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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與伊斯蘭教對話如何可能?
【編者按】
2016年8月13日至15日,首屆“世界青年文明論壇·中馬青年儒回交流峰會”在山東曲阜舉行。圍繞“不同的文明·同一個未來”這一主題,該論壇舉行了“華夏與伊斯蘭世界的歷史淵源”、“儒伊文化背景中的修身工夫”、“中馬兩國禮俗講解”等學術(shù)講座,開展了中馬青年領袖演講、孔廟釋菜禮、華夏傳統(tǒng)成人禮和婚禮展示等活動。
與會各方還共同簽署了《關于持續(xù)推進世界青年文明交流的合作宣言》,在尊重文化的多樣性原則、保護和發(fā)展兩國的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增進兩國青年之間的相互理解與信任等方面達成了共識。該論壇由中華儒士社、禪道商學院、北京大學馬來西亞校友會、馬來西亞國際伊斯蘭大學校友會、傳承中國游學會以及深圳知崇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聯(lián)合主辦。
本文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方朝暉在論壇上的主題發(fā)言,原題為《儒家與伊斯蘭教對話如何可能?——從儒家修身思想看》。澎湃新聞獲作者授權(quán)首發(fā),文字已經(jīng)作者審定。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方朝暉在世界青年文明論壇上發(fā)言。今天的論壇以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的交流為主題。為了真正有效地交流,我認為應該先弄清兩者之間的根本差異,然后來看能不能超越或擱置這些差異來尋找共同點。在進行所有這些工作之前,也許我們應該把一件事放在心里,即文明或宗教之間的對話與交流,主要是自我表達性的,而不是人為設計或規(guī)劃性的。這指我們?nèi)魏我环蕉疾粚で髮⒆哉J為合理的某種哪怕最低限度的理想強加于對方,而是寄希望于通過各自的自我表達來尋找或達成共識。
所以第一個問題是,儒家和伊斯蘭教,或者更廣義地說,中國文明與伊斯蘭文明有哪些前提性的根本不同?我認為不同至少表現(xiàn)在三方面:
一是對于“世界是真實的還是虛幻的”理解不同。中國人認為這個由天地構(gòu)成、包含上下四方的世界是真實的,它無始無終,循環(huán)往復;它包含著一切的原理和法則,同時也是我們每個人生生死死都逃脫不了的唯一家園。鬼、神、道……一切神秘的、形而上的存在,如果有的話,也都存在于天地之中。然而,伊斯蘭教認為,這個世界至多只有部分的真實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虛幻的。因為這個世界是真主(安拉),或者用基督教的說法是上帝在幾天之內(nèi)創(chuàng)造出來的。正因為如此,它遲早有一天會結(jié)束。伊斯蘭教、猶太教、基督教共享的《舊約圣經(jīng)》預言了世界末日的來臨。正因為世界遲早會終結(jié),伊斯蘭教認為生命唯一的歸宿是離開這個世界、回到真主身邊。相反,中國人相信世界真實,認為生命唯一的歸宿還在這個世界之中。
二是對于“人死后靈魂是否繼續(xù)存在”的理解不同。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有兩種典型的看法:要么認為死后世界不可知、不妨采取存疑的態(tài)度,即“未知生、焉知死”;要么認為死后一分為二,魂氣在天上飄蕩,肉體在地上腐爛。因為中國人根深蒂固地相信“生命只有一次”,或者說生命是短暫的、死亡是不幸的,這導致中國文化對生命采取高度現(xiàn)世主義的態(tài)度。而伊斯蘭教認為生命是永恒的,永遠不可能結(jié)束。死后生命以靈魂的形式存在,接受安拉的懲罰或獎勵。甚至恐怖分子也認為,自殺式襲擊絕不是生命的結(jié)束,而為了更好的新生。
三是對“造物主是否存在”理解不同。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牟復禮(Frederick W.Mote,1922-2005)、弗朗索瓦·于連(Francois Jullien,1951- )等西方漢學家都驚異于中國人把萬有當作一個完整連續(xù)的總體,而沒有世界之外、完全獨立于這個世界的造物主(the Creator)概念。而按照伊斯蘭教的看法,“造物主”超然獨立于天地之外,不僅創(chuàng)造了整個世界,也按照自己的絕對意志牢牢掌控著這個天地間一切的一切。