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的發展演化

全球化最初是千萬級人口規模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這使得倫敦成為首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城市。此后的全球化則是億級人口規模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紐約和東京在這一階段脫穎而出，成為第二批老牌全球城市。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的全球化帶來新一輪變革，這場變革的突出特點是亞洲國家的崛起，因而新一輪新興全球城市的崛起更可能發生在亞洲地區。從本年度全球城市成長性指數來看，亞洲有八個城市進入了榜單前十位，其中上海和北京更是表現出明顯的全球城市發展潛力優勢。

全球城市的發展動態取決于全球化重心的轉移。全球化不是在全球均衡分布的，所以會形成世界經濟的重心。如果一個城市不是世界經濟重心的地方，這個城市絕對不會成為全球城市。所以，亞洲在全球城市成長性的優異表現首先得益于亞洲國家的經濟復興。自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世界經濟引力重心點已經開始東移，而這源自亞洲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的穩健發展。特別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亞洲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日益顯現。根據亞洲銀行的預測，到2050年，亞洲地區的GDP將占世界的一半，亞洲的貿易額占到全球貿易額的一半，亞洲的投資占到全球投資的45％。根據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的預測，到2030年中國將在GDP、貿易額和資本凈輸出方面全面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主導經濟體，并且中國經濟在2050年之前能夠保持穩健增長態勢。2050年中國的人均GDP為美國的32％，將成為中等收入發達國家。

以上海為例，首先，在亞洲以及中國經濟穩健發展的大背景下，上海是中國以及長三角的經濟中心。其次，世界貿易格局以及FDI流向的變化，將使得作為“新興全球城市”的上海成為中國發揮世界經濟主導作用的有效載體。再次，到2050年前后，上海將成為一個多層級、多任務模式的新興全球城市，并在全球城市分工體系中發揮主導作用。上海作為新興全球城市，雖然不會完全替代紐約和倫敦，但可以深度嵌入全球城市分工體系中。最后，與傳統全球城市不同的是，作為“新興全球城市”的上海還將是全球創新中心。這意味著，上海將不但在全球要素資源配置中發揮主導作用，而且還將在要素資源的利用模式上引領全球。

新興全球城市的崛起

除了經濟復興外，新興全球城市的高成長性還得益于強化對全球資本、高級人才和國際組織等高端要素的吸引力，在城市功能、制度體系、文化創意、科技創新等方面做出重大改革以獲得全球競爭力。這些改革措施集中強調了幾個方面內容：第一，吸引全球高端流動要素和升級產業結構，高端“生產性服務業”得到重點扶持。在全球城市經濟體創建中，高端生產性服務企業發揮著核心作用，正是它們在全球范圍內跨城市辦公網絡的經營活動，構成了“世界城市網絡”。這些“知識工廠”通過城市間大量互通交流使全球化成為可能。在國內產業政策的大力推動下，新興全球城市不僅將其高端服務企業內嵌于本國的產業發展戰略當中，并且主動對接國際產業鏈，以此來強化城市在全球資本網絡中的配置功能。第二，完善配套制度，提升營商環境。妨礙全球要素流動的各類法律、制度和政策障礙被有效廢止，譬如積極加入WTO、構建自由貿易區、更多領域向外國資本開放，同時管制模式向負面清單轉換，自由市場功能獲得充分發揮。根據世界銀行統計，中國在2018年啟動了大范圍的營商環境改善工作，使中國位列世界銀行評選的全球營商環境最好的50個經濟體。第三，強化先進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城市功能升級。先進基礎設施是吸引高端要素集聚，增強資本配置功能的基礎保障。新興全球城市在建設高端寫字樓、國際航運樞紐、高速互聯網設施以及多元化消費中心等方面發展迅速。第四，推動多元文化融合，強化城市品牌效應。相比于歐美地區的老牌全球城市，亞洲的新興全球城市雖然具備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蘊，但文化包容度和開放度明顯不足。為強化全球城市的品牌效應，新興全球城市打破文化交流壁壘，積極引入國外優秀的民族文化和商業文化，例如上海迪斯尼等。

從改革路徑來看，新興全球城市在成長性上表現出的發展潛力仍主要得益于其后發優勢和學習效應，即通過對歐美國家老牌全球城市發展策略的學習和模仿，以較低的成本在短期內獲得顯著發展。雖然亞洲新興全球城市表現出明顯的成長性優勢，但同時歐美國家老牌全球城市在成長性方面表現依然穩健。作為綜合發展水平最高的老牌全球城市，紐約、倫敦和東京依舊躋身本年度全球城市成長性指數排行榜前十位。位于成長性指數10—20位的第二梯隊全球城市也基本由歐美國家的傳統強市所占據，例如布魯塞爾、巴黎、阿姆斯特丹和法蘭克福等。

老牌全球城市的堅守

發達國家全球城市的崛起基本上是一個自然發育發展過程，雖然歷經金融危機和來自新興經濟體各領域的全球競爭，但其至今仍能夠表現出穩健的成長性，這主要得益于老牌全球城市長期以來培育的全球資本配置功能、高端生產者服務體系以及文化品牌軟實力等要素。老牌全球城市最初的崛起首先是全球化戰略和國家經濟大發展的結果。20世紀90年代以前，世界經濟中心仍由歐美國家牢牢占據。紐約和東京作為全球城市是在它們國家主導和引領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崛起的。到20世紀90年代，紐約、倫敦、東京都提出了城市文化發展戰略，開始重視經濟和文化協同發展，強調文化元素與經濟發展的緊密結合，提出了創意產業及其培育問題。2008年之后，為應對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沖擊，這些全球城市開始注重金融中心和科創中心的結合，越來越多的科創資源向紐約、倫敦集聚。自此，全球城市開始迭代升級到3.0版，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開啟融合發展。

