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全球史和跨國史作為一股學術潮流逐漸興起，為既有的歷史研究帶來的新的機遇和挑戰。在此背景之下，歷史研究的視野和路徑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又該怎樣將跨國主義的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去？2021年10月26日的上海大學“世界史學術圓桌”對這一主題進行了深入的解讀和探討。

本文整理自“國家、跨國、全球——歷史研究的視野和路徑”學術圓桌，圓桌由上海大學的張勇安教授主持，特邀復旦大學李劍鳴教授、華東師范大學沐濤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郭長剛教授、上海大學的王三義教授作為主講嘉賓。

張勇安教授首先對四位教授進行了簡單介紹。四位學者的研究范圍涵蓋了從美國史、非洲史到土耳其史和全球學的研究，正好回應了今天的歷史學研究應該向何處去，到底怎么去的主題。在新文科發展的態勢下，哪些研究路徑和方法能夠助推世界史研究縱深發展，是學術界普遍在思考的問題。

李劍鳴教授從“方法論民族主義”和“方法論跨國主義”的張力入手，以接觸地帶、網絡、互動、聯系、反中心論、混雜性等范疇為中心，簡要介紹了跨國史研究的內涵、具體對象及方法論的特點。沐濤教授提出無論是跨國史研究還是全球史研究根本立足點還是國別史的研究，還提到國別史研究的跨學科性，特別提到如何能夠立足非洲看非洲以及從全球視野看非洲，并呼吁更多的年輕人關注非洲，關注中非關系。郭長剛教授提出在歷史研究中到底應該用什么樣的研究方法，研究視角不是取決于方法論本身，而且取決于我們研究對象應該采取什么樣的理論，此外郭老師還提到了歷史學的建構與歷史學的敘事方法背后的動力學問題、價值體系、認知以及話語體系意識形態的理解。王三義教授以中東研究為例，講述中東史研究的方法和路徑。

李劍鳴教授（復旦大學）：

現代史學的特點是以問題為中心進行研究，討論的題材相對具體，但觀照的問題可以是宏大的。一個看起來很小的題目，如果放在不同的語境中，也可能就會牽涉十分宏大的問題。今天我們談論的“國家、跨國、全球”，其實就是歷史分析的不同層次；一個再小的題目，都有可能從這三個不同的層次來考察，所得出的看法也會大不相同。我個人的專業興趣是美國史，關注的問題大多屬于“國家”這個層次；但我越來越覺得，如果不能從大于或超出國家的層次看問題，許多研究就不能取得應有的效果。所以，我想結合最近讀書的一些體會，重點談談“跨國”這個層次在歷史研究中意義。

我們談跨國史，首先要了解什么是“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跨國主義”這個詞出現挺早，但在全球化越來越成為一種具有歷史自覺性的運動以后，對跨國主義的理解也發生了變化，產生了很多的爭論。最初人們把跨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混淆，后來跨國主義又與全球主義發生重疊和相互影響。總的來看，“跨國主義”有多重含義，有不同的用法。比如，美國的移民來自許多不同的國家，他們成為美國公民以后，仍然與原來的國家和地方保持聯系，甚至對原來社會和文化懷有認同，這種現象就帶有典型的跨國主義特征。另外，流散族裔分布在許多不同的國家，但他們維持共同的文化傳統，對本族裔保持忠誠感，這也是跨國主義的表現。但是，這種跨國主義是一種很奇特的現象，從本質上講，是一種作為移民或流散族裔的民族主義想象的跨國主義，是他們對身處的國家與原有的社會文化傳統之間難以達成平衡的產物。在國際關系中，跨國主義可能具有意識形態的色彩，往往被看成民族主義或孤立主義的對立面。我們這個時代出現了跨國現象，跨國成為一種歷史趨勢；那么我們應當如何看待跨國現象或跨國趨勢，如何認知跨國對我們的生活、對具體的國家的意義？于是，跨國主義應運而生。

