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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也無法掩飾白流蘇和范柳原之間的愛情 |《傾城之戀》

2021-10-14 20:11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在《傾城之戀》中，白流蘇和范柳原在廢墟中建立起一個家庭。然而，兩人之間究竟有沒有愛情？張愛玲曾調侃說，白流蘇和范柳原都是自私的，他們不過是在兵荒馬亂的年代為自己尋求一個容身之所，國內一些學者也認為《傾城之戀》“這部愛情傳奇是一次沒有愛情的愛情”。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思和，細讀《傾城之戀》后，深信兩人之間存在著愛情——白流蘇和范柳原在第一次相見后便真正動情，否則他無需把白流蘇從上海的陳腐家庭里解脫出來，她不會義無反顧地從上海跑去香港找范柳原。兩人在張愛玲設計的戀愛機巧下，小心翼翼地剖白著自己的內心。

關于《傾城之戀》，已經有很多人寫文章分析它了，有一些看法我不必在這里重復。我有個偏見，對張愛玲這部小說的理解，研究者多少是受到了作者自己的一些說法的影響。譬如張愛玲喜歡在小說里調侃人物，她在描寫范、白終成眷屬時忍不住調侃說：“他不過是一個自私的男子，她不過是一個自私的女人。在這兵荒馬亂的時代，個人主義者是無處容身的，可是總有地方容得下一對平凡的夫妻。”這段話一直影響著研究者，他們把這對男女主人公朝著自私自利的方面去理解，就輕慢了他們之間確實存在著的愛情。

我還是比較同意一種說法，說它是“嘗試著用一種新的方式，來處理男女戀愛的問題，她把男女的談戀愛加以夸張，認為是一場亙古未有的智慧考驗戰”這對張愛玲來說是很不容易的。我以前不太喜歡讀張愛玲的小說，就是感到這個女人太世故，文學是需要一點天真的，需要一點真性情。

現實生活中得不到的東西放在文學作品里加以想象，常常能夠給人以溫馨的感覺，而太世故了，把一些想象的事物看得太穿，就沒有意思了。就像張愛玲把紅玫瑰想成“墻上的一抹蚊子血”，把白玫瑰想成“衣服上沾的一粒飯黏子”，這些古怪的比喻里隱藏著一種洞察世態人情的冷酷，反而沒有什么趣味。

而《傾城之戀》是一個例外，張愛玲很難得地寫了一場對男女主人公來說都是有血有肉、充滿現實感的愛戀故事。

白流蘇和范柳原之間有沒有愛情？

我想請大家關注一個問題：白流蘇和范柳原兩個人之間到底有沒有愛情？這是讀這篇小說的第一個問題。

有些女權主義評論家是否認他們之間有愛情的，如孟悅、戴錦華就是這個觀點。她們說：“這部愛情傳奇是一次沒有愛情的愛情。它是無數古老的謊言、虛構與話語之下的女人的辛酸的命運。”同學們的討論發言也談了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的印象是傾向于說他們沒有愛情的比較多。我個人的看法卻相反。也許有人會批評我總是從古典的意義上去把握張愛玲，企圖在小說里尋求什么確定性的因素。

但我還是覺得，范柳原和白流蘇之間應該是有愛情的，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在這個作品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細節我沒有讀到，或者說是作家故意把它疏忽了。那就是白流蘇和范柳原第一次見面的場景。

本來徐太太是把范柳原介紹給流蘇的妹妹，但是四奶奶以為范柳原是個華僑富商，就想把自己的女兒嫁過去（她女兒只有12歲），流蘇的妹妹不愿意四奶奶的兩個女兒跟她競爭，就把流蘇拖去作陪，她以為姐姐是離過婚的女人，不會有競爭力。結果偏偏是姐姐把妹妹給擠掉了。她妹妹寶絡、包括他們全家都沒有想到白流蘇還有競爭力，能夠與一個那么風流倜儻的華僑富商有結合的可能性，他們完全不提防白流蘇。

