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天盛筵”上背黑鍋

做城市規劃師的這些年來，第一次感悟到自己的職業意義，還是在某高端酒會上。

當時，跟隨一個在金融街工作的同學，參加了一個據說匯聚各行業精英的高端酒會。到場的一個個西裝革履、禮服長裙，男的叫Kevin、George，女的叫Rachel、Emily。

作為整天和政府部門特別是鄉鎮干部打交道的城市規劃師，我很少有機會來到這種場合。一時間誠惶誠恐，我問同學，是不是走錯地方了，這里該不會是海天盛筵吧。同學說，別緊張，雖然這里可能沒有你們的同行，不過應該會有一些對你們有業務興趣的人。

果不其然，但凡席間遇到的人，只要一聽說我是城市規劃師，就都馬上顯示出強烈興趣，一邊遞上名片一邊問我：“城市規劃是什么呢？聽起來很高大上啊！”我略微解釋之后，接下來便是接受質問的時間：“北京那么堵，是你們的責任吧？”“城市里霧霾這么重，你們怎么解決？”“那個哪哪的立交橋，簡直是迷宮啊，每次開車都迷路啊。”“地鐵太擁擠了，你看怎么辦？”“我家那一片房子都蓋得那么丑，是不是你們行業審美不行？”這種前后態度的落差，讓人尷尬，就好比網友見面時，前一秒還可勁夸你是志玲，見了面馬上說你像賈玲。

這對我而言，可謂一次“批判大會”，對那次酒會中和別人聊了什么，我已經沒有印象了。但我還是從中深刻意識到兩個問題。第一，城市規劃確實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大家實際上對該領域都挺有興趣。第二，城市規劃確實一直在背黑鍋，但同時規劃從業者們的關注點也一直局限于自己陽春白雪的小圈子，距離大眾的話語非常遙遠。

特別是，近幾年城市問題不斷涌現。城市規劃這個原先不那么主流的領域，出現了許多熱度頗高的話題。不過，由于行業并沒有很高的技術門檻，誰都可以隨意談論。例如，我們和政府開會時，總會有領導喝一口茶水，慢慢點上一根煙，然后清清嗓子說，“嗯，你們這個城市規劃我不懂，我就在這簡單說兩句。”基本上兩個小時后，他還是滔滔不絕。我想，如果換成是集成電路或量子力學，外行人怕是不敢這么說了。

城市最終成為我們眼前的這個樣子，涉及規劃、開發、建設、運營和管理等一系列復雜的過程。但城市規劃總像一個過于顯眼的靶子，完美掩護了其他領域的撤退。因此，城市規劃師，也成了職業背鍋俠。這多少有些尷尬。

周星馳的電影《喜劇之王》中，主人公尹天仇一直是個跑龍套的小演員，一直不受重視，一直被拒絕，卻一直珍視自己的職業理想。受到質疑時，也總是能堅定地說，“其實，我是一個演員”。

城市規劃師也同樣較為重視自身的職業理想。特別是，相比其他行業，這個行業的從業者往往有著更多對城市的熱愛與情懷。按照一位資深職場顧問的說法，“別跟年輕人談經驗,也別給外行人講專業”。可城市規劃師，卻有著唐吉訶德挑戰風車的勇氣，一邊面對群眾的質疑，一邊毅然決然投入跨行業交流的暴風雨中。

或許這都是源自那個自己發明的、充滿情懷的詞？

那個詞，叫做公眾參與。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濃縮咖啡與亢奮的城市

如果用一種咖啡來形容當下我們的城市。我想，那應該是星巴克的濃縮咖啡。你可以想象出眾多白領們手里拿著它，步履匆匆走進寫字樓的樣子：標準化、簡單、高效又直接。這與歐洲人慢悠悠在咖啡館待上一個下午、享受悠閑時光的節奏全然不同。

類似的，我們的城市化歷程，也將歐美上百年的劇情濃縮在短短三十年間。這讓人很難三言兩語將個中情節說個明白。在我并不算很長的從業期間內，已親身目睹了太多鄉村的凋敝、人口的遷移、園區的圈地、新區的瘋狂擴張和老城街區的瓦解的故事。

我清楚記得，做一個園區規劃的項目時，開車經過華北平原上一片待開發的土地。農地上的莊稼已被收割，土地已被平整，偶爾能看到路邊的幾棵樹，遠看好似非洲一望無際的草原。視野之內，除了一個放羊的老大爺，便是空無一人。隨著汽車的行駛，最終他孤零零的身影消失在霧霾之中。

那片土地即將用于一個數千公頃的產業園區建設。巨大的工業怪獸，瞬間吞噬掉了農業文明的空間，將其轉化為現代城市的一部分。這種變化有如地理學上的海陸演替，只是時間被壓縮在了一個規劃期內。

