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里德（Anthony Reed）是我在上海認識的英國朋友，嚴格意義上來說，我們認識不超過兩個月，見面也僅限于在弄堂口打個招呼。但是英國人比較有意思，他們與中國人在“打招呼”這一點上有些不同。

我們中國人打招呼，早些年一般說“吃了嗎”，現在則是“有空再聚”，然后微笑或者木無表情點頭離開，幾乎雙方都腳不停歇的狀態，匆忙告別；而安東尼打招呼從來不跟我說How do you do，或者今天天氣怎樣，更不談英國足球，他就這么站著跟你聊攝影，似乎那一刻我感覺他手里還攥著一杯啤酒。是呀，早就聽說英國人有泡吧文化，有一年我在倫敦，看見一家酒吧半個街道被男男女女插蠟燭般的占滿，同時，大家都自覺不越過另一半的車道，保持車輛暢通。既規矩又刻意兮兮。

“你最近在拍什么？”這是我和這位英國攝影師之間社交破冰的方式，輕松又直奔主題。

南京，2021年

福州，2018年

福州，2018年

上海，2020年

上海，2020年

上海，2021年

上海，2021年

今年秋天的第一個雨夜，安東尼在昏暗中撐著傘迎面而來，伸出手與我打招呼，然后我們站在窄窄的人行道上開聊。我記得，他先是給我看他在拍什么，又問我這幾天拍什么，他在紐約的雙胞胎哥哥看了我拍的1990年代上海黑白照片后的反饋，然后又談到我們都喜歡的加拿大攝影師格雷格·吉拉德（Greg Girard）在2000年拍攝的上海（他像一個謎，幾乎沒有與任何一位上海本土的攝影師有過交集）。最后，安東尼將我帶到他的國家——為中國人民操碎了心的英國攝影師納達夫·坎德（Nadav Kander）那里，此君幾年前在中國拍攝的長江，深刻地影響了很多中國后生。

坎德在回應媒體時就他拍攝的中國長江曾說，“經過了幾次到不同地點拍攝之后，我意識到我個人想表達的是什么，以及我的情感回應在哪里，這是一個在無形中艱難運動的國家，它在經歷一個新的開始，同時也有著過去舊有的一切負擔。”安東尼說，他們是好朋友，雷格·吉拉德（Greg Girard）也是。

我站著豎起耳朵，聽得也很扎勁，想著要不索性找個咖啡館坐下來聊。但是夜太晚，只有便利店里的咖啡還在營業，實在沒什么吸引力。后來我們還是聊完了，告別后我的頭發和西宮（我的狗狗）毛發全都打濕了。我沒想到當天晚上遛狗遛了那么長的時間，估計西宮很開心，野在外面可以不回家。它從不對著安東尼齜牙咧嘴。

兩個月多月前的一個夏日，安東尼就是這樣在弄堂口先跟我的西宮打了招呼，然后聊到我手里拿著的小相機，進而給我看他手機中的一些作品。那一刻，我暗自驚心，真是民間多高手，高手近在咫尺。此人不是來中國旅行的，從他拍攝的照片來看，對于中國的理解自有一套。這讓我想到攝影史上來華的那些名家：清末和民國時期的約翰·湯姆遜（John Thompson）唐納德·曼尼（Donald Mennie） ，舊中國崩潰瓦解時的馬格南攝影師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和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馬克·呂布（Marc Riboud），以及1978年改革開放后在中國拍攝了留下大量彩色照片的布魯諾·巴貝（Bruno Barbey）閻雷（Yann Layma）。

西方人自17世紀以來對于遙遠神秘的東方想象不輟，這似乎成了沁入一部分西方人血液中的東西，無論在什么政治環境氣候之下，無論是官派的還是來自民間，總有人不畏艱難，興致勃勃地來往地球兩端，眼前這位安東尼·里德是距我最近的一位來自西方的職業攝影師，他在中國所留下的影像或將和他的那些前輩一樣，在日后被中國人津津樂道。

呼和浩特，2018年

香港，2017年

紹興，2009年

紹興，2017年

西安，2013年

青島，2021年

淄博，2010年

青島，2010年

香港，2013年

之后接觸下來我了解到，2007年他畢業于英國諾威奇藝術大學純藝專業，隨后來到中國并在青島的中國海洋大學學習漢語并開始了他的攝影創作生涯，2011年來到上海，五年后搬到愚園路一處西式公寓居住。更早時候的2003年，他終于有機會來中國旅游。那時候他20歲。對于中國的了解還是來自亞洲日本和印度的同學。安東尼承認，小時候并沒有看到過很多中國的照片，也許會有一些黑白紀錄片，比如毛澤東時期的照片，但他認為那些與他沒關系，屬于另一個遙遠的世界。所以，紀實攝影的創作方式，在他的照片里幾乎找尋不見蹤跡。

他告訴我，很多年前偶然間看到一張關于上海的照片，它甚至不是一張專業的攝影作品，就是隨手一拍的那種。照片上是1990年代的浦東，有東方明珠電視塔和一些高樓大廈。那張普通的照片一下子擊中了年輕的安東尼。東方明珠塔在哪里？他說，“我要去。”從此開始向往和想象東方的上海和中國了。熱情是一種可怕的東西，一旦被點燃，身體里的荷爾蒙開始爆發，驅使年輕的心不懼困難和不計后果，或去追求真理，或闖蕩江湖漂泊四海，從此他便不再安定。

