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柯小剛，字如之，號無竟寓，湖北大冶人。北京大學哲學博士，現任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哲學系主任，研究興趣涉及儒學、經學、中國哲學、中國歷史、西方古代經典與解釋、現象學、德法哲學、政治哲學、藝術理論、中醫、傳統文人書畫等領域。

學院之外，他還創辦了道里書院，舉辦公益性質的網絡讀書會，閱讀經典，堅持十年。近年獲基金資助，與同道合辦公益性質的同濟復興古典書院，書院終于落地。

作為一名深度參與者，柯小剛對當代社會的儒學教育擁有豐富的經驗和體味，并對當前的國學熱和讀經運動頗多反思。2016年6月，一位讀經少年的來信令他深受震動，信中描述的極端讀經方式讓柯小剛痛心不已。他當時就寫下如此感悟：“邊緣化、過于敏感、傲嬌和自卑的混合，這些都是讀經學生常見的心態。如何解開這些心結，找回平常心，雞血漸退而向道之心彌堅，要靠他們自己慢慢釋放，然后重新聚集心力……信中反映的問題在讀經界非常普遍，但鮮為外界所知。聲勢浩大、感人肺腑的讀經宣導和蓄意攻擊傳統文化的媒體報道兩面夾擊，公眾無從了解讀經生活的實情。惟生的這封信是讀經學生的第一次自我陳述、冷靜思考，彌足珍貴。”

近日，柯小剛提筆撰文《回歸生命的學問：給讀經孩子的一封信》，闡述自己對讀經運動的深思，并授權澎湃新聞編輯刊發。他明確反對“3-13歲全日讀經，只許背誦，不予講解”、“每天十小時純讀經，十年‘包本’背誦三十萬字”式的極端讀經方式，認為自發的感受力和學習的興趣，才是兒童教育中最寶貴的東西，而刻意排斥理性的蒙昧主義讀經方法只能養成封閉麻木的心靈。他主張生命是需要從容涵養的，無論個人生命還是文化生命都是“活出來的”，不是工具性地“讀出來的”，更不是高強度的十年全日制“純讀經”背出來的。

詩云：“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人最可畏的是內心的疚責，而不是外界的威脅。

讀經少年惟生給我寫了一封信，訴說了他讀經的一些痛苦和迷惘，反映了一些讀經方式方法的問題（信附文后）。隨后，我從微信上又看到讀經少年黃雨林等五六位同學寫給惟生同學的信，敘說了讀經的收獲和快樂，表示要維護“純讀經”的方法。

幾位同學的信寫得都很好，充分證明了讀經的益處。不過，我注意到，無論訴說痛苦還是快樂，無論反對還是維護“純讀經”，這些同學都不是“純讀經”（指3-13歲全日讀經，只許背誦）出來的，而是“不純讀經”（即讀經并大量閱讀、感受、思索、對話）出來的。我懷疑，如果他們是“純讀經”出來的，別說寫這么好的信，恐怕連字都不認識幾個。有很多讀經堂主和家長已經披露了不少“純讀經多年但不識字”的案例，更有甚者，“一個字，在他熟背的經典里，點給他讓他認，他認識，換本書，換篇文章，他就不認識了！他的家長很痛苦，覺得還不如上體制（學校）”。

看了各位同學的信，我一直在思索，如何給大家寫一封回信。我只能站在我自己的角度，給所有讀經的孩子，包括惟生、黃雨林和其他所有讀經孩子，寫一封信。上個月一直在德國開會、寫作，最近有讀經雜志控告我和其他一些“讀經異議學者”“犯了反人類罪”、“該殺”（郭齊勇、陳明等學者也都批評過“只讀不講、大量死背”的讀經方法），有社團又邀我講讀經問題，所以不得不停下手頭的研究工作，寫這封信，也幫助自己澄清一下思路，與各位讀經同學一起思考下讀經的意義和方法。

首先，我想說，脫離體制學校，你們這些讀經少年是幸運的，也是不幸的。幸運，因為你們較早接觸了大量經典；不幸，因為恰恰是在所謂的讀經學堂，經典被教條化和意識形態化。好在早期的讀經學堂還沒有走向極端的“純讀經”，使你們還有比較自在的生命空間，可以活動、探索、閱讀、感受、思考。

牟宗三先生在《五十自述》的第一章“在混沌中長成”中，曾深情地回憶那樣的生命空間。春天的掃墓，在沙灘上翻筋斗、“不知不覺睡著了，復返于寂靜的混沌”，自己動手做秋千；夏天“東鉆西跑、挖土坑、攀樹木、穿墻角、捉迷藏”；秋天幫大人收莊稼，“扛、抬、挑、負我都得作”，“感覺勞動收獲是一種趣味，作起來很愉快”；冬天“溜冰、踢毽、拍球、打瓦，一切潑皮的玩藝我都來”，晚上聽騾馬夜歸的雜沓之聲，感受“生命的蒼茫和安息”。年底看戲，領悟“原始的人情、永恒的人情”、“生命的風姿、人格的風采”，“這是最直接的人格，最直接的生命”。

