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潰敗之路：1904-1905年俄日戰爭》，[俄羅斯]奧列格·阿拉別托夫著，周健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7月，640頁，128.00元

無論是從何種角度來看，1904-1905年間進行的日俄戰爭都是一場非同小可的戰爭，乃至于被稱為“第零次世界大戰”。至于這場戰爭對中國的影響，也無須多說。大多數國人對它的第一印象，想必都是“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土地上打的一場戰爭”。然而，由于種種原因，目前國內學界對日俄戰爭的了解與研究還頗為不足。相形之下，兩個當事國的相關研究自戰爭結束后便源源不絕，在質與量上皆極為可觀。以日本為例，僅二戰后，信夫清三郎、大江志乃夫、角田順、伊藤之雄、千葉功、長南政義等諸家在外交、軍事、政治方面皆有分量頗重的通論性著作，其余主題相對細致的著作以及論文更是不計其數。近年出版的和田春樹《日俄戰爭——起源與開戰》（巖波書店2009-2010年版，三聯書店2018年中譯版）一書，更是綜合運用了日、俄、英、韓文史料與論著的集大成之作。

《日俄戰爭——起源與開戰》。[日]和田春樹著，易愛華、張劍譯，三聯書店2018年2月出版

由于外語學習與學術交流方面的原因，國內學者對日本學界的研究現狀了解相對較多，但對體量同樣龐大的俄方成果恐怕知之甚少。俄方對日俄戰爭的研究，號稱“在炮火停息之前，已經開始動筆寫作”，百余年來積累極富。據俄羅斯學者的調查，目前關于日俄戰爭的各種俄文文獻已經超過八百種（ドミートリ―·Б·パヴロフ：《ロシアにおける日露戦爭研究の動向》）。可惜的是，限于語言能力，絕大多數國內學者（包括筆者）僅能通過譯介閱讀俄文文獻。而且，對俄國史、中俄關系史文獻的翻譯，雖然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后中蘇交惡的背景下曾經興盛一時（典型代表是1965-1994年間商務印書館陸續出版的“俄國經略東方”叢書），但近年來腳步甚顯遲緩。國內學者若要了解關于日俄戰爭的俄方視角，往往只能借助羅曼諾夫《俄國在滿洲》《日俄戰爭外交史綱》、馬洛澤莫夫《俄國的遠東政策》這些固然經典但未免過舊的著作。

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學界對日俄戰爭俄方成果的了解顯得尤為必要。俄羅斯學者奧列格·阿拉別托夫的近著《潰敗之路：1904~1905年俄日戰爭》（阿爾高利特姆出版社2014年版），前不久推出了中譯本，是近年來少有的此類譯著。

本書作者生于1963年，1994年在莫斯科大學歷史系獲得副博士學位，學位論文研究亞歷山大三世時代的高級將領奧布魯乞夫，1997年至今，留系擔任副教授。需要說明的是，俄羅斯的教授極難晉升，即使是優秀的學者，也往往以副教授職稱退休。作者的主要研究方向為沙俄晚期的外交與軍事，著述極豐，在克里米亞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亞歷山大一世至尼古拉二世諸帝的外交政策、沙俄對波蘭與高加索的統治等方面皆有專著問世。

本書體量頗為厚重（原書496頁，中譯本633頁），從日俄戰爭的外交遠因一直寫到戰爭的結束。書中征引史料頗豐，然而以俄文文獻為主，輔以少量英文文獻，視野自然無法與前述和田專著相比，不過仍不失為一部扎實的“俄方視角”的日俄戰爭史著作。另外令人驚訝與遺憾的是，本書引言中并沒有一般專著皆有的學術綜述，使得國內讀者不易把握其理路。以筆者極為粗淺的認識，蘇聯解體以后俄羅斯學界對日俄戰爭的研究，在主題與觀點上趨于多元化，往往熱衷于研究以往遭到忽視或禁止的領域（如日俄戰爭期間雙方的諜報工作），對相關人物的評價也出現了翻案式的見解（如長期被斥為愚將的庫羅帕特金與羅熱斯特文斯基，亦有論者給予高度評價）。相對而言，本書仍然選擇了日俄戰爭的外交背景與作戰過程這一傳統主題，相關評價基本上也較少標新立異，給人一種“老派”的感覺。

