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已經很少有書能夠迅速將一個讀者帶入一種深沉的情感，但查爾斯·馬什的《陌生的榮耀——朋霍費爾的一生》卻是這樣的一種書。

這當然首先和書的主題、和傳主有關。迪特里希·朋霍費爾（1906.2.4—1945.4.9）短暫的一生思想深沉高貴，行為大義凜然。他很小就內心渴望上帝，凝思永恒，他的天賦也是極高，教養很好，學業優秀，前程遠大，本來是可以成為學院中一位非常杰出的神學教授和學術大師的，卻不幸劈頭遭遇了20世紀上半葉歐洲慘烈的“流血政治”——二次大戰，尤其是德國納粹的殘酷壓迫，從而激發了他的精神斗志。他試圖以其微薄之力力阻時代的狂潮，乃至參加了刺殺希特勒的密謀等直接行動。1943年4月被捕入獄后，他又在獄中寫下了大量思想深邃的書簡，最后在“二戰”結束前夕從容赴死。

朋霍費爾。圖片來自網絡

而傳記的作者、弗吉尼亞大學教授馬什也以豐富的事實和冷靜的筆觸，給我們描繪了朋霍費爾一幅栩栩如生的畫像。朋霍費爾從小生活的家庭環境是相當優越的，也富有人文氣息。他父系的家族16世紀初從荷蘭遷往德國，三百多年后這個家族在德國已大獲成功，其成員在法律、醫學和宗教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這除了才華的原因，大概還有干勁。朋霍費爾的祖父是位法官，他堅持認為，六十公里以內的旅程采用步行方式更好。其父親卡爾則是位著名的醫學權威，做過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學的講席教授和醫院院長。父親也繼承了祖父的嚴謹和高冷，對孩子并不親昵，但責任感很強。延伸到孩子們，家庭的男性可能大都有這個特點：即對他人行為的動機“較少出于對這個人的愛，而更多是出于作為自己存在之本質的責任感的需要”。

而朋霍費爾的母親則是貴族出身，開朗自信，感情深沉，但也并不輕易外露。 她和丈夫都不為時髦的“家長要做孩子親密朋友”之類的建議所動。她（他）們不體罰孩子，如果孩子對某項決定有疑問，會鼓勵他解釋自己的觀點——然后嚴格照著做。雖然母親比父親平易近人，但她也有不可輕忽對待的權威。那時上層家庭的教育還是頗為老派的。

朋霍費爾6歲的時候，父親到柏林的大學任教，后來購置了一棟三層樓的帝國創建期風格的大宅子，既能享受都市的便利，又可滿足鄉村生活的風味。同一條林蔭道的兩邊住著科學家、政治家、學者、制片人和電影明星，他們及其孩子在社區的社交活動中打成一片。朋霍費爾家里的仆從好像一支小軍隊——女仆、管家、一名廚師和一名花匠、大孩子們各人有一名女家庭教師、小孩子們有保育員。朋霍費爾的絕大多數物質方面的愿望都得到了滿足。甚至到了成年的時候，有些生活習慣還顯示出某種自小的優越：比如他在外地的時候，衣服臟了，郵寄到家里去洗滌，然后再郵回來。

那個時代看來也還是一個優越者較多生育、繁衍后裔的時代。迪特里希·朋霍費爾的母親在10年的時間里就生下了8個孩子，且正好四男四女。迪特里希排行第六，上面有三個哥哥，兩個姐姐，下面還有與他是雙胞胎的妹妹和另一個妹妹。這些孩子們個個天賦出眾。大哥卡爾－弗里德里希生于1899年，他極其輕松就掌握了復雜的科學。同年出生的二哥沃爾特后來成為才華橫溢的青年作家和博物學家。生于1901年的克勞斯是與迪特里希年齡最接近的兄弟，兼具自由精神和敏銳的分析思維，后來成為著名的法律專家。他的幾個姐妹也都成績優異，獲得學位。