這些就是牟宗三先生15歲以前的教育，生命的教育、生活的教育。用他自己的話說，只有那段時間的生活才是生活，此后都是“生命的耗費”。通觀《五十自述》，我們可以看到，牟宗三在每個學術階段都會不停地回到兒時的生活經驗，因為那段經驗是他生命的原點，構成了他畢生學問的真正基礎，生命的基礎。從這個基礎出發，不斷回到原點，牟宗三的學問才是生命的學問。

牟宗三兒時也上過私塾，但他恰恰不喜歡那一套：“我對于穿長衫的秀才們，三家村的學究們，并不見得有好感。兒時我即感覺到他們有點別扭。九歲入學，讀的是私墊。在那二三年間我雖然也好好讀書，也怕先生，但我對于這些先生、秀才們，總覺著異樣，不自在、不自然。”我想，那時的私塾幸虧還比較鄉土自然，半天讀經，半天玩泥巴，小牟宗三還算能讀下去。如果那時的私塾也像今天這樣高壓緊張，功利性太強（求道之難在于，一不小心也可能功利化、工具化，后面還會談到），每天十小時純讀經，十年“包本”背誦三十萬字，我想牟先生可能早就逃學了，今天也就少了一位新儒家大學者。

其實，真正的傳統私塾正是牟宗三小時候上過的那種，而不是現在有些讀經倡導者，根據那些“專制私塾形象”“復原”出來的樣子。事實上他們與“新文化”的區別只在于：“新文化”反對的，我們就贊成。陽明先生在《訓蒙大義示教讀劉伯頌等》文中所寫的“古人立教之意”何其相似于牟宗三《五十自述》中所寫兒時生活經驗，而其所批判的“記誦詞章之習”和“鞭撻繩縛”，又多么像今天的所謂“純讀經私塾”：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后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日“純讀”之弊正在此】。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載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號呼嘯于泳歌，宣其幽抑結滯于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于禮義而不苦其難，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讀課仿，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持拘囚【今日“純讀經”私塾荼毒兒童身心健康，往往有過之而無不及】。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俗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于惡而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乎？凡吾所以教，其意實在于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為迂，且吾亦將去，故特叮嚀以告。爾諸教讀，其務體吾意，永以為訓；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

聯系我自己的經歷，我沒有牟先生那么幸運，因為我的童年在“文革”后期和改革早期。“文革”時期，我的家庭備受歧視，小朋友們也欺負我。等到改革的時候，父母到處做豆腐糊口，我也隨家輾轉播遷。不過，我童年時的鄉村雖已不如牟先生的棲霞那么淳樸美好，但天上的白云和山間的野草卻同樣是兒時最好的伙伴。

我也沒有你們那么幸運，可以那么早就接觸到經典書籍。我從小沒有什么書看，經典沒有，閑書也沒有。我只有一本字帖，每天用毛筆蘸水在地上寫。大概七八歲時的一天傍晚，我在閣樓上看字帖（當時一家六口人擠在十平米的小房里，我和哥哥們只能爬到低矮的閣樓上睡覺），忽然感覺字帖上的每個字都那么好，不多一點，不少一點，正到好處。那一刻，仿佛每個字都從紙上跳出來，向我微笑招手，告訴我什么叫做“好”。我激動不已，摸黑爬下梯子（會翻的那種，我小時候經常夢見從梯子上翻下來），跑到豆腐坊找爸爸媽媽（做豆腐要起早貪黑），急于分享我的偉大發現。然而，等到他們想聽我說時，我卻什么也說不出來，只能看著豆漿的蒸汽在空中彌漫、舒卷，忽而成象，忽而消散。

我后來讀到里爾克的一句詩，大概可以描述當時的懵懂感受：“我們只是路過萬物，像一陣風吹過。萬物對我們緘默，仿佛有一種默契……”

自發的感受力和學習的興趣，是兒童教育中最寶貴的東西，因為這個東西正是人心與自然萬物相契、我與他人相與的可能性基點。《論語》開篇為什么“學”字當頭？為什么在“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之后，立刻接以“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正是因為這一點。

僵硬死板的分析講解，“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類，自然是最有效的閱讀興趣殺手。但一味不允許理解的死記硬背恐怕更能迅速扼殺孩子的自發感受力。牟宗三先生說得好，真正的“理解”并不是“外延性的解析”，而是帶有生命感受的契入。為了培養這種深度的契入，生命感受、知性解析、精神理性三個層面必須相須為用、相與涵養、相機教學，因為，它們的源頭本是一個東西，只是在不同的時候有不同的發用和表現。