作者在本書引言中引用了一句著名的俗語：“眾所周知，勝利有一百個父親，而失敗卻是個孤兒。”（34頁）對在日俄戰爭中告負的俄國一方，失敗的“父親”自然是相關人物唯恐避之不及的頭銜。早在戰爭期間，俄國內部對戰事失利的責任已有不少爭論。戰后，若干俄方高層更是爭相為自己撇清責任，同時把黑鍋扣給其他人，最著名的便是庫羅帕特金與維特之間的一系列隔空筆仗。在這種情況下，評判俄國失敗的責任顯得愈發困難。“昏庸”的沙皇，“貪婪”的近臣，“短視”的外交部，“吝嗇”的財政部，“無能”的將領，“缺乏斗志”的士兵，“渾渾噩噩”的民眾，“不識大體”的知識分子，“里通敵國”的革命黨人，都曾在不同時期，被不同人士當作批判的靶子。

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庫羅帕特金

謝爾蓋·維特

引言的末句如是說：“若要探究悲劇發生的原因，就必須結合史實分析背景，了解在佩夫切斯基橋（按：代指俄國外交部）、總司令部、海軍大廈或冬宮做出決策的背景。決策的緣由及遠東戰敗的本質是本書關注的主題。”（46頁）可見，本書的問題意識仍是那個傳統話題：俄國是怎樣走向戰敗的？對這個問題，其實作者之前已經作出了總體性的回答：“19世紀末期，在戰略上，俄國通常無法將兵力合理地集中到關鍵戰線上，這使得帝國的優勢無法發揮，因為沒有哪個帝國能夠同時在所有利益戰線上保持強勢。在整條邊境線上樹敵，對于大國而言，這種危機也是致命的。20世紀初期，俄國未能避免此類問題。與此同時，陸海軍絕不理想的指揮模式也使俄國喪失了成功擺脫危機的可能。”（45-46頁）

這樣的表述，稱不上是什么新論，不過簡單明快地道出了本書的核心觀點。接下來，正文分“外交背景”與“戰爭”兩部（各分為十余節），分別從外交與軍事角度展開了論述。在第一部分，作者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逐步回顧了日俄戰爭前俄國的遠東政策。有意思的是，這一部分的第一句寫道：“自1689年《尼布楚條約》簽訂后，俄國不得不在黑龍江沿岸地區領土劃分問題上做出巨大讓步，因此俄國在該地區的政策長期處于空白狀態。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俄國在此地的政策被迫發生轉變。”（49頁）從下文來看，所謂“被迫”或指英、法、美在遠東對俄國的刺激。不過，即使是在作者的論述中，也實在看不出俄國在黑龍江流域的擴張有什么“被迫”的成分。同時，作者還認為，其時“俄國在遠東的活動日益活躍，然而與軍事行動相比，俄國更傾向于非武力活動”（50頁）。若與兩次鴉片戰爭相比，這一觀點或能勉強成立。不過作者自己也在書中承認，中俄《璦琿條約》與《天津條約》是以武力為后盾簽訂的，“俄方甚至無須向中方開火就獲取了如此巨大的利益”（56頁）。

按照作者的劃分，大致上1840-1860年代被認作俄國遠東政策的第一階段，俄國與中日兩國建立了近代外交關系，并在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與庫頁島接連擴展領土。1870-1880年代為第二階段，這一階段的俄國遠東政策與英俄圍繞中亞的“大博弈”密切相關，具體表現包括占據伊犁、吞并土庫曼以及入侵阿富汗。1890年代之后為第三階段，1891年西伯利亞鐵路的動工標志著俄國的遠東政策急劇積極起來。作者對此后二十余年花費的筆墨，遠遠超出了前兩個階段。當然，這一時期的俄國遠東政策也早已是學界反復討論的老問題，特別是作為日俄戰爭的“開戰前史”備受關注。筆者以為，本書的相關論述未必能夠全面超越尼什、馬洛澤莫夫、和田春樹等諸家著作，但優長在于視角比較寬廣，時時從遠東跳轉到巴爾干、波斯、亞美尼亞、博斯普魯斯海峽等地，用大段篇幅探討俄國雙頭鷹另一個頭顱的動向。當然，不少讀者或許會覺得如此做有偏題之嫌，但筆者認為還是有必要的。鑒于國內學界對俄國與其他列強在這些地區的角逐相對不太了解，本書的這些篇章顯得更具價值。正如書中所引沙皇尼古拉二世1903年1月18日的指示所言：“我們在警惕東方的同時，必須將注意力集中在西方。”（259頁）俄國畢竟本質上還是一個歐洲國家，俄國的戰略重心畢竟還是在西方。了解俄國在歐洲、西亞的布局，才能更好地把握其遠東政策的戰略意義。

