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代國人來說，強身健體是一個很普通的觀念，我們對各種醫療保健廣告也習以為常。但是，回溯到百年之前，這些觀念卻經歷了傳統與西化勢力的交互激蕩。近日，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黃克武先生出版了《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欲與身體》一書，談及身體觀的轉型。趁黃先生來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講學之際，我們請他談了談相關話題。

澎湃新聞：在新文化史興起后，性別史成為一個新興領域，然而多數作品集中于女性史（或稱婦女史），男性史作品并不多，您的這部作品著眼點是什么？與女性史相比，男性史寫作有什么異同？

黃克武：因為人類社會一直存在父權宰制下的男女不平等，歷史研究也深受此影響。過去的性別研究認為女性的歷史被遮蔽或者歪曲了，所以很多人都著力于挖掘女性史，注重女性在歷史上的活動和特質。其實，男性史也是值得研究的對象，不能把男性的歷史當成普遍的歷史，它也有特殊之處。

男性史研究除了要注意男性的主體性之外，我覺得男性史與女性史的寫作有很大的重疊性，兩者都要從性別關系的角度來談。過去一部分的女性史研究，光從女性來談女性，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點。而男性的歷史，大家雖然知道得不少，但有關身體與情欲的特點為何、傳統到現代有何變化、男性氣概的塑造如何受到歷史與文化影響等，仍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地方。

傳統的歷史學家，一般不處理人類的情緒、情感、身體這一塊內容，他們可能覺得這些東西或者是人類普遍性的反應而缺乏變化，或者難登大雅之堂。他們關注政治史、軍事史、外交史、經濟史，思想文化史還可以接受，但再進一步，去談情欲、身體的歷史，他們就比較難以接受了。文化史興起后，身體史研究變多了，但情緒史、情感史、心態史還是要到法國的年鑒學派之后才被注意。

我是從明清時代的笑話談起的，比如研究《笑林廣記》《鏡花緣》、明清俗曲《白雪遺音》、艷情小說《肉蒲團》等文本中的笑話，特別是和身體、情欲相關的笑話，從而來看傳統的身體觀和士庶心態是怎樣的，身體和幽默的結合（即言不褻不笑）又是怎樣的。過去歷史學往往強調歷史與文學的區別，將文史割裂開來，我希望把文史打通，其實在中國傳統中文史原本是不分的。我在這一本書中即嘗試用文學史料、視覺史料來談心態史、文化史，對此有些學者頗不以為然，認為我劍走偏鋒。然而我覺得首先身體與情欲的課題有其重要性，值得從心態史的角度來挖掘，其次如果史料應用得當，能打通文史、探驪得珠，則并無不妥，反而能看到一些獨特的歷史面向。例如明清的黃色笑話反映出特定時空下的幽默感；艷情小說之中有大量夾雜了現實與想象的性愛描寫，則可以了解身體觀與情欲想象的多樣性。這些歷史的面向在屬于 “嚴肅論域”的文本之中十分罕見。

澎湃新聞：那么在古代中國，人們的身體觀是怎樣的，儒釋道分別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不同階層的人群的身體觀有什么異同？

黃克武：我認為，儒釋道三教合流，都構成禮教的一個部分：儒家的家庭和倫理觀念、道家的養生觀念、佛教的果報觀念。這三塊內容基本上構成了禮教的核心，共同控制著人們心靈上和身體上的情欲展現。如果我們把禮教與情欲看成兩股力量，那么禮教的伸張往往會造成對情欲的壓抑，而如果壓抑過強又會形成情欲的反撲。所以，傳統身體觀實際上是處于禮教與情欲之間的張力狀態。傳統意義上的修身，其實也牽涉自我對情欲的管控。比如楊天石先生研究蔣介石的日記，反復看到他年輕時在天理與人欲方面的掙扎。明清艷情小書的流行，也可以看成是針對宋明理學嚴格管束情欲之反撲。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明清的艷情小說、性笑話等，一方面聲稱要放浪形骸、突破禮教，另一方面又受到禮教的束縛，它們的放浪是禮教束縛下的放浪。這也是我在書中所說的“社會安全瓣”（social safety valve）的一個功能。這些文本以略為開放的言說空間，適度地紓解禮教對情欲的壓抑，藉此來維系現實秩序的運作。這樣一來，情色書寫與禮教管束實有相輔相成之處。

