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一個頗為流行的詞語就是“剛需”。字面上的含義很顯然，一些人們在生活中需要但是又比較“短缺”的東西，人們常常用“剛需”這個詞來形容。也就是說，“剛需”形容了這樣的常見情形，很多東西，即使價格漲了很多，你也不得不買，不能夠大幅度地降低其購買數量。

如果轉換為學術語言，“剛需”是用來形容人們對某一類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價格彈性比較低的情形。本質上，“需求價格彈性”想要捕捉的是人們在價格上升的時候退出市場的能力。而人們退出市場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物品對于人類生存生活的“天然必需特性”，例如，你可以不買一條項鏈，但你不可能不吃飯。

現實中，給定其他條件不變，越是人們生存、生活離不開的物品，往往越是缺乏彈性，也就越有可能構成“剛需”物品或服務。因而，人們通常拿來列舉的“剛需”例子，都是圍繞基本生存生活需要展開的，例如，孩子要上學，生病要看病，生活要有住處，從而，就算是教育、醫療、住房相關的商品和服務價格漲得厲害，也沒法大幅度減少這方面的消費。換言之，價格上漲的“老虎”來了，消費者就算想跑，也跑不了、跑不遠，所以，就只能任意宰割了。

然而，人們在討論此類問題時，往往會陷入到一種邏輯謬誤之中，認為只要是“涉及到人類基本生存需要的東西”，就會天然地構成“剛需”。給定其他條件不變，一種涉及到人類基本生存需要的東西的需求價格彈性低，是對的。但是，這并不必然意味著，涉及到人類基本生存需要的東西就必然是“剛需品”。忽略掉經濟學分析過程中的前提條件，有可能得出完全錯誤的推理和政策含義。

讓我們從一個最簡單的例子開始吧，人之生存，最基本的是衣食住行，衣和食之所以排在住和行的前面，是因為它們在人類生存的優先序中更為靠前。然而，如果我們接受了前述的“剛需”定義，就不難會有一個疑問，從人類生存的角度講，吃飽穿暖更為重要，但這些理論上更“缺乏彈性”的“剛需”商品和服務，為什么在現實中卻沒有構成“剛需”？ 而住房、教育、醫療這些排位次于衣食的商品和服務，卻在現實當中變得很缺乏彈性呢？進一步地，為什么同樣是對于人們很重要的一些物品，在一部分國家和地區就并沒有成為所謂的“剛需”，而在另外一些國家和地區，就會變成了“剛需”呢？為什么同樣是對人很重要的糧食，在計劃經濟時期就很“剛”，而在市場經濟時期就沒有那么“剛”了呢？

顯然，如果只是從“需求價格彈性”的角度，無法幫助我們解釋這個現象。事實上，當我們進行相應分析的時候，往往忘記了另一個維度——“供給價格彈性”。在討論類似的問題時，人們經常會假設給定市場結構和市場競爭不變的情況下，分析人們的需求價格彈性，但這可能會導出錯誤的結論。

答案在于，商品和服務是否構成“剛需”，事實上不僅僅取決于物品在人類生存生活排序上的優先序，而且更取決于商品和服務供應的充分性，而充分性背后又取決于商品供應的市場結構，市場結構背后又往往和市場進入壁壘管制有關。也就是說，一種物品是不是構成“剛需”，不僅僅取決于“需求價格彈性”，而且取決于“供給價格彈性”。更進一步，兩個“價格彈性”背后隱藏的都是市場的競爭激烈程度，而競爭激烈程度背后隱藏的是市場進入壁壘。

讓我們回歸到“彈性”的本來含義吧。需求價格彈性的概念是，價格每上升一個百分比，市場上的需求會下降多少個百分比，其本質上度量的是消費者的退出能力。供給價格彈性的概念是，價格每上升一個百分比，供給會上升多少個百分比，其本質上度量的是生產者的競爭程度。現實中，“價格”是供給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價格”內生于商品和服務供給的市場結構。

一般而言，市場上供應者越多，供給競爭越激烈，價格越低的同時，消費者的選擇權也越大，選擇權越大，就意味著消費者越有能力通過“退出市場威脅生產者”，從而需求價格彈性就越大。因而，在分析“剛需”產品和服務的時候，我們就無法忽略進入壁壘和市場結構。也就是說，“供給價格彈性”和“需求價格彈性”都同時取決于市場中的進入壁壘和市場結構。如果承認這一點，我們的答案就會非常簡單，我們在現實中看到的“剛需”，很多都不僅是由“需求價格彈性”小所導致的，更是由“供給價格彈性”太小所引起的。而二者背后的共同決定因素是“市場結構”和市場進入壁壘。

