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史上，“榮祿”是一個讓人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一提到他，大概都會條件反射式地聯想到“后黨”首腦、扼殺維新運動的“幫兇”、反對變法的“頑固派”等等，一些受過野史熏陶的人們，甚或還會聊上幾句“慈禧太后的情人”這樣的花邊，而一旦細究其人其事，則大多迷于傳聞異辭，茫然無緒。榮祿生前，已經流謗纏身，1899年9月《國聞報》載文章責其“強悍無識，敢為不道，包藏禍心，乘間思逞”，嚴復閱后即不以為然：“試平心覆觀，其所指之人是否如此，則真未敢輕下斷語也。”（《嚴復集》第三冊，533-534頁）然晚清以降，榮祿形象與聲譽持續跌低，能依據史實平情討論者反寥落難尋。馬忠文先生近著《榮祿與晚清政局》，改變了“長期以來除了簡略的官修傳記和幾篇碑傳文，沒有一部有關榮祿的完整而具有較高學術水準的傳記或專著”（金沖及序，第1頁）的現狀，令人欣喜。對這類帶有“首部”性質的研究著作，一般人習用或喜用“填補空白”一類的套話予以評價，筆者倒以為，不管如何“填補”，先要了解何以“空白”。讀馬著之前，竊意至少對以下兩點應有所措意：

其一，近代史料雖號繁富，有關滿洲權貴者卻是一大缺門（皇帝屬例外，一般后妃、親王、滿大臣均是），口碑傳說、筆記逸聞固為群眾樂見樂聞，相對可信的直接史料卻捉襟見肘；而榮祿為人深沉，歷事少（甚或不）見諸筆墨，留存文字本來不多，再加上庚子年的戰火殃及府邸，將其早年文稿、書信統統付之一炬，可據以專論其人其事的材料實在有限，這也制約了目前為止研究的深度。馬先生為寫作此書，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作，以前人較難利用的檔案材料為突破口，而注意多種類型近代文獻的配合使用，具體言之，即廣搜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臺北故宮藏清宮奏折、傳包檔案，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醇親王、李鴻藻、張之洞、鹿傳霖檔案，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取以與時人文集、日記、書信、筆記、年譜及報刊文獻比勘對證，進而有所發覆。

其二，既往研究多數尚不脫“歷史人物評價”的套路痕跡，喜取戊戌政變、庚子事變等關節性事件，在橫截面上作褒貶，論定大是大非，“評判也過于簡單，泛論多于實證”；而因受一些未經驗證的野史雜談，或特定語境下的宣傳話語所左右，“不少觀點以訛傳訛，影響迄今”（第2頁）。本書則盡量避免據片段發揮，能用一種相對長時段的視野關照榮祿其人，書名雖題作《榮祿與晚清政局》，但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之旨，能探根溯源，知所先后，所呈現的面貌則幾乎相當于一部榮祿的詳傳了。

榮祿家世出身難言顯赫，又未走一般科舉仕進的道路，而官至大學士、軍機大臣，位極人臣、權傾一時，他何以能爬到這一層？倒是一個讓人感覺興味的問題。馬先生鋪排史料、勾稽史實，還原了一副非典型的晚清升官路線圖。通讀全書，得到印象，死后賜謚“文忠”的榮祿一生實得益于“武”事，仕途節節高升，全離不開“練兵”二字。

榮祿隸滿洲正白旗，武將世家，祖父、伯父及父親均戰死于疆場，受朝廷格外褒恤，榮祿本人也以難蔭入仕，后來輯錄祖父輩事跡，遍邀名流題跋，形成一部弘揚家族事跡的《世篤忠貞錄》，書名即源自咸豐帝諭中“實屬世篤忠貞”一語（25頁）。而他仕途飛躍，肇始于辛酉政變后參與創辦神機營的軍事活動，以統率使用洋槍的威遠馬步隊、鎮壓捻軍馬賊，獲得“知兵”之譽，也由此與醇親王奕譞結好，搭上政治升遷的順風車。另有一項事務與榮祿進用關系密切，不得不提，即主持兩宮太后的“萬年吉地”工程，尤其監修慈禧菩陀峪陵寢，無疑“極討慈禧歡心，對其權勢增強極為關鍵”（37-38、153-154頁）。無論投身神機營練兵，還是承修陵工，榮祿仕宦生涯早期，基本服務于宮廷事務，一直扮演著內務府大臣等內廷近臣的角色。一方面承辦內府優差的王大臣為人艷羨，多會得到帝后異常的恩寵；但另一方面內務府勢力盤根錯節，內部矛盾重重，如馬先生指出，光緒六年（1880）榮祿遭彈劾去官，“內務府權貴之間的排擠傾軋是一條不可忽視的暗線”（60頁）。這也提示我們，要理解清朝滿洲權貴的進退出處，其宮中、府中兩位一體的為官特色，應予充分把握。