同時，傳統身體觀跟道家關系很密切，道家提倡逍遙自在，既包括精神上的，也包括身體上的，比如以導引、丹藥、房中術等養生的方法來追求長生。在此觀念影響下，男子的理想首先在追求“壯陽”，因此迷戀陽具的粗大、有力與持久。壯陽的方法頗多，在食補方面可食用韭菜、龍眼湯或人參等，在藥補方面則依賴各種藥方，如“金槍不倒丸”、“海狗腎”等，以強身健體，補大陽具。其次有賴于男子對性技巧的掌握。這方面的艷情小說反映出傳統“房中術”對情欲活動中“采”、“補”功能的看法。其觀點或是以性活動為男女雙方角力之戰場，在此過程中男子應避免早泄、多泄，其理想是“多御女而少泄”、“采陰補陽”、“還精補腦”，防止因遺泄過多而影響身體健康，此一觀點與民初報刊醫藥廣告中對“補腎”的追求與對“腎虧”、“遺精”的恐懼是聯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則以性活動為陰陽之調和，因此情欲活動的重心在使伴侶達到高潮迭起，充分滿足，同時亦追求本身之歡愉，以培育子嗣，傳宗接代。如此方可謂“馭女有術”。

至于不同階層的人群的身體觀，從艷情小說方面來看，它的生產者與消費者主要是中下層士紳與庶民。這涉及傳播史和閱讀史的問題。我們所的同事王正華教授研究過晚明日用類書的生產與傳播，她認為，隨著印刷術的發展，晚明有城市閱讀人口的出現——這些讀者，當然是略通文墨、小有資產，在城市里以閱讀為樂。我想，這部分人口當然是艷情小說的受眾。我進一步發現，艷情小說打破了士庶（甚至男女）界限。大家都是讀的，只不過有些士人讀了卻不敢說而已，即使說也板起一副道學家的面孔，認為“言之污口舌，書之污簡冊，可焚也已然”！

澎湃新聞：那么近代中國的身體觀發生轉型的影響因素有哪些？

黃克武：當然，首先是西方的沖擊。這包括現代國家體制的建立、科學知識的傳播、資本主義全球市場的形成和廣告話語的影響等。所以，我在書中特別用報紙廣告和醫療書籍來談新的身體觀的出現。但這個新身體觀又不是全然新的，其中夾雜了很多傳統的成分。中西交雜在文化上的呈現勢必影響人們關于身體的觀念，這是我所說的近代轉型，包括延續與斷裂。

資本主義全球市場的形成尤其是一個很關鍵的因素。晚清時期，西方的大型跨國公司已經形成，它們在各個國家布局，推銷其產品。其中出產強身或治病藥品的大藥廠，也幾乎都是全球布局的。這些大藥廠為了促銷藥品必須進行廣告宣傳，而廣告的內容則需要能打動本土的消費者而采取了本土化的策略。我對媒體廣告的研究是想說明全球市場對近代身體形塑的影響。

舉例來說，我書中談到了幾個廣告，這些廣告是圍繞著中國的一些傳統觀念來打造的，尤其是最傳統的三個觀念：補腎、補心、補血。這三個觀念在古代醫書里就有。但全球市場形成后，人們其實是面臨著中西兩套話語體系，直到現在，中醫和西醫還是不同的話語系統，它們對身體的基本看法就不同，出發點不一樣，治病的手法也不一樣。但在晚清，補腎、補心、補血三個觀念恰恰處在中西話語體系的交接處。

特別有趣的是腎，它對應的英文名是kidney，但英文中的kidney在現代醫學中其實是與血液、尿相關的過濾系統，與中文語境下的腎其實不完全是一回事，尤其是與中國傳統觀念中補腎的“腎”不是一回事。在中國傳統觀念里，腎是與生殖能力相關的一個系統，所以國人對腎虧有恐懼感，因為它代表了性能力的不足。而廣告就利用了這種話語翻譯中的重疊性、模糊性來賣藥，迎合了中國人的補腎需求。這也就是我所說的中西醫的混雜性。西方的kidney pill，是保腎丸的意思，翻譯過來后，就變成了補腎丸，具有補腎強精，治療遺精、早泄或不舉的作用。有些西方的保腎丸也混用中藥，如葫蘆巴種子（中醫用來治療男子早泄與性欲衰退等癥狀的一種草藥）。因為中藥的形成有一個長遠的歷史過程，有些中藥其實是唐宋時期從中亞、阿拉伯地區傳入的，比如《回回藥方》。但這些傳入中國的藥品具有不透明性，于是廣告話語就成為說服用戶的重要因素。拿《申報》來說，每天都有大量的醫療廣告，謊話重復一千遍也就成真了，也就植入讀者的腦中。這種廣告策略，一直延續到了當下。

補腦也是一樣。西醫特別重視腦部，我們所的同事張寧教授寫過《腦為一身之主：從“艾羅補腦汁”看近代中國身體觀的變化》，從中可以看到西醫的影響。腦也成為了銷售的重點，特別是把腦和神經結合在了一起，正如我們現在還說腦筋很好，這一詞匯就是為了翻譯腦與神經結合而成的身體系統。神經這個詞也是從nerve翻譯過來的日本詞匯（嚴復將之翻譯成涅伏，后來為日譯所取代）。綜合起來看，腦是主管記憶的，對人的知識能力的發展也很重要，所以腦是需要補的，西方補腦的藥也隨之進來了。當時比較有名的補腦藥，除了艾羅補腦汁之外，還有散拿吐瑾，號稱對文人學士因思慮過度造成的“腦筋衰弱”、“神經衰弱”十分有效。魯迅、徐志摩、顧頡剛都是愛用者。

