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底，日本友人巖松要輔先生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捐贈了自己收藏的南京保衛戰第44號作戰令原件，為南京保衛戰的研究填補了一個歷史檔案方面的空白。不久，這件珍貴的文物，便被展陳在該紀念館的陳列大廳中，成為中國軍人在南京保衛戰中頑強戰斗的有力佐證。

衛參作第44號命令

命令的發現經過及其內容

該件史料系日本佐賀縣立小城市高等學校退休校長、小城市鄉土史研究會會長巖松要輔先生于2007年在日本佐賀縣唐津市的一家舊書店購得。同時購得的，還有一批包括教導總隊作戰計劃、戰斗口令、信號表、兵力部署、防御工事說明、參謀業務訓練班學員名冊、下關中華圣公會馬吉會長關于聯系通行證函等。

2017年3月，在日中協會理事長白西紳一郎、日本旅日華僑中日交流促進會秘書長林伯耀先生的協調下，巖松要輔先生決定將上述珍貴史料共16件、53頁，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紀念館將這份南京保衛戰第44號作戰令陳列在展廳的顯要位置。

該件作戰命令為紅色銜框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司令部公文用箋，在紅色橫置長方形框內，為紅色油印命令內容，框外左下方有醒目“司令長官唐生智”官印，右上方加蓋有“南京衛戍司令長官關防”章。其主要內容為：

衛參作第44號命令 十二月十一日廿四時于衛戍司令長官司令部

一、敵情如貴官所知。

二、第八十三軍應固守自光華門東城角（含）起，經光華門至武定門南端（含）城垣之線，左與一0三師、右與八十八師密切連系。

三、第七十二軍孫軍長指揮第八十八師及八十七師（欠一部），應固守武定門（不含）經通光營房、雨花臺至賽虹橋（不含）（相莊西約三百米五萬分一地圖無此名）之陣地及該區城垣守備，左與八十三軍、右與七十四軍密切連系。

四、第七十四軍應固守賽虹橋（含）經沈家圩、江東門至北河鎮之陣地，以一部占領上新河，左與八十八師密切連系，并須接替八十八師所遺水西門（含）起至西南城角之城垣守備。

五、除上記者外，余皆照以前規定辦理。

六、各區陣地，非有命令不得放棄，違者按連坐法治罪。

……

線上屬左

右令

教導總隊隊長桂永清

司令長官唐生智

南京保衛戰中的中方作戰命令，竟被發現于日本民間，其最大可能，乃為由日軍官兵從中國戰俘手中搜去，未按規程上交軍方保管，私自攜回國內，并于一定時段，拋向市場，流入日本社會。

從與“第44號作戰令”同時發現、被捐贈的內容來看，主要有兩大類：一類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司令部所發各類命令、文書、信號表、口令表等，此類文件發放對象，應為守軍中各軍、軍團、總隊與直轄師級單位，其中有部分文件，如“衛參作第44號命令”“衛參字第305號令”等件，已注明為發給教導總隊者；一類為教導總隊本部文件，如總隊兵力部署、防衛意見、學員名冊、公務報告及官佐士兵隨帶服裝表等。總之，此16件、53頁文件，無論屬于前述哪一類，均可視為或實際為教導總隊部隊所收藏者。可見，致使這些文件流出之戰俘單位，最大可能為教導總隊。即教導總隊收藏、保管文件之官兵，在被俘后，使之為日軍所收繳。

“第44號作戰令”等一批南京保衛戰文件，于南京保衛戰進行70年后流入日本社會、80年后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收藏、展陳，并進而回歸中國與世界公眾視野，這對于研究南京保衛戰的進行、總結南京保衛戰的歷史經驗，都有著特殊的價值和重要的意義。

唐生智對待蔣介石撤退令的臨變舉措

南京保衛戰第44號作戰令，是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在南京保衛戰期間，下達的數十道作戰命令中的一件。但它不是一份普通的作戰命令，透過它的時間與內容，可以窺見人們不易覺察的唐生智的心態與舉措。

