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演員譚卓看到一條新聞，因為疫情，坐落在威尼斯的花神咖啡廳倒閉了，她很難過。在她心里，這個地方有“人類情感的承載”。不止如此，身邊的電影院也關了很久的門，觀影方式變了，電視重新受到歡迎。

譚卓自認為生在和平年代，沒有經歷過大的歷史變革，而疫情是以前沒有遇到過的事情，沒有任何史料或是經驗能告訴她，應該怎么辦，怎么想。“我們到底處于一個什么樣的狀態(tài)呢？你是迷茫的，倦怠的，痛苦的，不管你保有什么樣的情緒，都要往前走，這個時代裹挾著你。”

在復雜情緒和事實的沖擊之下，譚卓試圖找到演戲之外的方法表達感受。她翻出了2014年8月開始拍攝的一段影像，那是一段兼具內容大綱和即興創(chuàng)作的表演，是當時一群熱愛藝術的朋友聚在一起后共同打造的一個作品，有人拿攝像，有人拿道具，有人想內容。拍的時候，她沒有想過要怎么去用這段影像。

譚卓空間裝置作品《下午茶》

影像中譚卓穿著白布圍成的連衣裙，在話劇舞臺般的場景里游走，時而像個提線木偶，表情全無，麻木走動，時而像少年懷春般微笑思索著什么，時而抱起一只小小的奶貓，小貓闖入是意外，譚卓也就著可愛的意外和小貓互動起來。

7年后，這段包含了她即興表演的影像，成為了她的作品《下午茶》的重要組成部分。

疫情促使譚卓完成這個裝置作品。“就像火箭的燃料一樣，有一個助推你的東西。”譚卓希望用某種形式表達出自己在疫情期間受到的震蕩，裝置藝術是她的興趣所在。

“它可以思考可以動手，因為我有很強的好奇心，它很像一個結合體，一個男孩和女孩的性別可以做的事兒的結合體，而且做裝置不可避免會接觸到各個門類，材料工程工太多了，這個世界上有的、沒有的，尋找的、創(chuàng)新的，都有，我會覺得這些東西都特別好玩。”

《下午茶》

2020年，在演員的身份之外，譚卓已經完成過自己第一個裝置藝術作品《無限可能的Baguette》。這一次，則是更成熟更完整的實踐。擱置了7年的影像被撿起來，最后被放入古老的10臺電視機里，通過剪輯，每臺電視機里播放的都是不同狀態(tài)下的角色。

這是不同空間之中，女孩逐漸發(fā)現到自己的多面性，也開始逐漸接受。但時間呢？時間的變化是一種重要感知。譚卓思考后，想到了自己每天獲得信息的方式，其中一種就是外放的，沒有經過篩選的廣播，路邊的電視等等。因此，她找了這7年來的全球大事，包括美國大選，包括第一臺iPhone6的售賣等等新聞，通過音響功放出來。

“其實你很難選擇自己想要獲得的信息，很多時候，公共場合的聲音傳入耳中無法拒絕，因此決不能用耳機，只能功放。這是人類共同經歷的一個個事件和一種情緒感受。聲音對這個作品很重要，如果沒有了，都不是說這個作品少了一半，而是整個性質全都變了，它包裹了外部整個形式空間，布光、玻璃盒子、餐桌、聲音和影像，它們其實是互為關系，互為因果的。”譚卓說。

譚卓《下午茶》

展出當天，由于音響出了問題，差點無法播放聲音，譚卓甚至讓工作人員再去買了備用音響，以防萬一。

作品在逐漸形成。最后一步，她讓看起來方方正正的老款電視機，變成了餐桌上的“蛋糕”，而放置電視機的桌子，則鋪著白色餐布，放著餐盤餐具。

所有的一切被放進玻璃房中，“整個玻璃盒很漂亮通透，看起來就一個蛋糕盒，一個甜品店。”譚卓想要一整塊完整的大玻璃，但為了安全起見，最后還是幾塊玻璃拼到一起，后來玻璃的尺寸出了紕漏，要重新燒、重新運。

“開始還嘗試過3D影像，但是都覺得，沒有這樣的方式更適合。”站在通透的玻璃房中，譚卓向來賓一次次地介紹自己做這個裝置作品的來龍去脈，整個房間也處于極其清晰的日光燈照射下，“這也是一個有趣的對比，因為我想讓大家討論，疫情是一個巨大的改變，但是它就發(fā)生在我們身邊，是我們的日常，現在已經變成了我們的日常。”這種日常被她植入進“下午茶”的標題中，她想用一個更輕松的方式，去思考和討論一個很嚴肅的話題。

