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英國歷史來說，此刻就像是一個斷頭臺（guillotine）。”在英國公投決定退歐后，歷史學家彼得·韓納西男爵（Peter Hennessy）在英國廣播4臺的特別節(jié)目中，用一種少有的沉重口吻向聽眾們描述了一個恐怖的場面。這場驟然的改變“給我們這個國家留下了一個活活撕裂的巨大傷口（jagged edge）”。伴隨著這個血淋淋現(xiàn)狀的，還有一副令人不安的遠景。“到2025年”，他說，“我們將會生活在一個截然不同的國家里。到那時，我們的國家將注定不會包括蘇格蘭。我只希望，到那時，我們不要變成一個目光短淺（inward looking）、狹隘（narrow）、與世隔絕（insular）、乖戾（resentful）的國家”。

在這短短2分多鐘的訪談中，韓納西幾乎講出了今天所有英國知識精英的情緒——幻滅。隨著這一驟然到來的“歷史終結(jié)”，承載了英國知識精英文化自信的英國光榮歷史仿佛也戛然而止。英國的現(xiàn)代政治歷史敘事，從來以一種舒緩、高雅、理性、制度化、協(xié)商的面貌來呈現(xiàn)自己對文明的理解，以及對自身制度的自信。代表了這種自信的，是對大憲章、光榮革命、工業(yè)革命這類中國讀者耳熟能詳?shù)氖录跎裨挵愕目坍嬇c崇敬。然而，這種英國精英信仰的政治神話，在今天，卻徹底被一場公投砍了頭。取而代之的，是那個令他們不齒的暴力的意象——象征著法國大革命雅各賓派殘暴專政的斷頭臺。

的確，對英國政治與文化精英來說，英國政治歷史的進程從來都在精英階層精巧的設計與庇護下展開。即便是1945年二戰(zhàn)結(jié)束之后，殖民秩序解體這一終結(jié)了“大英帝國”兩百多年“輝煌”的進程，也是在帝國政治精英們細致的政治設計與優(yōu)美的政治敘述下逐漸推進。同時，伴隨這一進程的，是戰(zhàn)后英國國民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的美好時代。戰(zhàn)后三十年里，英國政治與文化精英對制度的自信，與普通英國人對生活與未來的信心手拉手，肩并肩。靠自己，拼經(jīng)濟。共同譜寫了一段好制度創(chuàng)造好生活，好生活創(chuàng)造好未來的佳話。即便在今天的英國，這批出生在這三十年里的英國人，仍舊對這種美好場景充滿了懷舊情緒。而他們，不但是英國制度自信的群眾基礎，也構(gòu)成了今天公投退歐派的主力。

不過，與文化精英對英國政治與文化未來的幻滅呼應的，是今天籠罩在英國老百姓頭上的那種壓抑的迷茫情緒。英國廣播電臺的整點新聞里，播音員用一種讀訃告的口吻，一遍遍宣布公投結(jié)果為脫歐派勝出。在隨后的群眾來電中，一個三十多歲的年輕母親打電話給電臺，哭著說自己四歲的娃兒眼瞅著就沒有未來了。還有人問電臺請來的專家，英鎊暴跌到底什么時候是頭，我過兩月要出國旅游，是現(xiàn)在換錢好，還是等等再換強。電波傳遞的悲觀情緒籠罩著整個英國上空，一點都沒有“民主勝利”的快樂，有的只是對自己渺茫前途的深切擔憂。畢竟，在公投前，連退歐派政治領袖們都說了，公投是英國人“憑著信念的縱身一躍”（leap of faith）。說白了，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跟著我先邁出這一步，至于前方到底是萬丈懸崖還是康莊大道，那就看你造化了。就這樣，他們忽悠著一千七百四十一萬七百四十二個英國人，代表了剩下的四千八百多萬人，就這樣奮不顧身地躍出去了。