查該第44號作戰令，成文于12月11日夜24時，亦即12月12日凌晨0時。而在此之前，唐生智已先后三次接到蔣介石的撤退令。

蔣的第一次撤退令，是12月11日中午12時的電話命令。唐在回憶文章中稱：

十二月十日（按：應為十一日之誤，見注釋釋文）中午，我接到顧祝同打來的電話，他轉來蔣介石關于撤退的命令，要我渡江向津浦路撤退，軍隊相機突圍。接到電話時是中午十二時，顧祝同對我說：“委員長已下令要南京守軍撤退，你趕快到浦口來，我現在要胡宗南在浦口等你。”我說：“前線如此緊急，被突破的地方很多，如何撤退？”顧說：“你今晚務必撤退過江。”我說：“有許多事情應該與各部隊長交待清楚，才能撤退。不然，以后責任，由誰來負？”他說：“你留個參謀長交待一下就行了，今晚趕快過江吧！”我說：“那不行，至遲也要到明晚才能撤退。我不能只顧一人的死活，不顧軍隊。”他說：“敵人已到六合，情況非常緊急。”我仍說：“今晚要我過江是不行的。”

該電話命令的內容比較明確，稱“委員長已下令要南京守軍撤退”，并要求唐“趕快到浦口來”“今晚務必撤退過江”。

蔣的第二次撤退令，應在12月11日下午，其命令文序為“真侍參”，內容是“如情勢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

蔣的第三次撤退令，發自12月11日晚7—9時間，其命令文序為“真戌侍參”，內容同第二次撤退令。

上述第二、第三次兩撤退令，從文字來看，沒有顧祝同電話中所述明確。退與不退，若退又選擇在何時，均較含糊。主要是多了一個前置條件“如情勢不能久持時”。如何判斷目前的情勢已至“不能久持”？又如何選擇撤退之時機，即對“相機”二字如何掌握？只能說，蔣這兩道命令的下達，給了唐可以撤退、可以不再堅守的指示與允諾，但也看不出要求立即撤退的意思。因此，面對這兩道電文“撤退令”，唐生智實際仍須在退與守之間苦苦思索與掙扎。一是，蔣之命令中對撤退時機的選擇含意不清，給唐之執行留下了較大的猶疑空間與變數；二是，即使立即撤退，守軍各部在各陣地均與進攻日軍呈犬牙交錯、攻守交織之態勢，也不便順利實施撤退。為此，唐生智在對待蔣介石關于撤守南京這個問題上，實行了一面繼續堅守、一面布置撤退的臨變舉措。

關于繼續堅守。蔣介石的第三次“真戌侍參”撤退令，既標明其發文時間在戌時，即晚7時至9時間，估計唐生智在11日夜12時之前一定已經收到。但新發現的于12月12日零時發出的“衛參作第44號命令”，卻絲毫未涉及撤退問題，相反，命令“各區陣地，非有命令不得放棄，違者按連坐法治罪”。該電令著重調整了光華門—武定門—通光營房—雨花臺—賽虹橋—沈家圩—江東門—上新河，這一依托城垣的西南部防線。該防線，涉及到的守軍部隊，自東而西為第83軍、第87師、第88師、第74軍。電令中所稱，“余皆照以前規定辦理”，即其余的作戰部署仍照以前已下達之命令執行。其主要內容應包括：教導總隊守紫金山，憲兵部隊守清涼山，第36師守和平門外北固山、紅山、幕府山，第2軍團守烏龍山等。為增強雨花臺陣地之戰力，該命令命第88師縮短戰線，原由其防守的城西南城垣，改由第74軍承擔。命令稱，第74軍“須接替八十八師所遺水西門（含）起至西南城角之城垣守備”。這說明，第44號令是一份繼續堅守、堅持戰斗的命令。

作為對這一命令的執行與響應，守軍各部亦多有相應措施。如：第160師，“十二日七時，奉令構筑玄武門至水西門之南正面陣地，準備巷戰。”憲兵部隊至12月12日正午，仍在依令作堅守抗擊之準備，其“戰斗詳報”載：12月12日“十二時，奉命在南京之部隊須有與南京共存亡之決心，并增筑準備巷戰之工事，全部聞命，氣為之一壯”。并于下午4時，依第44號令將水西門—西南角城墻段交由第74軍防守之部署，“十六時，奉命將水西門之陣地交于友軍五十一師”。由此可見，該“衛參作第44號命令”的下達，其目的有二：其一，是鑒于蔣之“撤退令”留有伸縮空間，對于是否已到棄守時機，仍需觀察，故再作短時間堅持抵抗，以觀后效。其二，是全軍之全線撤退，需要有戰場形勢與全盤部署的準備時間。即使高層已在準備退卻，前線部隊亦仍需有一個退卻前的堅守模樣。