我們今天討論的主要是學術層面的跨國主義。據說，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術界開始引入跨國主義，但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跨國主義。國際政治、社會學等學科對于跨國主義的理解和運用，與歷史學科就很不一樣。在歷史學領域，跨國主義主要是為了打破國別史研究的局限性。有的學者認為，在國別史研究中長期存在“方法論民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它的特點是把國家（nation-state）看成一個天然的歷史敘事單位，一個歷史知識的組織性框架，甚至是歷史分析的標準和尺度。在國別史研究中，所有發生于某國范圍內的歷史事件，都被看成是孤立自足的。而且，在價值取向上，國別史研究一般都帶有強烈的“我族中心主義”，喜歡歌頌本民族的偉業和光榮，而把其他國家和文化作為襯托，或者作為美化本族文化的“他者”。可見，方法論民族主義的核心目標就是要為民族主義提供歷史的支持。這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對近現代世界歷史趨勢的認知。在近現代的世界，很少有國家的歷史是完全孤立自足的，許多出現于具體國家的事物、事件或趨勢，局限于這個國家的范圍是無法真正理解的。為了彌補方法論民族主義的不足，歐美史學界曾有過三種學術嘗試。第一種是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挑戰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第二種是全球史，力圖打破形形色色的“我族中心主義”，重新分配歷史話語，把不同社會和文化的歷史當作人類共同的經驗。第三種就是我們今天講的跨國史。

我們通常把跨國史的興起叫做歷史研究的“跨國轉向”。跨國轉向最大的成果，無疑就是“方法論跨國主義”（methodological transnationalism）。方法論跨國主義的含義，簡單來說包含以下幾個要點。第一，它的學術視野帶有全球主義色彩，基于多重的全球語境，從全球視角來考察各種跨越國家邊界的歷史現象，比如跨越國家邊界的人員、觀念、貨物、文化和資本的流動。這種流動有的是以一個國家為中心，從不同的方向跨越這個國家的邊界，把來自眾多國家和地區的因素匯聚在這個國家的邊界內，重新塑造這個國家歷史運動的軌跡。另一種是完全沒有國家邊界的多向的、發散性的流動。對于跨越國家邊界的歷史運動，當然要用跨國主義的眼光來看待，因為方法論民族主義跟它完全是抵觸的。第二，在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上，方法論跨國主義要求放棄“我族中心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我族中心主義”有各式各樣的表現，它可能是美國例外論，也可能是歐洲中心主義，或者是其他文化中的某種自我中心觀。這些都是方法論跨國主義所要沖擊和擯棄的東西。第三，在看待異質文化時要拋棄“他者化”的思維。一個歷史學家，無論采取什么路徑來做研究，首先都有自己的國族身份，有自己的國家和文化的認同；在這種情況之下，如何看待自己國家之外的社會和文化，就是一個關系重大的問題。方法論跨國主義要求史家面對其他社會和文化時，不能簡單地把它們當作“他者”，而要把它們看成值得尊重、需要去理解的對象，要抱有一種開放和平等的心態。這是方法論跨國主義的核心，也是跨國史研究的重要思想和價值的前提。