第二部分的篇幅更長，價值在筆者看來也更大，尤其是在關于日俄戰爭的軍事史研究少于外交史研究的情況下更顯重要。作者首先全面盤點了開戰前俄軍在遠東的兵力與設施，并與日軍進行對比。海軍方面的實力比較是最容易做的。綜合統計雙方艦船數量與技術數據，不難得知俄方實力遠超日方，但在遠東海域則頗有不如，艦炮、裝甲、航速等指標也都處于下風。而在海軍基地方面，俄國在遠東的兩大軍港海參崴與旅順不僅同樣缺乏艦船維修能力，而且與日本海岸皆相距甚遠，不利于主動出擊；彼此又相隔千里，難以形成犄角之勢。當然，日本艦隊若從本土出發進攻俄國軍港，路途同樣遙遠。但由于地緣優勢，日本一開戰便迅速控制朝鮮，并在朝鮮南部的鎮海灣設置臨時錨地，占據先機，這正坐實了俄國海軍將領在戰前的擔憂：“朝鮮南部海灣不僅可供敵國艦隊長期停泊，還可切斷相距一千一百海里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與旅順港之間的各種聯系。”（310頁）

而且，海參崴與旅順作為軍港的角色顯得很是錯位。海參崴擁有維修戰列艦的能力，但位置過于偏遠，因此只被用作一支小型分艦隊的母港。旅順港是太平洋艦隊主力所駐之地，卻缺乏大型船塢，大型艦只在戰前常常不得不遠赴波羅的海維修。

旅順不僅是俄國在遠東最大的軍港，也是最大的防御要塞，日俄雙方在此處長期展開的攻防是戰爭中最殘酷的一幕。然而作者指出，旅順本來應該更難攻陷。由于所需資金巨大，旅順的防御工程在戰前只完成了百分之五十左右。至于作為旅順后方的金州與大連，設防程度更是遠為低下。因此，日軍在戰爭中輕易地包圍了旅順。

進行陸軍方面的實力對比，相對要復雜一些，書中也沒有特別集中的分析，而是散見于各個篇章。在此稍做歸納：

與海軍的情況類似，俄國陸軍的總兵力同樣遠遠凌駕日軍之上，但在遠東力量有限。至少在戰爭初期，俄方的陸軍兵力少于日方。雖然俄國在戰時一直從西部調兵增援，但嚴重受制于尚未完工的西伯利亞鐵路的通過能力。

俄方對部隊的調遣也存在很大問題。作者總結出了三點結論（355頁），在后續篇章中，讀者不時可以作出印證。一是任意拆分部隊，導致前線形成“由各分隊組成的‘大雜燴’”。譬如，在奉天會戰中，俄軍臨時組建的拉烏尼茨部隊（五十一個步兵營以及若干騎兵、炮兵單位）居然來自十一個不同的軍，結果“部隊不了解指揮官，指揮官也不熟悉部隊，大家像鄰居一樣”（514頁）。

二是低估了參謀部的作用，導致部隊管理失控。有俄軍軍官認為，“俄軍的排、連、營在戰場上完全不比日軍差，但是隊伍規模越大越不如日本人”（498頁）。更令人啞然失笑的是，俄軍把越級指揮做到了極致。總司令庫羅帕特金居然親自任命連長一級軍官，以致西伯利亞軍區司令諷刺道，前線出現了三位連長，即三個集團軍的司令，營以上軍官都歸庫羅巴特金領導（502頁）。