正如拙文《當代社會的儒學教育》曾講過的那樣，片面的“理性啟蒙主義”誠然有害整全心性的養成，但是，刻意排斥理性的蒙昧主義讀經方法恐怕也只能養成封閉麻木的心靈。誠然，兒童有較多感性，教育應以感性培養為主，不宜過多理性講解。然而，在“純讀經”的理論和實踐中，只有簡單粗暴的背背背，完全沒有感性培養的位置（感性的教育被粗暴地斥責為“西化教育”），所有期待都被付諸“右腦（偽）科學”的“深度開發奇跡”。他們所謂“越是有口無心的背誦，越能深度開發右腦”，不知左右腦也是相須為用、相與涵養的。截然劃分左右的腦根本就不是人腦，而是電腦；截然劃分背誦和理解的讀經根本就不是讀經，而是流水線裝配；截然劃分13歲之前和之后的人生根本就不是人生，而是“民族文化復興計劃的試驗品”。

牟宗三先生也常常把個人生命和民族文化的生命相提并論。然而，無論個人，還是民族文化，在牟先生那里首先都是一個生命體。生命是需要從容涵養的，容不得病急亂投醫的倉皇失據，即使其出發點是為了救助這個生命。在近現代中國的危局中，各派思潮幾乎都處在病急亂投醫的倉皇失據中，只有熊十力、梁漱溟、馬一浮、錢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等新儒家師友們站穩腳跟，從容論學，發揮經義，從文化生命的深層根源出發，思考時代的問題和未來的命運。以他們為參照系，今天的人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各種“病急亂投醫”的倉皇雖然出發點是好的，都是為了救中國，但最終卻只能導致越來越急迫、越來越激進、越來越極端的生命形態。這種形態雖然跟上了“更快更高更強”的現代性節拍，但終究是不可持久的，只能與全球現代性一起走向滅亡。

如今，當代中國主動回歸了文化生命的自覺，想要重建和倡導一種更加健康的人類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在中國圣人的經典中昭示了幾千年，也在中國人的歷史中探索了幾千年。在這個時候，重建從容涵泳的學術生活成為學者的時代任務。然而，正是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我們看到了什么呢？我們看到體制內學者汲汲于課題和職稱，毫無擔當；民間學者仍然在病急亂投醫，胡亂擔當。今日教育的困境，無論“體制教育”的困境還是“讀經教育”的困境，皆源于此。

我非常能理解讀“純讀經”倡導者的毅然決然、義無反顧，我也非常能理解為什么會有很多讀經家長寧愿離婚（夫妻雙方在孩子讀經問題上產生劇烈沖突，這種情況非常多見）、變賣家產，也要讓孩子脫離體制學校，全日制讀經。在相關微信群里，我看到有人轉發一位讀經家長的話：

“經是要讀的，但經也是要活出來的。只提倡大量讀經也是大人的功利心作怪，我們錯把自己讀經的感受當成孩子的感受了。我們忘記了自己也曾經是個孩子，也有童年。我們以為自己的一些陋習是因為沒有讀經所致，所以我們悔恨自己那個曾經沒有讀經的童年。我們信誓旦旦要改變，卻找不著北，以為大量讀經、只讀經就可以改變這一切。”

是啊，在時代的急迫中（以前的急迫是救中國，現在的急迫是新中國，“新”用作動詞），我們忘了人是有生命的，文化是有生命的。我們這幾代人沒文化，文化斷了，亟需補課。然而，文化是生命的修養，“惡補”不來，只能“涵養”，徐徐得來；只能自己養，服務外包得不來，灌輸孩子得不來。無論個人生命還是文化生命都是“活出來的”，不是工具性地“讀出來的”，更不是高強度的十年全日制“純讀經”背出來的。

時代的急迫驅使人“物化”、工具化，因為只有工具化和“物化”才能達到最高效率。無論在過去“救中國”的時候，還是在今天“新中國”的時候，這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無論時代多么急迫，牟宗三和他的新儒家師友們的從容篤定卻承自孔孟程朱，以至于未來，永遠是士人濟世的典范。在“救中國”的革命事業中，他反對病急亂投醫的極端激進，在“新中國”的文教事業中，他也同樣會反對極端激進的“純讀經”、“老實大量只讀經”。革命者和讀經者的決絕心態和孤往之勇是令人感佩的，但也是令人惋惜和擔憂的。拙文《當代社會的儒學教育》發出后，有位朋友批評我“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何不成人之美，樂觀其成？而上海儒學會的李耐儒秘書長幫我回答這位先生說“成人之美易，不成人之惡難”，真是深明大義者。

