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艾琳?凱利（Aileen Kelly）的名字是二十多年前，她為臺北聯經版的《俄國思想家》一書作序，題為《復雜的慧見》，論及伯林與俄國文學家之糾葛，令我印象深刻。此后也陸陸續續關注了她的諸多文字，包括《紐約書評》上的系列文章，對她的俄國文學研究路數有所了解。

凱利在《復雜的慧見》里指出：伯林“最感親切者，殆為赫爾岑”。可能是因為受到伯林的影響，凱利自身的學術興趣也集中在赫爾岑身上。從1987年的《米哈伊爾?巴枯寧：烏托邦主義的心理學與政治研究》（耶魯大學出版社，1987年）到《走向彼岸：在必然性與偶然性之間的俄國思想家》（耶魯大學出版社，1998年）、《來自彼岸的觀點：關于赫爾岑、契訶夫和巴赫金的隨筆》（耶魯大學出版社，1999年），除了巴枯寧是赫爾岑的同時代好友，其余著述中赫爾岑都占了最大的篇章。凱利對赫爾岑的解讀重在“偶然性”（Chance）方面，通過對《彼岸之聲》等作品的閱讀，分析赫爾岑思想的獨到之處：即赫爾岑善于利用生活中的各種偶然性與黑格爾哲學影響下的歷史規律相對抗。這一點，在她最近出版的《偶然性的發現：亞歷山大?赫爾岑的生平與思想》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全書近六百頁，分為二十二章，既是赫爾岑一生的傳記描寫，也是對他思想的一次深入探究。《呂氏春秋?察今》有言：“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這么一本厚厚的赫爾岑傳記，自然也要挑選其中精彩部分來先睹為快。一般認為，赫爾岑生平有三個關鍵轉折點。其一是1825年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后，年方十四歲的赫爾岑與奧加廖夫在麻雀山發下反抗專制的誓言，這是他一生奮斗的開始。其二是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之后，赫爾岑之前信仰的啟蒙理想倒塌了，世界往何處去，于是就有了《彼岸之聲》一書（該書去年在國內出了中譯本，譯名為《彼岸之聲》，凡保軒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其三是1863年的波蘭起義。這一事件導致了赫爾岑在俄羅斯國內聲望急劇下降，《鐘聲》雜志發行量從兩千份降到五百份。左派的朋友認為他不夠激進；右派的朋友認為他背叛祖國，于是赫爾岑被絕大多數俄國人所遺忘甚至拋棄。在這里面，第二個人生轉折點承上啟下，尤為重要。正是在這個時期，他對歷史偶然性有了深刻的認識。

凱利的新作以“偶然性的發現”為名，這是她理解赫爾岑的一個角度。事實上，最早將赫爾岑與“偶然性”聯系起來的是俄國僑民哲學家瓦?瓦?津科夫斯基。他在兩卷本《俄國哲學史》（1948-1950）中就用了“偶然性哲學”來指代赫爾岑中后期思想的演變。津科夫斯基認為：赫爾岑早期在俄國時深受黑格爾哲學影響，強調歷史必然性，對科學與理性的未來充滿信心。但身居海外，目睹1848年革命之敗，又見英法社會小市民習氣日重，兼之家人多遭不幸，故對革命未來信心不再，最終懷疑起歷史必然性以及人類的理性。“赫爾岑毫不吝惜詞匯，以便揭露歷史洪流的非邏輯性，他喜歡談論‘歷史即興的隨意散漫性’。”因此，所謂“偶然性”便是歷史的即興表演，無規律可循。