后來，我參加了這個園區和一個企業的對接會。在會上，園區領導向企業老總介紹我們團隊，說我們這個規劃設計單位在全國行業內領先。當時我心想，豈止全國，在世界都是領先的。因為，歐美早已沒有像我們這樣大規模的規劃建設實踐了。

那個企業的老總聽了這話，馬上對我們大為夸贊，然后說，希望與我們合作愉快，盡量配合我們的規劃工作。接著，他拿了一包速溶咖啡，倒進裝滿熱水的被子里，一邊快速攪拌，一邊介紹自己公司在園區內的項目意向。

我看了一眼，那是一包雀巢濃縮黑咖啡，高熱量，低膽固醇，提神醒腦，足以讓人亢奮一個下午。

快速城市化中的時空壓縮

“向權力講述真理？權力根本不鳥你！”

上學時，一個學公共管理專業的同學對我說：“我這專業啊，理論上說對社會非常重要。但真想要實現專業理想，最合適的工作是當市長。”后來我發現，其實這對規劃師同樣適用。

一些學院派的規劃師總愛居高臨下、一本正經地說一些大詞兒，尤其是總體和戰略規劃，動不動就是發展、目標、戰略、抓手、愿景、路徑、行動計劃……但規劃成果，卻總淪為“紙上畫畫，墻上掛掛”。于是乎，往往一廂情愿地把自己的理念融入規劃，還往往“用力過猛”。好比挖空心思寫一封情書，結果只是感動了自己，最好的結果也只是讓人“十動然拒”。

而一個個市領導，則在“城市建設，規劃先行”的語言中揮斥方遒。大手一揮，上百個寬馬路、高樓房、大廣場的嶄新的新區不斷涌現。

規劃界流行的一句話是“向權力講述真理”。一位朋友戲言：向權力講述真理？權力根本不鳥你。而我想到的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所講述的，真的是真理么？

每個人都是城鎮化這個時代主題的一部分（作者拍攝）

城市看似有機的生命體，看似雜亂無章，實際上是兩種力量復雜交織下的產物：政府領導要出看得見的政績，開發商需要真金白銀的回報，誰都沒耐心慢慢等。規劃師夾在中間，扮演尷尬的角色。再加上，城市規劃本質上是公共政策，但規劃師又得靠編制規劃吃飯，于是只好在情懷與現實之間糾結反復。

身在美國的著名規劃學者張庭偉說，美國的規劃師是這樣一個平均狀態：白人男性，42歲，中等收入。而我們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就能對著一張A1的紙畫出城市的總體藍圖，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個個看上去都是老司機一樣。

從事這個行業的，多半有些理想主義，但現實往往沒效果圖那樣美妙。現實往往給年輕規劃師當頭一棒。這絕非一個輕松的行當：加班多，壓力大，頻繁出差，項目反復折騰，收入卻比較呵呵。規劃師們白了頭發彎了頸椎，為事業付出了那么多，最終結果卻還是背黑鍋。

這真讓人感到沮喪。規劃師的吐糟和牢騷，往往是愛之愈深、責之愈切的表現。這些老司機們常常一言不合就想轉行，但再仔細想想，還是放不下自己的初心。

現實中的城市是如此宏大又如此復雜，遠非硫酸紙上畫的快題所能理解。

于是，懂得那么多道理，卻依然過不好這一生。

伴隨著工業化的城鎮化之路（作者拍攝）

城市規劃師陳奕迅

剛入行時，在一次行業大會上認識了某同行單位的陳哥。他小眼睛、自來卷，文藝氣質十足，據說是個麥霸，于是江湖人稱陳奕迅。那一陣子，我很喜歡和他聊天。一方面能從這個規劃老兵身上學到職業經驗，一方面又很欣賞他的快人快語。工作中有時不得不說些言不由衷的假話，因此陳奕迅的真話就顯得特別有魅力。

“過幾天我要去南方一個城市做生態規劃。你說我住在這個這么不生態的城市，還要去給那邊那么山清水秀的城市做生態規劃，是不是有病？”

“我一個師弟做建筑的，最近在設計一個高檔別墅區。一個住天通苑群租房的人，去設計高檔小區，去考慮高端人群的生活需求，概念又是法國普羅旺斯又是意大利托斯卡納。你說這搞笑不？”

“我給你說我們專業學生啊，進大學時數學都是最好的，大學畢業時數學是最差的。雖然號稱是工科，可是數學課是和藝術生一起上的啊。”

“給你說一下哥的辛酸房事吧。剛畢業那會和你嫂子去亞運村看房子，覺得太貴沒買；第二年去看望京，還是覺得貴；第三年只能去看回龍觀了，正準備出手，結果被限購了。到如今，只能去昌平縣城了。你說哥當年可是專做居住區規劃的啊，規劃了那么多小區，自己卻沒地住。”