黃雨林同學在嘗到解經樂趣之后，曾后悔早年沒有“純讀”、“包本”更多經典；而牟宗三先生卻在回首私塾讀書經歷時說：“讀書固然重要，但我當時似乎總感到有在讀書以外超越了讀書涵蓋了讀書的氣氛。讀書不是唯一凸顯的生活，這意識一直維持到現在”。雨林的后悔自然是向道之心的熱忱，但也未嘗沒有功利心的夾纏。如果不是為了刻意捍衛那種連他自己也沒有試過的“3-13歲十年純讀理論”（雨林讀經時已是16歲中學生），這種功利主義的推導——如果“非純讀”都這么好，“純讀”豈不更好——是不可能蒙蔽向道之心的。精神的生命沒有一段是白過的，即使這一段是“彎路”。

牟宗三先生就走了“彎路”，而且執著地要走“彎路”，必須走“彎路”。生命的道路曲折通幽，峰回路轉，風光無限。反之，欲速則不達。這特別是文教的道理、學習的道理。在《五十自述》第一章“混沌的長成”末尾，牟宗三寫道：

“學是在曲中發展，不斷地學即不斷地曲。在不斷的曲與‘曲之曲’中來使一個人的生命遠離其自己而復回歸于其自己，從其‘非存在的’消融而為‘存在的’，以完成其自己。”

所以，雖然懷著無比的眷戀，少年牟宗三還是離開了他的山村，去到外面的世界讀書；雖然懷著對中國文化的深情，他還是勤奮學習羅素和懷特海的《數學原理》、康德和黑格爾的哲學、基督教和佛教的經典。那個混沌的、原初的、直接的生命并沒有消失，但必須經過間接的、曲折的路程，才能重新找回。對于原初直接性的緬懷是可貴的，但如果被作為粗暴的極端的教條，也是可憫的，乃至可怖的。學院知識人的“博學”誠然是“彎彎腸子太多的”庸俗淺薄，然而，求道的熱望如果過于直接，以死士之心和孤往之勇來強推，卻也足以灼傷自己和他人，帶來災難。

最后，我想順便給讀經孩子的父母們寫幾句話：除了生命的自省、自修，沒有什么東西能改變自己和孩子的生命形態、生活樣式。即使“讀經的聲音”也沒有這個魔力。無論“讀經機”的聲音，還是您的孩子“有口無心”的朗朗書聲（“有口無心”在讀經界不是貶義詞，而是他們追求的“最高讀經境界”），都沒有這個魔力。《大學》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純讀”提倡者宣導的“聲聞大法”不是儒學。牟宗三沒有修過這大法，孔子也沒有修過。

《易》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讀經沒有捷徑，善復者近之。“復”是“生命遠離其自己而復回歸于其自己”。多年讀經亂象，可能也是“必要的彎路”。但現在應該已經到了回歸生命學問的時候。讓我們一起努力！

附：一個讀經少年的來信

無竟寓先生道鑒：

我叫惟生，從十歲開始退出體制學校，進入私塾學習傳統文化。迄今雖已九載，但也僅僅背誦了些經典，略知訓詁，學問尚未入門。其間，我經歷了對讀經教育的狂熱、受挫、困惑與反思，現在非常迷茫。上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先生在首屆上海儒學大會上的演講《當代社會的儒學教育》，深受觸動。先生演講中對于讀經運動的分析，尤其是對那種全日讀經、拒絕理解、單一“背誦”（正如您文中所說，其實這不是真正的背誦）的批評，非常懇切。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對當今私塾與經典“（偽）背誦”問題最為透徹而符合實際的分析。

我是從小脫離體制學校，在讀經學堂長大的。這些年來，讀經越來越熱，像我這樣的孩子也越來越多。我屬于較早的一批，已經成年，開始思考未來的出路，但非常迷茫。同學相談，最多的是焦慮。父母懷著圣賢憧憬，為我們選擇了一條特殊的求學道路。今天，我們長大了，卻開始面臨特殊的問題。這些問題鮮為外界所知。學生想就自己的學習經歷，以及遭遇的問題和困境，向先生匯報和請教。

在太平間打手電筒偷偷看書的日子

2007年夏末，我的母親由于受到“讀經運動”和國學熱的影響，以及希望孩子能夠受到更好的教育，決定讓我退學進入私塾。這個決定在我的家庭引起了強烈的反對，但因我母親態度堅決，所以我仍然踏上了私塾之路。

最初進入的是一家“綜合型私塾”，每天讀經大概四小時左右，其余有書畫、武術、講課等課程，體制內的課程多不開設，對學生前途也沒有清晰而明確的規劃。但剛剛脫離體制學校的我，仍然感到非常興奮。一個學期結束之后，我媽媽因為注意到這家私塾的一些孩子有說臟話的壞風氣開始影響到我，于是決定帶我換一所學校。

第二次入學的私塾是在一個偏遠的山區，宗教化極強，信仰佛教“凈土宗”（我后來懷疑真正的凈土佛教可能并非如此），學習、生活皆以宗教思想嚴格落實與約束，背誦經典雖然也包括四書和五經的一部分，但更多的是佛經。老師要求學生要“銷落妄想”，以“禪定的狀態”背誦經典。這里杜絕電子產品，沒有節假日，甚至有一年的春節都沒讓我回家。

