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類文明誕生之日起，知識、觀念和思想的跨域流動就以超越人們想象的方式深刻影響著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而在全球互動交流愈加緊密的當下，思想觀念的全球流動已經成為各文明、各種族、各國、各地區之間進行平等對話的前提。為此，上海大學世界史學科于2021年11月2日舉辦學術圓桌對這一主題展開深入解讀和研討。

本文整理自“知識、觀念與思想：跨域/跨國流動與文明互鑒”學術圓桌錄音記錄稿，該會議由上海大學郭丹彤教授主持，特邀復旦大學黃洋教授、復旦大學李宏圖教授、上海師范大學徐善偉教授、復旦大學金壽福教授以及上海大學柴彬教授作為主講嘉賓。

會議現場

郭丹彤教授以美國哲學家洛夫喬伊的名言“觀念是世上流動性最大的東西”作為開場語，接著通過馬克思在精神交往論中的一句話“我們去交往！”指出思想觀念的流動一刻也沒停止過，對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產生深刻的影響：從最古老的蘇美爾文明興起開始，以兩河文明和埃及文明為代表的古代近東文明便呈現出以宗教為主要表征的思想觀念上的互動交流，至古典時代后期的希臘文化和東方文化的交流互鑒，后經中古時期絲綢之路上繼承了古希臘哲學的瑣羅亞斯德教傳入中亞、伊斯蘭教在猶太-基督教影響下得以產生、8世紀基督教聶斯托利派傳入中國，到新航路開辟以來，被稱為“全球18世紀”的歐洲思想啟蒙運動的興起，直到當下的全球互動，全球流動和全球相遇的時代，無不昭示著知識、觀念和思想的跨域流動。與此同時，思想觀念的流動也為我們提供了很多開放性的議題。

一、五位學者的現場發言

李宏圖教授從宏觀角度對全球思想史理論進行探源、分析和解讀；黃洋教授、徐善偉教授、金壽福教授和柴彬教授則分別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出發，以微觀的個案研究解讀了知識、觀念與思想的跨域流動。五位教授著重討論了思想觀念是否存在全球化的問題以及文本問題，最后落腳于文明互鑒這一核心問題上，即不論知識和觀念的傳播與流動是否存在誤差和再創造的情況，文明的交流互鑒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并且思想觀念的跨域交流最后將形成一個被普遍接受共同文本，成為文明間平等對話的前提。

黃洋教授（復旦大學）：

黃洋教授巧妙地選取魯迅于1903年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斯巴達之魂》作為切入點，圍繞“斯巴達之魂”在近代中國的回蕩，展現了近代中國對西方古典文化的吸收、轉化和現實利用。他指出，魯迅發表《斯巴達之魂》，與1903年俄國撕毀與清政府的協議，繼而圖謀吞并東三省而引發留日學生抗議有關。面對列強的入侵和壓迫，群情激昂的留學生致電袁世凱，援引希波戰爭中著名的溫泉關之戰表達誓死護國的決心：“夫以區區半島之希臘，猶有義不辱國之士，可以吾數百萬萬里之帝國而無之乎?”緊接著魯迅在留日學生主辦的《浙江潮》雜志上發表《斯巴達之魂》，講述了溫泉關之戰的故事，通過歌頌斯巴達三百勇士以死拒敵的英雄氣概，來喚起青年留學生血性。

黃洋教授認為，在積貧積弱的中國遭受列強蹂躪，面臨列強肢解的危難時期，愛國青年呼喚勇武的精神，需要視死如歸的楷模激勵他們，而希羅多德記載的斯巴達三百勇士的英勇事跡正好符合了這種需要。可以說，尚武和勇武是那個時期的仁人志士共同的追求。梁啟超同樣標榜斯巴達的尚武精神。在魯迅發表《斯巴達之魂》的前一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斯巴達小志》，提出“故尚武精神，為立國第一基礎，認者所同任矣……斯巴達實乃今日中國之第一良藥也。”包括魯迅在內的留學生很可能也受到了梁啟超的啟發。