關于布置撤退。盡管蔣介石在兩道撤退令中，都給唐生智保留了一定的審時度勢、自主決定的空間，但根據時至11日下午的戰況，唐已確認，南京是守不下去了。于是，他在12日凌晨0時擬定了“衛參作第44號命令”，嚴令“各區陣地，非有命令不得放棄，違者按連坐法治罪”后，即于3時召集副司令長官羅卓英、劉興，參謀長周斕，以及參謀處長廖肯、作戰科長譚道平，到百子亭住處，商討撤退問題。唐告訴他們：“現在城已擊破，無法守衛了，委員長已有命令，叫我們撤退，你們趕快去準備撤退命令罷！”久經沙場征戰的唐生智知道，10余萬守軍若要撤退，除大部須就地突圍外，對于部分擬選擇渡江撤退至后方的部隊來說，下關乃為渡江之唯一通道，故需保持該處之暢通。

唐遂于中午12時電召第78軍軍長宋希濂，“面諭要旨”：“1.下關通浦口為我軍后方唯一交通路，該軍應竭力維持秩序，禁止散兵游勇麇集，以確保要點。2.七十四軍在上河鎮與敵激戰，其后方交通，由漢西門與城內連絡，禁止一切散兵及部隊通過三汊河入下關。”該命令下達后，唐為確保下關地區交通秩序，于午后1時，又用電話命令宋希濂：“著于下關宣布戒嚴，禁止一切行動。”唐生智在1個小時內，接連給宋希濂下達的這兩道口頭命令，既非與敵作戰的部署命令，亦非明確的撤退命令。但從大的作戰形勢與命令內容來看，它的目的是要保持下關地區的通暢，從技術上確保部分部隊有序由此渡過長江，撤退到后方。幾個小時后，唐便于下午5時，在他的百子亭住所，召開了師長以上的高級將領會議。在這個會議上，他宣讀了蔣介石發來的兩次撤退令，并由參謀長周斕將印刷好的“衛戍作命特字第一號”撤退令分發給到會者，宣告首都衛戍部隊決于當日晚，“沖破當面之敵，向浙、皖邊區轉進”。該撤退令的指導思想為守軍“大部突圍，一部渡江”，即各野戰部隊除第2軍團可就地由烏龍山渡江外，其他各支部隊均就地突圍；衛戍長官司令部直屬部隊，負有維持軍紀責任的第36師、憲兵部隊，以及配屬之各特種兵部隊、義勇軍、金陵師管區等，集結于津浦碼頭、三北碼頭，自12日下午6時起，分6次渡江。接著，唐又口授命令，宣布：“87D、88D、74A、教導總隊諸部隊，如不能全部突圍，有輪渡時可過江，向滁州集結。”會議于20分鐘后，即匆匆結束。各部隊于慌亂中，無序撤離陣地。

透過“衛參作第44號命令”，唐生智對待蔣介石撤退令的臨變舉措，從軍事學上來看，乃屬正常，并無過錯。此乃有經驗的高級指揮官在戰役結束前夕，常會采用的有秩序、有步驟撤出戰斗的措施。即高層已在準備撤退，基層仍在堅守。要順利撤退，不能不先行堅守。在此時此刻，“退”需要“守”來配合，“守”是為了保證“退”的實施。

這份新發現的作戰命令，對于完整、客觀地評價南京保衛戰的最高指揮官唐生智，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唐生智的一生，特別是在指揮南京保衛戰中的表現，史學界歷來存在較大的爭議。就指揮南京保衛戰而言，指責者認為，唐不戰而逃，“搶先逃命”，在組織撤退時，“驚慌失措、放棄指揮、不負責任，甚至喪失軍事道德，先期而逃”。也有人著文稱，唐“竟在戰斗正殷的當兒，不知去向”，“早就退到了安全地帶”。對照上文，關于唐生智在接獲蔣介石撤退令后，仍在考慮守軍撤退皖南的同時，頒發了第44號作戰命令，強調“各區陣地，非有命令不得放棄”，可見其在守與棄的關鍵時刻，并未驚慌失措，只顧自己逃命。通過對第44號作戰命令的透視，似應將以往在撤退問題上，加在唐生智身上的不實之詞，予以推倒。事實證明，他是按一般作戰、轉進規則，來安排部隊撤離南京的。在這個問題上，唐至少做到了兩點：一是恰當部署撤守，在撤退前再給日軍以有力打擊，同時創造撤退的有利時機；二是自身仍堅守在指揮崗位，并未丟棄部隊于不顧，自己先行逃離戰場。一紙完整的指揮作戰命令全文，還原了唐生智此時此刻心態與舉止的真相。至于他指揮撤退是否成功，發生了怎樣的失誤，那是另一概念的問題，不在此處討論

