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數(shù)字化正在改變一些學科的研究生態(tài)，在歷史學這樣一個注重積累與“資歷”的領域，青年學人開始嶄露頭角、踴躍發(fā)聲。

由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與社科文獻出版社聯(lián)合舉辦的“第一屆中華民國史青年論壇”于8月27—28日在北京舉行，匯聚了來自美國、日本、中國大陸及香港、臺灣地區(qū)的50余名青年學人。他們從130余名投稿人里脫穎而出，大都來自高校與研究機構，處于研究的起步階段但已獲得相當?shù)恼J可。

會議召集人、社科院近史所民國史研究室主任羅敏在開幕式上表示，新生代學人的出現(xiàn)和成長，標志著當下民國史學界正經歷著“世代交替”的學術周期的轉變。同時，近些年來海內外檔案文獻的開放與刊布、相關數(shù)據(jù)庫的建立，也使民國史學界的治學生態(tài)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革。

“在全球化和數(shù)字化時代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學人，在研究中利用像《蔣介石日記》這樣的海外珍稀檔案資料，或者原本分散各處、難以利用的民國時期報刊圖書，已經成為習以為常的研究方式，而不再是一些掌握‘獨家秘笈’的學者的‘特權’與‘專利’。”

但是，在新生代學人利用豐富的資料、純熟的技巧將個案研究越做越精致的同時，也有前輩學者提出了研究題目碎片化、邊緣化的質疑和憂慮。

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黃道炫等學者以評論人的形式參與了論壇。學者表示，希望青年論壇成為一個切磋交流、相互砥礪的平臺，借青年學術共同體之力，思考民國史研究再出發(fā)的路徑，討論新生代學人歷史書寫的格局與方法。

青年“崛起”

盡管年齡并非劃分“青年學者”的唯一標準，但與會者的構成與表現(xiàn)的確呈現(xiàn)出較為明顯的代際特征。他們均出生于1970年以后，其中“70后”成熟、佳作頻出，“80”后活躍、是主要力量，“90后”選題大膽、備受關注。

民國史學科設立之初的研究對象曾局限于“民國時期的統(tǒng)治階級”，以政治史為主。而現(xiàn)在的研究不僅在范疇上大為擴展，更頻頻出現(xiàn)在社會公眾話題的討論中，“民國熱”成為一種文化意義上的概念。本次會議的報告主題即在傳統(tǒng)的政治、思想、軍事之外，延伸至教育、立法、區(qū)域個案及中共黨史等領域，以民國政治人物如蔣介石、孔祥熙等為主題的報告在數(shù)量上僅占總數(shù)的十分之一。

在研究方法上，不少學者在討論中指出，新生代學人普遍能熟練運用史料分析技巧，閱讀多語種文獻材料，檔案來源亦日趨多元化。此外，受歐美研究范式影響，在研究中引入史學理論、跨學科研究方法等，也是新生代的“偏好”之一，例如在區(qū)域研究的討論中，與會學者即采用了地理學、民俗學的視角，使用圖像分析、田野調查等方法（如王建偉《王府井與天橋：民國北京的雙面敘事》、趙娜《互構與交錯：民國時期北京內城土地廟與市民共享地權》、計小敏《水域政區(qū)化的設想——民國時期洪澤湖的水縣之案及其流產》）。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瞿駿告訴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參會過程中印象最突出的是后輩年輕學人的崛起。“據(jù)聞參會者年齡最小的是出生于1994年的本科生，這個消息讓自己頓有身為‘后浪’，非但未能跟上‘前浪’的腳步，卻已快死在沙灘的惶恐之心。”

瞿駿表示，年輕學人的“崛起”除了自身的聰明和用功外，亦不能脫離大時代給予的助力。“他們普遍外語水平較高，且不少人懂兩至三門外語；又逢國家實力膨脹的大時代，出國尋訪資料和利用網絡數(shù)據(jù)庫都已非常方便，且蔚然成風；在碩士班和博士班上有名師持之以恒、循序漸進的示范、指點與培養(yǎng)，使得他們大多有水準之上的研究習慣和開闊的學術眼界。這些都為中華民國史研究的繼續(xù)提升提供了良好的氛圍與條件。”

瞿駿提到，“這次青年論壇中，王龍飛、任偉、裘陳江、郭寧、承紅磊等人的文章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共黨史研究的新面孔

兩天的密集議程中，以中共黨史為主題的一場討論受到不少關注，四位報告人均是“85后”青年學者。知名中共黨史研究專家、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員黃道炫評價這一組報告“都有很好的問題意識，論述也相對成熟，具有相當?shù)乃疁省薄?/p>