在說明這樣的背景之后，黃洋教授再回到魯迅，指出他肯定是通過日文版著作了解希羅多德在《歷史》中記載的溫泉關之戰的。顯然魯迅的了解不乏準確性，但他卻并非一味復述希羅多德的記敘，而是進行了藝術的加工，虛構了克力泰士之妻自殺明志以敦促他重歸戰場的故事。文中的克力泰士痛改前非，知死而后勇，最后戰死于浦累皆之戰（即公元前479年的普拉特亞之戰）。黃洋教授認為，這是一個成功的加工，進一步渲染了斯巴達人崇尚勇敢，對懦弱的行為不齒的精神。這一加工也生動地展現了中國人對西方古典傳統的重新利用。

李宏圖教授（復旦大學）：

緊接黃洋教授的話題，李宏圖教授認為，自嚴復翻譯“天演論”開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念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1903年，嚴復和馬君武翻譯了英國思想家約翰·密爾的《論自由》，他們的翻譯在當時的條件下已屬不易，嚴復就說過“一名之立，旬月躊躇”。但由于自身的知識框架、思想框架以及特定的語境還是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誤讀”。由此，李宏圖教授提出了“誤讀是否就是一個錯誤”的問題，認為在全球思想史的語境里，誤讀并非僅僅就一定被視之為是一個缺點，反而可以將其視之為是一種創造性的文本來進行研究，即成為思想史研究的一個文本。這也體現了全球思想史研究一個特點，在誤讀中所形成的文本實際上體現了翻譯者既有的意圖，和希冀達到的效果，因此，這一誤讀的文本也更富有張力和豐富性，成為了全球思想史研究的一種文獻。

從全球思想史研究出發，李宏圖認為，就其形成而言，全球思想史研究還屬于新興的研究領域，也就是最近十余年剛剛開辟。一批不滿歐洲中心論的學者開始從非歐洲中心論的立場出發來思考“歐洲的思想怎么傳播到全世界？怎么變成世界范圍的一個普遍接受？”的問題，同樣，歐洲學界自身也在思考這一問題中轉向了全球思想史，例如昆廷·斯金納就提出如何跳出英語世界的空間范圍來思考思想史研究。在這些合力下，從而誕生了全球思想史這一新興領域。目前在歐洲，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應是英國的圣安德魯斯大學。

伴隨著全球思想史研究的“全球轉向”，拓展了一系列需要研究的問題：對于文本、概念和觀念的流動，研究者的關注重點應該落腳于思想的翻譯和接受？還是落腳于知識觀念傳播和吸收的過程？李宏圖教授認為，即使是反對歐洲中心論，也需要從歐洲的角度出發來探析歐洲的觀念是怎樣在全球范圍內流動。同樣，這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流動，例如中西方觀念的流動就是一種雙向的接受與影響。以此立足點出發，我們要思考如何突破多重語境的限制，在“全球性”和“歷史性”兩個維度下展開研究，并在“理解”和“闡釋”的不同層面上探討思想觀念的流動傳播與接受。這一研究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工作，當然也是充滿想象和樂趣的一個研究空間。

徐善偉教授（上海師范大學）：

徐善偉教授則通過索萊茲伯里的約翰藝學觀來討論古典文化在中世紀的流轉。他指出，地中海對于歐亞北非大陸而言是極為重要的，它不僅有著眾多的文明，還是文明交流最為頻繁的地方，由此至19世紀整個地中海文明實際上出現了“同化”的現象，他們的宗教和邏輯思維是統一的，其中又涉及到阿拉伯人在知識的傳播上所起到的作用。

十一世紀晚期和十二世紀古典文化的復興，展現了當時人們對古典學過分的熱情，不僅把古典學家視為權威，還將他們奉為經典。在此基礎上再來探析藝學的內涵，能更清晰地看到藝學所傳達的思想觀念。所有的藝學都被包括在三藝和四科里，是滋養理性并使之發展的知識，古人之所以重視藝學教育，是因為他們期望實現人的解放而投身于智慧之中，以使人的心靈擁有較大的自由并專注于哲學之中。藝學的產生是為了認識真理和追求美德與幸福，在此基礎上學習藝術學科是能使人擁有高貴的品性，并有助于人類福祉的，藝術學科對智慧和自由的追求也使得它不會被用于謀利，也不會被卷入爭斗，在此意義上信仰和理性實則是相容的。基于此，也不難理解為何藝學能在后世仍舊備受人們青睞，藝術學科容納的精神內核是寶貴的精神財富。

