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基博先生對韓愈的人生與文學頗具卓見，故先輯錄《韓愈文讀》，后寫作《韓愈志》。《韓愈文讀》為文選之體，是學習文章之所用。而《韓愈志》則知人論世，詳述韓愈生平與文學成就，是文學史個案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重要的學術范式，足以窺視子泉老的深厚學養。《韓愈志》寫成于1929年，初版于1935年，實際上早在子泉老18歲前后就已經有心作有關韓愈的研究。

韓愈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蘇軾譽其“文起八代之衰”。雖然在唐宋以來的評價里，韓愈也受到過一些“微言諷刺”，但是評價的主流仍然是在不斷建構韓愈在道德、儒學、文章等正面的形象。時至20世紀初，新思想不斷涌現，特別是伴隨新文化運動產生的“文學革命”，將傳統文人的文章模范逐個打碎，造出“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等批判對象，如眾所周知周作人對韓愈文章的輕蔑。尤其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正值國家動亂，一方面各個政治勢力此消彼長，你方唱罷我登場，另一方面新思想、舊思想雜糅并存，互爭勝負。當時，有關韓愈的研究或評述也呈現出不同思想的碰撞。1932年陳登原在金陵大學《金陵學報》第2卷上發表了《韓愈評》，文章首先奠定“文人無行、文人無用”的論調，進而批評韓愈“無非一文人”。陳登原認為韓愈藩鎮與閹禍之際，不能為削藩鎮、治宦官進一策、謀一計，卻只盯著佛道這些不相干的宗教問題大作文章，而且就算為了儒學道統而辟佛，韓愈在嶺南與大顛和尚的交誼，也說明了韓愈反佛辟佛而不能遠佛。此外，其《平淮西碑》曲意裴度而無視戰斗功臣李愬，理所當然應該抹去，進而指出韓愈逢迎權貴等不端矯作之行。陳登原的長文比較具有代表性，用學術的方式推翻了宋代蘇軾以來對韓愈文學與人品的推崇。這可能與彼時盛行的反傳統思潮有關，同時也有歷史上的淵源。陳氏持論大多從顏元、李塨以及王安石中來，這些學者雖在不同方面有著顯著的建樹，但一直以來未曾占據古代學術的要津。緊承此觀點的汪浚以馥泉為筆名在《社會評論》1935年第1卷上發表了隨筆《韓愈的丑相》，進一步刻畫了韓愈“文人無行”的形象。1934年《文學》第2卷刊載了李嘉言的《韓愈復古運動的新探索》，認為韓愈的復古運動和辟佛主張緊密相連，不僅是文章上的復古更是學術和思想上的復古，并且指出六朝之文與佛教的密切關系，也正因此層關系韓愈要辟佛復古的話勢必要革除六朝文學之習氣。這種研究則是單純圍繞文學史問題的討論。除了學院派的學術界對韓愈有多方面的討論外，彼時的宗教界也時常拈出韓愈辟佛之事進行討論。如明心作《韓愈諫迎佛骨論》和《韓愈謗佛論》，發表于《北平佛教會月刊》1935年第1卷，從佛教界的角度來批評韓愈在唐代辟佛行為的不正當性。

從20世紀三十年代的韓愈研究成果粗略來看，古代文章家、道學家所建構的韓愈崇拜至此已經崩塌，韓愈重新回歸為可褒可貶的歷史人物。至于如何評價歷史人物，很多時候在于評價者手中的棱鏡折射出了哪一道光線。反傳統者，特別是對道學與儒學忿忿不平的“新青年”，用手中的棱鏡折射出韓愈陰暗的一面，當然他們所折射出的不僅是韓愈的陰暗面，還有歷史上很多被奉為圣賢之人的陰暗面。佛教徒用佛教的經典和義理作為棱鏡，去折射韓愈在辟佛時的錯誤。而文學史研究者則用自己的棱鏡去折射文學發展問題。正是在這樣的眾說紛紜的情境下，子泉老的《韓愈志》經過復勘增訂正式出版。這部小冊子雖然很薄，卻是長期積累的豐碩成果。子泉老以史家的標準要求自己，博征史料、考核詳實，不虛美、不隱惡，不僅厘清韓愈生平，也將韓愈置入古文運動歷史中去考察，將個案研究嵌入文學史研究當中，所謂“盡古文之流變，明韓氏之功罪”。