在讀凱利此書之前，我一度認為赫爾岑發現偶然性應該是在1848年歐洲革命之后的事情。因為歐洲革命的失敗給予赫爾岑一系列打擊，以至于他開始懷疑歷史必然性是否存在的問題。但凱利在書里把這一問題提前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通過大量的書信日記等材料證明：赫爾岑對偶然性的認識是有階段的，是有反復的。在名為《發現偶然性》的第十章中，凱利首先介紹了赫爾岑的二次流放及其環境；繼而介紹了他的小說《誰之罪？》及其主人公——多余人別爾托夫。外在環境壓抑人的個性，使本來前途光明的年輕人淪為多余人。一個沒有理性的社會，怎么能讓人變得理性從而去實現自己的理想呢？作者引用《誰之罪？》中的文字，證明正常的個性發展與荒誕的社會現實之不相容：別爾托夫“走進完全陌生的國度。那兒的生活和他相去太遠，他對一切都不能習慣，對沸騰在自己周圍的生活，不論什么方面都沒有好感。……他毫無秩序地從事世界上一切的事情”（123頁）。在稍后的《克魯波夫醫生》中，赫爾岑更是將副標題命名為《泛論精神病，特別是關于它的時宜性發展》。世界是沒有規律的，在正常人眼里，瘋狂是一種病。但在瘋人眼里，正常人何嘗不是另一種瘋子呢？這種與啟蒙背道而馳的觀念，當然跟赫爾岑彼時的心境有關：從1841年到1842年間，赫爾岑接連有三個孩子夭折。“今天，舞臺正參與生活大事的解剖，努力把人類生活的一切現象引到腦子里去，像我們一樣，伸出痙攣而顫抖的手把它們分析研究，因為他們像我們一樣，看不出出路，也看不出這些研究的全部結果。”（《談談一個戲劇》，1843年）凱利認為赫爾岑又重新回到了科學，試圖以當時最新的科學理論來加強自己對社會進步的信心，對人類理性的信心。于是就出現了一連四篇以《科學中華而不實的作風》為題的學術文章。凱利在這里指出：這些文章實際上體現了赫爾岑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也是他發現歷史偶然性的起源。“他的偶然性概念并不植根于唯心主義形而上學，而是源自進化科學的最新發展，后者指出了物競天擇的概念問題。”競爭和選擇看似有其必然性，但同時也有偶然性因素的介入。因此，赫爾岑對物競天擇概念的強調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他對黑格爾歷史哲學決定論的某種反駁。

如果說赫爾岑早期的偶然性哲學只是通過自然科學的一些論爭來體現的話，那么在他出國之后，隨著歐洲政治形勢的發展，偶然性問題得到了進一步深刻的闡述，尤以《彼岸之聲》為最。眾所周知，《彼岸之聲》是赫爾岑虛無主義思想的最初體現，大致表現在三方面：首先是對俄國、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的失望；其次是對1848年后崛起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不抱希望；再次，對未來的失望直接影響到赫爾岑對歷史的虛無主義看法，即伯林所概括的“自然并無計劃，歷史亦無劇本”。過去、未來和整個的人類歷史進程，都顯得撲朔迷離，不可預知。凱利的書有很多部分涉及1848年前后的史實，但無疑有關“彼岸”問題的論述最能體現出赫爾岑與偶然性問題的牽連。在赫爾岑看來：“每一代人的目的就是其本身。自然不但從未將一代人作為達成某未來目標的手段，而且它從未關心過未來。”因為社會發展無規律可言，計劃未來顯得毫無意義。因此，關注當下，關注個體成為赫爾岑多次強調的論點：“個人自由是最偉大的事情；正是在此基礎之上，也只有在此基礎之上人民的真正意志才得以成長。”這種用歷史虛無意識去解構當時流行的諸多宏大命題的做法，在另一篇名為《安慰》的文章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闡釋。對話者之一的女子認為自由與獨立是人類世代追求的目標，而醫生則認為自由與獨立為少數個人之理想，是某些社會階層在特別幸運的環境下養成的傾向。如此一來，發動人民之革命意義何在，或者人民還需要革命嗎？盧梭所謂“人生而自由，卻無時不在枷鎖之中”，完全可以代之以“魚生而飛翔，卻無處不在游泳中”。這種不顧事實，主觀臆想的論調，實乃以先驗命題為事實，以特例為常理，若運用于實踐實在是后患無窮。聯想到盧梭思想對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的深遠影響，聯想到二十世紀諸多思想先驅對“終極目的”的批判，我們不能不驚嘆于赫爾岑彼時論點的顛覆性，也不得不欽佩于時至今日其思想仍不失其深刻性。

