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英國人阿洛克·夏爾馬（Alok Sharma）1990年代在倫敦金融城開始他的投行事業的時候，氣候變化和COP大會是個陌生的名詞。

“如果你那時候告訴我， 有一天我會成為COP26的主席， 我可能會問 ‘COP26是什么’？”夏爾馬說。

簡而言之，COP26就是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國際會議之一——它很可能代表著我們避免氣候變化最壞影響的關鍵機會。 

在夏爾馬年輕的時候，互聯網開始普及；蘇聯解體、冷戰結束；歐盟和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彼時，沒有多少人關注氣候問題。

將時間快進到30年后的今天，氣候變化已是人類所共同面臨的最迫切危機。這場危機已經對許多國家造成了可怕的影響。近年來一些發達國家所經歷的越來越頻繁和劇烈的極端天氣，許多發展中國家在過去數十年里早已反復經歷。

在工業革命自18世紀在英國開始200多年后，這個源于人類工業化的世界性問題回到了它的發源地。10月31日起，來自全球19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近2萬名代表將齊聚英國格拉斯哥，召開COP26大會——這將是10年來最重要、最復雜、面臨最大挑戰也是肩負最重要使命的一次氣候大會。

30多年來，夏爾馬見證了氣候問題從邊緣走向主流的過程，這些轉變發生在政府間、商業界、金融界，以及社會的方方面面。在此次大會的一個宣傳片里，他誠懇地對著全世界的觀眾說道“盡管我們面臨的挑戰規模， 坦率地說，是巨大的，但這些轉變使我仍懷有希望。” 

這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們正發出越來越嚴厲的警告：氣候變化和對人類影響的速度都在不斷加快，我們需要加快腳步，做出回應。但與此同時，國際環境的變化讓全世界不同國家的人們達成共識是如此困難，行動更是舉步維艱。

時間已經所剩無幾。 

科學研究表明， 為了避免氣候變化的最壞影響， 我們必須將全球平均溫度的上升控制在2℃以內，最好是控制在1.5℃以內——這是《巴黎協定》所有簽署國的共識。 這意味著未來十年全世界的碳排放量必須減半——如果溫度上升更高， 物種滅絕以及對人類生活產生災難性影響的事件發生概率將會急劇增加。事實上，我們卻在朝著錯誤的方向加速。預計到2030 年全球排放量將比2010年水平增加16%。

格拉斯哥的COP26能改變這一切嗎？許多人對此表示懷疑，另一些人則持有謹慎的希望。

對于這一關乎人類共同命運的重大事件，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在大會開始前采訪、聆聽了全球數十位長期關注和參與氣候變化事務的政府官員、氣候學家、能源專家、經濟學家、NGO人士的真知灼見，將陸續推出系列專題報道，并在未來兩周持續密切跟蹤大會的進展，以幫助讀者建立對氣候危機的認識、思考和行動。

我們為什么要關心COP26？因為這不僅關乎我們這一代人眼下的生存，更關乎我們的子女和后代的未來。今天，這項關乎全人類命運的氣候公約即將進入到第26次談判的歷史時刻。而這可能將是人類最后一次做出有意義改變的機會。

COP26主席夏爾馬

“十字路口”的格拉斯哥大會

從2011年開始每年都參加聯合國氣候大會的李碩今年因為疫情第一次“缺席”。

“自2009年哥本哈根大會以來，幾乎沒有哪一次COP大會像今年這樣面對如此復雜的沖突和重大的挑戰。 ”作為聯合國氣候問題非政府組織觀察員、綠色和平東亞區全球政策高級顧問的他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語氣里透露出些許不安。

2015年，巴黎大會后人們舉手歡慶的場面仍依稀在目。6年后，格拉斯哥大會則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全球背景下召開。

首先，本應于2020年召開的格拉斯哥大會因為突如其來的新冠全球大流行而被迫延期一年舉行。盡管如此，眾多受到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欠發達國家——包括太平洋島國、非洲和拉美國家的代表仍將無法出席此次大會。