南京保衛戰光華門遺址

命令的重要價值

這份南京保衛戰第44號作戰令，是南京保衛戰期間數百件作戰命令中，罕見保存下來的原件。它的發現，決不僅僅是給研究者增添了一份普通的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司令部指揮戰斗的命令內容，它在多方面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首先，是內容的完整性。南京保衛戰中，國民政府專門在已有的各戰區之外，組建了與戰區級別相當的南京衛戍軍，先后調集了13個建制師又15個建制團，約15萬人，在10天左右的時間里，歷經外圍與復郭陣地30余次大小戰斗。令史學界奇怪的是，直至2017年前，人們不知道南京衛戍軍為指揮作戰曾經頒發過多少份作戰命令。筆者估計，由于南京保衛戰的慘烈和匆忙撤退，大部分作戰文件均已毀棄。如教導總隊總部參謀處第一課作戰參謀劉庸誠在回憶文章中寫道：12月12日，“參謀處長萬成渠吩咐我將機要文件和地圖，必須燒了才能走……我燒完作戰文件和軍用地圖后，地下室內，只剩邱清泉和他的兩名衛士”。當時在衛戍司令長官部任聯絡參謀的程朗奎說，12日下午5時唐生智向各部隊下達撤退令后，“參謀處辦公室已空無一人。壁上地圖、桌上文件也沒有收撿燒毀，就撤走了”。而時任衛戍司令長官部參謀處第一科科長的譚道平，則與另一名同事李仲辛于12日夜晚在參謀處辦公室“把遺留的文件焚化了，然后急急地離開鐵道部”。

正因為如此，檔案部門在整理公布有關南京保衛戰檔案資料時，很難找到完整的作戰命令文本。以收藏抗日戰爭作戰資料著稱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曾于1987年和2005年兩次整理出版《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檔案資料，之后又先后于2005年由馬振犢館長領銜編纂《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第2冊《南京保衛戰》、2018年編纂出版《南京保衛戰檔案》影印本計8冊，其中有關南京保衛戰的軍史檔案，多為軍事文電與各部隊“戰斗詳報”，未見有使用“衛參作”編序之完整的作戰命令。在整個南京保衛戰作戰過程中，南京衛戍長官司令部究竟是怎樣通過一道道作戰命令來指揮戰斗的，究竟總共下達了多少份指揮戰斗的作戰命令，研究者只能從各部隊“戰斗詳報”中，尋找到一點蛛絲馬跡。如：11月26日，曾頒發衛參作字第1號命令，“要旨與守備計劃同”。查其“守備計劃”，當為25日下午5時，唐生智攜第78軍軍長宋希濂晉見蔣介石時，所策定之“南京城垣守備計劃”。其方針為，“軍以固守南京之目的，利用雨花臺、天堡城、紅山及幕府山已成骨干工事，編成堅固復廓陣地，以少數兵力強韌抵抗，以期牽制敵軍，使我主力軍作戰容易”。此命令即為以“衛參作”排序之一系列作戰命令之始。12月1日，頒發衛參作字第2號命令，令“第二軍團徐源泉部，即渡江加入南京守備，以其主力在小金莊、甘家巷、楊梅山、仙鶴觀之線，接收八十三軍陣地。應派旅長指揮步兵一團及烏龍山要塞部隊，任烏龍山要塞之固守”。并規定第2軍團與第78軍、教導總隊之守備地境，分別為“劉家凹—土崗—笆斗山鎮相聯之線，劉家凹—楊坊山北麓—仙鶴觀南麓東碼頭之線”。12月6日，頒發“衛參字兩作命”，其要旨為，“著第二軍團前線部隊迅占烏鴉山、拜經臺、雷彭臺之線，并派步兵一連至烏鴉山東約七八公里之普渡橋，對東方南方警戒，并與八十三軍連絡”。12月7日，頒發衛參作字第25號命令，部署“我軍以徹底消滅敵之目的，自峴山—獅子山—射鳥（烏）山三方面包圍攻擊，并限明（八）日將該敵捕捉殲滅之”。“命令”對第66軍、第36師補充第2團、第41師、戰車部隊、重炮兵第8團等相關部隊之戰斗任務，以及“擊破敵軍后各部行動”，都作出了明確規定。12月8日，頒發衛參作字第28號命令，“其軍隊部署如附圖第十三，但軍（按指第78軍）之陣地無變更”。12月9日，頒發衛參作字第36號命令，主旨為：“1.本軍目下占領復廓陣地為固守南京之最后戰線，各部隊應以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盡力固守，決不許輕棄寸地，搖動全軍，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定遵委座命令，按連坐法從嚴辦理。2.各軍所得船只，一律繳交運輸司令部保管，不準私自扣留。著派第七十八軍軍長宋希濂負責指揮。沿江憲、警嚴禁部隊散兵私自乘船渡江，違者即行拘捕嚴辦。倘敢抗拒，準以武力制止。”直至12月12日零點頒發本文所論述之衛參作第44號命令，依據時間與戰況判斷，這道命令很可能已是要求堅守陣地的最后一道作戰命令。也就是說，按“衛參作”序列排列的作戰命令，至少頒發了44份。在這44份作戰命令中，其大部分內容也不清楚，只有第1、第2、第25、第28、第36號命令，能查得時間與詳略不等的內容。有鑒于此，新發現的第44號作戰命令原件被完整發現，使我們對衛戍長官司令部所發作戰命令的數量、指揮模式及撤退前的部署，都有了清晰的了解。一份完整的作戰命令文本，向人們提供的信息與戰況，當有特殊的意義與價值。