然而，這些孩子們生在新舊世紀之交，就承擔了20世紀的命運。她（他）們有一個幸福的童年，卻有一個不幸的成年。她（他）們是生活在一個文化興盛的年代，但卻也是一個由盛轉衰的時代。她（他）們擁有一個穩定和諧的家庭，卻并不擁有一個穩定和諧的世界。1918年，大哥與二哥都參加了軍隊，兩個人都受了傷，而二哥傷重不治。大哥回來成了社會主義者。三哥則屬于魏瑪自由派，后來也因反對希特勒被處死。二姐夫亦因參加秘密抵抗組織而被捕。胞妹則因嫁給了一個猶太人而被迫全家偷偷逃離德國。

朋霍費爾和他的雙胞胎妹妹。圖片來自網絡

當然，除了共同的命運，朋霍費爾一開始就呈現出他個人的一些強烈特點：他喜歡孤獨。很小的時候，他就有時候會“藏到玫瑰花棚和院子邊緣之間、雜草叢生的一個小花園里。保姆站在走廊上反復喊他吃飯，迪特里希完全沒反應。他絲毫不顧熱浪和不斷昏暗的光線，一個人呆在花園里的隱秘處，心滿意足。”在意大利與他哥哥克勞斯一起游歷的時候，“有一次，克勞斯在晚禱的時候走進一間小禮拜堂，盡快退了出來。而迪特里希則是退入到晚禱中的小禮拜堂，全神貫注地傾聽圣詠的每一步節奏。”同時，他又強烈地希望總是在學校爭取第一。

二哥沃爾特死后不久，迪特里希就宣布他已經決定要成為一名神學家。他那時還只有13歲，此后他對他選擇這條道路的正確性就再也沒有過絲毫的懷疑。其實他的音樂天賦也很高，視讀能力極強，家里人還談論過他是否要以鋼琴演奏家為業。但他的確在許多方面的學業成績都是很優秀的。17歲的時候，他就申請參加高考。在幾乎所有科目上都得了高分。他還流利地掌握了三門古典語言：希臘語、拉丁語和希伯來語，而在歐洲主要語言方面：除了德語，他還通曉意大利語、西班牙語和英語。他在西班牙、美國和英國都長期學習或實習和工作過，也多次游歷意大利等地。

在朋霍費爾就讀圖賓根神學院期間，不僅“在學術上成績優異，同時還有時間以令人艷羨的輕松方式從事音樂和體育活動。”他不僅對高度專業化的系統神學課題產生了巨大的興趣，也相當輕松地跨專業閱讀哲學、社會理論和心理學。“不過，他在其間來去最自由的學科，還是在家里餐桌上的討論，與父親、兄弟姐妹和姻親們、甚至格倫沃德的鄰居們在日常中的談話；他們是些醫學和自然科學家、法理學家、哲學家和神學家——柏林學術精英日常談話的所有科目。”

1928年2月，朋霍費爾受邀去西班牙擔任巴塞羅那德國教會的助理牧師。在那里的工作中，他再次展現了他在學業中展現的過人才華。這種過人才華常常讓其他人深刻地意識到自己的才能有多么微薄，甚至有可能冒犯他們。作者寫道：“正如朋霍費爾對自己的階級出身并不羞愧，他也不會故意貶低自己與生俱來的天賦。不過，他也不會夸大。后來，隨著驕傲的罪成為一生不斷的掙扎，他逐漸學會克制自己，以使他人覺得舒服一些。不過，他絕不會否認出身帶來的優點，或者假裝已經超越了那些。他會堅持說，那是一種貴族的自信，幫助他看穿宣傳的伎倆，并拒絕淪于平庸。”

1930年9月，朋霍費爾接受紐約協和神學院的博士后研究崗邀請前往美國。在那里，他閱讀了幾乎全部的威廉·詹姆斯著作，以及杜威、羅素、懷特海、桑塔亞那等人的主要著作。但影響他最大的還是可能正在寫作自己的名著《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的萊因霍爾德·尼布爾。后來在1939年夏天，當朋霍費爾發現自己處于命運十字路口的時候，也正是尼布爾邀請他到紐約避難。有意思的是，這個擁有兩個博士學位的柏林人，在當代思想資源上受到的最大影響，卻是來自兩個沒有獲得博士學位的人，一個是尼布爾，另一個則是瑞士神學家巴特。