畢業(yè)于北大歷史系、現(xiàn)任教于華中師范大學的王龍飛做了題為《太行根據(jù)地的征兵困境與民兵參軍》的報告。他指出，中共的軍事力量在征兵普遍困難的抗戰(zhàn)中逆勢增長，數(shù)萬偏師在短短幾年內成長為百萬大軍，究其緣由，民兵是有重要貢獻的機制性因素——實現(xiàn)了對“民”和“兵”的有效整合，也連通了從“民”到“兵”的發(fā)展鏈條。“群眾—民兵—地方武裝—正規(guī)軍同時并存而又梯級發(fā)展的武裝體制，既舒緩了直接動員參軍的困難，又確保了武裝力量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同樣來自北京大學歷史系的任偉、郭寧分別介紹了關于紅軍部隊中的資源與權力分配、抗戰(zhàn)時期中共在山東的115師與山東縱隊的研究，南開大學的本科生何居東作為全場最年輕的學人則聚焦1946年安平事件調查，以詳實資料還原該事件的多重面向。

“時過境遷，我們與那個年代逐漸拉開了距離。如果說近年的中共黨史研究有些新意，并不是使用了什么新的方法和理論，而是在于讓它回歸正常，成為那段歷史中一個普通的研究對象和領域。”王龍飛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80后沒經歷過政治斗爭，也較少受到預設條條框框的束縛，能夠站在相對超脫的立場上去研習歷史，這樣的處境和心境與前輩學者可能有所不同。”

未曾經歷革命年代的年輕人，是因為什么原因而關注革命史議題？王龍飛表示，除了一些特別的機緣，更重要的源頭是對于周遭以及所處時代的困惑與焦慮，20世紀中國的共產革命由此順理成章地成為追問的對象。放寬視野則會發(fā)現(xiàn)，這場革命對整個世界來說也是非常特別的經驗。“如果說中國思想界能給世界提供點不一樣的東西，這或許是一座值得而且應該認真發(fā)掘的稀有富礦。這段歷史如此特別而重要，至今仍深刻作用于我們的生活，但它還有太多疑問需要解決。”

海外新秀的優(yōu)勢與困境

邀請海外學者參與討論已經是當下大型學術會議的“標配”，新生代學人也熱衷于跨文化交流，并從中尋找新的視角和啟發(fā)。

美國俄亥俄大學歷史系的賀祥（Joshua Hill）介紹關于民國初期“攜帶武器之權”思想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該文評論人、來自社科院近史所的青年學者劉文楠表示，這種問題意識來自美國人對合法持槍問題的敏感，是以往國內研究中較少涉及的議題。

來自日本學術振興會的關智英做了關于冀東政府思想背景的報告，并與國內學者就偽滿政府的議題展開討論與交鋒。關智英在會后表示，民國史的魅力在于它與近代世界的聯(lián)結，“有發(fā)展到東亞史的可能性”、“需要了解日本和歐洲的情況”。

九位臺灣年輕人的身影也頗為引人注目。在兩岸“政冷經也冷”的當前環(huán)境下，學術交流仍是溝通兩岸的一座重要橋梁，他們中的不少人在學術交流的契機下初次來訪，此后與大陸學界有日漸頻繁的互動。

臺灣政治大學博士后研究員張智瑋的報告主題是1940年國民政府推行的縣制改革，透過國民黨加強基層政治組織的嘗試來看現(xiàn)代國家的形成。他與大陸朋友的來往即始于2012年到江西查閱相關的地方檔案。張智瑋表示，“文獻史料的彼此交流也是兩岸交流的一個很重要的環(huán)節(jié)。”

同樣來自政大的青年學者楊善堯關注抗戰(zhàn)時期的后勤兵站與傷兵運輸，他認為后勤和醫(yī)療均是以往抗戰(zhàn)研究中被忽略的關鍵，對戰(zhàn)爭的影響不亞于前線戰(zhàn)役。而首次到訪大陸的契機，楊善堯表示是2011年參加南開大學舉辦的研討會。

在張智瑋看來，民國史研究在臺灣的優(yōu)勢與困境都很明顯。一方面，受西方范式的影響的“新史學”研究在蓬勃成長，如文化史、醫(yī)療史，也仍有一些“傳統(tǒng)強項”得益于研究傳統(tǒng)和師承脈絡，如民國外交史。但另一方面，更多人的研究興趣轉向社會文化史等更多元的領域，傳統(tǒng)政治、軍事史的關注者越來越少。

有一些困境是普遍性的，如從事歷史學研究在就業(yè)上的處境尷尬，臺灣的學生甚至學校數(shù)量都在減少，現(xiàn)實問題就更加凸顯。而另一些困境在于政治和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臺灣年輕人對民國史的興趣越來越低，這一年來的政治環(huán)境轉變也產生了一定影響。過去習慣的做法突然轉變，給我們帶來一些不便，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適應和克服。”

熱議話題：歷史記憶會拉大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嗎？

整個論壇最熱烈的討論之一發(fā)生在“歷史記憶”專場，華東師范大學青年學者唐小兵以臺灣作家龍應臺的作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所引發(fā)的爭議為話題，探討面向公眾的歷史寫作應如何進行。