其次，是時間的關鍵性。第44號作戰命令，文字完成于12月11日24時，亦即12月12日0時。這一時間段，是南京守軍經過了8天的激烈戰斗，已調整至二線復郭陣地，正處于繼續堅守與準備撤退轉換的關鍵時刻。估計該命令應在12日拂曉前送達堅守陣地的各部隊。唐生智考慮到蔣介石撤退令的隨機性，以及組織撤退亦需創造有利撤出的氛圍與條件，所以在命令參謀部門起草撤退命令的同時，頒發了可以算作是最后的一道堅守作戰命令，要求各部所守陣地，“非有命令不得放棄”。也正是這道命令，使12月12日成為南京保衛戰中，在城陷前戰斗最為慘烈的一天。

是日，第74軍之第51師，遵第44號作戰命令，堅守賽虹橋經沈家圩迄關帝廟以東之線，并以一部擔任水西門以南800公尺起迄西南城角之城垣守備。其第302團程智所部負責扼守賽虹橋陣地。其“戰斗詳報”載：該日自拂曉起，“賽公橋為敵突破數次，幸賴官兵英勇與敵肉搏，經三小時之惡戰，終將賽公橋陣地完全恢復。”程智團長親臨第一線指揮戰斗，在右手三指被打斷后，腹部又被日軍機槍擊中9彈，腸斷而出，壯烈犧牲。

第88師遵第44號作戰命令，擔任雨花臺陣地之守備任務。其第262旅、第264旅在旅長朱赤、高致嵩指揮下，面對三路沖擊的日軍，頑強拼搏，奮勇沖殺。據該師“戰斗詳報”載：“上午韓團長憲元，營長黃琪、周鴻、符儀廷先后殉難；下午旅長朱赤、高致嵩，團長華品章，營長蘇天俊、王宏烈、李強華亦以彈盡援絕，或自戕或陣亡，悲壯慘烈，天日亦為之變色。全師官兵六千余員名均皆英勇壯烈殉國，五二七團李團長杰亦因突圍至飛機場，被敵擊傷自殺。”該師僅在12日一天，即犧牲少將旅長2名、上校團長3名、營長3名，其戰斗之慘烈，于此可見一斑。

教導總隊遵第44號作戰命令，凡未作調整的各部隊應“皆照以前規定辦理”。該部自南京保衛戰開始以來，一直奉命擔任紫金山、中山門一帶之守備任務。12日，教導總隊各團堅守陣地，與進攻日軍進行了最為慘烈的拼殺。日軍步兵第33聯隊擔負主攻紫金山頂峰的作戰任務，該聯隊“戰史”在記述這一天戰況時寫道：“敵軍不愧是精銳的教導總隊士兵，其抵抗無比猛烈”，“紫金山上已成為雙方肉搏的戰場”。日軍配合第16師團從左翼干道攻擊中山門的步兵第35聯隊，在其戰斗報告中稱：“12日，雖然繼續猛攻近在咫尺的南京城，但由于受到來自右側山地方向的側射和城門前敵軍的頑強抵抗，部隊無法沖向中山門。”