人們不僅要牢記自己只不過是造物主的作品,更要認識到,神性存在與人性存在、神圣世界與世俗世界之間存在著永遠不可逾越的鴻溝,任何企圖從“人”的角度來度量“神”的想法不僅是妄自尊大,而且是不可饒恕的褻瀆和犯罪。我們唯一能做的是按照造物主的意志來要求自己。然而,中國人對于造物主是否存在,自古及今就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一直到三國時期才出現(xiàn)的“盤古開天地”的說法,從來沒有被納入儒家核心經(jīng)典中,也沒有被作為具有本質(zhì)意義上的重大事件被儒家或其他中國宗教接受過。中國人所講的“天”固然是超越性的,可是在某種意義上也只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嚴格說來“天”不能被稱為“造物主”。
論壇現(xiàn)場。于是第二個問題是,有了上面儒家與伊斯蘭教、或者說中國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前提性差異,我們還可以對話嗎?我認為還是可以的。在這里,我試圖從儒家修身傳統(tǒng)的角度來嘗試一下儒家與伊斯蘭教對話的可能性。之所以選擇修身這個角度,是因為,修身思想雖然是基于此岸世界的真實性和當下生命的完整性而提出來的,但是我認為,即使在相信此岸世界虛幻、當下生命不完整的伊斯蘭教和其他宗教傳統(tǒng)中,也會承認此岸世界的極端重要性(必不可少的橋梁和考驗場),也會強調(diào)自我完善的絕對必要性(走向靈魂不朽或徹底解脫的重要途徑)。
在儒家傳統(tǒng)中,修身是一種精神操練,也可借用荀子稱為“治氣養(yǎng)心之術(shù)”。
下面我想從兩個方面來看儒家修身思想可能具有的普遍意義,也即其與伊斯蘭教或人類其他宗教對話的可能空間。
一是從儒家修身思想對生命終極意義的理解。我認為,與所有人類偉大精神傳統(tǒng)一樣,儒家修身思想的源動力也包含著對于死亡的恐懼意識。不過儒家通常不公開承認這一點,而是表達為對生命終極意義的追求。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可能遭受苦難,因而有各種各樣的恐懼、擔憂、焦慮。恐懼、擔憂和焦慮在日常生活中時刻都可能浮現(xiàn)。比如你每天出門前,并不能肯定自己是否一定不遭遇車禍,你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會不會因罹患惡疾而夭折。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安順利,但是你根本就不能確保這一點。這些恐懼、擔憂和焦慮,標志著生命的脆弱。其中最根本的脆弱在于:誰也無法擺脫死亡注定降臨。
所以我們追問:人活在世界上究竟是為了什么?生命真的有意義嗎?從這個角度來講,儒家修身思想就是要給生命的意義找到終極基礎。終極基礎一旦找到,就可以擺脫對死亡的恐懼。既然死亡的恐懼都可以擺脫了,來自于生活中的各種不確定性——恐懼、擔憂、焦慮等方面的煩惱也就一掃而光了。儒家把這個終極基礎建立在“天地”之上,孔子的“性與天道”、“七十而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孟子的“浩然之氣塞于天地之間”、“上下與天地同流”,諸如此類的說法都代表儒家對生命終極意義的理解。儒家思想,作為中國思想傳統(tǒng)的一部分,沒有預設天地之外還有更高的造物者。天地就代表一切。所以如能與天地同在、與天地合一,就意味著生命不朽。
我們知道,在伊斯蘭教、基督教或佛教中,對生命不朽的理解與此完全不同,他們幾乎一致地預設了所有的生命都會在死后永無止盡地存在,即生命不朽是不需要追求的前提。然而,從另一角度看,這些宗教又都告訴人們,生命不朽不意味著人們可以任意妄為。生命不朽應當更準確翻譯為“生命無限延續(xù)”。伊斯蘭教和其他宗教都認為,人們需要不斷完善其生命無限延續(xù)的方式,是痛苦還是幸福地延續(xù),是道德還是不道德地延續(xù),是正確還是錯誤地延續(xù)。所有的教義都集中在對后者的討論中。也就是說,雖然對生命不朽的理解非常不同,但是伊斯蘭教(及其他宗教)與儒家一樣重視生命不斷自我完善的高度必要性,并都認為這涉及生命的終極意義能否實現(xiàn)。
論壇現(xiàn)場。二是儒家對于實現(xiàn)生命終極意義的三種可行途徑的闡釋。
既然儒家修身——即生命自我完善的方式——與伊斯蘭教或其他偉大宗教有共通之處,就讓我們來探討一下,儒家修身思想中哪些資源對于促進這種共通特別有意義。在2000多年的思想史上,我認為儒家至少提供了三種非宗教的實現(xiàn)生命終極意義的途徑,也即自我修煉(修身)的途徑,這些途徑也許能與其他宗教共享,因而具有一定的普世性。