這里有圖書館，但未經老師許可的書籍不許讀。即使像《史記》、《曾國藩家書》這樣的名著，都被列為禁書，理由是“這些書增長所知障”，禁止讀書是為了“培養清凈心”。甚至到最后，我只被允許擁有一本《古代漢語詞典》。我發現《詞典》的詞條釋義中會引用古文例句，我只好在經典背誦的間歇偷看那些零碎文句。可是到最后，我這本可憐的詞典也被沒收了。于是，我又嘗試在老師去衛生間的時候，迅速沖到柜子前，拿出“禁書”偷看兩眼。后來有一次，老師從衛生間回來時突然問我：“看到哪一頁了？”嚇了我一跳。

一年后，我被允許獨立學習，不再派老師監管。我知道這個山上有很多古典書籍放在另一個山頭的“往生堂”（實際就是太平間），于是我開始了一項冒險的讀書計劃：每天午夜十一點，等老師和同學入睡之后，我悄悄地溜進往生堂，打著手電筒讀書。如果說后來我還有點獨立思考能力，可能都要歸功于手電筒的光照為我分開了太平間的黑暗。

白天的“課程”幾乎沒有其他內容，只是一味背經典，沒有老師講解。現在想起來，這種狀況的造成，一方面是由于師資的缺乏，另一方面是出于某些似是而非的“宗教理念”的偏執：所謂“一門深入，長時熏修”、“般若無知，無所不知”等等。他們以佛經中周利槃陀與六祖慧能等故事為依據，特別強調“智慧”與“知識”的區別、“德行”與“才能”的區別，夸大出世入世之間的矛盾。這些宗教思想都是用“理所當然”的態度灌輸給我們的。

現在回想起來，這些思想可能并沒有錯，甚至非常好，但在我們這些小孩的感覺中，這些都未免過于愁苦了，帶有太多成人世界的幽怨，讓我們感到壓抑，黯淡無光，毫無生機。我不相信傳統文化是這般灰暗的東西。在往生堂的手電光照中，我發現了另一個國學經典的世界，這個世界是生靈活現、熠熠生輝的。我不知道往生堂的鬼魂有沒有“往生”，但我肯定是“穿越”了，穿越到古代，與過去的偉大靈魂為友。我開始逐漸感覺到這些被幽閉的精魂才是斯文所系的命脈，而私塾的“讀經教育”則很可能是背道而馳的東西。

最初的疑惑和覺醒

我在這種壓抑且荒謬的教育環境中學習了四年半。后來，我曾反省自己為什么沒有及時覺醒？我想一方面是因為年齡幼小，心智不成熟，另一方面可能要歸因于環境的巨大壓力。壓力有多大，我只需講一個雞毛蒜皮的小故事：

《戰國策》有“三人成虎”的故事，而我經歷的比這還要荒唐。記得我剛到一個月時，有一次我走進教室，看到一個同學用手在空中極力比劃一個巨大的圓形，說“這么大的橘子”，我反駁說“那怎么可能呢？”于是我遭到了圍攻。他們紛紛指責我“誹謗因果”、“肯定會墮地獄”。原來他的原話是“西方極樂世界有這么大的橘子”，但我依然認為匪夷所思，再欲竭力反駁，反而招致“對牛彈琴”的諷刺，只好默然無言。

雖然身處封閉灌輸的環境中，但我逐漸在儒家經典中發覺端倪，感到私塾所教與經典相矛盾。私塾老師常常以《弟子規》為依據，極力渲染知識的罪惡、習勞的偉大，可我在《論語》中看到的卻是“樊遲請學稼，夫子曰：‘小人哉！’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后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在《中庸》里，我看到夫子教導說，君子在篤行前必須經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個階段。在《四書章句集注》中（在董惟一同學上過的私塾里，甚至連這本書也是被禁止的，因為老師不許學生看注解，只需背誦白文），我看到在“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句下（這段話是《弟子規》的依據），朱子注曰：“愚謂力行而不學文，……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朱子對后世學人特意說明，不可對“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做過度理解，否則就會走向反智主義。

稍加觀察即可發現，今天流行的各家讀經模式雖以“儒家”為名，但絕大多數都是以反智傾向的“（偽）佛教”為背景的，只不過有的明顯，有的隱蔽。凈空比較明顯，“老實大量純讀經”比較隱蔽。古代儒家并沒有這樣的“讀經”方法，佛教恐怕也沒有。明代蓮池大師在《竹窗隨筆》里說：“儒佛二教圣人，其設化各有所主，固不必岐而二之，亦不必強而合之。”如何會通儒佛，固非我等凡夫所能窺知，但看出今天所謂“讀經”的“強而合之”，并不需要多少眼力。