躍完之后，退歐派代表人物，私校教育出身、家底雄厚、當過期貨交易員的前任保守黨員，現(xiàn)在的英國獨立黨黨魁奈吉爾·法拉基便給了大家當頭一棒。在電視采訪中，當被問起當初向英國人保證的“從歐盟牙縫里摳出來，準備每周多給國民醫(yī)保的3億5千萬英鎊資金”的時候，法拉基臉色一變，像所有英國政治精英一樣，給神圣的選民們拋出了一句精美的修辭：“這是退歐陣營犯下的錯誤之一。（That was one of the mistakes made by the Leave campaign.）”短短一句，言下之意至少有兩個。一是這事兒與我黨無關(guān)，是退歐派搞宣傳時候稀里糊涂扯出來的事情；二是告訴已經(jīng)縱身躍完了的英國人，當初花前月下給你們許的諾，完事兒了我們就回頭再說吧。對熟悉中國傳統(tǒng)曲藝，而不熟悉西方經(jīng)典政治修辭的朋友們來說，這個橋段就叫做“吃了吐”。

“縱你虐我千百遍，我仍待你如初戀。”這差不多是二戰(zhàn)之后三十年中出生并成長起來的英國人對民主的制度自信真實寫照。撒切爾私有化改革之后不久，英國在戰(zhàn)后三十年中積累起來的雄厚工業(yè)基礎被消耗殆盡。資本開始向金融、保險、娛樂等方面集中。這種集中不僅僅是資本向特定產(chǎn)業(yè)的集中，也是勞動力與社會資源向特定地區(qū)的集中。作為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的倫敦，與全英其他地區(qū)的發(fā)展極度的不平衡，也成為新一代英國人政治冷感增強與社會壓力增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時，上世紀90年代中晚期開始的教育改革也積極呼應這種資本集中與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大量中高等技術(shù)學院被改成全日制大學。隨著高等教育產(chǎn)業(yè)化的改革，遍地開花的本科全日制大學1998年開始實行收費。一面擴招一面收費的高等教育，造就了英格蘭第一批欠債念書的大學生。隨著教育產(chǎn)業(yè)化，肩負著培育英國文化與政治精英責任的大學，漸漸開始分化。一方面，大學開始大量擴招，并開設會計、商科等“實用”科目，將原本的工人階級與中下層中產(chǎn)階級培育成新一代第三產(chǎn)業(yè)資本的白領職員。另一方面，諸如古典學、文學、歷史等不能直接轉(zhuǎn)化為第三產(chǎn)業(yè)生產(chǎn)力，但卻承擔了政治話語創(chuàng)制責任的科目，則被已有經(jīng)濟與政治精英階層的子女占領。直至2010年，最初的每年1000英鎊學費也漲到了9000英鎊每年。在戰(zhàn)后頭三十年百廢待興的社會高速發(fā)展中出現(xiàn)的階級流動，在這一時期開始重新固化。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后出生的英國人，在這一條件下，逐漸成長為對選舉民主與政黨政治冷感的一代。隨著這幾代人的成長，自上世紀90年代初起，英國各類選舉的投票率便開始逐年降低。

將普選權(quán)視為民主標桿、制度自信基礎的仍舊是二戰(zhàn)后三十年出生的那一代。而他們，也是這次拉著老中青三代英國人往外跳的主力軍。《衛(wèi)報》在公投之后做的一份表格很能反應這種情況。40-55歲之間，未受過大學教育，年收入在1.5萬至3萬英鎊之間，土生土長的英國白人是退歐挺英的中堅力量。他們本著一種“雖然我知道前途不明朗，但我還是想要自信地闖一闖”的精神，走向地雷陣，走向萬丈深淵。就是這種自信，讓筆者周邊不少英國大叔大媽們毅然決然地將手中神圣的選票投給了退歐，投給了英國拼經(jīng)濟。

相反，開眼看過世界的年輕人與資本世界的冒險家則對英國“光榮獨立”的未來表示失望。據(jù)筆者了解，這一代年輕人不少是家中第一代大學生。而他們甚至鬧起了家庭里的革命，對自己父母輩們投票退歐的行為表示不解，對他們那種對制度的自信表示不解。甚至還有人用自己在中國生活的例子，向信仰“民主”的父母宣布，中國那種“專制”高效且有活力，似乎并沒有什么不好。年輕人手中的留歐票，也許并不只是投給歐洲，而是投給另一種可能。退歐之后，這一代年輕人越來越多地開始選擇用腳投票，走異路，逃異地，去他鄉(xiāng)尋找自己未來的希望。對于他們，退歐，退掉的是一個時代與一種制度迷信。

今天，是一個斷頭臺時刻！

本文轉(zhuǎn)自微信公號經(jīng)略研究院（consilium2049），作者系英國埃克塞特大學人文學院助理教授，中國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