譚卓成長在自由寬松的環(huán)境中，從小就對很多藝術有關的形式都有興趣，她形容裝置藝術是“好玩兒”，可以充分發(fā)揮她在演戲之外的想法，但演戲始終是她更主要的藝術表達。在今年余下的時間中，譚卓也將出現在幾部影視作品中，有關《下午茶》的下午對話結束后，我們也順便聊了聊她的幾個新角色。

布展現場的譚卓

【對話】

打開一扇新的門

澎湃新聞：之前我去觀看了這份裝置，現場聽到你說，為了這個裝置連續(xù)工作，其中有一次是超過了26個小時，能不能分享一下想做這份裝置的起始時間，當時的一些契機原因、目的等等。

譚卓：2020年的疫情，對我的人生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震撼，是很重要的時間節(jié)點。疫情是一個非常巨大的事件，全球范圍內人類首次面對的大事，它究竟會不會消失，我們也不知道，這是必將載入史冊的事件。而我們是見證了歷史的人，是一個歷史的親歷者，所以這一次疫情發(fā)生對我產生特別大的震蕩，我覺得一切也都是機緣。

靈感就是當疫情發(fā)生之后，整個世界范圍內一個巨大的變化，尤其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世界環(huán)境不再是一個個獨立的個體，相互之間交織和綁定得非常深入，我們小的個體也不像過去了，現在信息非常通達，有互聯(lián)網，我們可以隨時隨地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旅游，整個世界環(huán)境交織很深，疫情一發(fā)生，大家更變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

所以在這樣一個大環(huán)境的變化下，所有人類的命運該何去何從？我們看到每個國家的經濟政治等等的發(fā)展都受到了影響，出現全人類很多新的節(jié)點。我們身后的門關上了，眼前新的一扇門打開，尤其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世界環(huán)境不再是一個個獨立的個體，相互之間交織和綁定得非常深入，我們小的個體也不像過去了，現在信息非常通達，有互聯(lián)網，我們可以隨時隨地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旅游，整個世界環(huán)境交織很深，疫情一發(fā)生，大家更變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

澎湃新聞：進入這個裝置后，聽到很多的聲音，主要是時間和空間關系，在聲音的選擇上，有什么標準？

譚卓：首先，這些聲音的時間節(jié)點，和這個作品從創(chuàng)作到完成的時間節(jié)點是一致的。從2014年8月到2021年9月，我是根據創(chuàng)作的時間段去匹配的，并沒有時間上特別的選擇，也就是說，它也可以是其中的幾年，任何一件大事，只是為了吻合創(chuàng)作的時間，來共同呈現一個更客觀的狀態(tài)，事件則選擇了全球大眾知曉度比較高的一些代表性事件，要有一個集體性。

有了一個集體認知后，當這次展覽當中去了不同的人，外國的藝術家，說不同語言的人，當他們聽到了本國的語言，或者他們知道的事件，或者說他們來到中國看聽到一些的事情，馬上就會進入到那個時期的感受，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方向和方法，似乎是比較能準確傳遞我想表達的東西，“聲音”相對精準地呈現了我說的這種感受。

聲音也可以有幾種播放方式，一個是功放，一個是耳機，這次我選擇了一個功放的形式，就是因為我認為它是一個唯一的正確的形式，對于這個作品來說。一方面的靈感是，這些大事件是不由我們個體左右的，不是個體的選擇，它發(fā)生不發(fā)生，結果如何，我們都不能控制，比如說我們走在外面經過一些地方，一些音響會放出一些聲音，悅耳的，或者是不好聽的，你愿不愿意聽，它都在你的耳畔播放，都會聽到，我們是在被外界包裹在其中的。換成耳機的話就不對了，變成了一個你更選擇的，更個人化的方式，但是顯然大環(huán)境不是這樣，在大環(huán)境里，我們人類是處于一個相對被動的位置。

《下午茶》

澎湃新聞：影像的展示上，為什么會選擇很老的電視機？

譚卓：影像的展示，我們其實做過很多嘗試，包括整個裝置的結構上，電視如何陳列，如何搭建，設計過很多種，最后覺得影像的氣質和電視是最適合的。這款電視其實已經停產了，我們也很費勁才找到。

