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雨是長江流域的一個重要氣候背景。受從去年延續至今年5月的強厄爾尼諾影響，三四月以來長江中下游流域降水較多，進入6月，長江下游何時入梅、長江沿線的防汛形勢頗受關注。梅雨雨帶的變化如何影響長江流域降水？歷史上，長江流域的梅雨情況如何？利用歷史文獻進行的歷史氣候的重建與研究對于當下有何意義？近日，澎湃新聞（www.paper.cn）就相關問題采訪了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歷史氣候研究團隊的楊煜達教授。

澎湃新聞：6月19日上海進入梅雨期。有消息稱，今年上海入梅偏晚，使得長江流域防汛形勢更加嚴峻。為什么下游地區推遲入梅對主汛期防汛不利？

楊煜達：這個主要是和長江流域的氣候特點有關系。長江近6400公里，其流域東西跨過32個經度，南北跨過10個緯度，面積達180萬平方公里。如果中下游地區在6月正常入梅，7月初出梅的話，長江夏汛期的排水就比較順暢。因為上游地區入汛晚，等7月份下游地區的梅汛期過了，轉而受副高控制，降水少，上游下來的排水也比較順暢。

其實，6月19日入梅并不算晚，從近300年長江中下游梅雨的情況來看，尚屬正常范圍內，就看梅雨延續到什么時候。6月19日入汛，如在7月10日左右出梅算正常，但如果梅雨期往后推到7月10日以后，或者像1998年經歷“二度梅”的話，防汛的壓力就更大了。

長江下游的梅雨情況如何影響主汛期防汛，一個是入梅時間的早晚，一個是梅雨期的長短，還有就是梅雨期的雨量大小。從統計的角度看，一般是入梅早，梅雨期長；入梅晚，梅雨期短；梅雨期長雨量大，梅雨期短雨量小。

今年整個長江沿線防汛壓力比較大。從2014年9月開始的厄爾尼諾，持續至今年5月，其強度為百年來罕見，這是一個強烈的氣候信號，本年中國氣候異常的概率比較高，與1998年長江流域大洪水的氣候背景相似。今年春天長江中下游地區從三四月份以來的降水就較多，而且暴雨多，有數據顯示今年降水比往年多了約20%，這造成底水很高，如果上游主汛期的降水，比如烏江、嘉陵江、漢江上游等主要河流的洪水，和中下游的梅雨降水匯合的話，對下游防汛壓力比較大。今年跟1998年的情況有一點不同的是，1998年6月11日入梅，屬于正常偏早，而今年6月19日入梅屬正常偏晚。

澎湃新聞：歷史上，長江下游地區一般何時入梅？“二度梅”是怎樣的情形？

楊煜達：正常情況下，長江下游地區一般是6月10-20號左右入梅。歷史上五月份就入梅的早梅雨也是蠻多的。18世紀以來，6月10日之前入梅的早梅雨，梅雨期平均長度超過26天，6月21日之后入梅的晚梅雨，平均長度小于16天。

所謂“二度梅”，如果降雨間歇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又開始連續的降雨，環流形勢又恢復成梅雨時的態勢，就是“二度梅”。一般來說，出現二度梅則梅雨期較長，且常常多暴雨。1998年長江流域大洪水就是有遭遇“二度梅”的情況。

澎湃新聞：梅雨是長江流域的一個重要的氣候背景，傳統社會如何適應或應對梅雨引發的水旱災害？

楊煜達：傳統社會如何適應和調節環境變化，涉及到多方面的內容，既包含農業的農時安排、作物與品種選擇、水利與田間管理、農產品的貯藏與加工等，也包括建筑式樣的選擇、聚落的選址與取排水、交通的安排，也包括飲食的選擇、服裝等等諸多方面。可以說，長江中下游傳統社會文化就是建立在這樣的氣候背景上的。

梅雨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各種情況都有。要發生大洪水有很多前提條件，就梅雨來說，一般而言，早梅雨發生水災的概率較高，而前述所言的“梅雨期長，雨量大”這樣的描述，也是基于統計而言。就說1998年長江大洪水，它的氣候特征一個是入梅時間偏早，一個是遭遇了“二度梅”，但“二度梅”造成水災最明顯的一次也就是1998年這次。

歷史上長江中下游的梅雨和水旱災，我們也做過一些個案。比如1849年的長江中下游大水，它跟梅雨有關，波及的地方多。當時的氣候特征，按我們的研究，這是一次早梅雨，5月18日入梅，從全流域來看，梅雨期超長有62天，中間伴隨多次強降水過程，雨量明顯增多。這是造成這次長江流域大水的直接原因。若從天氣形勢來看，1849年全國性降水偏多，梅雨帶長期徘徊在長江流域，也就反映出夏季風偏弱，雨帶難往北推動。這次大水的一個特點是降雨中心在太湖地區，這跟長江中下游大水災的現有記錄不一致，降水位置更偏東、偏南，但是這個成因還沒有確定的答案，因為單用歷史文獻很難完全解釋這個問題。

另外，1856年長江下游的大旱災我們也進行過討論。這一年長江下游是個空梅年，副熱帶高壓位置偏北。從現在情況看，環流形勢接近1978年大旱災的情況，長江三角洲長期處于副高控制之下，夏秋連旱，導致極為嚴重的旱災。復旦歷史系的馮賢亮教授還從社會層面討論過這次大旱災，有興趣的話也看看他的研究。

