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十年代末起，在清華大學，除了有一個分別以校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系主任為首的校、院、系三級教學、事務、行政結構外，還逐漸形成了一個和這個結構并立的、不同于當時由校長獨攬一切權力的新領導體制。到四十年代，這個體制在清華大學已實行了近二十年。在這期間，還包括一段西南聯合大學的歷史。但西南聯合大學校內領導體制和清華大學有相似之處。清華大學的領導體制，在西南聯大期間，仍然發揮作用，制度的延續性并沒有中斷。

在三十年代中期，就有人稱清華的這個體制為“教授治?！钡牡湫?。但是在清華大學內部，沒有明確地提出這個口號。這個體制與其說是在一個明確的口號下有意識地進行改革的產物，不如說是在二十年代末的歷史條件下，為了應付環境而逐漸演化形成的產物。這環境有的是清華大學所特有的（下面將提到）；有的是當時各高等院校所共有的。因此，到了三十年代中期，這個潮流也有了一定的市場，并在一些院校中有同樣的表現，雖然由于各校的情況不同，其表現形式和發展程度也不盡相同。

清華大學1932年度校務會議成員合影，左起：葉企孫、陳岱孫、馮友蘭、梅貽琦、楊公兆、張子高。

清華體制是否可算“教授治?！钡牡湫?“教授治?！北旧淼墓ψ锶绾?在此不做評論。但無論如何，清華體制是當時這個潮流中較早出現的，對于當時高等院校內一長專制的傳統起了一定的沖擊作用，在中國教育史上，應該說，占有值得敘述的一頁。

清華大學前校長梅貽琦先生對于這個體制的形成和鞏固起過一定的作用。梅于1931年年底起任清華校長，直至1948年冬。清華的這個體制是在他的任期內得到完全的確認和鞏固的。必須指出，這個體制，在當時南京政府教育當局看來是“土制度”，在許多方面沒有法令、規章的依據，而且有些還和那時的法令、規章相抵觸。所以，如果當校長的不承認這個體制，他也是可以振振有詞而得到教育當局支持的。三十年代中期，蔣夢麟從教育部長下臺來北京大學任校長時，就曾針對當時正在清華形成的體制宣稱他主張“校長治校，教授治學”。他這個主張其實也無可厚非。如果校長能真正地把校治起來，廣大的教師是不愿多管閑事的。但在動蕩的三十年代，至少在清華，是不具備這條件的，梅貽琦先生對于這一體制在清華確立的作用，正在于他在整個十八年校長任內對于這一體制的贊同和扶植。

促使這個體制在清華大學形成的因素至少有兩個。其一是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年間，清華沒有校長（或者名義上有校長，而校長不發生作用）。在這時期內，校務由一個以教務長、秘書長、各學院院長（除秘書長外，都由教授兼任）組成的校務會議維持。清華是一個年輕的大學；它在1925年剛從只具二年制初級大學程度的留美預備學校改為四年制的正規大學。清華當時的教授大部分都是三四十歲，對事業有進取心，不滿足于僅僅是維持現狀的局面，他們要求有一個在可以撇開校長的情況下，自動推動學校工作的力量。其次，國民黨派系打入學校的陰謀引起了廣大教師的戒心和厭惡。他們希望以校內學術自主的口號，對抗來自校外的政治控制。

嚴格說來，清華校內這個領導體制的形成，始于1928年北伐軍到了北京之后。但在1928年以前，就存在著這一體制的胚芽了。

在1928年北伐軍推翻北洋軍閥統治之前，清華是一個外交部部屬學校。當時校內就有一個由全體教授參加的教授會，和一個由教授成員互選的擁有十多個成員的評議會，這大概是仿效美國大學的模式。但是當時這兩個機構權限很少，作用更小。兩會都由校長召集、主持，只不過是校長的咨詢機構。雖然在學年終畢業成績的審查和學位的授予上，教授會一直認為它的意見是權威性的。

羅家倫在清華的不愉快

1928年8月，南京政府派羅家倫當校長，學校由董事會領導。翌年5月，董事會取消，學校改歸教育部直轄。羅家倫來校后，延聘了一些學者充實了教師隊伍。但由于羅資歷既淺又沒有學術地位，在他所延聘的學者和校內原有教師的心目中，羅的威望不高。為了表示愿意傾聽教師們的意見，羅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教授會。當時清華正處在如何迅速地向完全正規大學過渡的關鍵時刻，在學制、教學計劃、教師隊伍、圖書、設備、預算分配、大學基金等等問題上，教授會在開會時提出了許多意見，過問的事情多了些；在開始時，羅還表示接受和重視，但不久就表示厭煩，進而發生了一些齟齬。