為了更好地理解方法論跨國主義，我下面想對一組核心范疇做一點簡單的解釋。第一個重要范疇是“接觸地帶”（contact zones）。跨國主義路徑所面對的是不同的社會、文化和人群，以他們為主體的跨越國家邊界的歷史運動，一般采取“接觸”作為發生直接聯系的方式，而接觸就必有空間，有場域。因此，“接觸地帶”就成為理解跨國現象的重要范疇，同時也是跨國史研究的具體對象，比如博覽會、奧運會、國際性戰爭的戰場等。第二個重要范疇是“網絡”（networks）。這是跨國史研究中最常用的概念。人員、貨物、觀念、資本的跨國流動，借助運輸、通信、旅行、傳教、留學的渠道，形成經常的聯系和往來，類似于相互交叉、彼此連接的網絡。網絡有縱橫交織的經線和緯線，也有眾多的節點和媒介，這些都可以成為跨國史考察的對象，而“網絡”也就成了方法論跨國主義的基本分析工具。第三個概念是“聯系”（interconnections、interconnectedness）。它強調的是不同社會、文化、人群之間所形成的動態的關系，既體現在跨國運動本身，也可見于單一國家范圍內的事件和趨勢。第四個范疇是“互動”（interactions）。“聯系”或“影響”有可能是單向的，一方輸出，一方接受；但“互動”是雙方或多方的，有來有往，相互作用。在跨國的歷史運動中，不同社會、文化和人群的“接觸”或“聯系”，通常都采取“互動”的形式。以往國別史研究也關注聯系和影響，但基本上是一種單向的考察。方法論跨國主義把“互動”作為主要分析范疇，意在改變這種只看單向聯系或影響的思維方式。第五個核心范疇是“反中心論”（anti-centrism）。“反中心論”不是簡單的“去中心化”，它并非完全不承認歷史有中心，而是反對用“中心主義”的眼光來看待中心與邊緣的關系。在特定的歷史階段，某個區域或整個世界有一個或多個中心，其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影響力較大，對廣大的區域發生輻射效應；比如，19世紀的歐洲，20世紀的美國，都可視為本時期世界歷史的中心。但是，在考察世界歷史時，不能以歐洲或美國為中心和標準，而把其他國家和地區當作陪襯，看成理當被征服、被改造的對象。這樣就變成了“某某中心主義”，也就是方法論跨國主義所要擯棄的東西。最后一個范疇是“混雜性”（hybridity）。全球化也好，跨國趨勢也好，都不能理解為全球純一化和同質化，反而是一個不斷增進多樣性的過程。全球化和地方化、跨國主義和國家特性始終是兩組相輔相成的范疇。不同的社會、文化和人群在全球和跨國的語境中接觸、互動和融合，自然會產生混雜性。因此，方法論跨國主義不能忽略對混雜性的關注，否則就難以真正理解全球化和跨國現象的意義。

以往的外交史、歷史比較和國際關系史，有時也關注超越國家邊界的現象，但是它們的落腳點仍然是國家。跨國主義也不能忽視國家，沒有國家，何來跨國？但跨國主義的落腳點不是國家，而是關注超越國家邊界的歷史運動，或國家邊界以外、來自眾多國家的因素的互動和混合。跨國史的研究對象，有些天然具有跨國性，比如氣候變化、流行病、毒品、貿易、移民、科學知識的生產等，它們本身就沒有國家邊界。但是，有許多發生在某個國家邊界內的事情，其實也具有跨國性，比如某國的革命、改革、社會運動、經濟轉型等。另外，跨國運動離不開跨國行動者，比如傳教士、商人、移民、奴隸、旅行者、海員、外交官、運動員、留學生、政治流亡者、環保主義者等。他們堪稱跨國主義的先鋒。跨國史研究關注的主要對象是這些人，而不是國家、政府和統治者。這也是方法論跨國主義的一個特點。

方法論跨國主義的出現，不僅拓展了考察歷史的視野，而且極大地豐富了歷史分析的工具箱，讓我們在看待歷史、尋找題材、選擇路徑和構建解釋框架時，可以有更多的選擇。當然，方法論跨國主義并不是替代性的，而是一種補益和糾偏的方式。跨國史不會取代國別史，跨國主義也不排斥民族主義；但跨國史可以彌補國別史的不足，跨國主義能夠平衡民族主義的褊狹。基于方法論跨國主義，我們有可能重新審視國家，為理解許多傳統的國別史課題提新的視角。迄今為止，跨國史、全球史依然是歐美史家的擅場，因而方法論跨國主義對我們也是一種“舶來品”。但是，我們采取“拿來主義”的策略，可以從中吸取滋養，獲得靈感，為我們的歷史研究帶來新的可能性。