朋霍費爾在彈鋼琴，1940年。圖片來自網絡

但是，隨著二十世紀30年代初期希特勒的崛起，社會掀起了狂潮。朋霍費爾的生命開始進入一個與希特勒相沖突的軌道。1933年1月，柏林的大學生們在午夜時分跑到廣場，用排山倒海的“希特勒萬歲！”向這位新任帝國總理致敬。同年5月10日，夏季學期開學的頭一天，學生和教授們加入歌劇廣場舉辦的篝火晚會，集會者將數百本從圖書館、猶太會堂和教會沒收來的書投入大火，年輕的大學生們卻充當了愚昧和野蠻的先鋒。

到1933年底，柏林大學神學系90%以上的學生都加入了國家社會主義黨。朋霍費爾的大多數同事都在翻領上別了銅質的納粹徽章。系主任希伯格——指導朋霍費爾博士論文《圣徒相通》的導師的兒子——在林登路這座灰色城堡的前門掛上了一面卐字旗。黨員身份和對黨的忠誠成為在神學系獲得教職的決定性標準。德國大學里一些很少數的反對者被剝奪了教席。

極權主義就等于獨裁者和大眾的結合。有鑒于此，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朋霍費爾在1943年入獄前寫下的“十年以后”一文中那樣推崇品質而不是數量。但他的反戰和反納粹的思想的發展的確也有一個過程。他年輕的時候也說過贊許德國民族愛國主義和戰爭的話。他在巴塞羅那擔任助理牧師時，還曾熱情洋溢地談到鮮血、土地、祖國以及向舊式日耳曼戰神效忠等等。甚至在1936年柏林奧運會期間，盡管他厭惡政府明顯操縱形象的做法，也還是忍不住對奧運會本身感到發自內心的激動。即便到了他的反納粹立場和反戰思想確定之后，他也有過猶豫和動搖。比如他沒有應一個猶太基督徒之邀去主持葬禮，這一拒絕帶來的羞愧和內疚感一直持續到他死的時候。他也明確地表示，任何想要驅除猶太基督徒的人，也就是想要驅除基督。比巴特更進一步，他甚至主張和與納粹合作的德國國家教會完全決裂。

客觀上或許是一個緩沖。1933年9月，朋霍費爾到倫敦東郊工作了一年半，擔任這里的兩個德國教會的主任牧師，并致力于推進普世教會的工作。但之后他又回到了德國，在柏林西北一百公里處的芬肯沃德主持一間不與納粹合作的小型神學院，過一種緊密的團契的生活，寫下了《做門徒的代價》和《團契生活》。朋霍費爾后來告訴家人說，這個共同體生活的實驗是他一生中最快樂和豐富的時間。他和支持這家神學院的克萊斯特－雷佐從一開始就覺得有一種親密感。他很贊賞她作為一個普魯士貴族的鑒別力、真誠以及強烈的獨立性。與朋霍費爾的母親和許多其他德國貴族一樣，克萊斯特－雷佐看穿了新政權的詭計，并認識到“其根子里的敗壞”。然而，她唯一的女兒在柏林讀書期間卻成了狂熱的反閃族分子，她的女婿和四個外孫也都死在了俄國前線。

時局日趨嚴酷，這家神學院后來也被解散。隨著認信教會運動的被禁，朋霍費爾試圖進入到一個新的行動領域，他與柏林抵抗組織的成員會面，將他行動主義的重點從以教會為基礎的反對轉向極為世俗性的抵抗運動。而當戰爭的陰云密布，朋霍費爾可能在一年內被征召入伍，而拒絕應征者則將被監禁和處決。尼布爾認定朋霍費爾避免牢獄之災的唯一希望就是立即飛到美國，他為朋霍費爾找到了工作的機會和居留的許可。于是，1939年6月，朋霍費爾第二次來到美國。但他在美國期間很難將思緒轉離德國。在反復焦慮之后，他認定：“德國的基督徒將會面臨一種可怕的選擇，要么情愿自己的國家戰敗，這樣基督教文明可以存活，要么選擇國家的勝利，這樣就摧毀我們的文明”，而在這樣一個寧愿自己的祖國戰敗的極其艱難的時刻，他必須和德國人在一起。這樣，他又離開美國回到了德國。