羅家倫

1929年，清華遵照當時頒布的大學組織法，改前此實行的校、系教學行政兩級制為校、院、系三級制，成立了文、理、法三個學院。于是就出現了院長如何產生的問題。根據大學組織法，院長應由校長任命。但教授會認為教務長、秘書長主要是學校行政人員，可以由校長直接任命；而院長作為各學院教學學術工作的領導人，應由教授會公開選舉，但為了符合組織法的規定，可于選舉后再由校長任命。可能羅家倫在當時已經覺得教授會過問的事情太多了，甚至侵及于明文規定的校長的權限，故在這一問題上提出了異議。但教授會也固執己見。經過協商，雙方做了讓步。教授會對每一院長公推出兩個候選人。校長在兩位候選人中擇一任命，但在擇任時，充分考慮會上票數的差別。從1929年以后，這種決定各學院院長人選的程序便成為清華體制的一個傳統。這事情本身并不太大，但它反映出校內學術民主自由和官方政治控制的矛盾，意味著正在形成中的新體制和校長之間的可能的對立。

在行政方面，當各院成立和院長任命后，就正式成立了以校長為首和由教務長、秘書長及文、理，法學院院長參加的校務會議。在這時，原有的評議會也經過改組由以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和三院長為當然成員與教授會互選的成員若干人組成。這兩個機構和教授會構成了清華體制的組織基礎。

1930年春，羅家倫由于學生對他強烈不滿，同時教師們也不予支持，去了南京不再回來，終于在4、5月間正式辭職。在羅走之后，就開始了基本上由“校務會議暫行維持校務”的局面。當時清華校務會議的成員中絕大多數和南京政治沒有瓜葛。校務會議如果不愿僅僅作一個“看守機構”維持日常事務，而想有所更張建樹的話，就不能不謀求廣大教師的支持。這個情況也和當時清華教師不滿足于無所作為的局面合拍。所以，在這期間，教授會的地位提高了，評議會的作用加強了，而校務會議則執行著虛設的、受了一定限制的校長的職能。

在校務會議暫行維持校務期間，發生了一些插曲。這些插曲使得清華校內體制的確立帶有反政治控制的色彩。

企圖控制高校的政治勢力

1930年春夏之交，蔣介石和閻錫山的矛盾發展為公開的政治和軍事對抗，北平一度成為閻錫山的割據勢力范圍。閻錫山派喬萬選來當清華校長。五月間喬帶幾個人坐小汽車來清華接收，沒想到到了大門為清華師生所拒，不得入校。他知難而退，從此就偃旗息鼓再無消息了。

蔣、閻對抗的局面結束之后，南京的勢力又達到北平。1931年春南京教育部正式派吳南軒為清華大學校長。吳南軒于是年4月帶了一個由若干人組成的親信班子走馬上任。吳南軒是國民黨內部以陳果夫、陳立夫為首的所謂C.C.集團中的一個二流人物，他所帶來的班子當然是這個派系集團的麾下走卒。C.C.集團一向采取以抓住高等院校為控制學術、思想陣地的策略，清華是他們極思染指的學校，吳來清華是負有這個使命的。當時清華師生對這一企圖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在吳舉行的就職典禮會上，就有一位同學從會場中站了起來，對代表“國府”致辭的張繼遲到一個多鐘頭的官僚派頭和其致辭中種種荒謬言論，提出質問和批評，使臺上諸公窘態百出，只得草草收場。

吳南軒來校沒幾天，就在院長的任命問題上和教授會發生了正面的沖突。他堅持院長必須由校長全權任命，說過去由教授會推薦再由校長任命的做法是不合法的，不能承認的。實際上，院長任命的問題只是對抗的表面現象和沖突的導火線罷了。對抗的本質涉及更深的政治問題。C.C.集團對于清華校內自成一套體制是深惡痛絕的，因為清華體制所帶來的思潮對國內高等院校有一定的影響，是C.C.集團企圖控制全國大學陣地的障礙物。吳南軒的任務就是扼殺這個體制，建立校長的全權統治，為C.C.集團對教育、學術的絕對控制掃除障礙，院長任命問題只是打進這個體制的一個楔子。清華大學的學生了解吳南軒所代表的政治勢力的意圖，堅決站在教師一邊。學校罷課了。同學們派代表去見吳南軒請其引咎辭職。吳和所帶來的幾個親信企圖掙扎，但又怕學生對他有“不禮”行動，于是倉皇躲進城內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某大飯店，成立“國立清華大學辦事處”。吳托庇洋人，平津輿論嘩然。南京教育部也覺得吳的行為實在有傷國家體面，趕緊讓他辭職，并于1931年7月派翁文灝來清華暫代校長的職務，以安撫所謂學潮。