這個故事是從大家回來以后開始的，妹妹覺得掃興，已經睡覺了，四奶奶還有三奶奶就在那兒啰里啰嗦地講這件事，大致的情形就是范柳原把他們全家請到一個舞場里去跳舞，可這是個老派人家，人們都不會跳舞，呆若木雞地坐在那兒，唯一能跳舞的就是白流蘇，而且不止跳了一場，跳了兩場三場，兩個人跳出感情來了。旁邊人當然都看在眼里，他們都在生氣，覺得白流蘇的輕佻攪了她妹妹的好事。

但誰也沒有想到，這件事會給白流蘇的命運帶來許多未知數。首先是白流蘇因此愛上了范柳原。小說文本里有兩個細節可以對照來讀：前面曾寫到四奶奶三奶奶罵流蘇的時候，她氣得發抖，顯得很可憐——

白流蘇在她母親床前凄凄涼涼跪著，聽見了這話，把手里的繡花鞋幫子緊緊按在心口上，戳在鞋上的一枚針，扎了手也不覺得疼。小聲道：“這屋子里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她的聲音灰暗而輕飄，像斷斷續續的塵灰吊子。她仿佛做夢似的，滿頭滿臉都掛著塵灰吊子，迷迷糊糊向前一撲，自己以為是枕住了她母親的膝蓋，嗚嗚咽咽哭了起來道：“媽，媽，你老人家給我做主！”她母親呆著臉，笑嘻嘻的不做聲。……

流蘇跪在她母親的床前，要向她求救。其實母親已經走掉了，她只是一個幻覺，她母親“呆著臉，笑嘻嘻的不做聲”，好像滿不在乎。這段細節非常像《紅樓夢》里林黛玉的一次噩夢，也是在夢幻里跪在賈母面前，叫外婆來救她，那個時候賈母也是呆著臉兒笑道：“這個不干我的事。”我讀《傾城之戀》，覺得這段是模仿了《紅樓夢》的，如果參照《紅樓夢》這個細節，那時林黛玉已經感覺到自己在賈府孤立無援，非常絕望，而白流蘇也是非常絕望的。

可是，當她跟范柳原見了面、跳了舞回來，她的情緒完全變了，下面一段細節寫得很精彩，外面人都在罵她，可是流蘇心里一點都不煩，不僅不煩，而且非常勇敢，非常沉著，她的妹妹當時生氣不說話，她也不跟她妹妹去解釋，她心里充滿了喜悅：

范柳原真心喜歡她么？那倒也不見得。（這句話是白流蘇的心理表露和猜測。）他對她說的那些話，她一句也不相信。（可以想象，那天范柳原已經跟她說了很多討好她的話。）她看得出他是對女人說慣了慌的。（這是離婚的女人對一個所愛男人的自我防衛心理。）她不能不當心（別上當受騙，如果她不愛他，還上什么當？就是因為她愛上他，她才提醒自己別給那個男人騙了。她其實很愛他的）——她是個六親無靠的人。她只有她自己了。床架子上掛著她脫下來的月白蟬翼紗旗袍。她一歪身坐在地上，摟住了長袍的膝部，鄭重地把臉偎在上面。蚊香的綠煙一蓬一蓬浮上來，直熏到她腦子里去。她的眼睛里，眼淚閃著光。

張愛玲什么時候這么動情地寫過一個人對幸福的向往？張愛玲的小說是以調侃為主調的，但這里她一點沒有調侃，把一個離過婚的女人的心理層次寫得非常清楚。她點蚊香可以看成是一個象征，她本來已經離婚八年，關在這個家里度日如年，是一個心如死灰的人，可是這個時候，她重新又點燃了生活的信心，又點燃了一炷生活的香。然后就有這一段心理描寫：她就坐在地上，猜度著這個男人到底真的愛她還是假的愛她，他說的話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里當然有自我防范：她是沒依靠的人，只有靠自己來保護自己。她緊緊抱著一件自己的衣服，把臉貼在衣服上，這個細節，包括后來眼睛里閃著淚花，大家可以想象，實際上范柳原已經在她心里攪起了一個很大的愛情波瀾。范柳原到底對她講了什么，我們不知道，作品中沒說。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后來徐太太一句話就能夠讓白流蘇只身千里迢迢從上海跑到香港去，去干嘛？她心里很明白的，徐太太一說帶她去，她馬上知道這是范柳原在作祟，然后她也不怕，就去了，可以說是義無反顧。

