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翻譯家，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地位和影響。除卻他的翻譯著作、編纂文集外，后人也常通過他的日記、信札等私人資料來了解他、感悟那個時代的風云變幻。

近日，中國嘉德2021秋季精品展廣州站展出了一組未曾披露過的嚴復英文信札，信札共11通，時間橫跨清末至民初，信中語關國事與家事。從嚴復一行行考究而優美的英文書寫中，我們也得以即小觀大，看到新舊思想碰撞之際的家風家教，體味清末新政時代的家事國事天下事。

嚴復英文信札十一通，嚴伯鋆題“先伯父瘉埜公遺墨”。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戚學民介紹：“嚴復信札往還者多為晚清民國重要人物，信中多涉及晚清民國的史事（如致熊純如信），含有非常重要的信息，因此早就為學界關注。中華書局1986年版《嚴復集》第三冊專收嚴復書信，一向為學人所重視。”

此次披露的這組信札為嚴復侄孫嚴群舊藏。從通信對象論，這批信札可分為兩類，一是嚴復致弟子伍光建和上海中西女塾友人書，屬于友朋書札。二是家書，即家族內部通信，全部為嚴復致侄子嚴伯鋆書。從時間上，也恰好可分兩類。其中三通寫于1911年之前，屬于清末。而其他八通寫于1916年至1921年之間，是民國早期，也是嚴復生命的最后階段。

“這些信件是關于嚴氏生平和清末民初社會狀況的新資料，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文化研究意義，信中談及的國事和家事均值得深入探討，”戚學民教授在研究該組信札后介紹，“以嚴復致弟子伍光建長信為例，信中嚴復以光緒三十二年（1906）第二屆留學生歸國選拔考試襄校官的身份，披露了考生分布、考官分配、考試時間和結果、閱卷等關于歸國留學生選拔考試的諸多細節。”

隨著洋務運動官費歐美留學生的派出，出國留學成為晚清青年學子一種新的追求。光緒三十一年（1905）科舉制廢除之后，又進一步促使大批青年負笈海外，形成了近代中國第一次留學熱潮。這些留學生知識結構新穎，思想活躍，熱情高，創新意識強，是難得的人才。清政府迫切希望利用他們的才能來鞏固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于是由統管教育的學部對非軍事類歸國留學生的任用逐漸形成了以考試為主的選拔錄用辦法。

戚教授介紹：“光緒三十一年（1905）到宣統三年（1911）學部共舉辦七屆留學生歸國選拔考試，嚴復作為襄校官，參加了其中的第二屆（1906）、第三屆（1907）、第四屆（1908）考試，負責考試、閱卷事宜，并對歸國留學生學位文憑等第作出評定。”

嚴復在1906年給伍光健的英文信札中提到，考生總計41人，其中20人來自歐美，主要是美國，其余21人來自日本，而日本考生不如歐美考生。學部奏定了三位主試官和六位襄校官，每人有專門負責的科目，需要出題和閱卷。這些考官多為某領域的專家，每人只管一兩個學科。嚴復自己則要負責五至六個學科，即哲學、經濟、法律（憲法和國際法）、商學和圖書保存。考試分為兩場，第二場考試的論文題目是“中國是否適宜推行義務教育”。最后嚴復還提了一句，考試舉辦得很順利，但他覺得題目還是太簡單了，減低了考試成績的說服力。

嚴復（1854-1921）

“伍光建（1867-1943）是嚴復的弟子，廣東新會人，就讀北洋水師學堂，后被派往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深造。后轉入倫敦大學，習物理數學，轉習文學。1892年，伍光建學成歸國，回到天津水師學堂教書，在鄧世昌手下工作。伍氏后來被清廷賜予進士出身，辛亥后定居上海，成為中國著名翻譯家。”戚學民解讀道，“嚴復寫信給伍光建，頗有為伍氏不能參與留學生考試的不平之意。他認為，伍光建和辜鴻鳴不能參與留學生考試，是因為不是學部總裁唐紹儀一路之人。”

光緒三十二年（1906）七月十三日，清政府宣傳預備立憲。立憲在當時影響巨大，嚴復也在信中從旁觀者的角度向伍光建解析了丁未政潮前夕的京師政治格局，并提到他在京師與張百熙、袁世凱等政界要人的交游情況。戚學民表示：“這部分內容以前從未披露過，對中國近代教育史、晚清民國政治史、嚴復思想研究而言，都是重要的一手資料。信件內容僅部分內容在《嚴復大傳》（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中有引述與出版，但全文未收錄于《嚴復集》之中。”

