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省慈溪市一家電商企業工作的曲陽波蓄著淺淺的胡須，似乎有意與同齡人區分開來，1992年出生的他開保時捷macan（印度語：老虎），自認“比其他二代低調，2.0的（排量）也省油”。

至于什么是富二代，他有更具體的認知：“起碼要開個超跑吧。”

他說，父親開的軸承廠“已經做到了天花板”，不會考慮接班。父親默認他的這一想法，想讓他“去外面吃吃苦頭，不要像鋼珠一樣陷入軸承小小的內外圈里”。

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家族企業研究所副所長朱建安曾表示，全國超過85%的企業屬于廣義家族企業，而在浙江，這個數據還要略高。

以慈溪為例，先前“創一代”們靠軸承、家電、汽配等行業逐漸打開民營經濟的局面，家族企業比例幾乎接近九成。

然而，傳統手工制造業在過去十年間不斷面臨轉型或死亡的挑戰。之后十年，伴隨產業轉型的陣痛，60后的“創一代”們還不得不面對一場代際的“塔尖交棒”。

家業長青學院創始人、寧波方太前董事長茅理翔在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的采訪中提及，“現在全國大約有500萬家企業，已經到了傳承的關鍵時間節點，中國55歲以上的一代五年到十年一定要完成家族的交接。”

根據2016年1月發布的浙江大學2015年中國家族企業健康指數報告，二代的接班意愿僅有43%。

在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走訪的慈溪市創二代群體中，有些人不愿意接班，只是想做更擅長的事情，或是逃離傳統制造業；有些人沿著父輩的路徑對企業進行提升；有些對企業資源使用進行了重置和轉移；有些將原有競爭力不強、缺乏可持續發展的業務收縮，重點發展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業務。

軸承“廠二代”：沒興趣接班小廠，會顧家族體面

曲陽波從小學到中學一路念當地的貴族學校，一學期學費兩萬；很早名下就有幾套房產；車子也可以隨時換，“實習時開的還是寶馬”。

但自始至終，眼見父親的老廠從他中學時一百多號人銳減到現在的20多人，密集型勞動力被成熟的流水線所代替，他對接班這個規模不大的軸承廠沒有興趣。

他和父親之間像有某種默契：父親支持他自己賺錢搗鼓些新玩意兒，也不忘提醒，生意場上人心詭詐，要經營好朋友圈子；他自己也覺得，創業哪怕敗了，也不會被人指責“敗家”。

2011年，曲陽波考入浙江工商大學念市場營銷專業。他不忌談自己大學時失敗的創業經歷：

大二找人做海外代購賺了些小錢，但利潤不斷被壓縮，逐漸放棄；

大三暑假，去做房產銷售，每天的業績考核壓力很大，在杭州一家超市門口擺攤帶人去看房，以帶去看房的“人頭”結算收入，但烈日當空，詢者寥寥。為了達到考核要求，他貼錢討好騎三輪車的大爺，或者是容易受小恩小惠誘惑的大媽。整整兩個月，他在惴惴不安，焦慮不定的狀況下度過，每天都擔心找不到人看房。開學后，他開了杭州下沙（大學城）閑置物品轉讓的微博賬號，從物品轉讓和人群撮合中抽成。但很快，阿里巴巴的“閑魚”上線，曲陽波被大佬的生意搶去飯碗。

大四那年，他說服其他四個朋友做一個同城旅游的手機app，但他漸漸發現這完全是幻想狀態下的產物。自己的想法和工程師呈現的功能幾乎南轅北轍，他即使跑斷腿，連在杭州下沙的旅行社業務都跑不完。他說，“我自己按了快進，也是自己叫了停。”