就在此次大會召開之際，英國的新冠疫情再次出現反彈，如何安全接待數量龐大的與會者并順利完成兩周的會議將是一個真實的挑戰。

不過，這次大會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本身的“任務要求”比較高。“巴黎協定只是簽署了一個共識，今年這次會議要提升更多行動的力度，對各個國家要求更高了，國際氣候行動可以被認為是慢慢地進入深水區了，慢慢涉及到每個國家政治經濟能源體系各個方面，變成一個對各個國家有真實影響的議題。”李碩說。

現實是，過去6年，世界并未朝著《巴黎協定》制定下的目標攜手前進，而是正在朝著相反的方向加速“前進”。

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盡管新冠疫情使2020年全球碳排放創下二戰以來最大年度降幅（7%），但是預計 2021年的反彈將成為有史以來排放量增長第二高的年份（第一是2019年）。按照目前的軌跡，到2030年全球碳排放量預計將比2010年水平增加16%——意味著全球升溫至少3℃，超過《巴黎協定》設定的2℃紅線。

2017年，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對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的信心和政治共識造成嚴重影響。盡管4年后，現任美國總統拜登宣布重新加入協定，但國際社會對于美國在氣候問題上的信任已經打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與此同時，氣候變化的腳步卻在加快。

今年8月9日，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瑞士日內瓦發布了關于氣候變化的最新科學評估報告，這也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最重要的氣候變化報告。報告由234名科學家完成，并獲得了195個國家政府的通過。

這份報告以最清楚的話語和嚴厲的警告表達了氣候問題的嚴重性以及人類應當承擔的責任。

這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報告指出，自19世紀以來，人類通過燃燒化石燃料獲取能源，已導致全球溫度比工業化前的水平高出 1.1℃，而未來二十年還將繼續升溫。在這一注定的軌跡下，在全世界各地出現的極端天氣將變得更加頻繁和明顯。今年夏天，北美的持續高溫、西歐和東亞的暴雨洪水、西伯利亞、東地中海的森林大火只是這種未來的預演。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稱這份報告是人類的“紅色警報”——警鐘震耳欲聾，證據無可辯駁。報告首次肯定地說明了人類活動對氣溫上升的全部責任，而且這種影響已經遍及地球陸地、空中和海洋的每一個角落。

雪上加霜的是，就在此次大會將召開前不久，全球范圍內發生了一系列因為供應鏈中斷、通貨膨脹等諸多因素引發的能源危機，促使一些國家包括英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重新回到了發展使用化石燃料的老路上。

另外一個不能忽視的背景是，2021年的大國關系與2009年的哥本哈根大會、2015年的巴黎大會都不太一樣。“由于大國關系日趨緊張。也使得此次大會可能成為歷年來最艱難的，我們應該會在未來兩周里看到很多激烈的爭論?！崩畲T說。

2015年《巴黎協定》簽署通過

COP26看點和難點

如果說巴黎大會的任務是關于共識和協定，那么格拉斯哥大會就是關于行動的承諾。

此次格拉斯哥大會最重要的任務有三：完成《巴黎協定》規則書談判；加大減排行動力度；籌集氣候資金。最重要的目的是重建起全球各國在氣候危機上的信心和彼此間的信任。

然而每一項任務都面臨巨大的挑戰。

2015年簽署的《巴黎協定》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各方達成了控溫的共識，但也遺留下很多問題。比如，《巴黎協定》第4條明確規定，每個國家必須提交“國家自主貢獻”（NDCs）減排目標，至少每五年更新一次。

截止到10月28日，190多個締約方中只有118個提交了新的NDC目標。而聯合國環保署在大會開幕前夕發布的《2021年排放差距報告中》清楚指出，各國目前的氣候承諾遠遠落后于實現《巴黎協定》溫控2℃最低目標所要求的水平，世界將步入“到本世紀末至少升溫2.7℃”的災難性軌道。

在全球主要溫室氣體排放國家和組織中，歐盟的新承諾是到2030年排放量將比1990年水平減少55%（此前是40%）；美國拜登政府表示，到2030年，將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50%-52% 的排放量（此前是到2025年削減26-28% ）。而俄羅斯、印度巴西等國仍未公布更新目標。