在他的Instagram和微信上，可以看見他去過中國的香港、福州、杭州、紹興、合肥、南京、北京、濟南、淄博、青島、西安、呼和浩特、鄂爾多斯等地方。他的作品主要探索的是已有的人工建設環境——標志性的摩天大樓、隱秘的角落、擁擠的步行街、未被使用的辦公樓、破敗的商場、光鮮亮麗的金融區、游客必去的景點、被遺棄的房子、孤獨的個體，等等，這些共同揭示著大都市的多個面相。在上述這些城市中在某個瞬間、某個時刻、某個光線，被一個快門聲叫醒，露出它或安寧或猙獰、或肅穆或喧囂、或平和或沖突的多個面相。

安東尼撐起他的三腳架，平靜地與城市對視，那些被攝物在彼時向他敞開心懷，訴說各自的心事，它們希望通過他的相機，讓更多的人能夠看到并聽到將一些隱秘的東西傳遞出來——人類在改造著世界，但同時也被它改造。

安東尼執著于拍攝城市里各種建筑物，尤其在夜間。這有其他原因導致他做出這樣的選擇。他認為，一些中國人會認為他是英國BBC記者，會警惕，尤其是新冠疫情以來。“這與中國人早些年面對外國攝影師發自內心友善的笑容不太一樣了，拍攝變得困難了。”他能感覺到人們的不信任，唯有拿出更多的笑容和友善去克服這個問題；其次，伴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而崛起的大規模建筑群是令他著迷的地方，也是他在中國作為商業攝影賴以生存的方式。

他告訴我，曾經看到過1920年代紐約的建筑攝影作品，被它們深深震撼，高樓林立，城市迅速發展擴張。這些都讓這位外國攝影師著迷。但當他有一天到了紐約，“我意識到，這個令人振奮的時期已經過去了。”

而上海，他認為像美國的紐約一樣，雖然上海不是中國的首都，但是它卻在每一個領域引領了中國的發展，很多外來的新觀念和概念都是從這里發揚出去的，它就像一座大熔爐。他緩慢地用中文說，“上海正處于這個時期中，我想參與到上海的發展變化中去，這對我來說是個嶄新的世界，我像條躍入大海的小魚，天地開闊。”

上海，2019年

上海，2021年

上海，2021年

上海，2021年

夜間，城市在安東尼的鏡頭里徐徐展開，大多時候它們是安靜的，孤獨的。“很多人居住在這里，但卻過著孤單的生活。這不是上海獨有的問題，是所有大城市的通病。外來者一開始以為自己可以在這里找到自己的生活，獲得成功，但是往往會發現其實沒有這么簡單，生活沒有那么光鮮。” 他強調。“城市很深刻，也很膚淺，像一個幻覺。它們把你吸進來，又讓你覺得很空虛。我有時候會拍陸家嘴的高樓大廈，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現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大多數情況下，安東尼像早年西方攝影師那樣使用膠卷來拍攝創作他的主題，他希望觀眾能感受到“膠片的質感”。但是在色彩控制上，他那些“白天拍出來的照片色彩近乎昏黃淡白，晚上的上海會色彩豐富。”他強調，這是個人主觀的感覺，也許是一種下意識。

他為什么會有這種下意識？也許多年后，我們回過頭來，又發現一個全新的上海，就像20年前加拿大人格雷格·吉拉德（Greg Girard）在夜間的上海拍攝一片片廢墟中倒下的大樓，斑斕炫目，很多年后廢墟上崛起的摩天大樓，人們在其中嗅出這座城市的魔幻。

新冠疫情暴發初期，安東尼返回英國。“我清楚地記得，我拿著相機走出去，卻不知道去那里干什么，那里什么都沒有。但在上海，任何一個方向走，你都會發現新鮮事。”今年夏天他所居住的弄堂發生一起疑似新冠疫情，樓道迅速被警戒線圈了起來，搭建了兩頂臨時帳篷，工作人員24小時駐守現場，吃喝專人遞送。“我看見你拍了，他們不讓你拍，你很勇敢。”他笑著用調侃的方式贊美。他說他不會去惹麻煩，“我一張照片也沒有拍，我就看看”。他的百葉窗正對著二樓那條樓道，位置絕佳。

上海，2019年

上海，2021年

上海，2021年

上海，2021年

安東尼的家鄉bexhill位于英國薩塞克斯東部海邊的一座小鎮，那里空氣新鮮，風景優美。“很小，很寧靜，那里似乎20年不變”。唯一變化的一件大事是，“過去十年只有一條新馬路建成，這個新聞被全鎮人也討論了十年。”他習慣性地拿來與中國來對比，“在英國，我們很注重過去的事物，關心環境，擔心老建筑被拆，有時候太注重了，以至于害怕未來。但中國給我提供了新的視角，我看到了巨大的變化，當然中國人也很注重傳統和歷史，但同時中國人也積極擁抱未來，每個人都朝著未來前進，他們沒有那些多愁善感的情緒。我被它的活力所震驚，每個人都在建造未來，每個人都充滿了能量，像充滿了電一樣，向著未來前進。”

在表達這層意思的時候，他用自己的語言，飛快地說著，最后以英式幽默禮貌結尾：“這和我緩慢的、睡意朦朧的家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本文作者許海峰系澎湃新聞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