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醋小排、梅菜扣肉、菠蘿咕咾肉……，豬肉一直是中國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佳肴，江浙一帶也不例外。周莊的“萬三蹄”、宜興的“高塍豬婆肉”、上海的“排骨年糕”，同樣是位列江南美食林的珍饌。然而，從野豬到家豬，長江下游地區的這條馴化之路走得緩慢而曲折。

圖源網絡

圖源網絡

圖源網絡

家豬的馴化并非一蹴而就。家豬的祖先是野豬（Sus scrofa），它們廣泛分布于歐亞大陸，可以在雨林、草原、濕地等多種環境中生存，并以雜草、樹葉、根塊植物、昆蟲或其他野生動物的尸體為生，是環境適應性極強的雜食動物。動物考古學家認為，野豬最初可能經常到古人的聚居地附近覓食，久而久之，古人對野豬的生態特征、生活習性有了初步認識，便開始嘗試將更容易捕獲的野豬幼崽帶回聚落飼養，這便揭開了馴化的序幕。

野豬和家豬體型比例差異（羅運兵2012）

馴化的成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一方面，人類需要加深對動物生理特征、生活習性的認識，積累飼養繁殖的成功經驗。另一方面，動物也需要時間慢慢適應人類的生存環境。因此，早期的馴化過程往往充滿了失敗和曲折。動物考古學家將這種動物在與人類長期互動中逐漸建立社會和經濟關系，從而最終被馴化的方式，稱為動物馴化的“共生途徑”。家豬是通過“共生途徑”成功馴化的案例之一。

從考古的證據來看，中原地區是中國最早的家豬馴化地之一。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9000～7700年）出土了具有家豬形態特征的豬下頜，這一家豬樣本的直接測年結果在距今8600年左右。家豬一旦被馴化，便迅速成為中原地區的主要肉食來源，在仰韶文化時期（距今約7000～5000年）的遺址中，家豬的比例往往超過半數。而在長江下游地區，距今8200年左右的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可能是該地區家豬馴化的最早中心之一，遺址出土的家豬年齡結構集中在1-2歲，顯示了取食豬肉的馴化模式，同時，豬下頜齒列扭曲的現象也是家豬被馴化的標志之一。

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出土家豬下頜，可見明顯的齒列扭曲（袁靖2015）

盡管跨湖橋發現的家豬和賈湖的家豬在年代上相距不大，但和中原地區相比，家豬飼養經濟并未在長江下游地區迅速崛起，反而經歷了斷斷續續、甚至是迂回的發展歷程，這也和長江下游地區獨有的環境、人口、社會發展進程息息相關。

跨湖橋的發現盡管證實了家豬成功馴化的案例，但豬肉并沒有迅速成為長江下游地區古代居民食譜中的重要組成。直到良渚文化時期（距今5500～4300年），在以余杭為中心的太湖流域諸多遺址中，家豬的比例在出土動物骨骼中才占據了主要地位。

良渚古城遺址位置圖，圖源網絡

從早期馴化到進一步的加強，這一步在長江下游地區走了漫長的三千年。即使如此，以家豬飼養為主的動物經濟卻也僅僅局限在了良渚文化的核心地帶。良渚文化的核心地帶指的是太湖以南、浙西丘陵與杭嘉湖平原的接壤區域。這里以良渚古城為中心，各類功能性遺址星羅棋布，有大興土木的水利工程、氣勢恢宏的祭壇墓地，還有各類手工業作坊。良渚古城無疑成為了五千年前長江下游地區的文明中心。伴隨著良渚古城的興起，人口規模可以預見地擴增，如何喂飽增長的人口是必須解決的生業問題。家養動物恰恰可以為城市聚集人口提供更為穩定的肉食資源，這一點在古城周邊遺址的家豬出土比例中得到了驗證。例如，古城南側的卞家山遺址家豬骨骼數量占出土動物遺存的90%；而在東北部的美人地遺址，家豬的比例也超過了70%。

城市人口仰賴家畜穩定、可控的肉食資源，這與遠離良渚古城的偏遠地區迥然不同。在良渚文化北至長江以北，東及東部沿海地帶的廣泛分布范圍內，大部分偏遠的中小型村落遺址仍然持續著漁獵為主、飼養為輔的生計方式。位于江蘇興化的蔣莊遺址是迄今發現良渚文化分布最北的遺址。這處良渚文化晚期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以野生鹿科動物為主，豬的比例不到30%。同樣，位于上海的馬橋遺址和廣富林遺址，其出土的動物骨骼也以野生動物為主。良渚時期，這一核心文化區域家畜飼養經濟為主、邊遠地區狩獵采集為主的生業方式在多個遺址中均得到了動物考古證據的支持。