陳奕迅總是能點破我們行業的尷尬。讓我有時覺得，我們這行就是做時尚雜志的，整天策劃出高端洋氣新潮奢華的內容，自己卻完全和那種生活絕緣。

“好在還有對明天的幻想嘛。”陳奕迅說。可不是嘛，規劃不就是基于不滿意的現在，去暢想美好的未來么。但如果規劃的內容到了明天不能實現怎么辦？那就做個評估，然后再做規劃修編，或者做一個新的規劃嘛。業務不就這么來的？

“你說為啥我總是對現狀不滿，但是卻總還是對未來抱有強烈的期盼？就像剛被一個項目虐了千百遍之后，馬上就又憧憬下一個未知的項目？”有一次陳奕迅這么問我。

“因為，得不到的總是在騷動。”我這么回答他。這話不是我說的，是真的陳奕迅在歌里唱的。

三個老頭的總規課

多年前參與過中部一個縣的總規。當時的項目負責人突發奇想，搞了幾百份調查問卷，讓我們在縣城大街上發放，并對居民們做訪談。

在某個路邊的麻將桌上，我找到了幾位打麻將的大爺，給他們分發問卷，并解釋我們工作的目的。第一個大爺迅速瀏覽了問卷的幾十個題目，然后把問卷還給我，對我說：“你們整的這，都沒用啊。我看你們這么年輕，還是學生吧，等你們畢業進入社會了，就都知道了。”

第二位大爺倒是認真填寫了問卷。在我們問他對規劃有什么想法和建議時，他說：“你們能讓漲工資么？”接著，他給我們訴苦，說他在一個學校看大門，但好多年都不漲工資了。我們剛一解釋規劃其實管不了這么細的問題。他有點疑惑地說：“你剛才不是說你們這啥總體規劃還管社會經濟？經濟不就是錢嗎？”

第三個老大爺則悄悄把我拉到墻角，給我說他在鄉下某村的親戚因宅基地糾紛和村里人打起來了，問我認識縣政府的什么人，他想找人送禮解決這事。我說，其實我不是這里的人，也不在政府工作，他有點不高興的說，“你們干的不就是政府的事嗎？”

幾位大爺的話讓我一時語塞。腦海里想到的都是小品里，趙本山拉著崔永元問：“來時的火車票誰給報了”的情節。小品是搞笑的，現實工作則讓人笑里帶淚。

那次調研讓我第一次真正體會到了無力的感覺。看過的幾百本專業書籍，在全國各地做的許多規劃項目積累的職業經驗，以及匯報中侃侃而談一兩個小時的語言表達能力，在這幾個普通的居民面前，竟然全然用不上。

規劃與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關，但生活中有太多事情，真不是作為規劃師能解決的。在出規劃圖時，我們潛意識里總把自己想象為無所不能的上帝。可現實中，我們卻多么蒼白無力。城市總體規劃看似無所不包，社會空間全部覆蓋，但在普通市民的具體生活感受面前，并不是我們所想象的那個樣子。

現實中，城市發展的過程更像一個黑箱，有著太多復雜因素，遠非規劃可控。自從那次訪談之后，我對規劃的宏大敘事不再像曾經那樣熱衷。調研時首要關注的，也不再是某領導的講話，而是基層干部、民營小老板、廠弟廠妹、建筑工人和普通農民這樣鮮活生動的案例。聽他們講自己的人生歷程，那就是一個個生動的、人的城鎮化的故事。城市是他們選擇的人生的舞臺，作為外來者的我們，遠沒有他們感受的真切。

在這樣的過程中，更讓我著迷的，是那些基層人民，身處底層，卻積極樂觀、活力蓬發的生命力與煙火氣。在所謂的“城里人”在為城市病而抱怨時，他們正在通過自己的努力，嘗試改變自己的人生，在不知不覺中塑造著我們的城市。這種篤于實踐、入世奮斗的浮士德精神，恰恰是這些年城市化翻天覆地改變的根本力量。

同樣在《浮士德》中，還有這樣一句臺詞：“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

于云南某村莊調研時接受筆者訪談的哈尼族大媽（作者拍攝）

“你們搞城市規劃的賺錢多嗎？”

我不是最正統的工科城市規劃專業出身，有時可憑借跨界的視角，冷靜遠觀這個行業的生態。

金融街的同學曾問我，干嘛不和我一起做金融，你們搞城市規劃的賺錢多么？他不知道的是，前些年城市建設最為火熱時，很多規劃院都是通宵應付忙不過來的項目。徹夜燈火下的收入也在各行業中名列前茅。但隨著城市擴張放緩，地產市場冷卻，城市規劃行業也進入了冬天。