范柳原對白流蘇是否也一見鐘情？

接下來的問題是：范柳原對白流蘇是否也一見鐘情？很顯然，范柳原非常反感她所寄居的那個舊式大家庭，所以要把她從上海的陳腐家庭里解脫出來，讓她到香港這樣一個西化的城市里去。

照小說里徐太太的介紹，范柳原完全是一個花花公子，但這個花花公子就是因為受到大家庭的欺侮和壓迫才跑到上海去花天酒地的，如果把白流蘇當成他的一個情婦，或者隨便當作一個他喜歡的女人，他犯不著花那么大的心血讓白流蘇到香港，他在香港又不是沒有女人，他不是還有一個印度的什么薩黑荑妮公主相好嗎？他為什么花那么大心血去把白流蘇從上海家庭里引出來，而不是用正式提親的方法，或者用傳統的中國式的方式去解決？

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故事的兩層意思：第一，范柳原和白流蘇都是認真的，他們在第一次相見以后就是真正的動情，只有動情了才可能使一個看來不可能的事情成為可能；第二，范柳原不愿意用傳統的方法來解決他們之間的婚姻，這里涉及另外一個問題，范柳原到底是愛白流蘇什么？僅僅是愛她會跳舞嗎？當她吸引范柳原的時候，范柳原一定已經感覺到，這個人跟他，就是他后來說的“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天長地久能夠延續下去的。

這當然不是古代才子佳人一見鐘情的那種故事，所以張愛玲淡化了那個一見鐘情的場面，那只是在偶然的一個舞會，而且是在一個歪打正著的境遇下，他們相愛了，這個相愛使他們非常融洽，但畢竟還沒有多少了解，沒有多少把握。何況，范柳原本來是去跟妹妹見面相親，卻突然喜歡了姐姐，這個姐姐又是一個離過婚的人，在家庭里沒有任何地位。如果正面去提親的話，肯定不行的，那家人不會讓白流蘇這么順順當當嫁給他，同時還會生出無數麻煩。從范柳原個人的經驗可以斷定，他非常不喜歡這家人。——到這里為止，這個故事有點像奧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的《傲慢與偏見》里男女主人公的故事。

接下來的故事，其實是一種文化的誤讀和錯位的故事。白流蘇作為從封建大家庭出來的一個離過婚的女人，跑到了完全不了解的西方文明的環境中，她肯定是處處不習慣，不知所措。她原是鐵下心來去當范柳原情婦的，封建大家庭出來的一個要再婚的女人，她腦子想到的無非就是做小，讓有錢的男人金屋藏嬌地“包”下來。

所以她去了香港以后，并不拒絕范柳原對她的親昵的舉動，但是她老覺得范柳原怎么不來與他談“正經”的事情，甚至也不與她發生那種兩性的關系，卻是一味地用語言調情，范柳原不斷給她講詩啊，講月亮啊，講什么斷壁殘垣、天長地久啊，她始終接不上他的茬。范柳原的西方化的求愛方式超出了她的想象。這樣她就很不踏實，她弄不清楚范柳原是不是喜歡她。這里就有我前面所說的都市民間的記憶因素在起作用。