這時我雖已察覺到讀經私塾與真正的古典文化教育有很大區別，但仍未能完全認識到里面隱藏的問題究竟有多嚴重。對于讀經老師倡導的“讀經扎根”、“傳統至上”的理念，我仍然深信不疑，時刻約束自己的起心動念，最頂峰的時候一天讀經十一個小時。

2012年，私塾課程日益宗教化，我就離開了那里，去了另外一個學堂繼續讀經。這個地方也在山區，但更偏遠。有好長時間，孤獨的大山中，加上我在內，總共只有三個人七條狗。發電靠太陽能，雨天和大雪時會斷電。

就這樣全天候讀經五年，基本經典早已背完。但由于沒有老師講經，我們只能被迫一遍又一遍地重復背誦那些不知背了多少遍的書。那時候，我才開始對這種教育的意義產生真正的懷疑。

2013年秋初，我轉到一所專為較大的讀經學生開設的學堂。學堂的規劃據說是旨在幫助學生進入大學，但遲遲未能落實。脫離體制太久，除了背經什么都不會，誰都沒能上大學。我只能又離開，轉到另外一家學堂。在這里，我終于可以學一點經典文句的訓詁，第一次搞明白了《四書》和《孔子家語》的章句大意。不過，這些簡單的字面解釋并不能滿足我的思考，于是不久之后也離開了。

包本！包本！

2014年夏天，有同學認為我適合學術研究，向我推薦了一家書院。看了這家書院的入學要求（包本背誦三十萬字錄像）和教育規劃之后，我不禁滿腹狐疑。要求包本背誦的經典雖早已背過（“包本”指不間斷地連續背完一本書），但若要求錄像，我不得不重新背誦。這意味著我又要去重復那個曾經機械性地重復了無數遍的過程。

雖然時間也許并不需要很長，最多一年，但我找不到這樣做的意義究竟何在？難道就是為了進入這家書院嗎？我感到這種機械重復的背誦應試之無意義，更甚于高考！進入這家書院對我真的有意義嗎？會和之前經歷過的私塾一樣失敗嗎？即使能進去學習，但對于畢業之后的前途又毫無交代。書院先生對我說：“如果你還考慮前途名利這種東西，那就不要讀書了。”我頓時不知所措。我并不在乎名利。但我關心我的未來。年輕人關心自己的未來被粗暴指責為追求名利，我很委屈，卻又無話可說。

我已經付出了八年的青春熱血來背誦那些經典啊，然而只是因為以前的背誦沒有包本錄像而被一筆勾銷。那段時間我真感覺“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歧路彷徨，不知所之。我走訪了一些專門做“包本”的私塾，希望能找到進書院的途徑。但這些都是剛開始背誦經典的學堂，包本速度太慢。我于是決定自己背。

2014年8月至15年6月期間，我足不出戶11個月，一個人關在房間里包本背完了二十萬字。這是一段極端孤獨的歷程。毫無意義的機械背誦給我帶來越來越冷靜的思考。我的疑慮也越來越深。讀經界一直在極力宣傳“讀經萬能論”。親身經歷的事實且不說，經典中為什么也找不到一句類似的說法？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為什么經典中只有孔子反復警告我們：單純的記誦讀經恰恰是無用的？后來，我讀了一些研究古代私塾教育的書籍，明白了古人讀經之前，必先習小學訓詁。由此可見，古人讀經顯然是建立在一定理解基礎之上的。理解不必很深，將來也可以逐漸加深，但“不許理解”的“背誦”肯定不是古代私塾的讀經方法，只能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當代創造。

回望這些年身邊那些和我一樣背誦了大量經典（二十萬字以上）的同學，多因沒有出路而終止了十多年的讀經歷程；而當他們一旦停止私塾學習，又沒有進學深造途徑，大多數同學都變得非常沉淪，情緒低落，只能借電視劇和電子游戲排遣焦慮、打發時光。至于那些曾經背得滾瓜爛熟的經文，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凈了。而且，由于當時背的時候并不理解意思，等到電視劇中聽到臺詞里引用經典名句，也并不知其所以然。

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不許理解的記憶是極其脆弱的。稍一停擱，便隨風隕滅，毫無蹤跡。即使有包本錄像為證，又能說明什么呢？我甚至懷疑高考成績單能證明的東西，比包本錄像還要多。我知道這樣的想法在讀經界是非常大逆不道的“危險思想”，但我無法抑制自己的懷疑。

發芽還是腐爛？

無論如何，傳說中“經典的種子”并沒有發芽。原因很簡單：因為沒有陽光、空氣和水，多好的種子都會腐爛。經典是有生命的種子。但生命的種子必須種進能呼吸的土壤才能發芽。野蠻粗暴讀經方法窒息了生命的呼吸，土壤早已板結，種下多少種子都是徒勞。