通常來說，對歷史人物的研究，其生平狀況往往是首要的。但是，從《韓愈志》的章節安排來看，子泉老并沒有開門見山地來敘述韓愈生平，而是將“古文淵源”放在第一章，其次才依次是“韓愈行實錄”、“韓愈佚事狀”、“韓友四子傳”、“韓門弟子記”、“韓文籀討集”。這樣的章節安排邏輯，正體現了子泉老在文學發展史中看待韓愈的思路。

子泉老在“古文淵源”一章中，論述了古文風氣的出現。首先，他承認韓愈在古文運動上的重要意義。其云：“古文者，自韓愈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反之于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子泉老認為所謂“古文”確實是由韓愈所提倡而光大，這就意味著韓愈在中唐以降的古文運動中領袖地位。但是，子泉老同時認為古文運動的淵源則要早于韓愈。對于六朝文章，子泉老總結了三個問題：

這三個問題在六朝文學史中不斷發揮著影響，直接造成了“清辭巧制，止乎衽席之間；雕琢曼藻，思極閨闈之內”的風氣，特別是江左朝野相習，產生了所謂的“宮體”。面對“宮體”文學的卑弱風氣，在當時已經有人想要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呼吁來扭轉文風。子泉老舉出裴子野、劉勰、徐陵、庾信等南朝文學家為例，說明在江左文壇內部已經開始意識到文風駢儷空洞的問題。同時，在淳樸尚質的北朝蘇綽“倡言古文”，引領了北朝文壇的風氣，而且“古文之稱自此始”。另外，由南朝入仕北朝的王襃、庾信等也展現出于江左文壇不同的風格。可見這些生活在南北朝時期的文士已經有不少人開始反對駢儷浮靡的文風了，不過江左余風還是延宕到了唐朝。

依子泉老之言，唐興百年駢儷猶存，“于是蕭穎士、李華始奮起崇尚古文”。除了蕭穎士、李華二人之外，子泉老在敘述“古文淵源”時，還提到賈至、元結、獨孤及、梁肅等人的作用。這些人看似與韓愈沒有太大的關系，但是如果放在文學發展史中考察，則可以看出“導韓愈之前茅，而開古文之篳路者，必蕭穎士、李華諸人為權輿也”。對這些看似與韓愈無關的諸人進行研討，反而有助于在文學史脈絡中找準韓愈的位置。正如子泉老所作的比喻：“蓋獨孤諸公之于愈，如陳涉、項羽之啟漢高焉。”

在《韓愈志》的第二章中，子泉老考述了韓愈的生平學行。其所參稽的文獻有呂大防的《文公集年譜》、程俱《韓文公歷官記》、洪興祖《韓子年譜》、樊汝霖《韓集譜注》《韓文公志》等等，以及對這些文獻的補正、考訂之作。總體上看，這些參考資料皆是有所考核，翔實可信的，基本能夠支撐起對韓愈生平的正確認識。但是子泉老也指出：“諸家之于韓愈，如孔穎達之疏五經，義尚墨守，例不破注，遇有舛違，曲相彌縫，《春秋》為賢者諱之義也。”由于傳統思想和意識形態的束縛，學者對韓愈的評價多有彌縫曲護。而子泉老所要敘述韓愈生平，則不是為了塑造一位引領學術的圣賢大家，而是將韓愈當作活生生的一個人來看待，正視其優點和缺陷，所謂“美惡不掩，直道而行，其文則史”。正如龍珍華所言：“既不沒蕭穎士、李華、賈至、獨孤及、梁肅等對韓文的先驅之功，也不掩‘韓愈之前有元結，猶陳涉之開漢高’的史實；既不忌梁肅‘振六朝之頹波，拔韓愈于未顯’，但盛名湮沒的不平， 也不諱‘服食養生’（《行實錄》）、‘豐肥喜睡’（《佚事狀》）、‘輕薄多詆’（《佚事狀》）、‘忘情紅裙’（《佚事狀》）等逸聞；既不避‘愈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的贊賞、諫佛之忠與平亂之功的記錄，也不吝‘文起八代之衰，而詩亦參李、杜之長，融裁以別開一派’之肯定。”