三是高估了預備役部隊的能力，導致動員欠缺協調。1874年軍事改革后，俄國以征兵制代替募兵制，從而擁有一支龐大的預備役隊伍，這也是當時歐洲國家的普遍做法。不過，俄國的預備役制度此前并未得到足夠的考驗。1877-1878年的俄土戰爭爆發前，俄軍有充足的時間進行動員，掩蓋了這一制度的不完善。日俄戰爭爆發之后，俄軍預備役士兵的訓練時間不足三個月。這樣的部隊，自然難堪一戰。例如，第54步兵師由一群不算年輕（三十五至四十歲）且從未上過戰場的預備役士兵組成，下火車后馬上參加了遼陽會戰。盡管師長是位從總參謀部軍事學院調來的戰術專家，但對這樣的部隊也無法指揮如意，該師投入戰斗后隨即遭遇潰敗。（432-434頁）

俄國陸軍在武器運用上亦有缺陷，典型代表就是機槍。開戰之初，俄軍在遠東僅有一個機槍連和八挺機槍，到戰爭后期方有改觀。日軍對機槍的運用，明顯優于俄軍。如在1905年2月25日的奉天之戰中，俄軍共有二十七萬五千人參戰，擁有五十六挺機槍；日軍總兵力與俄軍相差無幾（二十七萬人），卻有兩百挺機槍。日軍對機槍火力的期待，“如同農民在悶熱的酷夏期待甘霖一般”（358、509頁）。

那么，再回到開頭的那個問題，俄國究竟是怎樣走向戰敗的？本書的結語部分并沒有整合全書論述提煉出一系列結論，主要是闡述了日俄戰爭在政治與軍事上對俄國產生的影響，這是筆者覺得不太滿意的地方。結語的末尾幾段，倒是令人讀來頗有興味：作者在指責日本出兵西伯利亞以來“對蘇聯的攻擊”總是“受到1904~1905年經驗的啟發”之后，大段征引了斯大林1945年9月2日發表的《告人民書》。其中有一句，筆者此前翻譯的橫手慎二所著《日俄戰爭》一書也曾引用過：“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等待這一天，已經等了40年。”斯大林直言不諱地將參與對日作戰看作是為日俄戰爭（被列寧稱為俄國專制制度挑起的殖民戰爭）復仇，一向被視為其沙文主義思想的表現之一。有俄羅斯學者將當代俄羅斯學界的日俄戰爭史研究劃分為強調實證的“客觀主義”與鼓吹“愛國”的“泛斯拉夫主義”兩種取向。筆者認為，本書的風格基本上屬于前者。不過，從這樣的收尾方式看來，作者還是對俄國當年的敗北很有些“意難平”吧。

《日俄戰爭：20世紀第一場大國間戰爭》， [日]橫手慎二著，吉辰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在閱讀過程中，筆者也發現書中的若干表述似有可商之處，在此列出數處：

“1856年6月，法國傳教士在廣西的西林縣被捕，在經歷了長期的酷刑折磨后被斬首。10月，英國以地方政府不愿展開調查為由，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50頁）國內熟知，英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理由并非這里所說的馬神甫事件，而是亞羅號事件。

“1858年8月19日，日俄兩國在江戶（今東京）簽訂條約……針對俄國出口的商品，如木材、煤炭、金屬、武器、蒸汽機等降低5%的關稅。”（55頁）這一條約即《日本國魯西亞國修好通商條約》，查條約原文（所附《魯西亞商民于日本所開各港貿易之章程》中的《商稅目錄》），這些商品的稅額為百分之五，而非降低百分之五。

“1900年4月17日，光緒帝在《京報》上發布諭令，嚴令地方政府遏制暴動和叛亂。”（231頁）此處似乎把民間報房刊印的《京報》當成了政府公報一類的官方發布渠道。

“俄國駐日本公使拉姆茲多夫注意到……1901年2月22日，伊茲沃利斯基致信外交大臣……”（247頁）這里應該是個單純的筆誤，拉姆茲多夫是外交大臣，而伊茲沃利斯基是駐日公使，正好寫反了。