因為不間斷的創業擠占課業時間，他差點被退學。當然，他最終沒有告訴父母關于收到學校退學警告的事情。就像父親從不跟他交流軸承廠每年能賺多少錢。

2015年，也就是大學畢業前夕，他問父母要了11萬投資股票，打包票穩賺不賠的他，在股災中虧損了三分之二，因此“再也不想看股票賬戶”。

他知道，要靠自己賺錢還是需要腳踏實地找份工作。

唯一需要顧及的，可能是家族的體面。他記得畢業后去面試麥德龍超市的干部儲備崗位，已經順利拿到錄取通知，但在母親陪同去醫院開健康證明的路上，母親突然說，“感覺兒子在超市做，不太體面，我們也不缺你賺這份錢。”

后來一次喝茶中，通過母親的朋友說起現在他供職的這家公司。他入職后欣喜發現，公司的老板也是一個倔強著不肯接班的二代。

他在半年里成為了公司SNS（社交媒體運營）部門的帶頭人。本來這是他“一個人的部門”，現在他手下已經有了七個人。他希望未來能從老板的手下變成合伙人，一起找項目、接洽投資。

他自認能吃苦、圖新鮮、懂時尚、有審美，最近在做的項目有智能防丟雨傘和美甲儀。

他有自己的看不慣，看不慣一個號稱時尚網紅的大叔穿著200塊買來的A貨，大談品味、時尚、流量經濟，口若懸河。

在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陳凌看來，一些中小型企業除了資金積累不夠外，還因為產業層次低，對子女沒吸引力，最終這批接班乏力的中小企業主可能會選擇賣掉企業變現。

談起父親未來的計劃，曲陽波不禁笑了起來，“老爸說退休了要養條狗，開個茶館，或者在花鳥市場坐著賣賣花鳥魚蟲，跟人聊聊天”。父親跟他提過，如果那時訂單尚多，就把廠托給專業的人打理，如果訂單少了就把廠子賣掉，“那樣再也不會有資金壓力了。”

小家電“企二代”：寧成家，不立家業

跟曲陽波家里的情況不同，魏澤父親的企業已經有職業經理人入駐， 也有董事會和股東，“不再是家庭作坊”，主要生產個人護理類小家電，一年的銷售額約一億六千萬人民幣。

“新型的家族企業傳承觀念要求老一輩企業家認識到這樣一個現實，即在無法培養出優秀的第二代企業家時，嘗試培養他們成為合格的股東，而實際的企業管理可以依靠引進職業經理人。”陳凌教授曾在媒體采訪中表示。

剛滿23歲的魏澤決定今年結婚成家，卻在接班這件事上暫時選擇了逃避。

魏澤說自己其實是“富三代”，爺爺在1983年開了塑料生產加工廠，2004年，父親才向小家電行業轉型。

2008年金融危機，父親的廠碰巧擴大產能增加流水線，資金面吃緊，他親眼看到父親“每天開門都在虧錢”，身邊的兄弟企業在市場的叢林法則中接連倒下。從那時起，周圍遍地“三角債”和“人情擔保”。而2010年，潛伏的危機徹底爆發，“跑路的跑路，散伙的散伙。”

魏澤說，父輩并不擅長金融和資本運作，但去年和前年，父親的企業甚至涉足不擅長的房地產領域，“經不起誘惑，在江蘇海安的房地產市場投資了兩千萬，最后投資被腰斬。”

他徐徐說道，“人還是要做自己有把握的事情。以慈溪進出口集團為例，曾經是慈溪最大的企業，銷售額一年十幾億美元，但中間因投資房地產，忽略了主業的發展，最后破產重組了。”

去年下半年，他在離慈溪三十多公里開外的余姚萬達廣場投資25萬開了一間餐館。“與其說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不如說在逃避接班。”魏澤在這件事上很清醒，“我是那種意識到一點不行，就果斷放棄的人，絕不猶豫。”