其實我們整個行業規模很小，全行業的年產值也就200個億，而一個滴滴打車的市值就200億，還是美元。這話我沒對那個每天都在忙著處理十幾個億業務的同學說，反正他們圈里也不會有做城市規劃行業研究的。不過盡管我和他的行業截然不同，但我們這兩年也都談幾個相同的詞，比如“新常態”，比如轉型。

我想起十年前，我和他都在學校選過一門叫轉型經濟學的課程。當時的老師給我們推薦了吳敬璉的《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我清楚記得，那本書封底引用了狄更斯最著名的那段話：“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當時，我們以這樣一種批判的視角來研讀中國經濟的轉型。現在回過頭來想想，其實同樣可以這樣理解城鎮化的發展歷程。

或許，這就是我們這世界原本的樣子。

城鎮化是我們生活的主旋律（作者拍攝）

故鄉到底在哪里？

在國外時，一旦遇到有人問我家鄉在哪里，我會覺得不知所措。籍貫、出生地、戶籍所在地、居住地等中國特色的概念，有時會讓滿腹鄉愁無處訴說。就拿我自己來說，生在農村，又經歷了從小鎮到小城市、大城市的一路移居。自己的人生就是國家人口城鎮化大潮的一個縮影。

中國人一貫安土重遷，如今卻在進行如此宏大的城鎮人口集聚。我常常想，我們這代人，乃至我們的父輩，在這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遷徙中，一個個生命是怎樣的顛簸與飄零。或許每個人都只是一滴水，都隨著時代的大潮向前奔涌。

與之相對應的，是西方有很多在小城市和鄉村世代居住的居民。曾經參加過國外一個小城某社區的規劃研討會。社區的居民對規劃非常熱心，積極參會，踴躍發言。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個老頭，他說自己爺爺那一輩就移居到這里，自己的孩子和孫子也居住在這附近。他能記住社區的絕大部分人和這里的每一棵樹。那種對鄉土的熱愛和眷戀讓人動容。

因此，在規劃工作中我更喜歡和基層的鄉鎮干部和村干部打交道，因為他們都是“本地人”，展現著本土情結。對鄉里鄉親的眷戀，會讓人培養出一種在地營造的哲學。就好比搞裝修的人，即便裝修遍了全城的房子，再回到家整自己的房子的時候，還是會投入不一樣的感情。

其實，對家鄉的眷戀深藏在每個人心底。每到年底時，同事們總會是在微信上曬一下航旅縱橫，本年度又出差了多少里程，都去哪里哪里。然后又毅然踏上回家過年的路。

行走那么遠，終究是為了讓自己不忘故鄉。

讓人血脈賁張的中國式奮斗

在這個加班是家常便飯的行業，常常晚上很晚才回家。坐夜間公交車到達城市外圍居住區時，路兩邊燈光暗淡很多，高樓大廈消失在黑夜中。而XX村、XX店、XX營的站名，告訴你在空間上已經經歷了一段城鄉變遷。這時車上基本是兩類人：戴著耳機盯著手機追劇、同時手里還拿著編程書籍的碼農，和叼著煙頭、露出胳膊上文身的城鄉結合部殺馬特青年。

在這個夜深人靜的時候，反倒有心情仔細打量公交車站的廣告。許多廣告牌都展現著各創業公司的“中國式奮斗”。一般這樣的廣告都是幾個西裝革履的白領，舉起握緊的拳頭，做出奮斗的姿勢，他們背后是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樓。這類廣告總讓我想起路過一些地產中介的門店時，看到店長帶著店員一起跟著動感的音樂，振臂高呼本季度要完成的業績口號。這樣的廣告如同咒語，讓一個個忙碌了一天的青年人再次充滿雞血。城市正是憑借這樣的年輕人源源不斷前來，而得以維持繁榮和不斷擴張。

如果說后工業化和逆城市化的歐美像個成熟的中年人，快速城鎮化的中國依舊是個熱血青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曾言，影響人類在21世紀的兩件大事，一是中國的城市化，二是以美國為引領的新技術革命。這些年中國鋼產量持續保持世界第一，近三年水泥用量就超過美國整個二十世紀的用量，而當前世界大多數新建摩天大樓都集中在中國。

這些數字聽上去真讓人熱血澎湃。中國的城鎮化，就像一輛動力十足的火車，轟隆隆呼嘯而來，張牙舞爪又讓人血脈賁張。每個人都按捺不住自己那顆不安分的心，從人山人海中涌入這輛開往遠方的列車。我們也隨著人潮被擠進去，并和車上的每個人一樣，幻想著下一站的夢想。盡管車廂中無比擁擠、搖晃且喧囂嘈雜，有時候也難免磕磕碰碰，但內心深處總有一個聲音在對自己說：其實，我是一個城市規劃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