沐濤教授（華東師范大學）：

跨國史、全球史正成為我國世界史研究中一個熱門領域。下面我主要結合非洲史來談談運用問題。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中非關系的“熱”帶動了國內非洲史研究的熱潮，總體來講，現在我們國內非洲史研究還是非常薄弱的，跨國、全球史的研究方法或視角運用到非洲史還處在起步階段，更多的還停留在國別史的階段，因為還有很多非洲國家的歷史國內學界缺少研究。跨國史、全球史研究是建立在國別史的基礎之上。國內現在非洲史研究領域中，國別研究做得最多一點的是埃及和南非，對這兩個國家做的比較多，其次是肯尼亞、坦桑尼亞、尼日利亞等非洲地區大國。

現在非洲史及非洲問題的研究也得到各方的高度重視。從近年來國家社科基金立項可以看出，基本上每一年都有非洲方面的重大項目立項：包括非洲經濟史、中非關系史、非洲英語文學，非洲法語文學，以及今年多卷本的《非洲通史》立項。另外，國家的重視帶動了非洲研究平臺的增多，我國國內有許多高校都有非洲研究中心、非洲研究所。現在對于非洲的研究需要多學科的融合，有人稱為“非洲學”。比方講我們過去非洲史研究主要領域是政治史，然后是經濟史、文化史等，編譯的成分比較大，現在隨著條件的改善，可以前往非洲進行田野調查，涉及的除了歷史學、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外，考古方面知識、宗教哲學方面的知識有時也融合在一起，因此，跨國史、跨文化史、全球史在當今非洲的研究中也得到了體現。我現在以多卷本的《非洲通史》為例，來做一些具體的說明。

在1995年，華東師范大學艾周昌教授和北京大學陸庭恩教授領銜，組織編寫了三卷本的《非洲通史》。20多年過去了，這套書還是國內非洲史學界最高研究成果的代表，但是我們在新編的多卷本的《非洲通史》時，更加注重兩個兩方面，一個是立足于非洲來看非洲的歷史發展，避免歐洲中心主義的影響；第二個從全球史的視角來看非洲的發展，如非洲與外部世界的聯系，非洲的族裔問題等。

關于非洲為什么會落后的問題，其中有一個看法說，非洲是一個閉塞的大陸，閉塞性不利于它的發展。但是我們從非洲的歷史發展過程來看，非洲從來不是孤立的、閉塞的，從全球史、跨國史、地區史的角度來說，在古代希臘、羅馬時代，北非地區就和地中海的文明發展緊密相聯；今天的蘇丹、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地區在紅海文明圈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多卷本的《非洲通史》古代卷中，會關注紅海地區、地中海地區古代非洲的發展及黑人族裔問題。第三個文明圈或跨文化圈，就是伊斯蘭文明與非洲班圖文明、蘇丹文明的結合問題，前者結合的結果就是在東非地區產生了斯瓦希里文明，后者結合的結果是在西非出現了豪薩文明。多卷本《非洲通史》的近代是以1415年為起點。1415年葡萄牙國王若昂一世出兵占領摩洛哥休達，這個事件對非洲，乃至西方的殖民擴張上的影響都非常大，被看作近代歐洲在海外擴張建立的第一個殖民據點。此后，葡萄牙、西班牙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探險家、商人、航海家等，沿西部沿海地區不斷向南航行，一直到南部非洲，越過好望角到東非沿海地區，把非洲最早的納入到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當中。葡萄牙人在1441年做了另外一件重要事情——在西非沿海島嶼上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甘蔗種植園。甘蔗、大豆、棉花等的流動都是今天全球史研究的重點。葡萄牙人在馬德拉群島搞種植園試點以后，再擴大到西非其他地區開發，以及美洲地區。