吳南軒

翁文灝當時是地質研究所負責人，還沒有“下海”做官，和當時學界有許多聯系。教育部是想借他的無政治色彩的聲譽來打圓場。而翁本人雖然并不想做清華校長，但未嘗沒有以自己作為過渡，使清華順利擺脫動蕩局面的意思。在清華，有不少教授是他的熟人和朋友，而他也是無所愛于C.C.集團的。所以，翁到校后，對校內事務一仍舊貫，不作更張，并立即建議南京教育部把在羅家倫來校后被派去美國當留美學生監督的原本校物理教授兼教務長的梅貽琦調回，任清華大學校長。在梅于1931年11月返校就任時，翁擺脫了代理職務。

上述幾個插曲使教師們更加看清了在校外存在著企圖奪取教育學術機構控制權的政治勢力，使他們感覺到為了維護教育和學術的民主和自主，加強以某種形式組合起來的校內民主、自主領導體制是十分必要的。這就促進了清華校內領導體制在“校務會議暫行維持校務”期間的迅速發展和確立。

在1930年至1931年間，這個體制迅速形成。它的組織基礎就是上面已經說過的教授會、評議會和校務會議。教授會由全體教授副教授組成，在成文的規程上，教授會的權限很簡單，只包括：審議教學及研究事業改進和學風改進的方案；學生成績的審核及學位的授予；建議于評議會的事項及由校長或評議會交議的事項；互選評議員。教授會并不經常開會，但對校內發生的大事，教授會是主動過問的。教授會由校長（無校長時，由執行校長職務的校務會議）召集和主持，但教授會成員可以自行建議集會。

評議會是這個體制的核心，以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各學院院長及教授互選之評議員若干人組成?；ミx之評議員人數比當然成員的人數規定要多一人。同時，各院院長都由教授會從教授中推薦，教務長習慣上也由教授中聘任，評議會實際上是教授會的常務機構。它的職權包括：議決大學的重要章制；審議預決算；議決基建及其他重要設備；議決學院、學系設立或廢止；議決選派留學生計劃和經費分配，議決校長和教授會交議的事項。評議會是校內最高的決策、立法和審議機構。主要的法案、章制都由評議會動議、制訂。在法定地位上，評議會還是校長的咨詢機構，但由于校長是評議會主席，其他校務會議成員都是評議會當然成員，評議會的決議對于校各級行政領導是有一定的約束力的。如果說清華這個領導體制是當時所謂“教授治校”的典型，則“教授治?！钡淖饔镁褪峭ㄟ^評議會職能而表現的。

由校長（在無校長時由會議另一成員代理）主持，并由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參加的校務會議是行政的審議機構。它的主要職能是議決一切通常校務行政事宜，協調各學院、學系間的問題等。

梅貽琦扶植“教授治?！敝贫?/strong>

梅來任校長后，也有一個如何對待在他出國的幾年中，在沒有校長或校長不發生作用的情況下形成起來的新領導體制的問題。無疑地，對一個校長來說，這個體制削弱了他的獨斷的權力。但梅不但完全接受這個體制的精神，還協助把它鞏固下去。他真正如何考慮的，我們不得而知。有些可能的原因是明顯的：在出國任留學生監督之前，梅一直是清華的教授，從感情上和對教育的基本觀點上說，他和廣大教師們是一致的。他平易近人，作風民主，學校大事率多征詢教師意見，這也和他的謙虛平和的性格有關。他似和政治無緣，在他就任校長后頭幾年，連一個掛名的國民黨員也不是。在南京他沒有政治資本，沒有人事淵源。他只有和全校教師們一起才能發揮他的作用。在清華教師中，許多人是他過去的學生或后輩。他們對于他是尊敬的。他也相信廣大教師是有辦好清華的共同事業心的。同時他也知道力圖控制高教陣地是C.C.集團既定的派系策略。吳南軒的拙劣表演雖告失敗，但他們是不會就此罷手的，一有機會，還會卷土重來。保留清華這一塊“凈土”，這是他和全體教師的共同愿望。一個以教育學術民主自由為號召的校內管理體制，在抵抗和緩和外部政治派系勢力的侵入和控制上也許能起到作用。

無論如何，梅在受任校長后接受了這一體制，并加以扶植。在1931年到1937年中，這個以評議會為中心的體制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鞏固。在理論上，教授會、評議會、校務會議、校長四者之間，在權限和意見上是可以發生矛盾的；但在實際上卻沒有發生過任何裂痕。校長是教授會、評議會、校務會議的主席。在會上，梅總是傾聽群眾的意見，而與會的成員也十分尊重他的意見。當然各種會議上分歧意見是不可避免的，激烈辯論也是經常發生的，但梅先生的持重態度卻起到穩定的作用。