第一是“心”的途徑。孟子等人認為,人心雖時常產(chǎn)生惡念,但如果仔細分析就會發(fā)現(xiàn),人心中的惡念往往都是由于基于感官快樂的追求,或者說對當下肉體生命的舒適、理想狀態(tài)的追求。然而,任何人,不管如何作惡,只要他冷靜下來,只要能擺脫對感官舒適的依戀或個人欲望的沖動,都可能會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不是錯了,是不是做著不道德的事情。此即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孟子認為,所謂修身,不過就是有意識地擺脫感官欲望的誤導,積極挖掘本心、將自己的良心發(fā)揚光大。因此,人的自我實現(xiàn)和自我成全,不一定非要直接從一個超驗的神或上帝出發(fā),只要直接訴諸自己的良心,即可找到通向真理的道路。
第二是“性”的途徑。在儒家和道家看來,人性本身即是一個現(xiàn)實生活中人人可欲的修身法則。在道家看來,人為的造作或文明的規(guī)范,往往導致人喪失天性。在孟子等儒家看來,人不應該為了道德而道德,而是為了人性的內(nèi)在需要而道德。為了公共利益而道德,往往導致對人性的戕害。但是人如果認識到自身健全成長的法則,自然會發(fā)現(xiàn)那些罪惡的行為也會導致當事人自身的人性扭曲。因此,人性可作為法則,道德也應該以人性為基礎、為了人性的健全發(fā)展而存在。孟子教導人們“盡其心、知其性”、“存其性、養(yǎng)其性”(《孟子·盡心上》),正是基于此種思路。今天當我們說某種行為反人性、某個人沒有人性的時候,其實也已經(jīng)預設了這一人性法則,這說明了:在沒有任何宗教的超驗標準的情況下,每個人都可能從自身人性的成長法則出發(fā),找到標準和是非。
第三是“理”的途徑。理是指任何事物是非、對錯、好壞的道理所在。比如,任何人,不管有沒有受過教育,都會認識到“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是合乎道理的。又比如,在人與人的關系中,我們都接受以尊重別人作為對話和交流的原則。這些道理,只要我們認真地分析都很容易接受。不管一個人是接受《古蘭經(jīng)》、《圣經(jīng)》或儒家經(jīng)典,甚至不接受任何一種宗教,大概都不會否認上述道理。《宋史》記載宋太祖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趙普答曰:“天下道理最大。”太祖屢稱善。中國人常常把那些無庸置疑的道理稱為“天經(jīng)地義”。這固然是因為中國人以“天地”為最大,但是中國人所謂的“理”或“天理”,何嘗不可以理解為超越一切宗教和文化、因而具有普遍意義的途徑?因為如前所述,一種行為是否合理、是不是有道理,只要我們深入探索就可以確證,而無需超驗的宗教預設,不一定要借助于對上帝或造物主的信仰。
上面我試圖說明,儒家修身傳統(tǒng)所提出的“心”、“性”和“理”的途徑,可以作為超越一切宗教傳統(tǒng)、純粹從現(xiàn)世生活出發(fā)、人人可行的修煉或修身途徑。按照儒家的觀點,這三條途徑可以幫我們實現(xiàn)生命的終極意義。如果您認為人類其他文化中、擁有不同信仰的人們,都可以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發(fā),從而實現(xiàn)自我的完善或成全,那么也就證明了儒家修身傳統(tǒng)有助于我們實現(xiàn)跨文化的宗教對話。
論壇與會者合影。最后,讓我們回到開頭提到的儒家與伊斯蘭教,或者說中國文化與伊斯蘭文明(甚至其他許多文明)之間的重要差異問題。我們說過,這種差異主要表現(xiàn)在儒家或中國文化沒有預設超驗的造物者(上帝或安拉),也沒有預設死后生命的不朽,更不預設此岸世界為虛幻。這些不同,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分歧,但從另一方面看恰恰也能體現(xiàn)儒家或中國文化有益于人類不同宗教、不同文明之間找到對話的共同基礎的有益資源。
為何這樣說呢?這是因為對于“造物主”或死后存在的不同理解,已成為人類各宗教、各文明相互沖突的巨大根源——恰恰在這個問題上,不同宗教、不同文明之間最難以達成妥協(xié)。而儒家由于沒有這方面的強烈預設,特別是沒有對于造物主和靈魂不死的預設,它所堅持的基于現(xiàn)世的修煉或修身方式,對所有的宗教來說都可接受為修行的出發(fā)點。這些途徑不僅可與任何一種宗教相結(jié)合、從而表現(xiàn)出巨大的包容性,而且也為人類不同宗教或文明之間的對話提供了空間或形式。這是因為不管一種宗教如何堅持彼岸的真實和造物者的神圣,都不得不以現(xiàn)世為出發(fā)點,都需要回到現(xiàn)世、在此岸的平臺上尋找人類自我實現(xiàn)的出發(f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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