如果沒有更多國家提出更高的目標，這次大會結束后全世界很可能面臨在不到10年內，升溫就將突破1.5℃，20-30年內突破2℃紅線的殘酷現實。

比起提高目標，更難的是具體的落實。

“今年氣候大會我估計會是 ‘冰火兩重天’的情況?！币褏⒓恿?0年COP大會的生態環境部國家氣候戰略中心戰略規劃部主任柴麒敏對澎湃新聞說。

柴麒敏表示，一方面，從去年開始許多國家都提出了“碳中和”（凈零排放）目標，一個碳中和的時代正在開啟。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目標固然重要，但是真正能夠實施落地更為重要。因為這當中涉及到非常大的利益調整。但凡有利益調整，肯定會有復雜的博弈?！辈聍杳粽f。

在資金問題上，最早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大會上就要求發達國家每年動員1000億美元援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并將2030年作為制定2025年后新計劃的節點；然而現實情況是這一目標在過去從未被完全兌現過（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統計，援助最多的2019年提供了800多億）。今年的大會上，發達國家面臨著2025年之后提高氣候融資的承諾。然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表示，如何能相信此前已經“失信”的發達國家許下的新諾言？

相比而言，格拉斯哥最有可能取得進展的方面可能來自較為“枯燥”的技術談判——《巴黎協定》的規則書制定——可以通俗地理解為各樣關于減排的國際規則，例如如何匯報評估碳排放、氣候資金使用透明度、國際碳市場交易規則、碳信用額度計算等；預計在兩周會議期間，各國之間會圍繞這些問題展開激烈的辯論和磋商。

氣候變化示威者抗議發達國家援助資金沒有到位 

房間里的“大象”

除了以上這些重點和難點，格拉斯哥大會還面臨著大國關系緊張帶來的張力。此次大會能否取得突破性進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美兩國能否提供推動力。兩個國家碳排放量合在一起占全球43%。

作為應對全球氣候問題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美國政府在過去30年的多次立場反復讓國際社會著實頭疼不已。 1992年，美國總統喬治 · w · 布什在里約熱內盧大會上提倡：提高能源效率、更清潔的空氣、保護森林。8年后，他的兒子小布什政府卻退出了《京都議定書》；在2015年《巴黎協定》簽署后，2017年特朗普政府又再一次選擇了退出。雖然之后拜登政府重新返回協定，但是國際社會的信任卻不是那么容易重建的。

“《巴黎協定》后對各個國家的減排要求更高。但是一些大國國內的政治氣候和條件還有許多不成熟，或者至少達不到這次大會要求提升的力度?！崩畲T分析稱。

這種矛盾體現在美國政府的身上。美國拜登政府原計劃推出3.5萬億包含清潔電力（Clean Electricity Performance Program，簡稱CEPP）的一攬子基建計劃。CEPP的目標是針對美國用煤炭和天然氣兩種造成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化石燃料為動力的發電廠——這也是美國第二大溫室氣體污染源（第一大來源是汽車尾氣），用太陽能、核能和風能等清潔能源取而代之。

拜登原本準備帶著這一“成果”前往格拉斯哥，證明美國這個全球歷史第一碳排放大國終于采取強有力的行動來削減化石燃料。然而卻因為民主黨內一位與煤炭產業有著緊密利益聯系的參議員的反對而落空。

“這肯定會極大地削弱美國在氣候大會上的話語權，國際減排也會因此受到挫折。許多國家會說美國自己也做不了什么，憑什么要求大家做呢？”李碩說。

與此同時，世界的目光也聚集在另一個大國——中國的身上。

中國生態環境部副部長葉民10月27日在國務院新聞辦發布會上說，中方主張此次大會首先應當發出堅定維護多邊主義、尊重多邊規則強有力的政治信號，各方要落實《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確立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等原則和“國家自主決定貢獻”制度安排，在尊重不同國情的基礎上，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作出貢獻。

葉民在講話中表示，中方期待COP26上能夠完成《巴黎協定》實施細則遺留問題的談判。期待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高度關切的資金、技術、能力建設支持等問題在本次大會取得有效進展。

柴麒敏指出，中國此次也展現出了滿滿的誠意。在COP26召開之前連續發布了“雙碳計劃”“ 1+N”政策等很多重要的行動計劃文件，相關重點領域和行業的舉措也預計在今年底或者年初陸續推出。