翻譯中未愜人意的地方或許更多一些，在此以頁碼順序列舉若干：

“（1902年）日本第六師團和第十二師團進行了空降、登陸戰和遭遇戰演練”（21頁），當時飛機尚未發明，當然不可能有空降。

“亞歷山大三世的繼承者深受納粹主義思想的影響”（41頁），當時納粹黨尚未出現，懷疑“納粹主義”或為“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之誤。

“派遣由海軍上將普提雅廷領導的代表團”（52頁），普提雅廷時為海軍中將，并非上將。俄語aдмирал（相當于英語admiral）狹義指海軍上將，廣義指海軍將官。書中尚有不少把其他海軍將官譯作“上將”（如時為中將的西摩爾）的情況，在此不贅。

“1869年，阿伯丁的一位公爵下令建造一艘小型裝甲艦”（89頁），此艦應指日本海軍鐵甲艦“龍驤”，1869年在英國阿伯丁的亞歷山大·赫爾公司（Alexander Hall & Co. Ltd）開工。“阿伯丁的一位公爵”云云屬誤譯。

“日本邀請的柏林軍事院教授梅克爾上校到陸軍大學舉辦講座”（90頁），“舉辦講座”譯為“任教”為好（梅克爾1885-1888年任日本陸軍大學教官）。另外，梅氏當時的軍銜應為少校。

“日本軍隊下設6個陸軍師團和1個精銳師團”（90頁），“精銳師團”應作“近衛師團”。

“在此遭遇由伊藤中將指揮的日本艦隊”（100頁），“伊藤”應作“伊東”（祐亨），兩姓日語同音。

“在匈奴國王艾特澤爾統治時期”（245頁），“艾特澤爾”應改為通行譯名“阿提拉”。

“在坎大哈省陸軍元帥羅伯茨的領導下”（251頁），“坎大哈省陸軍元帥羅伯茨”應作“陸軍元帥坎大哈伯爵羅伯茨”或“陸軍元帥坎大哈的羅伯茨伯爵”。

“既不從柏林國會成員國的公民中選出，也不從巴爾干各州的公民中選出”（284頁），“柏林國會”應作“柏林會議”，即1878年英、德、奧、法、意、俄、土等國為修改《圣斯蒂凡諾條約》召開的會議。

“在山縣有朋位于京都的室蘭別墅”（290頁），“室蘭別墅”應作“無鄰庵”。“室蘭”（muroran）與“無鄰庵”（murinan）日語發音相近。

“日本駐俄國公使栗野男爵向拉姆斯多夫遞交斷交照會和本人的辭呈”（302頁），“辭呈”是遞交給上級的，此處用詞顯然不妥，似為“辭任國書”（recredentials）之誤。

“士兵不得不擁擠地生活在散落于金州附近的35座‘營班’——中國的土坯營房里”（312頁），這里的“營班”顯然是音譯詞，應作“營盤”，即當時中國對軍隊營房的稱謂。

“正在維修的富士號和曉號及幾乎沉沒的敷島號戰列艦”（405頁），“曉”（akatsuki）應作“朝日”（asahi），前者是驅逐艦，后者是戰列艦。

“戰列艦被駁船拖回港內錨地”（405頁），“駁船”是無動力運輸船只，此處應為“拖船”之誤。

“當時槍彈就在沙皇不遠處發射”（492頁），“槍彈”應作“炮彈”，指當時有一門禮炮誤射了實彈。

“許多槍支的瞄準鏡早已損壞”（575頁），“瞄準鏡”應為“表尺”之誤。

“日本駐朝公使伊藤伯爵已經掌控了這個國家”（592頁），“駐朝公使”應作“朝鮮統監”。

列舉這些翻譯問題，絕非有意苛責譯者。事實上筆者認為，拋開這些細節問題不談，本書的翻譯基本是流暢達意的。而且，讀者從這些問題中也不難發現，翻譯本書需要具備諸多領域的專業知識，諸如國際關系史、軍事史、俄國史、日本史以及日語，難度相當之大。對身為俄語教師而非歷史學研究者的譯者而言，承擔這樣“存在一定的挑戰性”（譯后記語）的翻譯工作本身已經值得尊敬，出現此類誤譯也是情有可原的。筆者希望，本書重印或再版時能對這些地方加以修訂。

（關于俄羅斯的學位與職稱制度，筆者承蒙唐仕春研究員指教，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