再往后，《非洲通史》的重大研究領域是奴隸貿易問題。奴隸貿易在現在國內出版的《世界通史》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長期以來，國內學界對奴隸貿易關注主要是它對非洲產生的破壞性、對奴隸的殘酷性和對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積極性。但細細研究下去，奴隸貿易是非常復雜的，涉及到大西洋、印度洋的歷史研究，除此以外還涉及到跨文化的研究，大量非洲黑人被販賣到歐洲、美洲后，對西方文化產生了很大影響，黑奴的后裔更是滲透到歐美近代文明的發展中，這些都需要運用全球史研究方法去闡釋。到了現代，非洲被動地被卷入美蘇冷戰，冷戰格局對非洲民族解放運動和經濟發展都產生了直接影響。這個時期，中國在非洲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

我最近在考慮一個問題：如何從全球史視角看南非的現代化。首先從GDP倒退來看南非的經濟發展。去年南非人均GDP大約是5000美元；2011年，人均GDP是8000美元左右；再往前推，1994年，新南非誕生時，其人均GDP是2000多美元。因此，以現在的南非與1994年相比，人均GDP翻了一番，如果把占人口80%的黑人人口考慮進去，對今天南非非國大政權更值得肯定。近年來，南非經濟發展遲緩和不穩定，也是受到今天全球化影響的一個縮影，國際市場上農礦產品的下降和2020年爆發的新冠疫情都對南非經濟，包括其旅游業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實際上，南非從成為西方殖民地那天開始起，就與世界經濟緊密相連。1651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開普敦首建殖民據點，作為其從歐洲前往東南亞殖民地航行途中的補給站。隨著其地位的重要性，白人移民的增加，該殖民據點后來擴大成開普殖民地。19世紀初，英國趁歐洲拿破侖戰爭之際將其奪占，不滿英國人統治的荷蘭人后裔——布爾人（后稱阿非利堪人）不斷向東、向北遷徙，從非洲人手里奪占土地，相繼建立了納塔爾殖民地、德蘭士瓦殖民地和奧蘭治自由邦。南非的歷史第二個轉接點發生于19世紀60年代末在奧蘭治河兩岸發現鉆石，帶動了南非的礦業開采，1872年南非便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鉆石產地。到80年代中期，南非又發現了金礦脈。很多歐洲移民蜂擁而至，隨之而來的是西方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成果，使南非經濟與歐洲特別是英國經濟緊密綁在一起。第三個轉接點是一戰和二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導致大西洋地區交通運輸受阻，南非開始重點發展制造業，實施進口替代工業發展戰略，主要是代替歐洲工業產品進口，所以南非工業經濟在上世紀20年代后快速發展。第四個轉接點是20世紀80年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加入對南非種族主義政權的制裁，在資金、技術、進出口貿易等都給予制裁，導致南非經濟持續下滑，到90年代初，迫使白人總統德克勒克進行改革，迎來了新南非。因此，從南非現代化角度來看，這個國家實際上與全球的政治經濟形勢一直緊密相連。

在未來的非洲史研究中，運用跨國史、全球史的研究方法，還有許多領域可探究，如非洲醫療社會史、移民史、地區史、宗教文化史等。希望更多年輕學者關注非洲，關注中非關系。

郭長剛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

湯因比在解釋自己為什么把文明作為歷史研究的單位而不是民族國家的時候說，要想了解英國的封建制度、宗教改革等問題，首先要知道英國的封建制度是從哪里來的，然后一直往前推，后來發現要想真正把英國的歷史解釋清楚，必須一連串往下推，最后要一直推到古代的羅馬、古代的希臘。所以，他提出歷史研究的單位應該是“文明”，不是民族國家，而文明并沒有高下優劣之分，由此創立了文化形態史觀。湯因比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很好的關于歷史研究的視野和路徑的方法論，同時也提醒我們不要被各種名詞所迷惑：方法和路徑是被選擇或創造出來的，關鍵在于自己的視野和所持有的立場，在于從哪個視角去看待問題，站在哪個立場看問題，那些族群的、國家的、跨國的、全球的、去中心的等等，其實都是為了特定的歷史敘事而選擇或采用的一種方法。