澎湃新聞：梅雨與水旱災的關系，您特別強調其統計意義。也就是說，同樣的氣候狀況是否成災是不一定的？

楊煜達：所謂“天災人禍”，傳統社會中發生大旱和大澇，起基礎作用的是自然，但是同樣的大旱或大澇導致什么樣的社會結果，就和社會本身有關系。

目前我們的研究團隊一直關注梅雨雨帶的研究，也在做極端氣候事件的研究工作。比如，千年尺度上華北地區的極端干旱情況，就我們所識別出來的情況看，最近一千年西北地區極端干旱發生最集中的時期不是傳統認為的十七世紀上半葉，也就是明代末年，而是十五世紀下半葉。十五世紀下半葉，十年一遇的大旱有16次，而在十七世紀上半葉，同等程度的旱災只有8次。但是這兩個時期的極端干旱導致的社會后果完全不一樣。

明末大旱是推動明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個說法應該不大有人會反對。但是十五世紀下半葉的旱災比這一時期更厲害，卻沒有導致明末這樣嚴重的社會后果，主要原因還是社會機制的不同。明末幾次大旱就導致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主要是社會矛盾積累到了極其尖銳的程度，大旱災直接促使了華北社會的崩潰，而十五世紀下半葉，雖然災情更嚴重，但社會機制應對大災害的彈性較大。

引發災害的自然原因是客觀的，但災害導致的社會后果和社會本身的關系很大。就1949年以后的情況來看，黃河沒有決口過，這并不是說華北一直沒有大水，而是得益于黃河的治理。1954和1998年兩次長江洪水水情極為嚴重，但是其引發的災害后果完全在可控的范圍內，這也是得益于新中國建立后在防洪防汛上長期的系統措施，以及全社會的動員應變能力。

澎湃新聞：長江流域地區的梅雨季對其他地區有何影響？

楊煜達：一般大家比較熟知的就是長江流域和華北地區的水旱關系。近年我們也在考慮將歷史時期梅雨的研究推進到華北地區，因為長江流域的梅雨不結束，華北雨季開始不了。如果雨帶長時間徘徊于長江流域，則南澇北旱，如果雨帶快速進入華北并停留，則導致北澇南旱。

另外，長江流域的梅雨和東北地區松花江流域的降水也有一定的相關關系。比如1998年長江發大水，南澇北旱，而松花江也是下大雨，水災也很嚴重。今年國家也非常重視松花江的防汛形勢。

澎湃新聞：相較于近代以來較為清晰的氣象記載，歷史時期描述天氣的文字記載相對模糊，而且量化難度大。對當下的氣候狀況來說，研究歷史時期的極端氣候或氣象災害，其意義何在？

楊煜達：氣候是長時期內的大氣的平均狀態，或者說，氣候是大氣在一段時期內的統計狀態。那么，一個時段有多長？定義當代的氣候一般是用近三十年的統計數據，研究我們現在的氣候，所用的數據就是1981-2011年。但是，氣候變化是長時間的變化，有不同尺度，短則有年內的變化，有年際變化，長則有十年尺度、百年尺度、千年尺度，甚至軌道尺度。

所謂“軌道尺度”，是南斯拉夫的數學家米盧廷?米蘭科維奇于1930年代提出的假說，認為地球公轉和自轉參數的變化，導致太陽到達地球不同緯度的能量有變化，從而產生2-10萬年周期性的冰期和間冰期的輪回。冰期時，歐洲大陸被冰川覆蓋，中國部分地區也被冰川覆蓋，海平面較現在低100多米，臺灣和大陸是連在一起的，長江入海口在現在的大陸架邊緣的位置，長江在上海附近的河道要比現在低30-40米等等。但是到了間冰期，也就是與現在大體近似的氣候。人類文明就是在末次間冰期的氣候背景下發展出來的，冰期和間冰期平均氣溫差了大約12攝氏度。50年前，科學家更擔心的問題是全球變冷，認為人類在逐步走向另一個冰期，跟現在完全不同。

我們要怎么知道氣候是如何變化的，那需要更多可靠的數據。要知道未來怎么變化，必須知道過去是怎么變化的。要靠譜地預測未來三十年的氣候情況，必須要有過去三百年的數據。一些歐洲國家積累有兩三百年的氣象監測數據，但單靠這些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古氣候（包括歷史氣候）的重建是非常必要的。古氣候和歷史氣候的研究中提供了各式各樣的代用數據，比如樹木年輪、冰芯、孢粉、珊瑚、石筍等，還有歷史文獻，每種資料都有優點，也有不足，但這些各式各樣的資料為研究氣候變化提供了更好的數據。

古氣候和歷史氣候的研究利用的數據資料不同，研究的時段也不同，歷史文獻做到近兩千年的情況，但是每種時間尺度上的氣候研究都有其特定的意義。

歷史時期的極端氣候事件，很多時候其程度、范圍是現代器測時期所未曾經歷的。研究這些事件的發生及其機制，不僅對進一步深化氣候變遷機制的認識有幫助，還能直接增進人們對極端災害的預測與防范能力。而研究這種極端災害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也可以為今天社會的減災防災機制的建設提供歷史的經驗。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研究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