第44號作戰命令發布的時間，正處南京城守棄交替的關鍵時刻。它不同于前面發布的所有各件命令。之前，在“與陣地共存亡”的口號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除了部署節節抵抗外，唐生智無權擅自決定撤退與放棄南京城。而此時此刻，唐已接蔣“可相機撤退”的命令，有了選擇守與撤、何時撤的余地與條件。在這樣的情況下，唐頒發了繼續嚴守陣線，“非有命令不得放棄”的命令，這對于判斷唐生智保衛南京的誠意度與南京守軍頑強抵抗的決心與力度，都有重要作用。

再次，是史料的啟發性。新發現的第44號作戰命令，本身是一件軍事檔案，是一份史料。它的被發現在史料學方面，也給了人們諸多的啟示。

第一，檔案與史料的發現是永無止境的。我們做史學研究工作，永遠只能在社會與我們的能力所能提供的那些史料的基礎上來進行。我們無法超越檔案保存的局限、人們記憶的訛誤，以及我們自身尋找史料手段與方法的能力。按照常理，一次重大戰役的編序作戰命令，應保存于軍史、檔案部門，應在浩如瀚海的檔案資料中去仔細搜尋。然而，第44號作戰命令，卻是詭異地出現在侵略國日本佐賀縣唐津市的一個舊書店里。中方的作戰命令，竟遠離中國、軍方、檔案館這些本應收藏的元素。僅此一件文件的流轉過程，其中就包含了太多的非正常的偶然因素。由此我們還可以聯想，至今尚未現身的第1—43號作戰命令的真身何在？我們還發現，南京衛戍長官司令部還編制了“衛參字”序列的命令。第78軍根據11月22日（唐生智于19日接蔣介石手令任南京衛戍軍司令長官，尚未經國民政府正式公布）之衛參字第3號訓令，“以主力位置于湯山附近，擔任觀山至朝真觀地區之警戒，并于警戒地境內指導民伕構筑復廓陣地”。12月1日，其衛參字命令已發至第171號，內容為“敵我態勢及軍隊部署”。12月11日，頒發衛參字命令第305號，令教導總隊桂永清及其他各部隊長依發放給下關中華圣公會（按馬吉牧師為該會會長）職役符號，驗樣放行。那么，這至少包括305件的“衛參字”序列命令，除第305號已發現收藏外，其他304件命令原件又在何處、系何內容？上述提及之“衛參作”命令及“衛參字”命令，才是南京保衛戰大量軍事文書中之冰山一角，應當還有南京衛戍長官司令部的其他軍事文書及各支部隊（軍、軍團、總隊）本身向所屬師、團下達的作戰命令。如能挖掘出更多的這類軍事文書、作戰命令，對于還原南京保衛戰的歷史真相，當有重要意義。當然，欲窮盡其所有，乃不可能實現。但“衛參作”第44號命令原件的發現，確給學術界在史料發掘方面，燃起了新的希望之光；同時，也感悟到學術界對南京保衛戰史料的搜索與探尋，是永無止境的任務與使命。