凱利的新著規模宏大，內容豐富，實非一篇小小書評所能概括。但因為涉及赫爾岑，便想多說幾句。關于赫爾岑，國人比較熟悉的是他青年時期立下反抗沙皇專制的麻雀山誓言；作為西歐派一員與斯拉夫派的爭論；以及出國后歷經重重打擊后寫下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等等。然而1860年代以后，赫爾岑就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直到1870年去世，在俄國國內也沒有激起很大的反響。此后，學術界對赫爾岑的闡釋多以列寧的評價為圭臬：蘇俄將赫爾岑視為普列漢諾夫、列寧等馬克思主義者的先驅人物，全然不顧赫爾岑在世時與馬恩的激烈論戰；歐美則反其道而行之，干脆將赫爾岑和別林斯基等人一鍋端，統統視之為俄國反對沙皇專制的革命派，狂熱激進。此等狀況直到伯林之后才稍有改變。如果說列寧樹立的是革命家赫爾岑，那么伯林塑造的則是自由主義者赫爾岑。在為《彼岸之聲》英譯本所寫的導言（1956年）里，伯林將赫爾岑定義為“一個沒有狂熱的革命者”，揭示了他在面對革命時的懷疑、審慎態度。也許不是巧合，凱利后來也有一篇寫赫爾岑的文章以此為名，該文被收入論文集《以賽亞?伯林的遺產》（新星出版社，2006年）中。

2012年是赫爾岑誕辰兩百周年，6月20-21日，俄羅斯科學院哲學所舉辦了名為“亞歷山大?赫爾岑與俄羅斯的歷史命運”國際研討會，會后出版了同名論文集（莫斯科，2013年）。書中有多位學者特別強調了“赫爾岑與當代”的問題，指出赫爾岑思想在今天的迫切意義。事實上，無論是俄國，還是中國，目前對赫爾岑的研究都是有些片面的。俄國主要受意識形態影響太大。蘇聯時期對赫爾岑研究定調子的是列寧的《紀念赫爾岑》一文；但在學術上進行開拓性工作的是列寧的戰友加米涅夫。此公1926年后被趕出領導高層，幾經反復，1933年任Academia出版社社長，為出版和研究赫爾岑著作做了許多工作。可惜，終究逃不過之后的大清洗，于1938年8月被槍決。他對赫爾岑研究的貢獻在于：其一是在他領導下發掘了赫爾岑的一批材料；其二是他的研究沒有太多的左傾思想影響。譬如在1934年，有讀者請他指導如何從馬克思主義角度來研究赫爾岑，加米涅夫回信推薦了革命前一位自由主義研究者（Чешихин-Ветринский）的專著，而不是列寧那篇《紀念赫爾岑》。但加米涅夫之后，蘇聯的赫爾岑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面目可憎。我國的赫爾岑譯介主要與巴金先生有關。坦白說，作為五四精神影響下的作家，巴金先生過于關注赫爾岑與專制的問題，對赫爾岑在1848年革命后的迷茫則極少注意（可能也不便去關注），故而長期以來，一提赫爾岑，便是《往事與隨想》，這對我們理解赫爾岑來說顯然有些片面。

俄羅斯科學院哲學所所長阿?阿?古謝諾夫院士在上述國際研討會的開幕詞里提到：“為什么是赫爾岑？”言下之意是說：為什么這么多年赫爾岑沒有走進我們的研究領域。我想，除了上述政治方面的情況外，凱利的書或許提供了另一種解答。那就是：即便偶然性是生活的本質，但人性總是希望生活有規律，未來有計劃，誰也不想在流動的沙灘上去認識變化中的世界。因此，對絕大多數人來說，赫爾岑似乎顯得有點另類因而被疏遠。

（本文載2016年8月21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原標題為《革命之后迷茫的赫爾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