除了韓愈生平可以考實的事跡之外，子泉老還輯錄了很多關于韓愈的傳說佚聞。如從朱國楨《涌幢小品》中輯出韓愈隨征淮西獻“間道之計”，從蔣超伯《南漘楛語》中輯出韓愈在潮州作文驅鱷魚之后復有刺史“以毒法殺之，鱷害乃絕”，從柳宗元《龍城錄》中輯出韓愈、柳宗元等三人夜坐談鬼神之事，等等。子泉老總共搜集二十件類似的逸聞，以為“不盡實錄，亦復可喜，庶以侈耳食，備異聞云爾”。此外，對于韓愈舊聞中涉及到鬼神仙道之說，子泉老亦不甚排斥，“仍其舊錄，按而不斷，其信其否，付之讀者”。為什么要將這些涉及靈異之事保留呢？蓋因其以為：“在我盡斥迷信，古人自徵其實有，倘必執我之所不悅，而武斷古人之所遇，摒絕之而不書，寧所以昭實錄！所以《左氏春秋》，不廢神鬼，亦以典籍攸征，未可以意廢削。”可見，子泉老所秉承的史家精神，不以自己的立場而輕易排斥古人，正所謂“庶幾史家傳疑之旨”。

在韓愈生平之外，子泉老還依次安排了“韓友四子傳”、“韓門弟子記”兩章節，從同輩友人和晚輩后學兩個角度來深化對韓愈的認識。韓友四子，分別是李觀、歐陽詹、柳宗元、樊宗師。所謂嚶其鳴矣、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從這四個人的行事文章，可以看出韓愈的為人，亦可看出其文章所受同輩文風的影響，以及韓愈對同時代文士的影響。正如子泉老所言：“文衰八代，韓愈繼之！同聲有應，莫如四子。”韓愈學生眾多，而子泉老所考述者有：張籍、李翱、皇甫湜、沈亞之、孫樵、孟郊、賈島、盧仝、劉義、李賀等，大多各有文名，頗具典型。這些人不盡是韓愈授業之徒，也有從韓愈交游的晚輩，也有書信往還的后學。此一來可以看出韓愈獎掖后學之功，一來可以看出韓愈在文學發展史上承前啟后的作用。

《韓愈志》的最后一部分是“韓文籀討集”，乃子泉老“自十八歲讀《昌黎集》，細誦而深思，長吟而反復，既三十年于茲……會心不遠，寫之眉間，積久復視，時有獨到，怡然自得，董理為篇”。此正是子泉老對韓愈及其周邊文人的文章品評的輯錄。從《韓愈志》的章節安排上看，子泉老在古文發展史的大框架下來理解韓愈，并討論韓愈的生平文章。這正表明了子泉老在古文復興發展史中來理解韓愈的初衷，也表明了雖稱“志人”實為“志史”的治學心跡。

什么是“內部系統”？簡單來說，即以緊扣文學創作為討論的落腳點。路海洋已指出：“錢氏韓文研究的落腳點可以分成兩大系統：外部系統與內部系統。外部系統是指韓愈文學創作以外的因素，即《韓愈志》中所考查的韓愈自身經歷、社會遭際、友朋切磋、弟子承衍諸端；內部系統則是扣緊文學創作，其大體可以分為七個層次：古代各體文學、古文、韓愈古文、各體韓文、各篇韓文、韓文章節、韓文詞句。”顯然，我們之前對子泉老《韓愈志》篇章結構的探討，集中理解了“外部系統”，也就是“志史”的層面。在《韓愈志》第六部分“韓文籀討集”中，子泉老將自己對韓愈文章的品評輯錄，則可視為扣緊文學創作的討論，是從“內部系統”著手的。

對于韓愈文章的品讀，子泉老相當自信，其言：

此言絕非“文人相輕”的自夸之言。林紓雖為晚近桐城文章的代表人物，但其乃文人而非學者。在華中師范大學的師生口耳之間，至今仍流傳著子泉老每日讀書背書的軼事。正是由于子泉老生平手不釋卷，故而有著“集部海內罕對”的自信。

韓愈不僅文章出眾，而且是儒學上的重要人物。子泉老對其儒學地位也給予了肯定：“要之游文六藝，留意仁義，蓋儒家之支與流裔。”這種肯定實際上奠定了評價韓愈文章風格、氣韻以及思想的基礎。正是因為韓愈之文有著傳統儒家的風格，所以才能夠文質相匹。這在“八代之衰”的文壇風氣中有著重要的意義。子泉老十分贊同劉熙載《藝概》中對韓文的評價，將韓文視為針對文風的“補虛消腫良劑”。

同時，子泉老也認同《舊唐書·韓愈傳》中“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的評價，并申述其意：