金壽福教授（復旦大學）：

金壽福教授提出，觀念能否傳播需要兩個要素，首先是一個原型的存在，比如黃洋教授剛才講到的與“溫泉關戰役”相連的“斯巴達之魂”，其次是接受者從這個原型中發現了為其所用的價值和進行建構的可能性。在原型存在的前提下，接受者對此有著現實需求并根據自身所處環境進行特定的解讀，這與之前李宏圖教授所提的“誤讀”中的一種是對應的。誤讀實際上有兩種，其一是源于接受者的理解能力和知識儲備不足，另一種是接受者出于特定的目的故意為之。針對今天這場圓桌會議的主題“知識、觀念與思想：跨域/跨國流動與文明互鑒”，金壽福教授結合自己從事的研究領域，提出和強調這樣一個觀點，那就是剛才所說的“誤讀”能夠創造一種全新的知識，而且許多時候，這種知識具有的能量和產生的影響不可估量。

以象形文字的破譯為例，在埃及學誕生之前，古埃及對歐洲人并不陌生，只不過他們有關古埃及文明的知識根據自己的需求經過了長期的篩選和加工。從這個意義上說，古埃及文明并沒有因為法老歷史的結束而終結，而是在西方以別樣的形式存續并不斷得到新的解讀和重構。從柏拉圖的著述中可知，在他生活的時代，古希臘人很清楚象形文字實際上是一種字母文字，加上埃及第26王朝時期，尼羅河三角洲出現了專供希臘人經商的城市，對此時的希臘人來說，象形文字絕不是“天書”。有意思的是，基督教傳入埃及以后，皈依這個新興宗教的埃及人以為原有的“圖畫文字”違反基督教禁止偶像崇拜的教規，遂用希臘字母轉寫象形文字。及至新柏拉圖主義興起之時，古埃及圣書體象形文字被賦予無限的神秘性。在尋找人類失去的遠古智慧的人士眼里，象形文字蘊含上帝創世時賜予人類的知識，金字塔被解釋為大洪水前的建筑，獅身人面像擁有一把能夠引導人類重返黃金時代并重獲失去的智慧的鑰匙。不難看出，以上聯想和構建出于歐洲人自身的需求。不可否認的是，由此生成的知識對中世紀歐洲人深入探討基督教的起源和全面考察基督教文化與其他文明之間的關系等問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是在這種歷史和宗教語境中，《赫爾墨斯文集》應運而生，它糅合了古埃及的宗教特別是密宗因素和古希臘的哲學思想。根據學者們最新的研究，文藝復興時期廣泛流傳的《赫爾墨斯文集》吸收了不少祆教的內容。在沙普爾一世統治時期，為了鞏固王朝的文化身份和強化自己的話語權，薩珊王國的文人們在兼有埃及和希臘色彩的《赫爾墨斯文集》加入了波斯文化元素。《赫爾墨斯文集》在歐洲宗教演變和現代知識體系確立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從這個文本生成的路徑中不難看出，觀念的傳播和知識的創造必須經歷非常復雜的過程，原型的形塑、規范作用和接受者的主觀意念及創造性再生產在其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接著，金壽福教授談到了猶太人出于自身需要而虛構了《出埃及記》。這個對猶太人和猶太文化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基于古代以色列人命運多舛的經歷，在猶太人保持民族傳統和爭取生存權利的歷史長河中，這個虛構的故事構成了重要的思想來源和精神動力。

由此，金壽福教授也提到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認為追溯和探究歷史無疑具有巨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不過需要考慮的是，堯舜禹時期的神話傳說是中華文明寶藏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三位富有智慧和賢明的祖先長期以來被后世君主奉為楷模，受到民眾的愛戴，他們的形象受到重塑，他們的功績被不斷建構，由此產生的知識絕非純粹的歷史知識所能比擬。正如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三位以色列先祖一樣，堯舜禹長期以來扮演了炎黃子孫元祖的角色，成為中國人確立身份的重要依據，他們是中華文明的脊梁骨，遠遠超出了歷史維度。