回國之后，朋霍費爾為了逃避征兵，利用他與軍隊上層人士的關系，以及蓋世太保與國防軍之間的對立，通過迂回的途徑最終被授予一個軍事情報機構的職位。在這一職位的掩護下，他卻參與了刺殺希特勒的密謀活動。同時，他還在緊張地構思和寫作他的《倫理學》一書。尤其是在1942年的整個夏季，無論是在住處、辦公室，還是在火車和飛機上、酒店房間里、退修或各種隱修處，朋霍費爾都在撰寫《倫理學》。盡管他為自己定下了一條警語：“一名倫理學家不能成為一個在關于應該做什么和怎樣做的問題上永遠比別人知道得更多的人”，他還是覺得這本書像是“一次決定性的突破，我覺得今后的某個時候，基督教將僅僅存在于少數已經無話可說的人之中”。

正如傳記作者所指出的：《倫理學》標志著朋霍費爾思想的一個轉折點。它既大膽又深刻，思考了最困難和最緊急的問題。比如在特殊環境和例外情況下，在道德上有責任的人是否需要采取“極端的行動”？為什么相比基督徒，有更多的人文主義者和無神論者加入了抵抗者的行列？面對剝奪人性的技術，要如何保存人的正直？這部三百多頁的著作，在每一個方面都是朋霍費爾最成熟的作品，并且也在每一個方面帶著時代的傷痕。《倫理學》是一部帶著復雜雄心的作品，最重要和直接的就是為抵抗組織中的人們提供神學資源。

1943年4月4日晚上，朋霍費爾終于被捕。系獄兩年之后，1945年4月9日，朋霍費爾被匆忙判決處死，走上了絞刑架。他臨終的遺言是：“這并不是我的終點；這是生命的開端。”

和17世紀法國的一位圣徒似的人物帕斯卡爾相比較：他們都只活了39歲。雖然帕斯卡爾傾心的教派也受到迫害，但沒有如此艱難的政治選擇，他通過“三次皈依”越來越仰首向天。他還有科學、哲學、文學等領域的廣泛建樹。帕斯卡爾是處在歐洲文化上升的時代。而朋霍費爾所處的時代卻可能是歐洲文化開始由盛轉衰的時代，且一切都轉向政治、集中于政治。而我們還可以注意的是：盡管現代思想的主要傾向是無神論的，有神論者仍然有力地參與了現代世界的塑造。他們依然保持著一種深度使現代世界不那么膚淺自大；保持著一種高度使現代世界不那么沉溺于功利；保持著一種深刻的疑問和反省使現代世界不那么志得意滿——或者說，他們依然保持著一種古典的精神傳統而使現代世界不那么“現代”。

我現在想大概介紹和討論一下朋霍費爾最具特點和創造性的有關道德與宗教、上帝與人的思想。這些思想主要見于《倫理學》和《獄中書簡》。在這方面，他和過去流行的基督教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他自己也明確地意識到這一點。他在《倫理學》中談到，過去教會經常宣講的是，為了尋見基督，一個人必須首先認識到自己是一個罪人，就像圣經中的稅吏和妓女；但現在必須說，為了尋見基督，一個人必須首先尋求成為義人，而這些為正義、真理和人性斗爭并受苦的義人，不僅僅是基督徒，也包括非基督徒。換言之，道義現在成了一個先決的基礎。必須首先關注人間，關注道德。人與上帝的關系必須立足于人間來考慮；必須立足于此岸來考慮；必須立足于道德來考慮。最重要的是道德。而且還不是謹小慎微、潔身自好的道德，而是大是大非、生死攸關的道德。

朋霍費爾還肯定人間的“歡愉”，這種“歡愉”是表示一種勇敢，以及一種“鄙視世界和大眾觀點的意志”；人通過活出“堅定的信念”，通過工作，就為世界帶來了某些好東西，“即便這世界對此并不喜悅”。他也重視屬人的能力以致“成功”，說“忽略成功的道德意義，就暴露了對歷史的認識之膚淺以及對責任感的認識之不完全”；“盡管成功絕不能證明惡行或使用成問題的手段是有道理的，但它并不是一種在倫理上中立的東西。的確，歷史上的成功為生活的能夠繼續創造了唯一的基礎”，我們必須考慮未來世代的生活。這或許是朋霍費爾在內心深處為謀殺暴君這一教會并不認可的手段辯護。這種暴力可能的確是惡，但如果因此能挽救隨后千百萬人的生命呢？而追求“成功”也就是追求某種好的結果或避免很壞的后果，這也可以說是一種韋伯意義上的對他人和社會的“責任倫理”。