魏澤開餐館的事常被父親說不務正業，但他沒有多解釋什么。一樣是經商，有些東西仍然躲不過。他說開餐館遇到“無處不在的騙子”，輕信口頭承諾后餐館推遲了許久才開業，“過去覺得合同不就是一張紙嘛，熟人用一張紙束縛也太脆弱了，現在覺得合同簡直是商業社會中信用體系的基礎，不然騙子那么多，你說傻子哪夠用？”他忍不住感慨。

決定接班的前“頑童”：源于父親的中年危機

24歲的趙照決定子承父業，盡管他認為父親企業的管理模式跟現代企業的差距還很大，但他想試試。

2012年，按趙照的高考分數，他只能將就進一所大專。于是，不愿復讀的他被父母送去美國念商科。這個小伙子后來在波士頓養著一條狗、一輛瑪莎拉蒂。在旁人眼里是一個標準富二代，花錢大手大腳，學習不上心。今年8月之前，他從沒有考慮過接不接班，更不用提什么危機感，他甚至不知道未來要做什么。

今年暑假趙照回國，他發現父親突然有了中年危機，不時會趁趙照在家時找他促膝談心，父親主動提起2008年觸目驚心的倒閉潮和2010年不堪回首的擔保風波，提醒兒子要培養敏銳的商業嗅覺，以及“關系再好，也堅決不給對方擔保”。聊的最多的則是2012年的借貸危機和自己的卑躬屈膝。

原來就在他出國那年，父親的工廠正處在痛苦的轉型期。

據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陳凌介紹，從2012年上半年，浙江企業的減產跡象就日漸顯現，尤其是在浙江企業生產效益經歷了20%~30%的高增長之后，驟然放緩的增長對企業而言無疑是巨大的打擊，而一些行業就完成了重新洗牌。而家族企業傳承的一大難題是，“理解家族傳承的大環境背景，如代際傳承就好比一場政變，可能降低企業的存活率。”

后來，工廠從原來生產潔具（例如花灑）轉型到無污染暖氣片，需要花2000多萬從德國和意大利進口整套流水線，這一度讓趙照的父親抓耳撓腮。“做我們這種企業的一般現金很少，都是舉債經營，有收益再投入生產升級。但那時向銀行貸款很難，跑斷了腿也沒用，就是不貸給你。”父親只能跪求親戚，最后有親戚同意用自己的房產證作抵押，銀行才放貸。

趙照從心里佩服父親獨自撐過那么一段日子。

他注意到，近年父親抽煙變多，即便跟他聊天時都不由自主點上煙，聊兩個小時，煙灰缸里已滿是煙蒂。兩鬢斑白的父親逗趣說，戒煙的議程只能擺在退休后了。他知道，父親暗示的無非是自己需要有接班的心，不能再吊兒郎當下去。

父親原來經常跟趙照說，企業光靠一代是不夠的。但當初趙照沒把這話往心里去，他認為“管工廠太苦了，爸爸要熟悉每一道制作工序，但方方面面都要盯著，把自己累趴也不一定能管好”。

而在大學參與外企實踐時，他觀察到現代化企業當中人與人的“信任半徑”是很大的，不需要總裁事必躬親。

之前，他連父親廠里的門朝哪開都不知道，但今年暑假結束回波士頓之前，他多次去父親的廠里調研。當初幫助父親借貸度過危機的親戚雖然早已“退出朝政”，但他很快發現了父親親力親為的原因。比如親戚有個不務正業的兒子被安插在廠里，無所事事。

在陳凌看來，家族傳承涉及到的難題還在于如何將社會組織管理（家庭）和經濟組織管理（企業）進行有機結合。

“將來即使接班，父親肯定也會處理好這些問題再交給我。”但他也同時明白，如果父親狠不下心變革，那下狠手的可能是自己。當提及“元老阻力”，趙照顯出泰然，“家族企業里，元老不一定就是阻力，還是看人，”他說，廠里有個老會計跟著干了20多年，親歷企業走過難關，兢兢業業，從不言棄。