柴彬教授（上海大學）：

柴彬教授以戲劇為抓手，思考了近代早期英國教會與國家在對戲劇的控制與反控制問題上的相互博弈，以及其中所呈現出的統治理念上存在跨域間共性現象等問題。國王與教會對于戲劇控制權和主導權的爭奪自中世紀以來一直存在，尤其是教會，為了實現通過宗教劇來宣揚道德和宗教意圖以及社會教化的目的，教會對戲劇從形式到內容都進行了嚴格且細苛的控制與約束。至宗教改革時期，加爾文新教運動更是較之先前有過之而無不及，如加爾文在瑞士日內瓦建立政教合一的政府之后，便以反對奢侈為名積極推行了取締戲劇和娛樂的嚴格措施。英國的清教運動也是如此，戲劇演出受到了清教徒嚴格的控制。都鐸王朝時期則利用戲劇來演繹國家造神的都鐸神話，莎士比亞的《亨利五世》等歷史劇的劇本也由此呈現出強烈的現實政治需求。至克倫威爾上臺后，再次對戲劇進行了嚴格的控制，乃至1642年頒布全面禁止倫敦舞臺劇的議會文件，全面叫停舞臺劇直至克倫威爾死后才逐步恢復。

從教會和世俗政府爭奪對戲劇的控制權這一案例，能看到近代早期歐洲的統治理念、統治思想和統治觀念在不同的國度有著共性，既在時間上有著縱向的傳播，又在不同國度和地理空間內有著橫向傳播。從管控戲劇中體現的反對奢侈和娛樂化的思想觀念，從歐洲近代早期一直追溯到中世紀晚期，在各國之間存在統治理念的相互影響，這種跨域的影響不僅體現在戲劇管控上，而且還貫穿于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活等各個領域，是思想跨域傳播的一種體現。

二、現場對話與回應

基于五位教授的主題發言，聚焦于全球思想史的相關問題、文本理解和闡釋所導致的誤讀問題、共同價值與普世價值以及文明互鑒等問題，現場學者之間以及現場學者與學生之間展開了深入對話。

會議現場

1.全球思想史相關問題

全球思想史是全球史的一部分嗎？

這一概念界定的問題由郭丹彤教授提出，對此，李宏圖教授從思想史的角度出發，認為這兩者并非所屬關系，如果在全球史語境下研究思想史是在全球史維度上進行的研究，而脫離了思想史獨有的范式。思想史與全球史有交叉的部分，但它們都應是歷史研究中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

知識、觀念和思想能否真正地全球流動？思想史能否全球化？

在李宏圖教授對全球思想史概念進行定義的基礎上，郭丹彤教授隨之進一步提出了“思想觀念是否能真正全球流動”的問題。

以誤讀為例，李宏圖教授認為，這恰恰是觀念流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本身即為全球思想史研究的問題和內容。思想觀念在全球的流動是一個既成事實，互鑒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但問題是不同語境中的觀念流動能不能達到完全的融貫性理解，這是很難做到的。同時這也說明了交流的重要性，恰恰是不同語境中的交流才知識更接近其本身含義。如果不交流，就只能用想象去理解，從而與原本含義發生偏差。但若完全達到融貫性的理解，又是對知識本身文化基因的完全改變，這是做不到的。所以問題在于在某一層面上建立起一個共有標準，這個標準就是普世價值或共同價值。即便在一個共有標準下，不同文明實踐它的路徑也仍然存在差異性。所以共有價值和實踐路徑之間既有內在關聯性又各自獨立，既要看到多樣性又要認識絕對性，在對待這個問題上需要仔細辨析。

