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美國勞工部公布的9月新增非農就業人數僅為19.4萬，大幅低于此前市場預期的50萬，而美國國內CPI指數卻連續四個月同比上漲超過5%，經濟滯脹的跡象明顯。

所謂滯脹，即高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乏力同時發生，這種經濟現象在美國歷史上曾多次出現，對經濟的破壞力較強。每次滯脹的出現，都會導致美國政府反思過往經濟刺激政策的合理性。這一次滯脹的出現，也必然促使美國政府對過去若干經濟政策進行重新審視，其中包括多次實施的量化寬松政策和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發起的貿易爭端。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在與中國貿易關系緊張的情況下，美國寄希望于通過量化寬松政策和其他經濟刺激政策，來實現其國內經濟的可持續復蘇是不現實的，且至少存在如下明顯問題：

其一，持續實施的量化寬松政策削弱了金融體系的資源配置功能。大規模實施的量化寬松政策只能在短期內解決金融體系的流動性問題，防范流動性枯竭引致的連鎖負面反應。但這種短期的刺激政策卻極易觸發金融體系的“逆向選擇問題”。市場無法甄別哪些是由于外部沖擊而出現暫時性困難的企業，哪些是源于自己不負責的激進經營行為而出現困境的企業。一攬子的流動性注入使高風險經營企業沒有因為自身的錯誤行為而受到懲罰，從而導致金融體系的價格發現機制失靈，資源配置功能受損，金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退化，發生新一輪的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加大。

其二，脫離經濟基本面的量化寬松政策將會導致資產泡沫的累積。由于此前不同國家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多次出現的泡沫破滅均對經濟帶來了較大的負面沖擊，包括美聯儲在內的多國央行逐步將資產價格的波動作為貨幣政策的考慮因素之一。可是，近年來美聯儲對資產價格波動的反應卻顯示出非對稱的特征，即當資產價格下降時，美聯儲通常會快速反應釋放流動性，而當資產價格上漲時，美聯儲卻更愿意相信資產價格的上漲是由經濟復蘇所支撐的，反而不愿出臺流動性緊縮政策加以應對。這種非對稱的資產價格波動應對策略很可能造成資產價格泡沫的出現，給經濟增長帶來更大的隱患。

其三，量化寬松政策所引致的財政赤字貨幣化可能演變為龐氏騙局。美國自次貸危機發生后，已多次實施量化寬松政策。美聯儲對美國國債的大幅購買，促使了美國主權債務不斷攀升，且不斷觸及債務上限。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債務上限已經累計上調了九十多次，美國民主和共和兩黨經常因為債務上限問題爭論不休，甚至導致政府的臨時停擺。但外界普遍認為，這種爭論只是兩黨為了各自利益的臨時博弈，債務上限最終都會順利上調，并帶來美國財政赤字貨幣化規模的持續擴大。

然而，美國財政赤字貨幣化是以美元享有的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為基礎的，這種地位需要以較強的經濟實力為基礎，并非牢不可破。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全球供應鏈體系中舉足輕重，如果美國繼續在貿易領域實施針對中國的脫鉤政策，其經濟也必將受損，量化寬松所推動的財政赤字貨幣化過程，可能最終演變成為純粹的龐氏騙局。

大多數經濟學派均認同擴張的貨幣政策在長期只會導致通貨膨脹，各學派之間所爭論的無非是擴張的貨幣政策在短期內是否有必要。然而，過度實施的量化寬松政策本身會改變市場預期，使得經濟主體與央行政策的博弈加劇，原本計劃短期的量化寬松變成一再推遲退出的長期量化寬松。過度的貨幣供應將損害中央銀行的信譽，使貨幣政策的短期作用也變得極為有限。

事實證明，在全球經濟深度融合的現實條件下，美國作為第一大經濟體，很難通過單方面的量化寬松政策使其經濟重回健康的軌道，與鄰為壑的政策只是將短痛換成延遲的長痛而已，貨幣政策背后的產業政策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從務實的角度，美國要想擺脫目前所出現的經濟滯脹困境，必須重新尋求與中國在經貿領域的“再掛鉤”，取消對華商品加征的關稅，使全球供應鏈體系回歸正常，實現兩國經濟的合作共贏，進而帶動世界經濟的復蘇。在此基礎上，美國才可能平穩地實現貨幣政策的正常化，退出過度實施的量化寬松政策。否則，美聯儲在沒有中美經濟“再掛鉤”支撐下實施貨幣政策緊縮（Taper）很可能導致美國經濟出現衰退，并使資本市場泡沫快速破滅。因此，在目前的情況下，美國應對經濟滯脹的現實路徑是積極推動中美經濟的“再掛鉤”，并以此替代逐漸失效的量化寬松政策。

（作者周贇為金融學博士，供職于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