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京共同發布《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No.19：超大、特大城市：健康基準與理想標桿》（下稱“報告”）。 

報告指出，中國的空間經濟演化在城市維度出現：全國向群內人口和經濟活動大尺度聚集，與一、二線城市和中心城區向周邊小尺度擴散的同時發生的“大聚小散”；高端要素集中聚集的同時，中低要素產業分散聚集的“高聚低散”；和成熟城市產業升級和成長城市制造業加速聚集的“成長聚集、成熟擴散”三類空間特征現象。 

然而，個別城市也出現了區域流散背景下中心城市聚集的逆向變化，即“大散小聚”的情況。其次，“高聚”體現為高端要素向一、二線城市聚集；“低散”體現為一般產業向三、四線城市擴散，從而“高聚低散”造就了強二線城市的迅速崛起。 

同時，報告提醒，由于一些非市場行為的存在，造成了違反經濟規律的“高散低聚”，即高端要素產業的分散和低端要素的聚留。最后，成熟型城市呈現“先聚后散”歷程，成長型城市“還在聚集”之中，后工業化時代形成新的聚集特征，個別城市處于“人散我聚”狀態。 

另外，報告提出，都市圈是高端要素集中聚集與中低端要素產業分散聚集、大規模要素向圈內集中與圈內中心城市向周邊小尺度擴散以及成長型都市圈要素聚集與成熟型都市圈要素擴散的集中體現。從全國總體來看，都市圈集聚了我國大部分的人口和經濟，都市圈經濟總量占比達到73.48%，都市圈人口總量占比達到63.05%，其中經濟、人口規模最大的三個都市圈分別是上海、廣州和杭州都市圈。 

另外，報告認為，“長江經濟帶：崛起于三尺度的聚集與擴散”。北緯31度線是一條重要的經濟地理分界線，從地圖上看，這條線正好穿過長江流域，界定中國經濟權重的分布，可視為中國城市發展的“長江防線”。 

具體而言，長江沿線的都市圈及城市群正加速崛起，呈現由東向西“橫向擴散”的趨勢。長江經濟帶“聚集”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面積占全國的21.4%，是我國影響最大的黃金經濟帶。2020年，長江經濟帶總人口約6.06億人，占全國的42.92%，地區生產總值約47.16萬億元，占全國的46.42%。 

報告認為，鑒于未來15年中國城市化率將從65%提升到75%左右，中國也將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以及人口多土少等國情，特大超大城市合理的規模、密度更接近合理區間的上限。因此，我國特大超大城市內部是一個三層嵌套的體系：根據我國人口眾多、資源緊缺、產業結構不均衡的發展狀況，與發達國家的城市相比，發展模式幾乎是相同的，均呈現多中心、多組團、分布式、間隔狀、網絡化的發展格局。 

最后，報告認為：我國特大超大城市目前有以下問題亟待解決 

一是存在沒有形成多組團體系，居住區域過于集中和單一，功能區和預留地分布不均衡，道路交通體系建設過于封閉和一元化。 

二是存在總體規模大，核心區密度高，空間人口分布不合理等問題。 

三是存在建成區規模偏小，開發強度相對較低，建設用地結構不優，工業用地比重較高，城市空間結構和土地利用亟待優化等問題。 

四是存在經濟規模和經濟密度仍然相對較低，產業層次較低，輸出型產業發展不足，產業布局待優化，分工協作與多層嵌套欠缺，缺少全球頂尖城市，全球城市數量太少，功能層級較低，輸出性功能比較弱等問題。 

五是存在“一城獨大”且特大超大城市規模均較為接近，多層嵌套的城市體系尚未形成或進展緩慢等問題。 

政策建議部分。報告建議，特大和超大城市功能疏解措施為：要遵循城市演化的客觀規律，立足于大都市圈發展的更高站位，破除制約大都市圈內各類要素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的體制機制障礙，通過政府引導市場來實現特大和超大城市非核心功能的有序疏解，推動大都市圈高質量發展。 

另外，為推動我國超大特大城市健康發展，應當降低人口密度、開發強度，提高經濟密度，提升功能，擴大都市圈的空間面積，疏解低端功能，建高能級的城市。特別應當制定多層嵌套的大都市圈空間規劃；建設多組團、多中心、多層級的城鎮體系；積極引導市場來推動特大和超大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更大范圍的公共產品優化布局；創新功能疏解的體制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