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要用中國貨！”這曾經是20世紀早期國貨運動中最醒目的標語之一，這場運動將“民族國家”的理念附著到“國貨”上，從而把消費與民族主義的問題聯系了起來，構成中國初萌的消費文化獨特的地方，并以類似創傷的悲情沉淀在人們的情感結構之中，活躍在這片大地上。民族主義在中國消費文化中始終占據了重要的位置，而我們需要追問的是看似屬于個人自由領域的消費為何上升成為國家或民族的問題，而明顯屬于政治領域的問題為何如此汲汲于經濟領域尋找力量，民族主義與消費主義如何把商品變成了民族性概念被清晰表達、被制度化以及被實踐的場所。只有弄清楚這些問題，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當下所發生的類似事情。

我們必須將消費文化放置歷史脈絡中才能回答這些問題，20世紀國貨運動的影響以及早期消費文化建構過程中特色是關鍵所在，葛凱（Karl Gerth）在他的著作《制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中通過分析國貨運動給出了近代中國形成過程中消費主義與民族主義結合的原因，用事實證明了近代中國不是“想象”出來的——它是實實在在地由中國制造的。

葛凱：《制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

19世紀用商戰保衛國貨

19世紀天朝物阜民豐理念的瓦解是真正意義消費文化的起點，一貫傲慢的清政府在接連不斷的打擊之下終于意識到自己所面臨的商品危機，開埠通商，伴隨而來的是洋貨涌入，但此刻并沒有所謂的“國貨”、“洋貨”之分，后者以一種文化櫥窗的形式昭示了西方的物質文明。隨著貿易關系的逆轉，關稅自主權的喪失，越來越多的行業為外國掌控，給中國實業發展帶來了焦慮。與此同時，國人生活方式上的改變產生了對商品的巨大需求，中國的實業家開始意識到國內市場的擴大對于自身發展的重要性。商品“華洋之分”的前提是中國工業競爭力的增長及其在政治和公眾中的支持。有識之士開始相信，如果不對外國進入中國市場加以控制，將會破壞國家維護主權和建立工業經濟的能力，這樣一種信念成為“國貨運動”的話語基礎，但在半殖民地的社會背景下，僅僅指望政府主導這樣的一次運動顯然是不可能的，有關“商戰”的話語便應運而生。

牙膏防御戰（《申報》1935年6月3日）

當時的學者鄭觀應不斷普及“商戰”的理念，將商業行為上升到民族國家存亡的層面，晚清時期政府其實也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并在制度層面建立了新的官僚機制發展經濟，其中包括金融、工業、商業、教育部門等，試圖以此從外國人手里奪回中國經濟的控制權。但總體來說，這時候并未出現民族主義與消費主義捆綁在一起的行為，更多的是從制度設計、思想觀念等層面思考問題，而所付諸的行動也多為“收回權利運動”，經濟主權的意識在這一過程中得到強化，但真正意義上的“國貨運動”并未能夠展開。原因可能在于首先商品本身的意義并不穩定，將民族性這樣的新意義附于其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其次這一階段缺乏“國貨行動”的自覺自愿，大眾并沒有自發參與其中，而民族實業家的實力又不足以與外國對抗，加上半殖民地政府的軟弱，使得不可能依靠法律與關稅的手段強制進行民族主義消費。可以說這一階段，商業的民族性為人所意識到，但還缺乏足夠的力量去執行，消費主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與之結合，通過消費連接起大眾參與，為“國貨運動”提供了支持。

摩登女郎往往被作為“不知廉恥”的反面教材

辛亥革命為消費進入民族主義話語提供了契機，革命后面臨的一個問題是領導人如何通過服裝和個人外表所表現出的民族主義視覺認知，去推進和強化他們的政治進程，例如剪去辮子便成為立意革新的標志，而中山裝的流行則將一種民族的想象注入到服飾設計之上。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國貨維持會”這樣一個組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成功將中國式的長袍詮釋為愛國款式從而拯救了處在危機中的中國絲綢產業，因為“剪辮易服”會直接影響到中式服裝的制作，進而會影響絲綢產業的發展。換句話說，中國國貨維持會通過賦予絲綢產業民族性特征以對抗國外的方式切斷中式服裝與辮子之間的聯系，將穿中式服裝成功塑造成為愛國行為并得到了廣泛的支持，穿中山裝而不是西裝也順勢成為帶有民族性的消費行為。

女性群體在消費上的民族主義更值得分析，一位1934年“婦女國貨年”的參與者表示，“我認為穿國貨是一件最高貴和榮耀的事情；相反，如果讓自己全身穿著舶來品，不僅會被認為身體下賤，也是無比難堪的事情。”話語中所針對的是當時經常被指責的“摩登女郎”形象。自晚清以降，女性身體或女性形象的改造往往會帶上強烈的民族隱喻，婦女的解放與地位的提高被視為塑造民族國家的前提，積貧積弱的國家與民族形象與女性形象之間始終保持著一種親和性，塑造何種形象的女性所隱含的是對民族國家的想象，而女性的審美與時尚自然就與民族主義掛鉤，“婦女是公民的母親；使用國貨是國家財富和權力之母。”諸如此類的口號把女性氣質或者母性氣質賦予到民族主義的消費行為上，并在女性群體之間形成區隔，摩登女郎往往被作為不知廉恥的反面教材，因為她們更多圍繞著舶來品生活。

時髦的“叛國者”（《國貨月報》1卷1期，1934年5月）

我們看到在男女形象的變化過程中，民族主義通過消費將個人的行為建構為愛國行為，進而將個人與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聯系到了一起。正是在這一歷程中，消費主義和民族主義結合并調動起了大眾的參與，形塑了一種強有力的力量支持“國貨運動”的開展，在政治上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日后歷次政治事件中，如簽訂《二十一條》時、五卅慘案時，國貨運動組織通過游行、示威、抗議、抵制，對政治局勢的影響不可小覷。

商品展覽會是民族商品的慶典

如果說此前“國貨行動”著力于個人形象的改變上，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越來越多的形式加入其中，廣告、電影、時裝秀、陳列館、國家儀規和許多其他景象開始聯合起來，影響甚至是顛覆了人們認知商品的常規方式。展覽會是展現以上諸多方式的綜合體，以往中國也經常向其他國家的展覽會寄送商品展覽，而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更多的是舉辦自己的商品展覽會，這既是中國民族商品的慶典，也使得對民族主義的視覺認知得以“制度化”。展覽會上所頻繁使用的民族主義話語就像是為國貨做廣告，進一步加深了商品中的民族性，更為重要的是展覽會塑造了國家統一的“商品幻象”，它試圖通過商品形塑的消費空間制造了國家統一的印象，展覽會所攜帶的集聚效應進一步擴散了民族主義的熱情。

說它是“幻象”，那是因為國家的現實依然是支離破碎，這構成了那個時代與當下最大的反差。“國貨運動”將消費主義與民族主義結合為的是創造一個自足圓滿的國家，塑造一種團結去與外國勢力抗爭。一種民族意義上的商品社會通過消費將個人行為與民族國家的命運聯系到了一起，商品背后承擔的是建立民族國家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