2.文本的誤讀與歷史的真實性

文本的誤讀是本次會議討論的另一重點，文本的理解、闡釋和翻譯本身便反映了不同文明的觀念認知，誤讀的發生恰是知識流動、傳播和轉化的一種最佳的研究素材。

緊接全球思想史的相關問題，郭丹彤教授進一步提出翻譯是否能抹平語境和語意差異。李宏圖教授認為，這其實涉及到的是理解跟闡釋的問題，理解必須要逼真，逼近文本的真實，而展開闡釋時卻可以對此進行邏輯化和歷史化的分析。文本的翻譯又涉及到語言問題，因此語言哲學是重要的。關于具有衍生性意義的語言，在理解時要放在一定的語境里，但在闡釋時卻要跨越語言的邊界。在具體語義上，首先要把它真實呈現出來，其次在語義的理解上則與意識形態有關，歷史的意義和歷史的價值有關。歷史不都是真實的，找尋到最真實的那個事實，然后每個譯者按照各自所持有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來理解。多元的價值觀會形成一個彼此博弈的多樣化場域，由此形成的多樣化文本和文本理解便成為思想史研究的極佳素材，能讓人們從更豐富的角度看到思想在全球的流動以及所帶來的內涵上的變化，并促使研究者將原來的文本處理成自身的理解。

郭丹彤教授和李宏圖教授又針對歷史真實性的問題展開了討論。李宏圖教授認為，歷史是永遠接近于真實，但卻永遠不會把“真”作為我們歷史學的首要目標。他進一步認為，如果說全球思想史的現實意義是文明互鑒，那便要始終保持開放的態度，只有在開放的心態下在相互的刺激、采納、挪用、借用過程中才能創造的一個全新的事物。李宏圖教授還認為，歷史學習的最大好處就是讓人們從唯一性當中解放出來，但同時他也認為個人的研究需要用唯一性來保持邊界。

在現場聽眾提問環節，上海大學世界史學科博士后黃運關于誤讀的問題向李宏圖老師提出問題：如何在研究中判斷文本的誤讀？如何判斷文本的誤讀是否是有意的錯誤？應怎樣理解和闡釋這種誤讀？如何避免過度解讀傳譯過程中的誤讀?

對于上述問題李宏圖教授的回應是通過比對翻譯文本和原始文本，便能看出文本之間出現的偏差和增添，如馬君武對密爾《論自由》的翻譯，就增添了很多關于專制政府的內容，這便是馬君武對文本進行的新處理。至于這種處理是誤讀還是一種再創造，則另當別論了。再回到文本翻譯這一問題上來，多角度的史料是還原譯者真正思想底色的重要工具。另外，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辨析翻譯者的意圖，需要從整個文本處理的過程出發。思想史需要按照歷史學的方法進行，而并不僅僅是對文本的演繹，需要根據多種材料從多重關系和多重維度的角度來解析和判斷，才能厘清誤讀的發生是否存在一個主觀的有意識的選擇。

在此基礎上，應以什么態度來審視有意的誤譯和無意的誤譯？李宏圖教授認為，無論有意還是無意，都可以將這種誤譯視為新的文本。無意的誤譯可能是基于語言的不同理解而導致了處理的差異性，有意的文本處理則更體現了思想史的研究價值，是特定時代背景下譯者觀念的一種反映，更能凸顯那個時代的變遷以及對特定文本理解的方式。

在此，上海大學張勇安教授指出，文本翻譯錯誤屬于知識性的錯誤，但誤譯是有意為之的故意解讀。文本的解讀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現實困難，如埃及象形文字、兩河楔形文字以及希臘語和拉丁語等語言的翻譯，這些語言包含了很多的文化內涵，很難去確切地找到一個與現代語言完全對應的詞匯。商博良對象形文字的破譯就完全正確嗎？他對象形文字的破譯也存在自己的解讀，包括后來的各類轉譯及轉譯帶來的不同理解，也是在文化交流過程中對知識的一種接受。

對此，郭丹彤教授認為，埃及象形文字和兩河楔形文字文獻都需要考古資料相佐證。在文獻翻譯過程中，不同的學者對同一單詞的解讀可能是截然不同的。金壽福教授對此進行了補充，認為這實際上是與譯者不同的文化背景相關聯，如美國基督教徒向愛斯基摩人傳教時對“牧羊者”一詞意象的翻譯，因為愛斯基摩人并沒見過羊，要讓他們去真正理解“牧羊人”的內涵是很難的。