另外，我一直以來對藝術和生活的思考，就是如何把藝術和生活關聯(lián)起來，對生活有一定的改變和推動。我希望它是一個吸睛的作品，從外在上，大家就會看到有意思的內容，一些可能對藝術沒有那么高熱忱的人，他們會覺得藝術很晦澀，非常小眾難懂，就把自己拒之門外了。但是生活是非常需要藝術的，因為藝術可以讓我們有更深的思考，對我們個人和集體來說是非常積極和有益的。

其次，我覺得藝術是在引領美的，它走在引領美的前沿，我希望我能通過外在的審美形式吸引大家，讓這些把自己拒藝術于門外的人多一份好奇，更愿意去靠近藝術，哪怕只是很粗淺的，覺得這個東西是好看的，甚至變成某種網紅打卡的地方，我都是愿意的，只要導向是積極的、有意義的就可以。我用這種方式讓大家更靠近藝術，進而了解我們想要傳遞的是什么，藝術性思想性是什么。

澎湃新聞：想象中很多藝術家的想法并不是這樣，自我表達比遷就他人理解更重要，就像有些電影導演拍電影，更多考慮的是創(chuàng)作和表達。這個想法是有受什么影響嗎？怎么形成這樣的看法的和態(tài)度的？

譚卓：首先從我自己來說，我一直對如何改變生活，讓生活變得更積極有留心去做，去思考。比如說我們每個人都不是一個個體，我們生活在一個群體的環(huán)境，每個人一定都希望環(huán)境是更好的。

我有時候到一個公共場合，我在前面走，我就會給后面的人用手扶一下門，有些人會說謝謝，有些人不會說，我也有過很不理解的思考過程，覺得都已經這么大人了，基本的感受和禮貌都沒有嗎？連個謝謝都不說。

但接下來，就是你自己的選擇了，你是因為生氣和不公，放棄這個事兒，還是說我要堅持去做，進行一個質變的改造。你繼續(xù)給一個人扶門，給10個人，給100個人扶門，可能當中有80個人不說謝謝，但20個人說謝謝，有15個人去學這種意識，最后只有5個人去做了，那么這5個人，就因為你繼續(xù)這么做了。

這就是我們東方的一句話，勿以善小而不為，只要你覺得意義，積極的，你就應該去做，可能總會有一個改變吧，只要有人去做，就會形成一個良性循環(huán)，所以你可能就是通過一己之力改變了什么，舉手之勞，微不足道，但都是在給這個世界做一些積極改變，你所處的環(huán)境也會變得越來越舒適。

從方方面面說，這不只是我自己的藝術作品，我在生活中也都會有這樣的思考，尤其是像我們這種對精神要求更高的人，肯定是希望有邏輯地去改變外界。

我自己是演員，經過關于作者電影和商業(yè)電影的思考，如你所說，很多作者電影的主創(chuàng)，覺得他做的是更純粹的自我表達，我完成了我的表達，呈現了我的風格化，至于幾個人看懂，那是其他人的事情，我要做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呈現，它就完結了。很多藝術家也是，在做作品的時候，覺得這是我自己的精準的呈現方式，其他人能懂多少，就是見仁見智。

這個沒有對錯，我也從電影行業(yè)里看到，同樣一個電影，如果你希望更多人看到，不光是賣電影票的問題，也包括你想傳遞的東西，你希望更多人看到電影后有影響有討論，你就要從一個少數人的電影語言，把它轉化成一個更多看懂的電影語言。

斯皮爾伯格就是例子，所以他的電影能成為經典電影。無論從大眾的欣賞角度還是藝術角度，他用大眾語言去傳遞了他想表達的藝術性和思想性，并不是說很多人看他的電影，那個電影就是膚淺，就是娛樂化的東西。我希望我給世界帶來的是這種邏輯中更積極的推動。

譚卓在布展現場進行檢查。

澎湃新聞：這些關于作者電影和商業(yè)電影的看法，是怎么形成的？變化的過程與哪位導演，或者哪部作品是有關系的嗎？

譚卓：這個肯定是變化的，最開始入行的時候，你是懵懂的、無知的，尤其我又是一個非科班，在工作之前，沒有人給我講這些，也沒有受到過這些教育，我所有的經驗都是在實戰(zhàn)中觀察摸索出來的。它既和每個人有關系，又沒有關系。就像我們經常用俗話說，你吃了9個饅頭飽了，前8個沒有用嗎？它是一個自然又必然的過程。

