往會因為其社會影響而不斷放大，形成輿論壓力，進而誤導教育的治理。

我們一定要清楚，專家、院士、名人、作家，只是在某個限定領域的專家權威，并不是哪個行業專業都懂的，也絕不是你當過家長，當過學生老師，就認為自己懂教育的。我們教育決策部門與具體管理人員，一定要頂住這些壓力，實事求是，走出中國特色的教育之路。

（原標題：從擇校看基礎教育治理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