清華大學30周年校慶，清華大學校務會議成員在昆明迤西會館合影，左起，施嘉煬、潘光旦、陳岱孫、梅貽琦、吳有訓、馮友蘭、葉企孫。

在此一體制經過六七年的發展中，值得一提的是專門問題委員會制度的廣泛應用。委員會并不是什么新的東西，但其廣泛的應用卻是這一時期的特點。教授會、評議會、校務會議都可以建議決定成立某一專題的委員會，其組織成員由校長聘任。校長為了籌劃執行某項行政工作，也可以直接聘某專門委員會。委員會有常設的，也有臨時的，但大多數委員會的設立的建議來自評議會。委員會經常通過對某些事情的調查、討論，為評議會在做出決策時，提供各項資料和可供選擇的不同方案等等。當然，對有些具體的事項，委員會也可以直接處理。由評議會建議設立的委員會，有的由評議會成員組成，但更多的是由評議會成員和會外的教職員混合組成，或者全部由會外教職員組成。委員會組織的廣泛應用，為評議會分擔了一部分工作，減輕了評議會的負擔，在一定程度上也擴大了聽取群眾對校務意見和參加校內管理的基礎。

這個體制到了1937年已經定型，一直到1948年，沒有什么改變。這里有必要敘述一下1937年到1946年西南聯合大學的情況。

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

抗戰初期，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于1937年秋先在長沙聯合成立長沙臨時大學，嗣于1938年春再遷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臨大和聯大都不設校長，而由三校校長（南開）張伯苓、（北大）蔣夢麟、（清華）梅貽琦組成的校務常委會領導。在三位校長中，梅的資歷較淺。在昆明聯大期間，張基本上留在重慶；蔣雖然大部分時間也在昆明，卻基本上不問校務，他們公推梅為常務會主席。

不能說梅貽琦先生把清華體制引進了聯大，但在聯大，一個類似清華領導體制原則的確認和梅實際上主持聯大常委會不是沒有關系的，雖然聯大的體制，在名稱和職權的規定上和清華時有所不同，但也不無類似之處。聯大也有一個教授會，由全體教授、副教授組成，以常委和秘書主任為當然成員，但明確定為咨詢性機構。相當于清華評議會者，有一個校務會議，由常委成員、教務長、總務長、訓導長、各院院長及教授代表十二人組成，具體討論處理校務。常務委員會由三校校長及秘書主任組成，執行校長職務，為校內最高權力機構。要承認，聯大這個體制是清華體制精神的一步退卻，但這卻是不能歸尤于梅的。

當然，在當時戰火紛飛、空襲頻繁、經濟崩潰的情況下，談不上有多少教學、學術方面的積極建樹的意見需要討論決定，學校更多的工作是忙于應付眼前的師生生活、空防和解決不可或少的教學設備等等具體問題。而這些具體問題也更多地由校行政部門負責解決，表面上，常委的獨立決定和梅的領導作用更多、更明顯了。但校內民主、自主的空氣卻起著潛在的作用，而在發生一些較大的事件時，這一潛在作用就公開地表露出來。聯大教師，除極少數外，均來自三校。在抗戰前，校內民主、自主的要求在三校都有所反映。不滿于校長秉承當道、在校內獨攬大權實行家長式統治的思想，是三校所共同的。

當時的政治氣氛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處于當時所謂大后方的西南聯大是不受當道寵愛的。C.C.集團企圖控制全國高校的野心，在抗戰期間，更為強烈。西南聯大是幸免于C.C.集團控制的少數高校之一，但虎視眈眈的C.C.集團的企圖是聯大師生都感覺到的。梅此時雖已掛名國民黨籍，但沒有派系背景和支持。他能在聯大順利地主持工作，主要靠聯大師生的尊重和擁護。聯大教師們覺得梅不是一個政治的“太空來客”，而是自己團體中的一員，對于他的為人極為尊重。

同時，在抗戰期間，三校名義并沒有撤銷，而是和聯大并行存在。清華大學除了以它大部分的教學力量和設備參加聯大的工作外，還保留和創建了若干研究所，在清華名義下進行工作。抗戰前形成的領導體制從未因遷校聯合而中斷，仍然保持其傳統。

總之，在清華實行了十八九年的校內領導體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當時環境下的產物。在校內，它有以民主的名義對抗校長獨斷專權的一面；在校外，它有以學術自主的名義對抗國民黨派系勢力對教育學術機構的侵入和控制的一面。這一體制的確立和鞏固，是和梅貽琦先生長校時的作風和支持分不開的。

（本文節選自商務印書館新近出版的“碎金文叢”第三輯之《往事偶記》，陳岱孫著，劉昀編，2016年5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F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