澎湃新聞：在影像的拍攝的過程當中，你也提到，它是一種即興的表演，某些靈感來自《聊齋》，為什么是《聊齋》？當時即興表演的情況是怎么樣子的？

譚卓：其實我們生活中所有看到的、聽到的、經歷的事情，都可能會成為你的靈感，我就說這些都是相通的，這次可能是《聊齋》，下次可能是一個別的東西，只不過因為我本身又是演員，演員是個特別敏感的物種。比如說，當我在現場即興的時候，除了你的劇本給你的感覺，現場的建筑、光影、音樂、氣味、服裝都會給你某種導向，所以它們對我都很重要，當我再去創(chuàng)作《下午茶》影像部分的時候，我自然去到了那個方向。加上它是兩個時空，一個空間里面角色比較自然，到另外的空間，又變成像木偶一樣更戲劇化的表演。

一方面，為了明顯區(qū)分兩個時空，木偶化表演，就是剛才說到的靈感來源于《聊齋》，但其實它的過程沒有那么漫長和清晰，在哪里尋找靈感是生活的積累，你突然間會出來某種感覺。《聊齋》里我們看的故事，尤其里面的人物是有幻術的，經常你看著一個人變成了一個什么東西，一棵樹變成了一個女孩，變成了一個狐貍精之類的。

澎湃新聞：你之前有學習西方哲學，這兩者在實際的應用當中，是不是能夠結合，或者說是有關系的嗎？

譚卓：像這次《下午茶》這個作品，就是從一個哲學的角度去闡釋的，但是平常我一直我在拍戲，所以哲學學習一直在留級，我是個留級生，一直在一年級，沒有時間上課，這個是比較遺憾的，上課的時間總是和我拍戲的時間撞上，這又不是一個偶爾去就可以的，是長期的學習，所以只能是先暫停下來。

澎湃新聞：完成一個裝置藝術之后，會覺得做演員有一種限制感嗎？在裝置藝術中，你是一個主要的創(chuàng)作者，在拍攝中，你只是個演員，會不會想做導演或者是制片？

譚卓：因為影視和藝術作品不一樣，藝術就是個人化的表達，影視你在哪個環(huán)節(jié)都是一個合作者，即便做導演，也不是你一個人能完成的，它是一個集體的工作，它需要各個部門配合。我應該不太想做導演，因為導演太累了，有壓力，我其實是個很懶的人，我是自己能不做就不做。

澎湃新聞：有沒有自己比較關注的一些藝術裝置展覽？ 或者印象深刻的作品？

譚卓：我會看展覽的，經典的、新的展覽，什么樣的形式都有，看看大家怎么表達，有什么啟發(fā)。

這次來上海的時候，我有去上海當代博物館看展。像當代這次的展有三個，因為時間的原因，我就看了兩個，他們布得都非常高級，梁紹基老師的《蠶我 我蠶》和《丁丁與埃爾熱》印象很深，非常好，埃爾熱就是丁丁的畫家，他收藏了一些畫，我就特別想擁有，有時候看到一些藝術作品的時候，我就會特別想要，有時候會挺很痛苦很煎熬。

拍戲累到被掏空

澎湃新聞：接下來，你有兩部劇、一部電影，聊一聊這些還未上線的作品吧。

譚卓：《對手》是一個現代諜戰(zhàn)，這個劇本特別好，因此我跟編劇王小槍老師成為了朋友，覺得是非常不可多得的好劇本。我們在圍讀的時候，基本上讀三行，就會夸小槍老師一次，現場又嚴肅又搞笑，他寫得特別棒。我看到這個劇本的時候，就覺得一定要接下來，不管它結果如何，很多東西是我不可控的，一部戲能否播出，什么時候播，但是如果我不接的話，我會很遺憾。

我覺得，大家遇見的都是比較對的人， 這些人在一開始看到這個劇本的時候，就覺得那個角色是我，也是最早找到了我。我也沒想到整個過程會這么順利。一開始跟我說，這個劇本真的很絕，我們平常可以聽到很多這樣的話，但看到劇本的時候，我就很意外，絕對是在整個市場里面看到的非常上乘的作品，而且不落俗套，是我欣賞的那種高級，在生活中我也會欣賞這種人，智慧又幽默。幽默的人，一定是有魅力的人。

但接了之后，拍攝過程中非常慘痛。因為她特殊的人物背景，導致了這個戲演繹起來是不一樣的，每一場戲都在一個很極致的焦慮狀態(tài)中，拍得累到身心疲憊。有一天去現場我就特別累，我跟導演開玩笑，我說我問問經紀人現在違約，我的賠償能不能給出來哈哈，實在堅持不下去了，真的是累的。還有一天拍完了一場戲，我就已經癱坐地上起不來了，累到這種程度。