他覺得由奢入儉難，與其入儉，不如先讓自己口袋鼓起來，以后也可以不再問家里要錢，畢業回國后幫父親開拓海外市場。

陳凌在此前的調研中發現，中國的家族企業在繼任問題上，很少像西方的家族企業那樣，在第二代采取兄弟姐妹合伙經營模式，而是將企業傳給一個子女，然后資助其他子女創建新的公司，并建立一種互動的網絡關系。

相較90后的年輕一輩，70后劉子陽當年的想法顯得保守。劉子陽雖曾抱著舊思路去市場中試錯，可最終還是聽從父親的建議回工廠幫忙、學習。終究他因“分家”難局離開老廠，但一直遵循著傳統制造業的發展延伸貿易，做起了跨境電商。

1999年，22歲的劉子陽大學畢業，渾身都是勁，他的父親做暖風機起家，輝煌時年銷售額過億。“不管是去做接班人也好，或者是在一代的基礎上自己去再創業也好，當時都有一種創業的心態。”

劉子陽描述當時的心理，“總覺得父親的企業終究是父親的，急需做出些成績在父親面前證明自己。”

于是一畢業他就“頭腦一熱”進入完全陌生的服裝業，借父親的資金開了針織廠，沒開多久就發現產品完全滯銷。“滿腦子都是有貨就有市場，到我們真正進入的時候已經不是那么回事了。”他絲毫沒有意識到已經早過了70年代供遠小于求的紅利期。

于是，他只能灰溜溜回到父親的廠幫忙。他的姐姐、姐夫比他早兩年進入父親的企業，主做外貿，而他入廠則被安排負責內銷。沒有網購的年代，小家電早期的經營路徑很粗放，占領商場，而且是一線城市的商場。劉子陽說，“后悔當時沒有好好做品牌，只會打價格戰殺紅眼，后來就收到同行惡意投訴，說我們壞了行業規矩，人家賣199的，你賣99，搞得大家都沒飯吃。”

被同行“打擊”后，他卻意外發現了那時并不流行卻具有規模效應的電商渠道，“隨便一上去就100多萬訂單，于是我就把所有精力都放到電商來。”但這一做，牽出了與姐姐之間的矛盾，電商不分內銷外貿，一定程度上瓜分了屬于姐姐的利益。“大家都涉及外貿業務，一些客戶重合，客戶也不知道該聽誰的。”這很快導致了2003年的分廠，父親決定將兒子和女兒的利益分開。

2006年，劉子陽在第一期家業長青的班上聽方太集團創始人，寧波家業長青學院院長茅理翔說“口袋論”——“就是把錢放在一個口袋里，一個口袋的人具有相同的利益，可以一起經營。”

劉子陽和姐姐至此已變成了兩個口袋。“分家”常被認為是家族財產的積累性差，導致“富不過三代”。

劉子陽很快面對兩億多銷售額的瓶頸，“瓜分了66%市場后，銷售額再也做不上去了。”到2007年，他搬離老廠所在的新浦鎮，到30公里遠的慈溪市中心租了寫字樓專做創意家電的電商。在此過程中，他重新和姐姐成為上下游的關系，類似渠道商和供應商，互相扶持。

將入不惑的劉子陽有一雙兒女，面對著江河日下的制造業和前途未卜的電商，他希望孩子未來能懂一些金融和資本運作，逃離傳統制造業。

家業長青創始人：淡化家族制，家家都有難念的經

劉子陽畢業那年，抱著拳拳之心投入市場，年近花甲的茅理翔則跪在老母親面前，老母親哭著罵他是不孝子孫，富了便忘了親兄弟。

茅理翔的四弟原是一個小廠的廠長，廠子倒閉后想進方太集團的管理層。茅理翔身為公司董事長，兒子茅忠群是公司總經理，滿足弟弟的要求似乎不難，但他沒有同意。

此前，茅理翔就已提出，家族企業的管理要淡化家族制，方太集團高層干部不準有自己的親戚或者家屬成員。當時，他要為兒子茅忠群接班綢繆，也為企業發展著想。

然而，這套理論跟老母親是講不通的。

茅理翔跪了10分鐘，這一跪，成了茅氏家族企業傳承與轉型中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2006年，66歲茅理翔創辦家業長青學院，幾乎免費給企業的二代進行培訓。