范柳原呢，正好相反。范柳原從小是在英國長大，接受的是西方的禮儀教育，他雖然把白流蘇視為情人，但從西方的禮儀和教育中，意識到彼此是平等的人，首先要她愛他，他才能去做什么，所以他不斷地挑逗她，暗示她，甚至刺激她，但就是沒有具體的行動。他有時給她制造各種各樣的場景，一起跳舞，一起吃飯，他希望白流蘇非常主動地、非常開朗地來給他表示一種愛意，回應他的愛的表示，可是白流蘇因為不熟悉他的文化信息語言，就沒法提供相應的回音。他們第一次在香港獨處的那天晚上，范柳原借故送白流蘇回淺水灣旅館，兩人的心情都很激動，說了一段啞謎似的廢話——

到了淺水灣，他攙著她下車，指著汽車道旁郁郁的叢林道：“你看那種樹，是南邊的特產。英國人叫它‘野火花’。”流蘇道：“是紅的么？”柳原道：“紅！”黑夜里，她看不出那紅色，然而她直覺地知道它是紅得不能再紅了，紅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窩在參天大樹上，壁栗剝落燃燒著，一路燒過去，把那紫藍的天也薰紅了。她仰著臉望上去。柳原道：“廣東人叫它‘影樹’，你看這葉子。”葉子像鳳尾草，一陣風過，那輕纖的黑色剪影零零落落顫動著，耳邊恍惚聽見一串小小的音符，不成腔，像檐前鐵馬的叮當。

從“她直覺地知道”開始，白流蘇關于“野火花”的“紅”的想象都象征了她和他在此時此地的一種心理：被情欲燃燒的心理。“她仰著臉望上去”是她的一個對應性的動作，她望什么？望那盛開著紅花的玉樹，風吹著樹葉發出叮當的音符，也讓我們想起“有音符的樹”所象征的生命和愛情。這完全是一個西方文化中象征愛情的場景和氣氛；可是白流蘇沒有辦法與這種戀愛的信息發生共鳴。

這次散步回來，白流蘇想：“原來范柳原是講究精神戀愛的。她倒也贊成，因為精神戀愛的結果永遠是結婚，而肉體之愛往往就停留在某一階段，很少結婚的希望。精神戀愛只有一個毛病：在戀愛過程中，女人往往聽不懂男人的話。然而那倒也沒有多大關系。后來總還是結婚，找房子，置家具，雇傭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的多。”我們且不說白流蘇對精神戀愛的理解是否對頭，也不說范柳原這么做是不是精神戀愛，但我們可以看到因兩人的文化背景不同所發生的理解與知識信息上的錯位：一個是直奔結果，另一個停留在過程的纏綿之上。

還有一次，是晚上，范柳原似乎已經忍不下去了，打電話給隔壁的白流蘇，開始談的是詩經里的一首詩“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小說里范柳元改了一個詞，意義有所不同。“與子成說”，意思是我已經和你說了，含有誓約的意思，對人生與愛情完全是持肯定的態度；而“相悅”的意思要輕得多，又是表達“我愿意與你白頭到老”。

這不是調情，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他一直在呼喚她，要把她喚醒，所以要討論天地間男女愛的永恒性，但是他不懂得白流蘇的文化性格，白流蘇對范柳原期待的不是這樣的愛情，白流蘇也覺得范柳原應該成為她的終身依靠，但因為她把自己放到一個情婦的位置上，她的終身依靠就是她希望范柳原養她，用我們今天的“女子寶典”里經常說的，如何去抓住男人、如何掌握男人，她學了這套東西，就不斷地要擺架子，不斷地要延宕這個愛的過程。

只有本來身價低的人才會擺身價，如果本來身價很高，就不用擺身份了。所以她對范柳原既不坦誠，也不很信任，她不是很坦誠地把自己心里對范柳原的感情表達出來。也許是當時的白流蘇根本就不知道愛的含義，這種愛情，她根本不知道如何表達出來。所以她認為范柳原本來就能為他們的婚姻來做“主”的，否則她奔香港來干什么？