歷史研究為什么重要？為什么要研究歷史？我們可以舉出很多例子，比如我們有審美的需求，有好奇，有求真，等等。學歷史的另一個維度就是價值的建構。我們現在講新文科，新文科新在哪？就是要進行價值觀的建構，我們要重構價值觀，重構話語體系，新文科的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工作應該就是要建構中國的話語體系。歷史研究浸透著意識形態，我們的史學史實際上就是思想史，是一個話語體系的問題，是一種敘事框架，是為了一種社會秩序或者一種體系的合法性進行建構的。所以，歷史敘事的方法、路徑就非常重要，歷史建構就非常重要，歷史研究當中因此絕對存在話語體系的問題，敘事框架的問題，采取什么樣的話語體系和敘事框架，其背后往往存在有意識形態的因素。隨便舉個例子，古代希臘就開始對希臘世界之外的文明、社會進行話語建構，對東方進行建構，東方被建構成專制主義的，天生奴性的，從特洛伊戰爭開始，希波戰爭再進行一次建構，亞歷山大東征又進行了一次建構，經過三次建構，東方社會的特性基本“被確定”了，這就是“東方專制主義”觀念的根源所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源頭所在，這就是一種話語體系。

令人遺憾的是，在有關古代希臘、古代東方等世界古代史的歷史敘事中，我們現在所認知的、所傳播的基本都是西方的或古希臘的話語，希臘人跟波斯人打仗，波斯人怎么看希臘人？亞歷山大東征，希臘人把波斯、大流士三世描述得那么的一敗涂地，我們歷史學界有多少是從波斯的視角看希波戰爭？波斯基本處在“失語”狀態，是在“被表達”，西方也就是希臘人占據了話語霸權，把波斯說得一塌糊涂，并成為波斯的“經典形象”。那么，波斯視角下的希臘應該是怎么樣的？是崇媚希臘，自我否定？還是認為希臘人擁有奴隸因而是野蠻的，抑或吵吵嚷嚷，缺乏秩序？如果采取跨國的、全球史的路徑，我們就應該去探尋一下歷史的另一面，另一個維度。

我們都說希臘的科學、民主、自由，并拿來與其他文明、社會進行對比，當我們有了跨國、全球的視野，對歷史建構有一定的認識之后，我們或許會試圖思考歷史的其他面向：古代希臘真正的歷史景象到底是什么，是否都是光彩艷麗的？光鮮的背后是否也存在著陰影？我想強調一下，我這么說并不是要去否定或者虛無古希臘，只是在思考關于古代希臘的傳統敘事是否存在單向度建構的可能，以致我們對古希臘形成了集體無意識？同樣，希臘人對蠻族、對亞洲、對東方是否也存在另一個面向的單向度建構的可能，以致他們被“他者化”？比如說，古希臘把奴隸與種族關聯起來，建構出“種族主義”，當今一些社會的種族歧視頑疾是否有古希臘的文化基因？泛希臘主義者主張通過掠奪其他社會的財富來解決希臘社會內部問題的觀念，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固化成為了一種歷史遺產？每個事物都會有很多面向，我們選擇從哪個角度去看問題，實際上就是在進行某一向度的話語建構。這就值得我們去思考。我們今天在這里討論歷史研究的國家的、跨國的、全球的視角，實際上就是在探索“去中心”的、更為客觀、更為合理的敘事框架和話語體系。我們要認識到每種敘事只是一種話語，這種話語絕對不是唯一的，我們要想辦法，是否可以繞過去，超越出來，看到其他的敘事的可能。

最后再談一下關于全球史、跨國史的概念或方法的緣起。二戰之后，隨著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廣泛開展以及西方殖民體系的瓦解，西方中心論的話語體系受到挑戰，現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現代性”理論也被擯棄，歷史敘事需要一種新的話語體系，湯因比的文化形態史觀已經是超越西方中心論的一種嘗試，巴勒克拉夫則直接提出了我們現在正在談論的“全球史觀”，因為在他看來，1945年到1960年期間，至少40個國家和8億人口（超過世界人口1/4）反抗過殖民主義，并贏得了他們自己的民族獨立，亞洲和非洲人民的地位以及他們與歐洲關系的改變，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對此必須以新的路徑進行歷史敘事。我們現在批判西方中心論，致力于我們的話語體系建設，也要特別警惕我族中心論的話語陷阱。因此，對歷史研究的跨國的、全球的視野和路徑的本質內涵，我們需要有準確的、嚴謹的理解和把握。