隨著世界經濟重心的東移，紐約、倫敦和東京等老牌全球城市已失去在經濟增長上的優勢，但其仍具備最高能級的全球資本配置功能，這是老牌全球城市保持高成長性的核心競爭力。例如，全球功能性機構的總部仍主要集聚在這些城市，金融市場定價權和稅收控制仍由他們所掌握，并且它們擁有規模最大的科技知識流和數據信息流。其次，高端生產者服務業網絡是這些城市保持全球影響力的重要載體。紐約、倫敦、東京的服務業比重占到80%以上，并且始終維護較高的經濟首位度和勞動生產率。與上海等新興全球城市相比，老牌全球城市的高端服務業能級更高，表現在高強度的服務創新和更大的服務半徑上。第三，城市文化品牌是老牌全球城市競爭力經久不衰的核心要素。特別是步入全球城市3.0階段以來，這些老牌城市愈發強調一個共同的發展方向，就是構建清晰的城市品牌戰略，幫助它們提升城市的空間存在感，強化城市的凝聚力，也會在文化與經濟之間產生共鳴。與新興全球城市相比，歐美老牌全球城市高度重視城市品牌的營造，已進行了長時間、大范圍的城市品牌規劃，因此在全球范圍內，城市品牌的認知度以及聲譽都領先其他地區。

全球城市的競爭、合作與趕超

即便各國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全球城市需要就有限的資源和人才進行相互競爭，以謀求各自的發展以及相對影響力的攀升。全球城市競爭主要指在全球范圍內將城市垂直上下分層進行統計排名。而城市合作更強調城市之間在水平的關系上各取所需，分享資源，相輔相成。伴隨新興全球城市的崛起以及老牌全球城市的轉型，未來全球城市逐漸呈現出競爭、合作和與趕超交替發展的態勢。

正如前文的分析，即便新興全球城市在多個方面的競爭中展現出對老牌全球城市的趕超態勢，但在不斷深化的全球分工體系內，位于產業鏈頂端的老牌全球城市仍具有足夠高的能級來應對其他城市的競爭和挑戰。以金融業為例，即便上海多年來致力于建成全球金融中心，提升全球資本配置功能，但在與紐約和倫敦等老牌全球城市的競爭中，上海始終難以取得大的突破。全球金融中心的競爭很難動搖名列前茅的城市地位，英國智庫 Z/Yen 的全球金融指數報告指出，盡管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倫敦和紐約常年保持前二的排名，相比之下，其他全球城市只能在第二梯隊內相互競爭。對于志在趕超的新興全球城市，與不同層級對標城市之間的競合關系決定了其是否能在競爭與合作中獲益。

然而，頂尖全球城市之間也存在競爭，地緣政治和全球經濟格局的劇烈變化會加劇這種競爭，“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種競爭甚至會成為新興全球城市趕超的機遇。例如，脫歐使得全球頂級金融中心倫敦的地位受到威脅，使其失去與紐約競爭金融業高端人才和就業機會的優勢，同時其他金融中心也在擴大各自的影響。這徹底打破了紐約與倫敦在全球金融金字塔頂端長期保持的相對穩定和平衡的競爭關系，表明不論全球城市如何獨立于其國家的政治體系，它們之間的命運總是緊密相連，并且市場與國家對城市競爭的輸贏都有交叉影響。相比之下，中國城市走向國際市場競爭即是依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強力支持。因此，全球城市在國際競爭與合作中的表現高度依賴于國家的政治策略以及全球經濟影響力，對于新興全球城市而言，具備強大國內以及全球治理能力的中央政府是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打破既定全球價值鏈，甚至全面趕超老牌全球城市的重要保障。此外，在全球城市建設中，城市競爭與合作關系不僅是政府的戰略導向問題，也涉及企業、行業和國家等參與者的行為方式問題。企業、機構與其他組織之間的協作，有助于共同參與全球城市網絡。城市、公司、部門和國家是異質的結合，其各自網絡在創造和支撐全球流動空間中相互交錯，這些參與者之間的關系也直接影響城市競爭與合作的基本格局，最終決定城市在全球經濟中的成敗。

傳統的地緣政治觀將全球城市網絡視為一個零和博弈機制，城市之間是一種相互競爭的關系。例如，倫敦的興起導致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全球城市功能的削弱，而紐約的崛起則導致倫敦全球城市地位的下降。對于新興全球城市而言，競爭與合作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趕超老牌全球城市。目前，新興全球城市普遍以“模仿”為主線樹立“全球城市”發展愿景，在對標紐約、倫敦等發展模式后也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也出現了一些社會、空間、政治和城市體系的碎片化問題。隨著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發展，城市之間已經不完全是競爭關系，而在更多情況下是合作關系。城市之間的合作有助于加快生產要素的流動、降低交易的成本、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在新時期的全球治理背景下，合作共贏才是全球城市發展演化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