而范柳原覺得愛情悠悠懸在天地間，連自己都把握不住，更遑論天長地久？他們之間仍然無法溝通。只有到最后范柳原談到了月亮：“你的窗子里看得見月亮么？”“我這邊，窗子上面吊下一枝藤花，擋住了一半。也許是玫瑰，也許不是。”這個話的挑逗性非常明了，這才是白流蘇期待已久的真情。對于范柳原發出這一信息她是完全理解的，因為期盼既久，她一時激動而熱淚盈眶，哽咽起來，未作響應。事后，她一直把它當作一個夢。

我覺得他們雙方的心理都有點扭曲，都按自己的文化記憶去理解對方，要求對方，結果兩個人的要求總是錯位，他們之間的關系始終很緊張，親密不起來，然后就有一個第三者，一個印度公主。這個公主就是一個風塵女子。范柳原看白流蘇總是跟他對不上，他就佯裝去跟那個公主熱乎，想刺激一下白流蘇，可他越是這樣，白流蘇越是漠然。這種心理，如果仔細琢磨也不難發現，并非兩個人沒有愛，恰恰是為了愛情互相在喚醒對方——當然這呼喚的方法不對。但這個“不對”也是體現了文化背景的差異。

還有一個細節，就是兩個人在山上走，范柳原走得熱了，把大衣脫下來，白流蘇把它接過來，拿在手里，“若在往日，柳原絕對不肯，可是他現在不那么紳士風了，竟交給了她”。白流蘇作為一個中國婦人，小鳥依人在一旁，男人脫下來衣服就很自然地幫他拿。

可是作為英國式的紳士，西方文明下的“lady first”，只有男人幫女人拿衣服，沒有女人幫男人拿衣服的，所以他一定是要自己拿，不會去交給白流蘇。這就是一對西方文化背景和中國文化背景的人，西方式的家庭背景跟中國大家庭的文化背景互相銜接不上去，銜接不上就不斷地沖撞。但是只有相愛了的人才會有沖撞的要求，這就是兩顆心在不斷沖撞。

最后，這兩個人終于在沖撞中發現了對方的愛情誠意。范柳原有次在沙灘上跟白流蘇坐在一起，然后開玩笑似的在對方身上撲打，白流蘇就突然感覺到，兩個人本來都在擺身份，可是到那個時候已經不知不覺變得很親密了，已經親密到互相可以這樣了。這個互相拍打身體并不是一個嫖客跟一個妓女的調情，而是兩個有情人之間的自然的舉動，兩個人一下子有點緊張了。

就是說，雙方都已經把內心表露出來了，雙方都意識到必須停在這里，認真地想一想，接下來應該怎么做？如果他們對愛情的態度本來就虛無的話，他們誰也不需要認真，那就沒法解釋他們在海灘上的這次舉動之后，有一個停頓，這個停頓醞釀著下一階段的一個高潮。接下去就是白流蘇回家去了。

如果按照前面張愛玲啰啰嗦嗦的寫法，流蘇回家的遭遇可以寫很多很多，可是白流蘇回去那段，張愛玲寫得非常簡單，白流蘇說走就走，在船上也沒有什么故事，到了家應當更糟糕，可是，張愛玲似乎沒有認真地去寫。為什么前面白流蘇在家里的時候吵架啦，罵人啦，描寫得那么具體，后面那段就一筆帶過？

我想這個一筆帶過實際上是白流蘇的心境，就是說，一個人孤立無助，人家罵她一句話，她會把它無限放大，回味無窮；而這次回去，白流蘇心里已經有了一個底，所以她對家庭里面的吵吵嚷嚷毫不在乎，不在乎就一筆帶過，用非常虛化的方式就把它帶過去了。

然后到第二次范柳原接她的時候，白流蘇已經下定決心跟范柳原過了，他們就開始進入實際的同居階段，雖然這里還有一個小起伏，即范柳原不久準備獨身去英國，而白流蘇也坦然。其實這是兩個長期獨身的男女同居后的不相適應需要心理調整，是很正常的舉措，因此沒有什么波瀾。后來由于戰爭，這個一時還不是非常穩定的同居關系變成了一個婚姻事實。