雖然一度政壇跌磋，又遭外放西安將軍，但榮祿還是在甲午戰時重回京師，受命為步軍統領，“早年治兵資歷”成為其“臨危受命、擔當重責的優勢所在”（102頁）。不久奉旨充任督辦軍務大臣，則意味著榮祿開始進入政治決策圈。督辦軍務處原是一個戰時軍事統籌的臨時機構，但在甲午戰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仍被保留，馬先生敏銳觀察到這一機構之于榮祿的特殊意義：“先是負責裁勇、編練新軍，隨后與國防建設相關的調整兵工企業、修建鐵路也都由督辦處統籌決策。督辦處一定程度上分割了原屬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的部分職能，扮演了統籌新政的特殊角色……正是憑借督辦軍務處的權力平臺，甲午戰后榮祿的權勢得以迅速擴張。”（138頁）

此處有兩個現象頗值得留意：一則通過榮祿的練兵活動，自咸豐末年湘軍、淮軍興起后漢族地方督撫執掌軍權的局面出現了微妙的變化。從胡燏棻定武軍易帥、袁世凱小站練兵到戊戌年榮祿出督直隸、統領北洋各軍，再到創建武衛軍，自始至終，榮祿都將軍權牢牢控制在手中，“這是清季罕見的現象，明顯具有滿洲貴族加強集權的意圖”（333-334頁）。二則榮祿正式入樞垣要到戊戌政變后，而在此前已有權參與大政決策。甲午戰后慈禧整肅清議，榮祿“始終是幕后參與者，也是受益者”，在這一過程中，“督辦軍務處這個權力平臺為他帶來的便利條件也不可忽視”（139頁）。丙申（1896）、丁酉（1897）之間，榮祿以兵部尚書兼步軍統領、總理衙門大臣、督辦軍務處兼練兵大臣，又奉命參與“辦理借款事宜”，其人雖不入樞，卻大權在握，成為“戊戌維新開始前清廷朝局的基本特點”。如馬先生所見：

在這些王大臣中，能夠參與軍事、借款、外交、鐵路等重要事務的，除了恭王、慶王、翁、李之外，只有榮祿。剛毅雖然入樞，但是樞中班秩最后，且不兼總署、督辦處。像李鴻章這樣功勛卓著的老臣，也只是棲枝總署，無權參與軍政決策。可見，榮祿雖不入樞垣，卻有權參與大政決策， 加上兩邸不具體過問政事，翁同龢受到猜忌而變得謹小慎微，李鴻藻年邁多病，榮祿倚仗慈禧的信任，成為這個這個時期隱操政柄的關鍵人物。（151頁）

這種“非樞臣而秉實權”的政治變態，可以說是榮祿政治生涯中特別且值得大書特書的一段，卻也符合慈禧太后一貫的以制衡為目的的馭下手法。作者特別舉了一個有趣的旁證，上世紀六十年代位于京郊的榮祿墓遭破壞，發掘出慈禧賞賜的二兩多重的金葫蘆一枚，上刻“丙申重陽皇太后賜臣榮祿”，可見君臣關系之密切（151頁，注1）。戊戌后，慈禧以榮祿、奕劻為左膀右臂，一主內政、軍務，一主外交、商務，權力各有側重，而兩相制約。在經歷端王用事、庚子事變的風波后，榮祿抵西安行在，充任領班軍機大臣，成為名副其實的首輔，直到去世，其權力可謂達到頂峰。