其實，對經典的感覺和理解，即使非常樸素，談不上多深的經學和義理，也是讀經生活的陽光、空氣和水。只有陽光、空氣和水才能帶來土壤的呼吸和種子的萌發。古老經典和鮮活生命的相遇本來是經典生命日新的保證，但這二者如果被禁錮在一個缺乏陽光、空氣和水的地方，讀經的人生命萎縮，經典怎么可能發芽？

或許，事情會不會像他們所說的那樣，那種不求其解的背誦過程是完全不動腦子、不用心智的（不需要用，更無法用）？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在山上的那家宗教私塾中背誦的“楞嚴咒”。咒語長達兩千六百字，“南無薩怛他，蘇伽多耶，阿啰訶帝，三藐三菩陀寫。南無薩怛他，佛陀俱胝瑟尼釤……”這里如何運用心智？

也許確實像他們所說，咒語是無需理解的（我對此存疑，因為我不相信其梵文原文毫無意義），但儒家經典也是這樣嗎？英文莎士比亞也是這樣嗎？我對此深深地懷疑。但他們已把這種教法上升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程度，似乎只要試圖理解“學而時習之”“天命之謂性”“to be or not to be”是什么意思，就是對孔子和莎士比亞經典的褻瀆。

我曾經在一家私塾學背英文莎士比亞，筆和紙是違禁品，不許帶入教室，因為老師怕你在紙上記單詞、標音標。老師的全部工作只是按下神圣的讀經機按鈕，不解釋句意，不教發音。讀經機發出的每個音節都是神的語言，只許跟著重復，而且要用最大的聲音一起齊聲呼喊出來。發音聽不清楚，但不許問，老師也不糾正。意思更不許問，老師也不講。所有人的嗓音早已喊啞，但每句話的發音都仍然是混濁不清、蒙混過關的。莎士比亞千言萬語，但聽他們吼出來的每一句都是差不多的。這樣“背誦”了莎士比亞，二十六個字母卻還認不全，一句簡單的英語問候也聽不懂、不會說。但他們的宣傳卻是：“什么，你問我能不能去哈佛留學？我告訴你，背完經典，我們是要去哈佛做教授的。”

我不知道這種“背誦”叫什么，我甚至懷疑這是不是真正的背誦？這不過是一種“肌肉運動”，土話叫作“憑嘴吐嚕”，只要念的遍數足夠多，即使一心二用都可以背過。我有一個同學的背書絕活是一邊看韓劇一邊包本“背”下了《詩經》。這種所謂的“背誦”并不培養心靈的感受力和理解力，相反，它需要的恰恰是心如木石。這不是耐心，更不是定力！

讀經界喜談“讀經培養定力”，以為學生既然可以穩坐數小時，當然定力高強。我信之多年，直到后來目睹一些結束讀經開始其他學習的同學，確實可以穩坐書桌前半日不動，但是學習效率很低，“定力”并沒有發揮作用。我于是明白，這并不是定力。真正的定力指的是能夠排除外界與內心雜念的干擾，心思專一，感覺敏銳，理智通達。如此靜坐修行是定力，如此寫一篇文章是定力，如此掃灑應對是定力，如此做一道數學題也是定力。而很多讀經同學只不過是習慣了久坐，習慣了心如木石，習慣了內心無所事事、心神渙散，這怎么會是定力呢？

孔子亦曾歷數錯誤讀經方法導致的偏失

讀經界對背誦經典慣用“扎根”的比喻：“南方有某種竹子，前三年只見它成長了三厘米，實際竹子的根已經成長了十米，于是第四年可以一天一米的速度迅速成長。讀經亦是扎根，根本既深，大才自然成就”云云，聽起來非常巧妙。我曾深信不疑，但付諸實踐，八年如一日地“扎根”，直到現實的失敗才促使我不得不深刻反思這種理論的問題。有生命力的根自然可以深藏待發，但朽木深植卻只能腐爛。

《大學》云“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命的特點在于自我更新，在于能試錯和自我更正。怕理解錯誤而不許理解是愚昧的，也是毫無用處的，甚至會帶來比“理解錯誤”更加有害的結果。中庸是動態的自我調節，而不是教條的偏執。經典當然是好的，但讀經并非萬能，錯誤的讀法甚至有害。《禮記·經解》云：

“《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孔子親自歷數錯誤讀經方法導致的問題，警示后人不要把經典教條化、宗教化、庸俗化為“狗皮膏藥”、“萬應靈丹”。經典當然是神圣的，但是那種庸俗的偽神圣化毋寧是對經典的妖魔化和褻瀆。讀經界幾乎對儒家義理一無所知（他們甚至看不懂上面那段《經解》里的話），卻盲目對儒家經典進行肆意教條化，以神圣之名行褻瀆之實，真可謂“一粉勝十黑”。