第三類藥品是補血類。當時最有名的補血藥，可能是五洲大藥房所出產并宣稱可治療貧血的新藥“人造自來血”和加拿大韋廉士大藥房生產的“紅色補丸”。補血藥的廣告一方面強調人體血液循環功能，另一方面亦利用中醫傳統認知中的“氣”、“血”關系，以及“生精補血”、“精血相生”的觀念，強調血與性能力之關系，來作為廣告推銷主軸。

除了資本主義全球市場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就是現代國家的形成。這主要包括現代國家對身體的控制，馮客先生已經對此做了很多研究，特別是有關近代的優生學、身體觀、性觀等。而通過二十世紀上半葉印刷媒體的大量傳播，優生學與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由此體現出國家對身體的規訓與管制。如果國家要遂行統治，身體是最基本的單位，情欲理所當然也要被管制起來。所以，在身體觀的近代轉型中，國家與個人之間也存在著張力。我的研究內容雖然看起來諧謔不經，但背后是有這個關懷的，企圖了解從禮教、法制到國家權力對情欲的管束。無論如何，現代國家對個人情欲管束的界限與方式真是一個值得好好展開研究的課題。

再者，還有中國本土的思想資源對身體觀的影響亦不容忽略。從晚明以來，關于情欲解放的言論就很多，如湯顯祖、馮夢龍有“尚情思潮”。清代考據學者戴震的很多說法，如“達情遂欲”、“理存于欲”等，其實也是對程朱理學的反撲。戴震順著孟子“寡欲”的觀念，進一步提出欲的正當性，以及“欲”與“仁”之間的關系。到了晚清，嚴復提倡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個人解放的苗頭又起來了，對他來說，西方的自由與中國傳統道家的逍遙精神是相通的，也等同于儒家的絜矩之道。新文化運動繼承了這個傳統，特別追求自由戀愛、婚姻自主等，都是沖破對個人身體的控制。當然新文化運動是受到西方思想影響的，卻也不乏傳統之根基。我的書中有一章是談《鏡花緣》，它出現于1820年代之前，也就是在西方沖擊之前。該書利用《山海經》《淮南子》等傳統思想資源，以海外探險的故事來反省中國文化傳統之缺失。它在主題上恰恰是追求男女平等、反對纏足，所以胡適等人很看重這部書。

澎湃新聞：正如您所說，現代國家加強了對國民身體的管制，面對內憂外患的局面，官方推行了體操、軍訓、軍國民運動等措施，社會上也出現了精武會等團體，都希望“踢”掉“東亞病夫”的招牌，您怎么看這種中西身體上的競爭意識？

黃克武：這牽涉近代以來對國民的想象——好國家的基礎是健康的國民，其特質又可細分為民德、民智與民力三方面。這是嚴復依據英國學者斯賓塞的教育思想而提出的。晚清以來，中國啟蒙思想家為了追求國家的富強，對國民品質這一點更為看重。國民品質的想法無疑環繞著強壯的體魄，然而這不但包括男子，也包括女子，因為“母肥”方有“兒健”。同時，優質的國民不但需要身體健康，也需要接受現代知識與培養道德情操，三者并重方是好國民。近代國家追求國民身體的健康涉及“東亞病夫”這個話題，臺灣政治大學的楊瑞松教授專門寫過一本《病夫、黃禍與睡獅》的書。這種國族之間身體上的競爭，是近代轉型之后才出現的。這種論調認為傳統中國人的身體和西方人比起來是不行的。當然，這也與清末梁啟超受日本武士道觀念影響，提倡新民觀念與尚武精神有關。他認為過去中國人太文弱了，需要以傳統的任俠精神為基礎，提倡中國的武士道。此后配合報紙媒體之宣傳，于是出現了反轉，開始強調肌肉猛男。雖然中國有武術傳統，但對肌肉猛男的強調，是受西方審美觀念的刺激而產生的。

近代民族國家介入個人身體的部分，尤其表現在晚清開始以尚武精神為基礎的“軍國民教育”之上。早期的體育課稱為“體操”，學校中有所謂的“兵式體操”，以軍事化的操練強調鍛煉強健的身體以挽救中國。1920年代以后將體操課改為“體育課”，內容更為多元化，然其目標仍是培育具有“健康美”的現代國民。這方面可以參考我的同事游鑒明教授的專書。