榮祿的人脈

傳統史書首重紀傳一體，旨在“以人系事”、“因事見人”。近代學術屢經思潮變遷與方法論更新，越來越多史著漸不以人物為當然主角，更有甚者竟已全然不見“人”的蹤影，遂有學者發出歷史研究中“人的隱去”的嘆息（羅志田《經典淡出以后：20世紀中國史學轉變與延續》，導言，第6頁） 。據筆者所見，政治史或許仍是目前最注意且不吝“深描”人物的研究領域。馬先生寫榮祿，不僅詳道其生平，并歷數其交游，尤其致力于廓清那些作用于榮祿仕進、影響于晚清政局的重要人脈關系，于傳統政治運作深得三昧。這種寫法，已不止于描畫榮祿本人的行狀事功，或近似梁啟超所謂之“專傳”，“其對象雖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是以一個偉大人物對于時代有特殊關系者為中心，將周圍關系事實歸納其中，橫的豎的，網羅無遺”（《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分論一：人的專史”）。此處“偉大”，姑取其“宏大”義項而不涉褒貶意，亦如梁氏提示“關系的偉大”，足以承擔起串聯近代中國“史跡集團”的功能，而可“將當時及前后的潮流趨向分別說明”。

在馬先生看來，歷經道、咸、同、光四朝，長期身居中樞的榮祿，“關注大局，用人無滿漢偏見”，“與滿漢、南北、新舊各派政治力量關系微妙，是溝通各派的關鍵人物”（3、235頁）。滿洲親貴如醇親王奕譞、恭親王奕訢、禮親王世鐸、慶親王奕劻、端郡王載漪，與榮祿關系親疏不一，而尤以醇王對其政治地位的推挽之力最巨。榮祿是不折不扣的“七爺黨”，“終其一生，與醇王的交誼最深”（33-36、61-67、332頁）。榮祿與端王政見分歧，是導致庚子變亂的一大淵源。兩人不和，固有神機營與武衛軍爭勝的近因，也與剛毅附端抗榮、火上添油相關；但馬先生眼光能放得更遠，注意到榮祿與載漪之父惇王奕誴“歷來不甚融洽”，早在同治朝他就在惇王手下負責慈安太后普祥峪陵工，牽連賄案遭彈劾，惇王始終未出面做過一絲辯解。據此，“庚子前榮祿與載漪的不諧，似可從榮、惇早年關系中找出潛在的因由”（60頁）。

榮祿仕途發達除了攀附醇王，還離不開軍機大臣文祥與李鴻藻的提攜。馬先生多項舉證，說明“文祥-李鴻藻-榮祿是清季權力關系中比較清晰的一條人脈線索”，而相較之下，“翁同龢與榮祿的關系則過于表面化，且時有暗中傾軋的跡象”（333頁）。翁、榮關系涉及晚清政治史上南 / 北、恭 / 醇、帝 / 后之爭多處關節，是聚訟紛紜的一樁公案，高陽、林文仁、陳曉平等學者均有論列。馬先生羅列異說，推原其實，指出“榮祿與翁同龢建立交誼，是因為醇王奕譞的緣故”；同治十三年到光緒元年，榮、翁奉旨承修陵工，“往還十分密切”；光緒四年“榮祿的受黜可能與翁難脫干系，至少有間接的關系”；“甲午戰爭爆發后，榮祿回到京城，能夠迅速得到任用，翁氏也曾予以支持”；在漢納根練兵問題上，兩人“意見不同，甚至產生激烈的沖突”（41-42、74-75、105-110頁）。而戊戌年四月，翁同龢開缺，伴隨了中樞權力的再調整，實質是一次“易樞”。馬先生明確點出“徐桐、張之洞聯手‘倒翁’，是這次易樞的明線；剛毅在慈禧面前對翁進行傾陷”，但論及榮祿的作用，一則謂“暗中也推波助瀾”，再則謂“似無主動的推動”（166-167頁），似尚游移。不過，區別于很多人物研究一涉立場分歧勢必說成水火的粗暴兩分法，本書還是能從歷史現場出發，平情討論，尤其注意到晚清官場之“復雜多變”，“榮、翁心存隔閡，虛與委蛇，猜忌難除。但是，在一定的條件下，他們仍然存在政治合作的基礎”，“戊戌年春朝局中翁同龢與榮祿的關系完全不像康有為說的那么緊張”（75、169頁）。確實，如果看得再遠一點，政變之后，榮祿還兩次保護翁同龢得免于難。榮祿去世時，翁同龢有日記：“報傳榮仲華于十四日辰刻長逝，為之于邑，吾故人也，原壤登木，圣人不絕，其平生可不論矣。”翁以榮比作原壤，意謂其有所失禮，但孔子不絕原壤，應以效法，不失故人之道，不必再論恩怨。此明顯作的是“恕詞”。