這段論述不僅疏明了《舊唐書·韓愈傳》的評價，而且將韓愈古文的風格、底蘊直接兩漢文章。然而，直接兩漢的不過是氣韻行文等方面，而其“原道析理、軒昂洞豁，汲孟子七篇之流”，“托物取譬、抑揚諷喻，為詩教比興之道”，則又更古樸一層，且承接儒家之傳統。在這一點上，子泉老以為韓愈甚至要超過了揚雄：“韓愈《五原》、《對禹問》之作，洞爽軒闢，筆力橫恣，定得力于孟軻，而與揚雄之僻澀以為古者異趣。”

雖然，在古樸的層面韓愈直接《孟子》、《詩經》等儒家傳統，但在“奇字瑰句”方面韓愈又得益于揚雄：“運以司馬遷之逸氣浩致，以上窺周秦諸子之閎肆。綴以楊子云之奇字瑰句，以下概班、范二書之雅趣。”子泉老評價韓愈之文不僅氣韻、格調等方面能接續古風，同時字詞奇雅也頗得妙趣。如此，既有“逸氣浩致”，又有“奇字瑰句”，二者皆備當為上品。子泉老還指出，若只有字詞的奇雅而無氣韻，則如揚雄“有奇字瑰句而欠逸氣浩致”，如章太炎“僅有奇字瑰句而不能運，句讀死著紙上”。

韓愈為唐宋八家之首，若將其文與另七家之文相比，則可得見韓文之長。子泉老云：

就造辭論：韓、柳疏而能密，而歐、蘇、曾、王則下筆駿快，能疏而不能密矣！就結篇論：韓、柳密而能疏，而歐、蘇、曾、王則匠心布置，能密而不能疏矣！特是柳之出筆峭，而韓之來勢雄，所以面目各異。

這是從“造辭”、“結篇”兩方面來區別諸家之異趣，北宋諸家僅得唐二家之一端。而韓愈之后學，效韓愈之文也多各得其一個方面：“韓愈之文，李翱得其筆，皇甫湜得其辭，皆于氣上欠工夫，歐陽修得其韻，蘇氏父子得其氣，又于辭上欠工夫，韓愈所以為不可及。”可見在子泉老心中，韓愈之文包羅萬象、蔚為大觀，后學者不可得而全。倘若學者真能得韓愈一體，也能夠有所成就：“韓愈文有兩種筆力：《原道》筆能奔放，如風發云涌，筆力之能雄肆者也；《對禹問》語有斷制，如刀斬斧截，筆力之能嶄峭者也。王安石嶄峭而不雄肆，蘇東坡奔放而欠嶄峭，各得韓愈之一體。”蘇、王二人，僅各得韓愈一體，便足以立定唐宋八家之地位。尤其是王安石筆力“嶄峭”如老吏斷獄，但是如子泉老所言韓愈“留意仁義”，其筆力嶄峭卻不刻骨。子泉老比較韓愈與王安石云：“韓愈雄峭而能渾化，遠勝安石之巉刻見骨。”

在對韓愈文章的品評上，子泉老向上將韓愈與揚雄、司馬遷等漢代文章家作對比，向下則與唐宋八家相對比，在對比中討論韓愈文章的特點和風格。此外，子泉老認為要想了解韓文流變，則還要品讀韓門弟子之文：“韓門弟子，文章有名者，莫如李翱與皇甫湜，而孫樵則衍湜之一體。不并論三家，不足以窮韓文之流變。”可以看出，子泉老討論韓愈之文，并非獨抱《昌黎集》一部書，而是上下采摭，遍覽群書，然后才能在比較中正確評價韓愈之文。此即子泉老與林紓相比之言“貫串群書以讀一書”的具體體現，也體現了子泉老博學能約的學者風范。這是很多文人品評文章所難以企及的高度。

子泉老深諳傳統學術，特別是集部之學。而在集部之學中，關于韓愈的研究更是其研究的“一貫之道”。子泉老研究韓愈的成果主要體現在《韓愈文讀》、《韓愈志》，其中《韓愈志》又是對韓愈整體、全面的研究。在《韓愈志》中，用傳統學術的方法對韓愈展開討論，同時又避免了寫成單純的人物傳記。“志”是傳統史學的體例之一，子泉老用人物志的方式不僅講明了韓愈這個人，而且宏觀地觀照了古文運動的發展史，以人述史、以史論人。在對韓愈文學的品評上，子泉老也注重前后歷史的觀照，在比較中去分析韓愈作品的特點和風格，進而能夠提出新的看法。這些都為后來文學史或文學家的個案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學術范式，此外，《韓愈志》的附錄里輯錄了一百余則有助于韓愈研究的文獻條目，為韓愈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