所以， 朋霍費爾不贊成脫離社會的“拯救人的靈魂”，甚至不想賦予“拯救靈魂”以太重要和優先的地位。他問道：“拯救人的靈魂，這個個人主義式的問題還沒有從我們中絕大多數人心中消失嗎？……《舊約》中出現過拯救人的靈魂這個問題嗎？難道上帝的義和在地上的國不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嗎？……重要的并不是超越性的事物，而是這個世界，它是如何被創造和保存的、如何被賦予律法、和好、更新。”

朋霍費爾認為，今天的人們必須面對一個上帝不在的世界，因為人類已經成年，他必須自己對自己負責。近代以來，上帝越來越被排擠出這個世界，乃至將走向一個不僅宗教不可逆轉地淡化，甚至沒有宗教的世界。而在這樣一個世界，信仰者如何談論上帝，如何保持自己的信仰呢？他們首先要擔負起對塵世的責任，要在自己的力量中、在自己的生命和成功中談論上帝，而不是把上帝當作一個因為人的苦難和罪孽而需要投靠的上帝，那是基督教信仰者和不信仰者都會做的。但是，理解到今天的上帝是一個苦弱的上帝，是一個隱退的上帝，分擔的苦弱、參與上帝的受難、保持自己的此世性、承擔自己的責任，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才會做的。

那么，在現實的社會中，是哪些人能率先承擔自己的責任呢？是哪些人能做“俾斯麥時代最后的貴族”來捍衛文化、人性、正義和理性呢？在這一點上，朋霍費爾訴諸一種經過時間考驗的貴族責任和榮譽感，盡管他和他的共謀團體往往是屬于這樣的精英，但他更強調的不是出于血緣的身份貴族，而是出于責任的精神貴族。他在“十年之后：在1943年新年所作的推測”一文中如此表達自己的希望：

我們目睹著社會各等級的差距正在被拉平，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一種新的高貴的意識正在誕生，它正在從以前的各個社會階級中把某些人集結到一起。高貴，是從自我犧牲、勇氣以及對自己對社會的一種始終如一的責任感當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它期待著對自己的應有的尊重，但對他人也表現出同樣自然的尊重，不論他們的等級是高是低。自始至終，它都要求恢復失去了的對品質的認識，恢復以品質為基礎的社會秩序。品質是一切形式的一致性的死敵。在社會方面，它意味著一切對地位的追逐的中止，意味著對“明星”的崇拜的中止。它要求人們的眼睛既要向上看，也要向下看，尤其在自己的密友的選擇方面更是如此。在文化方面它意味著從報紙和收音機返回書本，從狂熱的活動返回從容的閑暇，從放蕩揮霍返回冥想回憶，從強烈的感覺返回寧靜的思考，從技巧返回藝術，從趨炎附勢返回溫良謙和，從虛張浮夸返回中庸平和。數量是彼此競爭的，而品質則互相補足。

但他的確還有猶豫和不確定，他反復問道：“我們仍然有用嗎？”也許這個世界就是不再需要我們了。無論如何，他所處的時代所面臨的最大危險是一種強暴的極權主義，極權主義是一種元首和大眾的結合，他不能不努力訴諸一種中間因素以打破這種結合。極權主義也是暴力和欺詐的結合，也許“左”的極權主義更依賴欺詐，而“右”的極權主義更依賴暴力。但在朋霍費爾看來，“任何暴力革命，不論是政治革命還是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群當中造成了愚蠢的大量產生。事實上，這幾乎成了心理學和社會學的一項規律。”

朋霍費爾肖像。圖片來自網絡

獄中的朋霍費爾還越來越多地讀《舊約》。這也許是因為那里面的上帝更強調義，更關注人間的此世性。但是，今天上帝的干預甚至明顯的存在都不再可能。另外，正如作者所解釋的，也許還因為他終于認識到，如果沒有植根于猶太人的歷史、受苦和宗教，真正的人性將永遠在抽象之中游蕩，對上帝的思考就會被帶入抽象和偶像崇拜。當時猶太人是受迫害、被殺戮最為深重的人類群體。朋霍費爾已無法為歐洲的猶太人做更多，只能尊重以色列的故事，將其作為對基督教會的一種教訓。