又，時人論戊戌后政局，多有“剛悍而愎，榮險而狡”的連綴說法；今人寫史，也常常將榮祿、剛毅并舉，指其為反維新、釀戰禍的罪魁。本書則從剛毅留京入樞、榮祿出任直督等事中，窺見兩者政爭的端倪，并將之與戊戌、己亥、庚子諸變故相貫穿，從而揭示這一“既往研究中常常被忽略的一條主線索”，如馬先生指出“自此（甲午）直到庚子年間，榮、剛關系成為影響政局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在戊戌政變后，甚至成為支配政局走向的關鍵因素”（105頁）。此外，書中對榮祿與李鴻章、劉坤一、曾國荃、曾紀澤、陳寶箴、王文韶、張之洞、許應骙、樊增祥、袁世凱等漢族官員的交往也各有論列，且時有所見。如謂甲午后榮祿與許應骙共同查辦事件而訂交，“二人交誼與后來時局也大有關系”，“榮祿對康有為沒有好感，可能與許應骙的影響有關”（154、177頁）。又如榮祿對徐致靖保薦袁世凱是否知情的問題，馬先生提示了“一直被忽視的問題”，即：“榮祿與徐致靖幾乎同時保舉新建陸軍的將帥，或為巧合？”（208頁）盡管所論尚難坐實，但足以予人啟發。

作為改革派的榮祿

陳寅恪在回憶祖父湖南巡撫陳寶箴卷入戊戌政變時，說過一段話：“那拉后所信任者為榮祿，榮祿素重先祖，又聞曾保舉先君。……先祖之意欲通過榮祿，勸引那拉后亦贊成改革，故推夙行西制而為那拉后所喜之張南皮入軍機。”（《寒柳堂記夢未定稿》）陳寅恪指出張之洞、陳寶箴等由實際經驗得知須“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與康有為從“今文”、“公羊”中推導出“孔子改制”之說，為清季變法“不同之二源”。長時間以來，學界多以康、梁留下的史料為基礎，構建成當前戊戌變法史的基本觀點、述事結構和大眾認識。已有一些歷史學家對康、梁說法提出了質疑，新近如茅海建先生利用張之洞未刊檔案這一宗大型資料，刻畫戊戌變法的“另面”，可謂對陳寅恪說的一次全面呼應（《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這一研究取向，實際也是糾正以前晚清史研究過于倒向清政府對立面（維新、革命、群眾運動）的偏弊，而有意重建清末改革中“朝野共同努力”的實相，因為“變法”也好，“新政”也罷，畢竟都是體制內的改革，須得到體制內主要政治派系的參加或支持，方有可能成功。

本書專論榮祿，實際上也在多處回應源自康、梁的歷史敘述，意在厘清“史實”與“宣傳”的界限：

由于受到康、梁宣傳的影響，論者多將榮祿視為“后黨”的核心人物，鎮壓新黨的“幫兇”，加以負面評價，反而很少批評康梁一派因決策魯莽而導致局勢惡化的舉動，這樣自然也不利于全面認識歷史。榮祿在戊戌政變中的活動需要重新予以研究，尤其是奉旨回京后，他調和兩宮，平衡新舊，努力維持時局的平穩，扮演著他人無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總之，榮祿政變后的所作所為，并非“后黨”、“守舊者”概念所能簡單涵蓋者。（195頁）