當然，更重要的是兩人的心境變了，在炸彈轟炸面前，兩個人居然會想到還不如分開好，如果在一起，死在一起，或者是看到對方死了，心里會非常難過，非常絕望。在這樣一個考驗面前，兩個人真正感到需要將兩人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所以當戰爭剛剛平息，他們就回家了，婚姻變成事實，達到了一個甜蜜的階段。有一段寫兩個人一起打掃房間，寫得很動感情。西方社會與東方社會不同，丈夫與妻子在一起操持家務是很常見的。小說寫到這里，兩個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經過戰爭的絕望的考驗，終于走到了一起。

虛無的人感受不到真正的愛情

張愛玲對她自己創作出來的這一對男女的愛情故事，心里是很懷疑的，或者說并不是很信任的，所以她故意回避了他們一見鐘情的場面。對于這兩個主人公的內心掙扎，她是不以為然的，對白流蘇，她只是強調她“是一個相當厲害的人，有決斷，有口才，柔弱的部分只是她的教養與閱歷”；對范柳原的評價更低，只強調了“他是因為思想上沒有傳統的背景，所以年輕時候的理想經不起一點摧毀就完結了，終身躲在浪蕩油滑的空殼里”。

我覺得這是張愛玲本人的婚姻觀和戀愛觀的局限性造成的認識誤區，她與白流蘇一樣，是停留在傳統的大家庭制度的記憶里看白、范婚姻，她只能用做二奶、做姨太太來看白流蘇的愛情，這樣也就看不到范柳原的浮浪油滑的背后還有西方文化教養留給他的認真和真情的一面，也看不到白流蘇精心追求愛情的嚴肅意義。白流蘇不了解范柳原情有可原，連張愛玲也不怎么了解范柳原，那就有問題了，結果是把一個本來應該深刻展示的情愛心理漫畫化、膚淺化以至虛無化了，給后來的讀者留下了消極的印象。

所以她對白、范戀愛的過程的興趣遠勝于結果，她為他們兩人精心設計這么多的戀愛機巧，夸大了兩個人的精刮和自私，但是她也掩蓋不了，實際上他們心中都是有一份愛的，如果沒有愛，是不需要這么費盡心機的。他們之間的言語都是在小心翼翼地剖白自己的內心。還有他們站在那堵墻邊的表白，兩人也是真誠的，不是虛偽的感情游戲。這兩個人的真真假假中，內心的交流一直在進行著，不過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想法，兩個人說什么都不那么直接，都需要繞來繞去。

更何況，如果沒有愛的支持，范柳原就不需要一層一層去提升白流蘇，白流蘇本來是把自己置于一個情人或者說姨太太的位置，范柳原把她逐漸地從這個陷阱里解脫出來，最后達成平等的相愛，這是范柳原一直在努力做的。最后，在炮火隨時可以摧毀一座大房子的時候，他們在廢墟中建立了一個家庭，這樣他們的人生就有意義了，他們的愛也落到了一個實處。有人問：這是不是愛？老實說，即使在現實生活中兩個人非常好，好到分不開，最后勞燕分飛鬧離婚的多的是。我們只能說，支配他們走到這一步的，是一種愛情。結果其實是不重要的。

但是張愛玲看不到這些美好的、認真的因素。她為什么看不到？我覺得張愛玲當時還不知道愛為何物，沒有愛情的經歷，沒有愛情的熏陶，也沒有享受過被愛的幸福滋味，即使她那時已經結識胡蘭成，也不能說她對愛已經有了透徹的體驗，所以，她對愛情的這種虛無態度是虛偽的。

張愛玲（1920-1995），作家

如果是一個感情上飽經風霜的人，大愛大悲都經歷過的人，來解構“愛”還有點意思，一個二十幾歲的小姑娘，初出茅廬，根本還沒嘗到人生的歡樂和人生的痛苦，沒有經過大徹大悟，就來解構愛情，奢談虛無，就有點像辛棄疾說的“少年不識愁滋味”了。