張勇安教授進一步認為，中西方文化都在不斷地創造新詞，尤其是西方語言中的新合成詞實際上很難在中文語境里找到確切的詞來對應。如“毒品”這個單詞，西方語境下是很難理解的，他們更傾向于“麻醉品”這個意向，但“麻醉品”在中文語境里卻并不適用于搖頭丸等人工合成的毒品。“吸毒”一詞也是如此，以前被稱為“藥物濫用”，現在又提出了“物質濫用”，但若使用“物質濫用”在中文語境下的理解又變得困難。要找到完全對應且貼近原始語言的含義，又能讓雙方理解的詞匯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會議現場

3. 共同價值與普世價值的討論

本次圓桌會議討論的第三個問題是共同價值與普世價值的差別和使用語境。這一問題由上海大學江時學教授提出，李宏圖教授做了如下回應：這首先是翻譯的問題，中國對共同價值的翻譯是common values，這與西方的universal values 有所不同。我們也不十分清楚為何這么翻譯，中國對普世價值的接受是包含在共同價值之中的，所以多使用共同價值。再者是universal values帶有一定的基督教色彩，所以可能是為了強調非宗教性，中央編譯局或新華社選擇使用了更世俗化的common一詞，但從其內涵的上來說二者沒有什么差異，如對民主、自由、平等、發展、和平等的追求實際上是人類共有的。

張勇安教授對common values一詞是西方語言中原本存在的，抑或只是中文譯文表示質疑。江時學教授通過他與德國總領事關于普世價值觀的討論，認為我們不能接受普世價值觀，是因為這是基于西方話語體系下創造的價值觀，我們要接受的該是共同價值觀，因為共同價值觀是屬于全人類的價值觀，而非西方的價值觀。

李宏圖教授隨之提出，從規范性的角度出發，包括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在內的很多聯合國文件都代表著普世價值，我們沒有接受普世價值是有自己的考量，但是也不能說我們沒有共同價值。中國也用自己的文化資源參與了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建設，是世界人權宣言組成的一部分，中國如何會脫離這個體系呢？中國本身便是共同價值的一部分。

4. 文明互鑒相關問題

提問環節中現場學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以中西方應對新冠疫情的不同措施為例，西方國家在公共醫療事件中強調個人自由，而中國則集體利益優先，這兩種觀念是否是文明沖突的表現？這兩種觀念能否相互借鑒？東西方文明的不同有什么影響？

江時學教授從文明沖突這一角度做出了回應，認為文明是有沖突的，但卻反對亨廷頓的文明沖突是因為他將沖突視為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對峙，對于亨廷頓的將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視為世界動蕩的根源的觀點，我們是要反對的。

黃洋教授指出，江時學教授此前提到的文明互鑒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并不能通過照搬某一文明的某些觀念來解決另一文明的問題。文明的互鑒應該是對一個文明的系統研究，將文明內涵展示于公眾，并由公眾根據自己的理解和需求來進行借鑒。真正的互鑒需要建立在一個開放的態度上，將從古至今的西方各類文明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再基于我們的角度去觀察、理解和呈現，最后自然而然就能吸收到文明中的精華部分。

李宏圖教授認為黃洋教授所述是學者在呈現文明特征多樣性上應承擔的任務，而從普通個體的角度來看，所有的文明互鑒一定是以開放和交流的狀態展現的。每一個個體的旅行、讀書、觀察以及與外界的交流構成了人們對文明的體驗、理解與互鑒，都能使每個人形成自身對文明的思考和認知。保持積極的開放性，才能真正地實現文明的互鑒。

通過五位學者的主題發言以及熱烈而深入的現場對話與回應，學者們一致認為，知識在流動和傳播過程中產生的文本理解和闡釋，以及由此而興起的全球思想史，都是由知識、觀念和思想的跨域/跨國流動所折射出的現實需求。從古至今，各文明正是以開放的心態在彼此不間斷的交流互鑒中取長補短，共同發展、共同進步，從而推動了全球化時代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