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深挖退歐公投，我們越無法預知最終后果，不管是在這輩子還是下輩子。可以確定的是，所有預測都是浪費紙，而就表演藝術而言，從任何操作層面看，少了就是少了。退歐公投結果剛出，我就聽到了不少對英國和歐陸之間巡演和歌劇項目交流的擔憂。就說最基本的，現在科芬園皇家歌劇院要是臨時想從都靈召喚一位愛沙尼亞首席女伶來救場，恐怕她都趕不上演出，因為她得先申請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工作許可證，然后還要在希思羅機場入關處排那個“外國人”的非人長隊。整個夏天歌劇院領導都在研究備選方案。

英國藝術界，沒有一個人相信退歐會是件好事。藝術草根的前景就更慘淡了，這從我社交媒體里成千上萬條樂手的抱怨就能看出。既然預測無用，我們只能且行且看。然而無可辯駁的是，當夏季音樂節結束，現實世界重開票房時，一切都會改變。地平線萎縮了。期待更低，抱負打折。分割線已經畫下。

就這一點，允許我直言，并不是壞事。過去二十年里，不管是體育還是藝術，標準不斷提升，票價也水漲船高，公眾開始抱怨初心的失落。2005年2月14日那個周一晚上溫格派出的十六人阿森納陣容竟無一個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威爾士人或愛爾蘭人，溫格未受責備，因為他的混血軍團以五比一大敗水晶宮隊，但那天晚上，有些東西不復存在。球員和公眾的紐帶被扯斷了，大家以為專業球員總該是土生土長腳尖有靈光的孩子，但一支無國界不講血統的球隊打破了這種假設。

體育如此，藝術也如此。在追求卓越的過程中，藝術精神被犧牲了。如今占據英國藝術頂級職位的都是外國人。威爾士新千禧藝術中心雇了兩個澳大利亞人當領導，愛丁堡藝術節的頭也是澳大利亞人，三人均無特別之處。英國國家歌劇院的整個演職員表都是美國“顧問”馬修·艾普斯坦欽點的，他喜歡雇愛打拼的美國人，還有一些波羅的海國家的廉價藝術家（有的技術很不錯）。英國國家歌劇院的初衷是培養英國藝術家，結果成了來者不拒的“X因素”。

科芬園皇家歌劇院的總監是丹麥人卡斯帕·霍爾滕（Kasper Holten），他在六年中有許多善舉和勇舉，但從未贏回曾經熱心的觀眾的信心，以及永遠緊張的董事會的支持。他請來的有些指導極有啟發，但也有“導演制歌劇”派的歐洲垃圾，這些人近幾年將拜羅伊特變成了觀眾笑料。霍爾滕明年三月將離開科芬園，給英國留下了一個難題：我們該往哪里去？

我奇怪為何大英博物館的新館長公開招聘最后花落哈特維格·費舍爾，大家連眼皮都沒眨一下。他是德國藝術史家，還有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美術館的館長馬丁·羅斯也是（羅斯在德累斯頓曾是費舍爾的前任），兩人都是極有成就的策展人。但這些機構的功能首先是服務英國公眾，然后才是世界。這一使命在董事會議室、高級獵頭和歐盟主導的均等機會和勞動力自由流動之間的多重互動中漸漸被遺忘了。

退歐提供了一個機會反思這種身份危機，矯正勢在必行。不必扯上仇外或保護主義，僅需銘記偉大的凱恩斯在戰后呼吁的本土自足即可——“讓快樂的英格蘭用自己的方式快樂吧！”這口號曾將不列顛藝術從鄉村味的停滯狀態中喚醒。退歐時代會要求歌劇院訓練更多英國本土歌手，而不是送他們去德國的八十幾家歌劇院學習。此外，培養新一代本土藝術管理人才的工作也已經拖了太久。

有一個例子可以強調我們和歐陸的差異。德國和法國都提供相當高的藝術津貼，視之為無需辯論的公民權利。而在英國，這權利七十年前才由凱恩斯爭取到，每次政府換屆都得重新證明正當性——在特蕾莎·梅手里就更不容易了，她已火速請走了前內閣中兩位藝術支持者喬治·奧斯本和邁克爾·戈夫。不要緊，反正英國藝術已經被垂死掙扎鍛煉得爐火純青了。這就是我們的生存環境。

我們應該重新審視循規蹈矩的藝術委員會培養出來的死氣沉沉的依賴文化，轉而支持鄉村歌劇院的反常增長——先是格林德伯恩（1934），然后是飛速發展的后輩蓋辛頓（1989）、拉夫伯勒（1991）以及兩大互相競爭的田莊歌劇公司（1998，2017）。它們都是沒有補貼的民間機構，靈感源于不列顛的風景和氣候。許多人相信拉夫伯勒上演的指環系列（在一座谷倉里構思成型）要比近年來拜羅伊特的任何制作更貼近瓦格納的人文主義本意。同樣，我今年夏天在蓋辛頓觀看的《葉甫根尼·奧涅金》的演出是最為提振人心的。

巨蟒劇團曾經吟過：“應該總是看到生活的明亮面。”我們必須如此。但退歐未來的風險和損失不容小覷。英國藝術已經被歐洲委員會拒之門外。退歐支持者所擁抱的島國狹偏如今被分道揚鑣的前盟友強加于我們身上。機遇的大門逐個關閉。英國藝術面臨二戰后最大的挑戰：孤獨和自我懷疑。現在我們只能準備付出艱辛的血汗，還有許多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