第二，完整檔案文本具有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正因為完整，它的編號、排序、時間、內容及頒發對象，都能給我們提供許多隱藏在背后的信息。第44號作戰令，它的序號告訴我們，南京衛戍長官司令部在整個保衛戰期間，至少頒發了44道指揮作戰的命令。文件標明形成時間為12月11日24時，這使我們知道各部隊一般可在拂曉前接到并執行這一命令，因此12月12日這一天各陣地的猛烈戰斗，基本是這一命令的實踐與結果。命令部署了東自光華門、西至水西門依托城垣的防線，調整了第88師的守備陣地，并指示未提及的各部隊、各陣地“皆照以前規定辦理”。這使我們了解了在城陷前一日南京城郊各陣地守備的概貌。文件最后用黑色毛筆寫明接收者為“教導總隊隊長桂永清”，這告訴我們這份紅色油印的統一命令，系頒發給相當于教導總隊隊長一級的軍、軍團級指揮官，也可能還包括低于軍級、獨立作戰的各師師長及要塞司令。如果不是命令正式文本，在其他文件轉述中，命令內容往往會出現歧異與差錯。如上文中所述之“衛參作字第28號令”，其在第78軍戰斗詳報中，明確記載，“是（12月8日）晚奉司令長官八日十六時衛參作字第二十八號命令，其軍隊部署如附圖十三”。而第2軍團戰斗詳報中則稱，“（12月8日）八時復奉衛戍司令長官唐衛參字第28號命令如左”，“命令，十二月八日十六時于衛戍長官司令部”。兩份戰斗詳報所載命令序號數皆為“第28號”，下達時間也都是“八日十六時”，但編序排列卻一為“衛參作字”，一為“衛參字”。查按“衛參字”編序之命令，12月1日即已頒發了第171號，不可能至8日又回過頭來頒發第28號令。故筆者采信第78軍戰斗詳報將其稱為“衛參作字第28號令”之說法。再如為學界引用較多的12月12日唐生智頒發之“衛戍作命特字第一號”撤退令。《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第2冊《南京保衛戰》中，注明其檔案號為七八七—7593，即“南京衛戍軍戰斗詳報”卷宗。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近年編印之《南京保衛戰檔案》影印本第8冊，該撤退令乃為“南京衛戍軍戰斗詳報”后之附錄文字，中有“首都衛戍部隊決于本（）日晚沖破當面之敵”語，連日期都尚未填寫，當非下發至各部隊執行之命令正式文本，顯屬參謀人員所草擬之稿本。該撤退令起草人員之一、參謀處第一科科長譚道平在《南京衛戍戰史話》一書中的記載也證實了這一點。他寫道：當時，他“和廖處長起草了這一個撤退命令：‘首都衛戍司令長官作戰命令特字第一號……（以下文字與《南京衛戍軍戰斗詳報》后附撤退令文字全同，在撤退日期處同樣留有空白括號）’”。如能找到撤退命令正式件或原件，一定不會出現這一撤退日期尚未標注的情況。由此看來，尋求一份作戰命令或軍事文書的完整文本，它那些不為人注目的日期、編序、數字、符號，都可以透析出極為珍貴的信息。

第三，檔案資料比之其他各種類型資料，內容更加準確。對比一些對南京保衛戰的口述回憶資料，常有時間、地點的訛誤，至于內容的不完全準確就更為常見。因第44號命令的時間與內容，均與南京保衛戰的結束及南京城的失陷十分接近，而這一階段的戰事，正是一些論著中議論的焦點。第87師副師長兼第261旅旅長陳頤鼎在回憶中認為，“南京城的保衛戰，糊里糊涂地打了五天”，衛戍長官司令部“沒有盡他們應盡的責任；也沒有告訴我們南京保衛戰的一般部署情況”。對照第44號命令的內容與原文，將南京保衛戰的復郭城垣戰斗稱為“糊里糊涂地打了五天”，似過夸張。第44號命令中，明明規定第87師應與第88師共同固守武定門、通光營房、雨花臺一線，并告知各支部隊的守備位置，又怎能說不知道南京戰役的“一般部署情況”呢？教導總隊炮兵營的一位排長陳劍聲回憶11日夜間的戰況時說：“約九時許，城內各部隊突然大亂，指揮系統解體，上下聯系中斷……在臨近挹江門一段公路上，自相踐踏，積尸盈尺。”11日夜間，正是南京衛戍長官司令部頒發第44號命令至各部隊的時刻，從命令全文看來，東自光華門、西至水西門之城垣一線，應仍由南京守軍各部堅守，不可能在作為戰場縱深的挹江門一帶，發生如此混亂死傷情況。還有戾天先生在報道南京保衛戰最后兩三天戰況時稱：“雨花臺于十一日不守……因雨花臺淪陷，中華門的守兵便受了瞰射。”對照第44號作戰命令，唐生智于11日24時發布命令，要求第88師、第87師二師要堅守包括雨花臺在內的復郭陣地，“非有命令不得放棄”；若雨花臺于11日白天或晚間已不守，則命令中或不應再將雨花臺作為“固守”陣地，或應令相關二師奪回該陣地。以有關親歷者的回憶，與作為軍事檔案的作戰命令兩相對照，可以明顯看出，回憶資料在時間與戰局評估的準確性方面所存在的局限。

如今，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將新發現的“衛參作字第44號命令”，作為南京保衛戰的一件珍貴實物加以陳列，從一個側面揭示了檔案資料在見證一段歷史事實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本文首發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1年第3期，原題《新發現南京保衛戰第44號作戰令的重要價值》，作者孫宅巍為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