馬先生用事實證明，榮祿是“近代軍事改革的大力倡導者和實際主持者”。在其首倡下，甲午戰后開啟了以改革武科、練洋操、設武備學堂為內容的軍事改革，至戊戌年又繼續深化，后雖因政變爆發未能實行，但武科改革無疑仍屬于新政范疇；無論定武軍、新建陸軍還是后來的武衛軍，這些新式軍隊都是在榮祿推動下創辦發展起來，“從這個層面看，他是甲午戰后的主張改革者，簡單地將其視為頑固守舊者與康梁在戊戌政變后的宣傳有很大關系”（3、174頁）。戊戌期間，榮祿作為直隸總督在任上的改革是有所謀慮的，實際上也辦得有一定聲色，“從遵從上諭的角度看，榮祿并無違抗的情節。康梁等人稱榮祿極力抵制新政的說法與實情不符”（190頁）。

和陳寶箴、張之洞一樣，榮祿在甲午戰后的新政中屬于“身體力行、謀求實政改革的一類官員”（94頁），也即陳寅恪所說“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榮祿之于“變法”的理解當然有一定的限度，但尚能一以貫之，戊戌政變后仍認為“亂黨既已伏誅，而中國一切變法自強之事，亦當擇其緊要者次第舉行”，可見變法初衷并未因政變發生而改變。而且，在調和兩宮關系、維持朝局穩定方面，榮祿也多有表現。嚴復對此頗有同情，他在私信中議論：“榮仲華前用騎墻政策，卒以此保其首領。然平心而論，瑕者自瑕，瑜者自瑜。其前者之調停骨肉，使不為己甚，固無論已。即如老西（慈禧），既到長安，即欲以待張南海者（張蔭桓）待翁常熟（翁同龢），榮垂涕而言不可。此雖出于為己，然朝廷實受大益，可謂忠于所事矣。”（《嚴復集》第三冊，549頁）時人眼中的“險而狡”、“騎墻”，固非褒辭，或也透露榮祿行事風格之一斑，關鍵須放回歷史語境來理解。馬先生評論榮祿個性，略異于前人，但并非無的放矢：

榮祿不避閑言，能夠挺身相助，反映了他待人寬宏的一面。揆諸事實，終其一生，榮祿多次關照、庇護遭受政治打擊、身處逆境的同僚，諸如甲申后慰問屯戍軍臺的張佩綸，戊戌政變后設法保全罪臣翁同龢、張蔭桓、李端棻、徐致靖等人，都是很好的說明。廣結善緣、不分滿漢是榮祿有別于徐桐、剛毅等滿洲權貴的鮮明之處。（30-31頁）

“考訂事實，審核傳聞”

清代史家趙翼嘗言：“作史之難，不難于敘述，而難于考訂事實，審核傳聞。”（《陔余叢考》卷七“梁陳二書”）趙翼本人治史非純以“考史”著名，且兼擅詞章，而重考證如此。本書主人公榮祿位高權重、人脈復雜、涉事多且要，尤其關系戊戌政變、庚子事變者，影響晚清政局大勢匪淺，而其人行為低調、不落言筌，要理解人物本身及其與時代的關系，實有大量問題非經考證不能決。馬先生浸淫晚清政治史多年，其研究風格向以精細考證見長，本書也延續了這一特色，多處示范解疑，令讀者領教到考據史學的魅力。如黃濬《花隨人圣庵摭憶》曾引樊增祥密函，以信中“濟寧”為孫毓汶，“高密”為榮祿；而據馬先生考證，當時榮、孫并無往來之跡象，晚清密信隱語中“高密”一詞多借漢代高密侯鄧禹（字仲華）暗指鄧姓，或字號“仲華”之人，此處實指鄧華熙（76頁，注2）。如此舉重若輕，非嫻于清季典故者不能辦。又，以往論者從帝后黨爭的認知模式出發，認為政變前榮祿未入軍機而出任北洋“出于慈禧的特意安排，是為了控制京津局勢”。作者據鹿傳霖函札的線索，考出反對榮祿入樞、將之“擠出”者實為剛毅；榮祿出任直隸總督“出于津沽防務的考慮”，“是慈禧經過周詳考慮后做出的決策，并不像康、梁事后所宣傳的那樣預有政治陰謀”（180-181頁）。此外，諸如袁世凱告密、羅嘉杰上“假照會”事件、武衛中軍攻 / 保使館真相、榮祿與“東南互保”關系等懸久未決的疑難問題，本書迎難而上，各各剖析，而能自成一說。