但國家介入個人身體的隱憂是民族主義與優生學的結合、對殘障者的威脅與迫害，這是很難處理的一個議題。這相當于是說，在一個人來到世界之前，管制就已經開始了。

澎湃新聞：回到身體本身，在古代，它似乎就不是一個可以自主的領域，到了近代，有什么變化？

黃克武：身體與情欲是每一個個體最后的、最核心的隱私部分。在歐洲，從十九世紀的中產階級開始，就有隱私觀念了，但privacy在西方作為一種rights（個人權利）也是很晚才出現的，至1980年代才有隱私權。然而，中國傳統一直缺乏隱私的觀念。我在研究嚴復時特別提過，嚴復在翻譯西方個人主義之時，自由（liberty）、品味（taste）、隱私（privacy）這三個詞是最難翻譯的，這三個環節與中國文化差距太大。中國傳統有“陰私”的觀念，它是一個負面性的東西，其實在中國語境中的“私”，也幾乎都是負面的，具有自私的意涵，而現代的隱私觀念基本上是一個中性或者正面的詞匯，具有正當性。而在現代轉型的過程中，身體慢慢變成了隱私的一部分，后來又跟權利結合在了一起。

不過，近代以來在中國的私領域與隱私權卻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保障。這涉及很復雜的因素。中國傳統思想傾向于將公與私做二元劃分，而強調大公無私的重要性。誠如王汎森先生所說：人們毫無疑義地認為“為了道德轉化，‘私’的領域應該全部透明，應該將個人全部的隱私置于公共之處，以便在他人的幫助之下，去除藏躲在暗處的渣滓”。

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傳統的禮教禁忌又讓人們對情欲話題諱莫高深，甚至長期以來健康教育中有關男女身體的章節都不敢公開講授，而要學生回家自行閱讀。這兩者的反差頗大，而出現頗為悖論的情形，一方面反隱私，另一方面對身體與情欲又三緘其口。這些現代中國身體觀念都值得加以反思。

澎湃新聞：能否舉例說說新型身體觀的一些表現內容？

黃克武：我主要處理的是現代身體觀中的中西交織的部分，這在當時的廣告話語中也可以看得出來。大概是1920年代開始，廣告的形象就開始轉變了。在古代，用來描述中國男性特質的詞是“文”或“武”，我的研究中加上了“性”的部分，比如從《金瓶梅》到《肉蒲團》，理想男性幾乎都是文弱書生，表現出陰柔之美。而到了近代，隨著西方觀念傳入中國，比如大力士形象的出現，人們開始展開對肌肉的想象，再加上國族主義和軍人文化的興起，新的身體觀就此逐步形成。在新觀念中，陽剛性質特別突出。前面我講“補腎、補心、補血”，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通過科學知識的傳播和藥品廣告的反復出現，到最后形塑的是一種健美的觀念——“健”和“美”。

澎湃新聞：還想請您談一些研究方法上的問題。前面說到晚明的閱讀人口，那么受限于近代中國的開放程度，口岸城市和內地差異就比較大，這些醫療廣告的受眾情況是怎樣的？

黃克武：這是歷史研究很難處理的問題，我們必須依靠史料，而史料多半是文本，比如報紙、書刊等，而這些文本的具體受眾數量與比例是難以解答的，它的發展趨勢無疑是從口岸城市開始，逐漸往內地傳播。對歷史研究來說，這些文本是基礎，如果沒有這些東西，那么后現代的挑戰就更難應付了。而對這些文本的分析，能幫助我們去刺探更復雜的歷史圖景。報紙、書刊就在那里，可以反復地去檢驗。當然，有一些材料記載了人們對媒體的反應，最近有一些學者使用地方上挖掘出來的日記史料，也是一個很好的材料，記載了個人對時代轉變之反應的痕跡。

從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來說，基本上是假設這些文本所傳遞的觀念是經由傳播過程而形塑出來的。所以，這種文化現象的存在，應該是可以肯定的。

澎湃新聞：在您的身體觀敘述中，似乎隱含著一種逐步“解放”的歷史過程，這種線性的敘事模式會不會存在問題？

黃克武：這當然是現代性敘事共通的走向：現代就像一列火車。但如果你要抓到現代轉型這個主軸的話，這種寫作手法是不可避免的。我同意，在這個轉型發生的同時，有很大一塊是不動如山的，甚至還會往相反方向走。在這個過程中，有人只相信中醫，有人只相信西醫，很多人其實都處于中間地帶，哪個好用用哪個。過去一百多年來，中西醫是混雜的，同時源自傳統的身體觀在現代沖擊之下逐漸轉型，西醫藥的影響日益增強，中國逐漸現代化，不過傳統的影響卻從來就不曾完全消失，身體之中保存了歷久不衰的文化傳統。

（本文載2016年8月7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原標題《黃克武談近代中國的身體觀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