嚴復在這部分內容里指出，1906年10月“當前形勢下沒有憲法這玩意兒”。當時北京存在兩個政派，領導者分別是袁世凱和鐵良。嚴復認為袁世凱想要抓住機會和鐵良平起平坐，后者現在手握軍權、財政權和官員任命權。而鐵良一方則欲加強中央集權。端方和張百熙是袁世凱一派，而榮慶和瞿鴻僟是鐵良一派。其他人物如載澤是沒有實權的人物。

戚學民教授認為，嚴復這套對北京政局的觀察和今日學者的認識頗有不同。“1907年丁未政潮，瞿鴻僟和袁世凱分別作為政爭對手，而被認為是兩派首領。可是嚴復根據他的觀察認為，1906年鐵良和袁世凱才是兩派首領。瞿鴻僟是鐵良一派的強人。學界對袁世凱和鐵良的爭奪討論較多，但是指出鐵良和袁世凱各是一派首領，瞿鴻僟是鐵良一派者，我目前僅見嚴復明確此說。這個說法相當重要，可以和其他史料聯合考察。”

信件最后，嚴復提到他在北京和政界要人的交游情況。他見到了張百熙，張百熙請他說服榮慶支持袁世凱的動議。嚴復認為任務艱難，沒有接受。他去會見了袁世凱，等待了三小時之久，嚴復認為是因為舊怨存在。

嚴復致伍光建英文信札（部分）

嚴復在清末新政和民國初年政治地位逐漸上升，清末時期他擔任的多是閑職。到了民國初年，嚴復在袁世凱的圈子里頗有地位。他被任命為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后來又進入袁世凱的幕僚班子，領銜翻譯《居仁日覽》，更被列名籌安會六君子，支持勸進袁世凱任皇帝。

戚學民教授認為《與伍光建書》也可以說明嚴復政治仕途變化的原因。“嚴復的另外一重社會身份是北洋人物。他原來是李鴻章之下的北洋系一份子，但是未能得到李鴻章重用。甲午戰爭之后，嚴復打算離開北洋，到南方謀生。1901年到1906年，他到處奔走，在南方停留的時間較長。期間他成為翻譯家，以西學知識為士林仰望。他積極參與教育，成為地方教育管理者，先后任復旦公學和安徽高等師范學堂監督等。這一系列事件背后是嚴復的社會地位的逐漸抬升，開始得到朝廷的重視。1906年他被推舉為留學生考試的襄校之一，就是一個標志。”

戚學民教授分析：“離京數年，嚴復借做留學生考試襄校之機會，重新了解了北方政局中心的變動。北洋系在李鴻章之后，已經有了新的首領袁世凱，而且成為權傾朝野的重要派別。嚴復先后會見張百熙和袁世凱，就是他的選擇。特別是他見到了袁世凱，盡管嚴復擔心因為舊怨而等待三小時，且他和袁世凱具體會談的內容不可知。但是袁世凱和嚴復的舊怨恐怕修復了不少，畢竟袁是個能延攬人才的梟雄。嚴復在民國初年袁世凱當國之時的職務升遷，恐怕最早要追溯到1906年此次會見。”

除了《與伍光建書》，該組信札中還有嚴復與上海中西女塾（MC Tyiereo School）某位女性朋友的通信，這封簡單的賀信，間接反映出嚴復對近代女子教育的支持和貢獻，是中國近代教育史的一則重要史料。

嚴復致上海中西女塾友人英文信札（1907年）

嚴復致侄子嚴伯鋆（嚴群之父）的九通信札則是完全未曾著錄的新材料，有限的篇幅中有部分論及公務，但信中所談更多的是家事，諸如身體狀況、日常生活、嚴氏家族年輕一代的教育與品行問題等，由其本人講述，細節格外生動。戚學民教授介紹：“嚴伯鋆是嚴觀瀾之子，曾在唐山工業學堂（今西南交通大學）任教，后辭職南下福州，在福建省倉山前鹽務稽核所就職。1986年中華書局版《嚴復集》第三冊，收錄有嚴復《與侄嚴伯鋆書》三封，篇幅較長，討論家事國事頗多，久為學界所知。嚴孝潛先生2004年以后在報刊上發現嚴復信札34封，其中有嚴伯鋆信2件。這次披露的通信，是未曾著錄的新材料，彌足珍貴。”

“這些通信中分別涉及嚴伯鋆的工作，生活，吊喪慰問等情形，有時嚴復也報告自己的健康狀況。這些看似瑣碎，但嚴復的家族情況，是中國近代新知識家族的一個精彩的案例。從中可以看出中西教育方式的抉擇，中國傳統家庭的成長發展等情況。而這些都由嚴復用漂亮的英文書寫而成，可以看出中國一個新時代的來臨。”戚學民教授說。

嚴復致嚴伯鋆英文信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