2013年6月，帶著這些質疑，我來到一家非常有名的御定“包本”專門私塾，沖刺最后四本英文經典的包本背誦錄像攝制，以便獲得進入書院學習的資格。進門后先沒收東西，只允許攜帶三套換洗衣服和目前正在背的那一本書，其他任何東西甚至紙筆都不許帶入。嚴格管制我早已習慣，雖有詫異，并未不滿。老師見我在莎士比亞英文十四行詩的書上注了音標，當即令我擦除。

我聽不清讀經機，又沒有詞典和音標的輔助，既不明白意思，也找不準發音，無法跟上。我不愿自欺欺人，“憑嘴嘟嚕”，蒙混過關。于是我找到總管老師，向他表達我對這種“讀經”方法的疑問。老師當即勃然大怒：“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你有什么資格說三道四！”我只好對其深施一禮，起身離去。

出門后，我在城市的街頭佇立良久，茫然不知所之。我努力讓心情平靜下來，排除情緒，冷靜思考。經歷了太多，早已沒有時間去帶什么情緒。我必須冷靜地想想這些年的讀經之路是怎么走過來的，將來去往何方？“老實大量純讀經”的偏激排外、教條僵化、狂暴欺人，已經無需多言。只是這么多年來，我的一切都傾注在私塾和讀經上了，早已視讀經老師和同學為親人，但他們卻只是因我提出心中久存的疑問而視我為寇仇，視我為懦弱、沒有毅力、半途而廢的逃兵，千夫所指，實在感到難過萬分。

走向生命的學問

在那次彷徨街頭的深思中，我終于想明白，讀經的命運就是我自己的命運。我的個人生命與讀經息息相關，因為，我的青春歲月就是在讀經中讀過的。

所以，在反思讀經方式的問題時，我不可能有一絲一毫惡意，因為讀經方法的所有失誤都將是我個人生命的失誤，讀經教育的每一個問題也必然是我個人生命的問題。我多么愿意相信老實大量純讀經是完美的啊，因為如果是那樣的話，我自己也將是更加完美的。

與局外人的反思不同，對讀經私塾的每一點懷疑都是對我自己生命意義的懷疑，令我心如刀割。像我這個年齡的體制內學生都在反叛體制，而我卻不得不過早地學會懷疑自我。這也許是讀經經歷的意外收獲。

當我注意到在那個唯一允許解經的書院規劃中有“最后三至五年的學習統歸牟宗三全集”的時候，忽然驚覺讀經之路可能會使自己的人生越走越窄，最后目的竟然是要限制到一個學派里的一個人。捫心自問“讀書的志向究竟是什么？”是為了別人口中“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情嗎？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但我讀經八年，卻從未真正地將經典對照自己的人生！過去私塾的老師問及志向，我坦誠的說“是政治，但不是當官，是研究政治”，得到的回答卻永遠是批評和抨擊：“只有文化教育才是值得從事的事業，只有孔子才是值得效法的榜樣，只有做讀經老師才對得起讀經學堂的培養！”這種說法也許是對的，但我必須自己去理解，而不是被指責、被強迫接受。

雖然已經徹底認識到單一讀經的錯誤，但當我真的想到要放棄這件行之多年的事情，仍令我感到十分艱難。父母問我：“你背誦了這么多年經典，難道真的愿意就此作廢嗎？”是啊，我知道此時放棄，舍長用短再走新路，將對我非常困難。

但那天在街頭彷徨無地的冷靜思索讓我明白，我必須去探索一條新路。很多迷茫的讀經班同學也都在探索。我們必須找到一條真正的讀經之路，在這條路上，我們曾經讀過的經典應該成為生命的學問，而不是包本背誦錄像里的升學資格憑證。所以，我最后決定不論前方有多少困難，都決心依從自己的志向而行。

2015年7月至今，我在各地求學訪師，思考自己的志向，確定人生的方向與計劃，明白了讀經圈中流行的“大學垃圾論”的偏激和讀經學堂的局限。通過對比各種求學門徑，我選擇了自考本科、然后再考研的計劃。

先生，我作為第一代“讀經學生”，對您分析讀經方式利弊的闡述有著特別切身的體會。而今我雖已決心從過去錯誤的學習方式中走出來，但有些嚴重的問題依然在困擾著我。我聽說在您主辦的“同濟復興古典書院”有一批像我這樣的讀經學生在深造，我也特別想來學習，不知有否可能？我看到古典書院的介紹里說，書院希望通過公益教學和經典研究來溝通大學和社會、古典和現代，做生命的學問。

我想，大學與民間、古典與現代的隔閡，這不正是我目前所遭遇的根本困境嗎？如果能打通這些關節，曾經所讀的經典或許能化為生命的學問？所以，我不揣冒昧寫了這封信，向您介紹我自己的求學經歷和遭遇的問題，希望得到您的理解和指教，希望古典書院能接納我這個彷徨無地的學子！我四處求學并不是為了“世俗的前途”（他們如此指責我），而只是想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道路。這條路也許最終會跟他們期望的目標殊途同歸，但我必須自己走出來。呈此衷心，伏惟先生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