對于《大江大海》，有學者充分肯定這種聚焦在小人物生命故事的歷史敘述的有效性，認為這本書“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觀”，關切戰(zhàn)爭中犧牲的小人物，“穿透被宏大話語總結、歸納的歷史，從中還原一條條鮮活的生命，尋求其中的意義和價值”；而楊念群尖銳地抨擊該書的歷史觀為“炮灰史觀”，認為“所有戰(zhàn)爭，包括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zhàn)，并不是靠單純的人道主義告誡就能理解的”，這種無差別的悲情故事，完全消解了戰(zhàn)爭的意義。并且，楊念群質疑龍應臺在搜尋史料并構建歷史敘述的時候，自動剔除掉了那些與其“人道主義的立場”相悖的證據(jù)，從而也就失去了真正進入歷史的可能性。

以這一爭議為切入點，唐小兵指出，“對戰(zhàn)爭與革命的歷史書寫和歷史記憶，從來不僅僅是一個學術性的命題，而同時是中國社會如何面對過去的歷史、進而很可能刺激記憶領域的紛爭與沖突的導火線。”近年來兩岸三地出版了大量相關的口述史和回憶錄，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旅美著名作家王鼎鈞先生的回憶錄四部曲，尤其是講述1945—1949年歷史的《關山奪路》，以及臺灣大學退休教授齊邦媛女士的《巨流河》，“這樣各執(zhí)己見的個體經驗的書寫與記述，究竟是會推動還是阻礙歷史的和解？”

從這個問題出發(fā)，與會學者展開了相關的討論：底層小人物的口述史是否容易“見木不見林”？普羅大眾非常受用的煽情與催淚，會拉大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嗎？對于在民間影響較大的作品，歷史學者應該與之對話嗎？打造歷史記憶除了態(tài)度，是否還需要歷史學家的技藝？啟蒙是否必須以尊重歷史真實為前提？

唐小兵認為，就對20世紀中期中國的歷史苦難的認知與記憶而言，不能停留在對于政治和戰(zhàn)爭悲劇的控訴層面，而應該深入歷史的肌理，將在波瀾壯闊的歷史洪流背后的潛在的結構性因素挖掘出來，這才是歷史記憶和歷史寫作的更高境界。

短板與挑戰(zhàn)：“碎片化”的研究何處去？

在與澎湃新聞的交流中，這批年輕學人對當下的問題與局限也做了討論與反思。

瞿駿認為，青年學者表現(xiàn)出醒目的優(yōu)長，亦有明顯的短板。“與50、60年代的前輩學者相比，這批年輕學人因去傳統(tǒng)日久，中學忙于應試，大學則多累于社團活動或二專、三專，無論是‘家學’、‘幼學’還是‘少學’，尤其是中國書那一部分基本是‘先天不足’，更要命的是后天也無暇去補，且不少人并無意識去補。而歷史學恰恰是一門最好從五六歲時開始讀書，日積月累方有小成的學問。目前的狀況讓年輕學人一般入門即抱定一具體題目，憑借聰慧和勇猛自得短時的精進之功，但實缺乏后勁。”

另外，許多學者不約而同地提到了“選題碎片化”的問題——能做許多精致純熟的個案研究，卻未必是真正重要的問題。

王龍飛表示，歷史擺在我們面前的本質上就是一堆紛繁的“碎片”，而對于初入門徑的研究者而言，很容易陷入抓到什么是什么的局面當中去。眼光上的欠缺，正是年輕學者需要在大量的實踐中進行積累和錘煉的。任偉則認為“狹而精”的研究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學者之間很難對話，更遑論大眾的興趣。

劉文楠指出，這與當下的研究范式有關。“我們現(xiàn)在的做法是一定要去檔案館，有一批扎實的材料，把幾個小問題講清楚，而不是去論述一些大問題。”然而在她眼中這并不完全是壞事：“把過去簡單化的宏大敘事拆掉，任何事情都可以具體分析，這種思維轉換本身不就是一件宏大的事嗎？”

瞿駿表示，政治史和社會文化史研究者常指對方只關心“帝王將相”或“雞毛蒜皮”，盡管沒有孰是孰非的答案，但從目前看在中華民國史語境下，“第一流的題目可能大多仍落在‘帝王將相’和轉折年代上，如王奇生教授強調的1917—1927年。年輕學人最初的擇題恐怕需要在此基礎上做認真考慮。”王龍飛則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說，“碎片”本身并無問題，問題在于對“碎片”的選擇。

青年學者們在討論中提到，前輩學者曾提出在當時語境下具有突破性的結論，如楊天石先生稱“蔣介石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在上一代人看來也許是石破天驚的結論，如今已經被許多數(shù)人接受了。“前輩學者打破了一些囿于時代的定見，使之成為常識；那么我們這一代人，能為30年后的人創(chuàng)造什么洞見與常識？這大概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