不過，就像胡適所說，“史料總不會齊全的，往往有一段，無一段”，何況研究榮祿這樣特殊的人物，那沒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要靠史家在“精密的功力”之外另一種“必不可的能力”，即“高遠的想象力”。本書在史事“闕疑”的部分，并未拘守“慎言其余”保險姿態，而能循情度理，有所推論與闡發。如光緒四年榮祿在仕途飆升之際突遭重挫，被開去工部尚書和內務府大臣，前人多將此歸結為榮祿與軍機大臣沈桂芬的矛盾，并從“南北之爭”的層面加以解釋，馬先生未滿于此，以為“并沒有揭示出問題的根本”。在詳考“文正（榮祿）與文定（寶鋆）不相能”的派系斗爭背景及榮祿策動兩宮太后外放沈桂芬出任黔撫的計謀以外，本書亦分析處理了有關榮祿因故觸怒醇王、忤逆慈禧的歷史記載，在此基礎上更提出一個大膽的推論——“光緒四年十二月榮祿撤差之事，榮、沈恩怨只是問題的一面，主要原因還要復雜。雖然缺乏佐證，牽涉內務府大臣等滿洲貴族之間斗爭的可能性很大。”（43-52頁）不過，以筆者拙見，榮祿之被罷黜，似仍應以清史傳稿中披露榮祿因諫阻慈禧自選宮監事而“忤旨”為主因（“念其勞”而解其差的說法，是出于傳記寫作策略的委婉表述），余者只是適逢其會充當了助力，而直接引發榮祿落職的寶廷劾奏，倒是有進一步追索其背景的必要。

讀畢全書，如果說還有什么不大滿足的地方，我想就是作者幾乎討論了榮祿的方方面面，也全面盤點了與之有過交集的人物，但唯獨慈禧太后——一個籠罩了榮祿一生的政治女強人——與榮祿的真實關系及相互作用，卻罕見論及。當然茲事體大，論證難度非一般可想，此處或系刻意為之，留有后手，專論俟諸異日？再有本書所要關照的問題實在太繁，落實在寫作中勢必不能面面俱到，有些問題也只能點到為止，尤其全書后半部的敘事節奏，相較于前半部的周到、沉穩，似給人越來越快的感覺，不少理應濃墨重彩的地方，不過淺言輒止，惜未能深論。如本書“導言”專門提到“以往對榮祿從西安回京后的政治境遇研究很不充分”，奕劻秉政的預備立憲時期“不少因由需要從榮祿執政時期來追根溯源”（第3頁）。但正文并未有所展開，給讀者留下了懸念。

本書所論主要還是榮祿本尊的言論行止，而在史實考訂辯誤的過程中，常常需要對話康、梁，一定程度上也觸及了“榮祿形象的流變與形成”問題。實際上，關于榮祿其人，無論生前身后、朝野內外，都有各種各樣的說法，不止于有污名化傾向的康梁宣傳話語，也有據說出于辨誣目的而形成的《景善日記》這樣的偽造文本。所謂真偽，不過相對問題，“最要在能審定偽材料之時代及作者而利用之”（陳寅恪語），考察榮祿有過何種形象、經由怎樣的途徑形成現有認知，這雖已是另一話題，但與研究“榮祿與晚清政局”并不脫節。約十余年前，有一本略帶普及性質而能言之有物的小冊子《晚清風云人物史話·榮祿》（楊利劍、張克勤、張長珍著，民族出版社，2003年）已注意及此，對榮祿“惡名”有所辨誣。馬先生大著以細密謹嚴的史筆，為榮祿研究夯實了基石，而意猶未盡，想必后有續作。再據筆者所知，北京大學王剛博士著有同名學位論文，廣州陳曉平先生亦編撰《榮祿年譜長編》有年。通過這些扎扎實實、貼著地面掘進的研究工作，榮祿“形象”勢必會愈來愈清晰，論定人物賢愚不肖，本治史之余事，而能由其人推及其世，探幽闡微，讀史閱世，誠學界之幸，讀者之幸。

（本文原題為《仕途得自“武”事，謚號卻為“文忠”》，載于2016年9月11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