去年以來，中國在氣候問題上已經有了幾次重要表態。去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上宣布，中國將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今年9月，又宣布了中國將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

“這都是中國實質性的推動碳中和、碳達峰落地實施的非常重要的舉措。很大程度上表達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所展現出的負責任大國的姿態，也希望向西方國家展現合作的誠意?！辈聍杳粽f。

今年以來，中美兩國領導人兩次通話中，都談到了氣候合作問題。作為美國政府氣候特使，前國務卿克里今年已經兩次訪華，美國《紐約時報》更披露，克里在過去六個月中與中國方面進行了多達18 次通話。

在克里今年第一次訪華后，中美雙方曾發表聲明稱：中美將采取其他近期行動，為解決氣候危機進一步作出貢獻：包括兩國都計劃在格拉斯哥大會之前，制定各自旨在實現碳中和/溫室氣體凈零排放的長期戰略；兩國計劃采取適當行動，盡可能擴大國際投融資支持發展中國家從高碳化石能源向綠色、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轉型等措施。

然而中美氣候合作能否從兩國目前緊張的關系中突圍仍有待觀察。

9月1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應約視頻會見正在天津進行中美氣候變化磋商的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時曾表示，中美氣變合作既符合雙方利益，也將造福全人類，有著廣闊發展前景。美方希氣變合作成為中美關系的“綠洲”，但如“綠洲”周圍都是“荒漠”，“綠洲”遲早會被沙化。中美氣變合作不可能脫離中美關系的大環境，美方應與中方相向而行，采取積極行動，推動中美關系重回正軌。

曾親身參與了《巴黎協定》談判和簽署過程的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近期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回憶了在2015年巴黎氣候峰會上他與中美領導人的合作經歷?！凹偈箾]有這兩個國家的合作，就不可能達成《巴黎協定》?！彼f，“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希望這一次中美之間有像2015年那樣的合作?！?/p>

他表示：“美國和中國應該在這個全球問題上更加和諧地合作。全球問題需要全球伙伴關系，沒有全球伙伴關系，全球合作是做不到的。我認為，在氣候合作上，美國和中國之間應拋開一些政治問題?！?/p>

如何評價此次大會的最終成敗，李碩認為或可從這幾方面來看：第一，會務組織是否保證沒有大規模疫情暴發；第二，氣候融資和減排力度是否能達成新的共識；第三，《巴黎協定》的規則書能不能完成。

不過李碩也坦言，“這次會議因為美國的回歸，可能會產生很大的分歧、動蕩，大國之間能不能有效管控摩擦和分歧，能不能在這次會議結束的時候讓著陸點是朝著有助于2022年推動全球氣候議程的方向。如果出現哥本哈根那樣談崩了、傷感情的結果，對誰都沒有好處。”

作為長期主義者，柴麒敏則認為，氣候變化領域什么事情都可能發生。氣候變化談判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絕不是輕輕松松，甚至幾位重要的政治人物講話就能夠推動的。

“這次大會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動能，真正實施還需要政府、市場、公眾一起推動，氣候變化的責任是每一個人的，在未來治理的過程中不會一帆風順，還會出現很多雜音，甚至往回拽的力量，我們要做好心理準備。”他說。

在倫敦舉行的“氣候罷工”示威中的兒童  圖源：AP 

如果格拉斯哥會議失敗了，氣候變化、人類和地球本身會發生什么？

或許我們該重新拾起一些已經被人們遺忘的話語：作為第一個就氣候變化向全世界發出警告的政治領導人，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1990年在世界氣候大會上說道，“盡管全球變暖的危險尚未顯現，但對我們來說已經足夠真實，我們可以做出改變和犧牲，這樣我們就不會以犧牲后代為代價而生活。”

她接著說，“我們當前的任務是讓盡可能多的國家攜手合作，以便能夠達成一項成功的氣候變化框架公約?！?/p>

三十年過去了，我們已經可以“羞愧”地將撒切爾夫人話語做出這樣的修改：“全球變暖的危險已經是顯而易見的，所以我們必須盡快做出改變和犧牲。我們已經以后代的未來為代價生活了太久?！?/p>

COP26 可能是人類扭轉氣候危機的最后機會。這是一項巨大的責任，同樣也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迎難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