不停地在掏空自己的身體，無論是身體實際的能量，還是你的內心，而且有時候會整個重演一遍，再切很多鏡頭，為了切的鏡頭更精準更好，有的戲份，我就一遍遍整個來那種情緒戲。在電影里，這種體量都有100多場，電視劇往往有時候有1000多場戲，拍這種電影都會特別累，更別說劇這么大量，一遍遍來。

郭京飛就跟我說，你不能這么演，他說，譚卓演戲旁邊要準備一輛120，看上去隨時有生命危險。但是你這么演，其實導演很開心，對手演員也很開心，因為你一遍遍完整給他們情緒節(jié)點，在剪輯的時候，也是比較完整和精準的，這個效果，和我就那么站在那說一段臺詞、給一點情緒，有很大的差別。

我覺得，拍戲這么多年，加起來都沒有感覺這么累過，那個戲在拍的過程中就開始身體不好，臉色特別不好，大家就都很擔心我。

《對手》海報

這個劇本每個角色都特別好，郭京飛說，這是他拍這么多年戲，遇見最好的劇本。郭京飛長了一張比較吃虧的臉，他看起來特別有心計，有點奸詐，但其實相反，他本人是一個很正直、很善良、很單純，非常聰明的一個人，像個大男孩很可愛，我們在這部戲之后也成為了很好的朋友。

澎湃新聞：除了這個戲以外，還有一部電影《出拳吧，媽媽》，這個電影是怎么誕生的？拍的時候，是不是真的去練了拳擊？

譚卓：當時我拿到了這個項目，因為導演和監(jiān)制都是好朋友，以前合作過，他們都是非常有經驗很資深的前輩。當時他們給了我這個項目書的時候，我就挺驚喜的，因為中國之前沒拍過這種以女性為主的拳擊電影，從這個角度去展示女性。那個時間段，是我們正在關注和熱議女性力量的時段，我是很驚喜有這樣的電影，所以就義無反顧答應了，但是拍攝過程中，劇本有了很大調整，加上還有其他情況的調整，會和最初有一些變化。但影視就是一個高風險的投資，它的高風險就在于創(chuàng)作過程中可能充滿了變化性。

《出拳吧，媽媽》劇照

在戲里，女主角是一個高段位的拳擊手，不是一個業(yè)余愛好的拳擊手，而是一個拿著金腰帶級別的人物。演員肯定要去進行專業(yè)的訓練，否則這種專業(yè)性太強的，你一出手別人就知道不一樣。

我當時練的時候還行，教練很興奮，他就想讓我去打比賽，我媽極力阻止說不行，絕對不行，后來快拍完的時候，我的左側第二根肋骨被打斷了，到現在用力或者陰天還會疼，骨頭長上了，但是還有軟組織沒有恢復好。

《我不是藥神》劇照

我身體因為拍戲受傷留下來很多這種后遺癥，拍《我不是藥神》的時候，腳踝軟肋骨折了，硬的骨頭可以長上，但軟骨很難，所以就變成了我現在每天右側小腿都在抽筋，非常疼，跑跳的動作都不能做，那個地方壞掉了碎掉了，沒有辦法正常血液循環(huán)，小腿總是處于抽筋的狀態(tài)。兩個硬骨頭中間沒有軟骨就沒有保護，兩個硬骨頭會磨，可能會有骨頭磨下來的那種渣子進入血液里，就有一定的危險性。身上很多傷，太多了。

《追愛家族》劇照

澎湃新聞：還有一部是喜劇《追愛家族》，為什么決定接下這部劇？和郭京飛有關嗎？又合作了。

譚卓：只能說是無獨有偶，是巧合。我們兩個不是因為彼此選擇這個戲的，而是當時這個項目分別找我們，兩個團隊分別選擇的時候，都選了這個，對我們各自來說都有可選之處。

我一直就想演喜劇的，因為我是個東北人，東北的地域文化天生有幽默感，語言節(jié)奏就是好笑的。以前熟悉的朋友也都覺得，我適合演喜劇，應該去演，我拍了太多文藝片，其實很累，因為在那些電影里，演員一定要非常投入才會呈現最后的效果。

我非常累了，就想拍一些輕松的快樂的戲，所以拍《延禧攻略》或者《追愛家族》，現場大部分時間是很開心的，就笑成一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