理論上，在一個沒有進入行政壁壘的市場經濟之中，當價格上升的時候，盈利性必然會誘發大量的生產者進入市場，供給彈性較大，供給大幅增加，從而在推動價格大幅下降的同時，消費者的選擇權變大，需求價格彈性也變大。但是，如果存在市場進入壁壘的情形，那么，一個必然的邏輯推論是，壟斷勢力下生產者的產品供應小于沒有壁壘時的市場供給，供給價格彈性更小，價格也更高。此時，我們不難發現，這部分表面上看起來是“剛需”的產品和服務，更多的其實是由“剛供”引起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剛需”的根源，其實是“剛供”。

改革開放之前，我們之所以在絕大部分領域都處于“剛需”和“短缺”的狀態，是因為在絕大部分領域，都存在著進入壁壘，不允許從事相關的供應，此時，幾乎所有的商品都是短缺的，都很“剛”。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很多物品和服務之所以不再構成“剛需”物品和服務，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在這些領域，充分地放開了市場競爭，保持了商品和服務的充分供應，做到了物美價廉，所以哪怕是最基本的人類生存需要的衣食，人們也并沒有把它認為是一種“剛需”產品。

而在住房、醫療、教育等產品和服務方面，我們之所以迄今依然把它們當作“剛需”，是因為我們保持了供應的稀缺性，從而人們沒得選擇，需求也就看起來“很剛”。尤其是，在一些政策限制下，當所有人預期到住房供給跟不上住房需求的情況下，嚴重短缺會使得人們會自動預期其具有價格上升的空間，從而使得住房在一致信念下具備了投資屬性和金融屬性，人為地創造了更多的“需求”出來，進一步加劇了其稀缺性。此時，最好的辦法是放開進入壁壘，通過更多的供給來增加“需求價格彈性”和“供給價格彈性”，但是，當進入壁壘無法放開甚至進一步加強進入壁壘時，這類產品和服務也就變得越來越“剛”了。

也就是說，當人們談及“剛需”時，往往意味著此類商品和服務的市場供應者不夠多，甚至供應是壟斷的，消費者沒得選擇，通過退出市場威脅的能力較弱，所以才會缺乏彈性。否則，即使是人類生存之必需品，也并不一定是“剛需”，只要市場供給充分，也完全可以是富有供給彈性的，從而在消費者有選擇權的情形下，并不構成現實中人們觀察的“剛需”現象。

在一個正常的市場經濟之中，人們可以去通過價格信號來調節供給和需求，當有更多的需求出現的時候，價格機制也一定會使得更多的供應跟上，從而使得剛需不再“剛”。而現實之中，之所以出現了那么多的“剛需”，其實是因為供應跟不上所引起的。市場供應跟不上，從短期來看，可能是由一些氣候、地理等自然因素引起，但是，這些都不可能長期存在，因為商業利益會驅動企業家克服此類障礙。

從歷史經驗考察，一種物品如果長期短缺，背后往往和政府對行業進入壁壘的管制和壟斷勢力有關，因為，只有在壟斷的情形下，才能為部分供應者創造足夠多的“超額利潤”和“壟斷租金”。縱觀人類歷史，可以看到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哪里有對于市場供應的不合理管控、對于市場進入的不合理限制，哪里就有更多的“剛需”。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就能夠理解為什么這些年中央反復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今后很長一段時期的改革主線了。因為，從人民生活的需要來講，每一類物品都是人們對于美好生活向往過程中的潛在需求品，但是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剛需”沒有解決，構成了我們生活當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并不是人們不需要，恰恰是因為在供給側結構方面，我們存在著太多的不合理的管制和進入壁壘，從而會有更多的“剛供”出來，使得需求無法被滿足。

因而，在高質量發展和解決“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導，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重要抓手，就是逐步放松對于部分領域的行政壁壘，使得市場機制和價格機制能夠起到信號調節作用，真正推動“不平衡、不充分”時代矛盾的解決。

（本篇為澎湃商學院獨家專欄“中國經濟新動能”系列之七，作者劉瑞明系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