傳主就是這樣一個如此渴望上帝，而又和人間保持著緊密聯系的人。他是最有希望在精神上與上帝同在，在地位上與高層同在的，他對神學的研究極其深入，他也完全可以成為一個精神上的“自了漢”。但他卻選擇了如此一條充滿荊棘、最后犧牲的道路。的確，他是遇到了這樣一個處于險境的時代。但盡管如此，甚至不需要他再費力爭取，只需稍稍妥協，或者保持沉默，他也還可能安然無恙，甚至他只要沒介入刺殺希特勒的密謀行動，他也不會被處死。但正如他自己所說，“這不是我的錯，這是我的命”。這“命”不僅是“命運”，也是“使命”。他意識到自己的使命，他就這樣做了而無懼自己的命運。

這本傳記的作者并沒有刻意去美化他或者說圣化他。他還是寫到了朋霍費爾，還有巴特的一些弱點或者掙扎過程。在讀到這些的時候，我們腦海里或許會一次次浮現“人，還是人”的思想。但可能正是因此，人的處境也就更加值得同情，而人的努力和奮斗也就更加具有意義。

朋霍費爾在獄中寫有一首著名的詩：《當人處境維艱》。他寫道，在這種時候，“人們便走向神”，向神“要求救助、撫慰和食糧”，“人人都這么做，基督徒與不信者都一樣”。而“當神處境維艱”，則不是人們都走向神，而只是一些人走向神，是真正的基督徒“站在神一邊，在他悲痛的時光。”而“當人處境維艱”，神也“走向每一個人”。換言之，在朋霍費爾看來，當人處境維艱時，走向神并沒有什么特別，信仰者和不信者可能都是一樣，而如果對上帝的維護僅僅在于它能成為人們在這種艱難時候的安慰或救助的話，那并不呈現信仰的真正意義。而“當神處境維艱”，走向神的就的確把握到了信仰的真實意義了，只有那些真正的信仰者才能這樣做。人還需體會，當人處境維艱時還有一種愛的來臨，這就是神的愛，是神走向人。但這時，人自己應該怎樣呢？朋霍費爾在這首詩里沒有明言，但他卻以自己的行為，以自己的一生這樣說了：這時人更應該走向每一個人，走向自己的同胞，尤其是走向那些受難最深重的人們。俯身向人，這不僅是對神的仿效，也是自身的責任。尤其是那些處境曾經比較優越的人們，他們負有更高的責任，也就應該更深地俯下身來。

《陌生的榮耀：朋霍費爾的一生》中文版。

十來年前，我曾經去過一次弗吉尼亞大學，認識了本書的作者馬什教授，還去觀看過他的孩子的籃球比賽。我感覺正是在新英格蘭的一些鄉鎮里，尤其是教堂和賽場里，更能體會到美國力量和夢想的根基，體會到規則、活力、信仰、團契對于美國的意義。我那時就知道馬什教授一直在研究我也深感興趣的朋霍費爾。他早年的博士論文就是有關朋霍費爾的哲學思想。后來他又多次去了德國，包括長期的訪學逗留。而現在他寫的這本翔實傳記終于問世，真是讓我感到高興。

這本書不僅是建立在他多年的研究基礎之上，而且利用了最近才通過朋霍費爾的密友貝特格的遺產獲得的、超過二十五箱材料之多的“迪特里希·朋霍費爾檔案”。他還實地探訪了朋霍費爾去過的許多地方。所以，我想我們可以信賴這部書的可靠、嚴謹和新穎。而作為一個讀者，我還想在這里感謝作者生動而又冷靜，深含同情但又決不煽情的敘述風格，也感謝中文譯者精心的工作和流暢的翻譯。

［本文為《陌生的榮耀：朋霍費爾的一生》中文版序言，澎湃新聞獲出版社授權刊發。《陌生的榮耀：朋霍費爾的一生》，查爾斯·馬什 著，徐震宇 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