張愛玲寫《傾城之戀》的年齡不過23歲，這樣的年齡來談什么“蒼涼”，實在是“為賦新辭強說愁”。這個年齡的青年本來應該敞開自己的生命去投入、去愛、去體驗人生，像蕭紅，為了愛情，她遍體鱗傷，獲得的是血淋淋的人生經驗，可是她到生命的最后時刻還在尋求愛情，張愛玲卻像一個老太婆似的，談什么“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云云，將莊嚴虛無化。這是張愛玲的人生悲劇。

張愛玲不僅對愛情缺乏信念，對整個人生，她也缺乏堅定的信念和必要的憧憬。她不停地言說“蒼涼”，恰恰是內心找不到依靠的一個標示。她的一段話也清楚地揭示了這一點：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里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

在她的生命觀念中沒有什么可以把握的東西，總是很被動地、很茫然地接受著人生的重大考驗。這恐怕跟她早年的生活環境有關。她生長在一個破落的舊官僚大家庭里，她的父親就像《傾城之戀》里的那個四爺，自己懂點藝術，唱唱京戲啊，然后吃喝嫖賭把家當全都敗完。

她母親卻是一個新時代的女性，出走家庭，到歐洲去留學，通過自立的奮斗來實現自己的價值。母親的那種漂亮，那種新潮，那種出國以后的開闊眼界，從小對張愛玲是有壓力的，而且在她心目當中，母親拋棄了她，所以，她對母親身上所體現出來的那種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是抱著非常冷漠的眼光看的。

張愛玲的父親張志沂（左二），母親黃素瓊（右二）

張愛玲成長中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歷就是香港的淪陷。那個時候她剛剛到香港大學讀書，還沒有真正地進入社會，她本來不愿意去，但她母親給她安排好了。一個中學生跑到香港以后，馬上就碰到戰爭，打破了她去英國的夢想，戰爭的恐怖和人的孤立無助，讓張愛玲覺得人生是非常虛無的，她曾回憶，在大轟炸中，“我一個人坐著，守著蠟燭，想到從前，想到現在，近年來孜孜忙著的，是不是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所有的都要打翻了，怎么可能有一個天長地久的愛情呢？當然不可能。

所以說，《傾城之戀》的文本里充滿著矛盾，是作家的主觀意圖與局限，同人物自身的性格內涵與行為邏輯之間的矛盾，白流蘇與范柳原的愛情故事超出了張愛玲的想象。這篇小說的描寫中矛盾的地方很多，很多人只照顧到張愛玲的認識水平，就斷言白流蘇和范柳原之間的交流不是愛情，不過就是調情，只是因為戰爭才偶然地給了白流蘇一個機會。有人提到范柳原在決定登報宣布結婚的時候，突然感覺到平淡中的恐怖，是否暗示了下一步的危機？蘇青當時就寫文章說，要是范柳原去英國不回來了，白流蘇該怎么辦呢？張愛玲也有這種意思在里面，她說：“流蘇的失意得意，始終是下賤難堪的。”

這種看法是不對的。他們兩人之間確實有愛情，就因為他們是這么走過來的，不能以將來的故事發展來衡量他們現在是否相愛。就像現實當中，很多人相愛結婚生子，然后過了很多年，兩個人感情疏遠了，離婚了，或者其中一個又有了新歡，這個時候，就說他們以前不相愛，只不過是茍合在一起而已，把以前的山盟海誓全一筆勾銷了，這是不對的。

什么叫“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就是說，生死離合都是渺茫的，但我們曾經說過，我們要白頭到老，其實這就是愛情。現代婚姻是沒有人強迫你的，沒有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沒有父母包辦，一切都是自愿的。那么，愛是不是會伴你一生？一生只粘著一個人？也是不一定的，但不能因為以后的變化，就否定此時此刻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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