王三義教授（上海大學）：

不管做什么學問，要“眼在高處手在低處”，也就是說視野要寬，必須要站得高，路徑要接地氣，寫文章寫書做課題要具體。

今天圓桌會議的主題是跨國，中東地區天然是“跨國”的：伊斯蘭的國家理想是政教合一的大共同體，只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法委任統治，強制性地劃分出伊拉克、約旦、敘利亞、黎巴嫩等民族國家；資源的爭奪也是跨國的；民族問題、宗教問題是跨國界的，難民問題也跨國界。在全球化時期，中東屬于受益的地區還是受損的地區不好說，全球化帶來好多好處，技術、交換、貿易、思想、知識流動等，可以看清楚的是，在其他國家享受世界和平時，中東國家在打仗。

最近針對課題，我在思考兩個問題：一個是，有沒有中東特有而世界其他地區沒有的問題；另一個是，中東有沒有貫古通今的問題。于是我發現四個貫古通今的問題，即四條縱向的線，放在世界史范圍內看也比較獨特。

第一個，從經濟史觀點看，它最突出、最有特殊性的制度就是大地產制。土地制度尤其是大地產貫古通今，從古代兩河流域、埃及、到中世紀拜占庭、阿拉伯，再到近代一直到當代，中東地區的土地制度尤其是大地產制的演變與世界其他地方都是不一樣的。為什么不一樣，其他地方的土地制度就是土地制度，中東地區的土地制度并不那么單純，研究這一內容可以解釋中東史上許多說不清楚的事情。比如中東地區不斷有地區霸國出現，和大地產的存在有關。這個地方大部分時間里，土地由大地主或部落首領來管轄，征服的時候擒賊先擒王，迫使這些首領臣服，或者殺掉他們，換上順從的首領，一大塊地方就征服了，連同土地上的佃農或自由農。土地制度沒有改變，老百姓還是原來的老百姓。從古代兩河流域到近代一直到現代基本都是這種辦法。當然，推翻政權也容易。從這條線上，不僅能解釋經濟問題，還能解釋中東歷史上的一些動亂、奪權斗爭問題。

第二條線是，中東地區的賦稅制度與其他地區不一樣，而且是整個世界歷史上唯一從古到今的連貫性的。在征稅方面，到奧斯曼帝國時期用的仍然是波斯帝國的征稅辦法，例如包稅制一直用到1826年改革。對這個方面的研究，或許可以把國內經濟學專家寫的世界經濟史的一些結論推翻。世界經濟史專家好多說希臘影響了羅馬，羅馬影響法蘭克，然后影響英國，其實，法蘭克王國和盎格魯薩克森諸王國繼承羅馬稅收制度并不多。羅馬稅收制度是在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埃及這些地區是前后相繼的，直到奧斯曼帝國晚期引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大體上有所改變。從中東角度對世界經濟史的問題提出新觀點，糾正其中一些觀點，也是很有意義的。

第三個就是中東地區是世界范圍內農牧結合和部落留存時間比較長，而且部落制度到現在仍然存在的地區。已有學者在研究，期待看到研究成果，就不多說了。第四個是中東地區獨特的轉運貿易或稱過境貿易。這個方式從原來的兩河流域，大致從烏爾第三王朝一直到埃及，把東邊的貨物運到西邊，西邊的運到東邊，或把東邊的貨物買來放在本地，等待西邊來的商人買走。直到中世紀、近代甚至是當代都是這樣的，是從古到今貫通的。過境貿易、轉運貿易是由于中東地理位置原因。總體上來說，研究中東，它的區域性特征很明顯，并且也具有跨國特征，我們可以從研究中深入思考很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