同年，他從方太的管理層退出，由兒子接棒，他則自豪宣布“大膽交、徹底交、放心交”，消除外界對他可能“垂簾聽政”的疑慮。

老先生初見生人時喜歡跟人握一握手。盡管視力衰退得厲害，他由兩位助理引導還是跟記者握上了手。76歲的他還是很忙，堅持每個工作日去公司，給交接班的企業做輔導咨詢，同時收集案例供后來者研究。每周和兒女吃一頓飯，談論工作；周末陪孫子下一場棋，教他博弈。

他也因為退休后辦校講課認識了各式各樣的人，他遇到過痛苦的“創一代”，子女有的不爭氣不能接班，有的叛逆獨立不想接班。他也遇到過郁悶的二代，有個二代從天津開著奔馳車去北京接他，見面聊了幾句便說，“我爸爸像你這么開明開放就好了。”

還有個45歲的二代，進企業五年了，說“父親什么都不教我，也不肯放權”。

茅理翔跑去問二代的父親，“你為什么不交權？”

他說，“王永慶到89歲才交權，我才73歲，還是小弟弟呢。”

而兩代人之間相處多數情況是——見面不說話，說話就吵架，吵架就離家。

在茅理翔看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之一就是誕生了上千萬家的家族企業。而且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從世界經驗來看，第一代到第二代成功傳承的比例只有30%，如果以每年200萬家消亡為周期的話，結果令人憂心。”

于是他開始總結傳承中所面臨的難題，包括“輿論壓力”、“家族成堆”、“元老阻力”、“兄弟紛爭”、“父子分歧”、“宏觀危機”等十多個。他也有意在這些傳承問題前加上“中國特色”四字，中國家族企業的特點是“創業初期很團結很有活力，發展到一定規模時排斥人才，往往情分第一，制度規則放旁邊”“。所以我提出了三治模式，以法治為主，德治和情治為輔，比如黨建文化、儒家文化、傳統情感三者相輔相成。”

2009年5月，杭州發生富二代“70碼”飆車事件。一時，許多二代們向茅理翔傾訴迷茫，有些二代留學回國后本來雄心勃勃繼承家業，回國后卻發現社會輿論幾乎一邊倒將富二代說成“壞二代”、“敗二代”，甚至仇富蔓延，內心頓生猶豫掙扎。

2010年9月天津達沃斯分論壇，茅理翔做演講，“我跟他們說，你們要改變人家的想法，首先要改變自己的做法，把自己‘富’的帽子先摘掉，帶上一個‘創’的帽子。”很快，這股風首先吹到慈溪庵東鎮上，2010年的尾聲出現了全國第一個鎮級創二代聯誼會，主要由家業長青班06級第一期學員們聯合當地的部分企二代一同組織成立。接著是2011年6月16日慈溪市工商聯牽頭成立市創二代聯誼會，到2013年1月20日，浙江省新生代聯誼會也宣告成立。

“目前在管理學里還找不到一個傳承學的理論，以后能開設FMBA(Family MBA 家族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就好了。”茅理翔因此投資了兩千萬成立浙江大學家族企業研究中心。

在茅理翔看來，創二代責任非常大，他們所承擔的不光是接班，同時也在經受轉型升級挑戰，大多數傳統家族企業可能面對生死存亡的問題。創二代也好，富二代也罷，不僅僅是某個家族的事，某個企業的事，而是一個國家的大事。

而無論“塔尖交棒”或“另辟蹊徑”，繼承者們的選擇將會影響到一座城，乃至一個行業的興衰更替。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