江蘇興化蔣莊遺址出土的鹿頭骨

良渚時期不同遺址出土豬遺存比例的比較：1.蔣莊 2.綽墩3.少卿山 4.廣富林 5.馬橋6.龍南 7.美人地 8.卞家山9.塔山（董寧寧2020）

動物資源利用上的局地差異也體現在了植物資源的利用上。在良渚古城中，考古學家發現了規模龐大的稻米儲存設施，古城周圍還具備不同規模的水稻田遺跡。可見，水田稻作在良渚時期，尤其是在良渚文化的核心區域得到了加強，集約型的稻作農業為良渚古城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糧食儲備。相較而言，偏遠地區遺址的水稻出土比例不僅遠低于良渚文化核心區域，此外，各個遺址中都不約而同地發現了大量橡子、芡實、菱角等野生植物。也就是說，盡管水稻種植已在整個長江下游地區逐步推廣，但良渚偏遠地區的村落居民依然因地制宜，更傾向于利用當地環境中的常見濕地植物維持生計。因襲這一野生動植物資源利用的傳統，當良渚文化持續敗亡以至于無法維持水稻種植和家豬飼養為主的集約型農業后，整個長江下游地區的生業經濟再度回到了漁獵采集為主的生業模式。馬橋遺址、廣富林遺址晚期地層中，家養動物的比例持續走低可以說是最好的證明。在此之后，家畜飼養的再度興起已是歷史時期中央政權開發江南的后話了。

杭州市余杭區瓶窯鎮卞家山出土桃核，
圖源：良渚博物院官網

回到史前的長江下游地區，家豬飼養的局地差異為我們探究良渚的城市化進程提供了洞見。考古學家推測，良渚文化作為新石器時代末期長江下游地區的一支強勢文化，良渚古城已具有國家形態，是中國早期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良渚是一個范圍廣泛、管控嚴格、意識形態統一的社會，長江下游各地出土的形制相近、工藝一致的玉琮可能就是某種權利象征物，中心權力以此為媒介，進行權力的分配和宗教觀念的輸出，從而連接起各個地方遺址，織就一張社會、宗教、經濟交錯的網絡。

良渚文化玉琮（1987年瑤山遺址發掘：M7：34），
圖源：良渚博物院官網

而良渚古城無疑就是這張網絡的中心。良渚中心的城市化進程需要適合的經濟方式支撐，飼養家豬是個不錯的選項。作為雜食動物，家豬的環境適應能力強，可以很好地適應城市擁擠的環境，并以人類的廚余垃圾為生。可以預見，城市的興起和發展帶來了周圍林地的減少。林地驟減也標志著野生動物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棲息地，野生動物資源由此受到威脅，可能造成數量的減少，這也迫使生活在周圍的古人無法獲取充足的野生動物資源，轉而尋求更為穩定的肉食資源。飼養家豬可以控制豬群的繁殖、規馴它們的活動范圍、掌控屠宰時間，不失為充沛肉食來源的穩固保證。因此，家豬飼養可以說正是適合城市生活的生業經濟。

對良渚文化史前人口的估算也應證了其核心文化區域的城市化進程。倘若把人口數量和遺址數量進行關聯，我們就能發現，良渚核心區域的聚落密度大約在每百平方公里五個遺址。而在更為偏遠的地區——比如江蘇省，每百平方公里的遺址數量只有不足一個。城市的背后是人在運作。良渚古城及其周邊的衛星城鎮必須依靠一定規模的人口來維系運作，要養活這些人口，家豬顯然能提供足夠的肉量和穩定的供應。

良渚古城的外郭結構示意圖，圖源網絡

良渚古城的歷史勾勒出了家豬飼養和城市化進程的關系。在良渚偏遠的村落遺址中，我們則看到了截然相反的圖景，生業經濟依然仰賴野生動植物資源。必須指出的是，這并不是說稻作農業和家畜飼養所需的技術尚未覆蓋良渚文化的偏遠地區，比例極低卻持續出現的家養動物的出土情況足夠反駁因技術落后造成的被動適應。相反，漁獵為主的經濟更可能是村落居民的一種主動選擇。在人口密度較低、而周圍資源又極其富饒的環境中，既不存在資源枯竭的隱患，亦不用投入飼養所需的較高成本，忍耐家畜生長期所必須等待的延遲回報，古人選擇因地制宜地利用自然環境資源也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

周圍村落對野生資源持續利用的傳統一方面開啟了某種“節能模式”，讓良渚核心文化區域得以集中發展。另一方面，這一經濟發展的局地不均衡，也使得良渚社會因環境、社會、政治等各因素而崩潰時，便一蹶不振，東山難起。回顧長江下游地區的家豬馴化，馴化的最早時間點盡管并不晚，但它的后續發展卻并不順遂。從八千年前的馴化之初到在良渚時期逐漸在肉食供給中發揮主要作用，其歷時時間較長；而即使成為了主要肉食來源，這一生計方式也僅限于核心文化區域；當環境遇到波動、社會遭逢動蕩之際，良渚社會消亡，這條馴化之路又不得不再次被放棄。

史前江南，真可謂“豬”事不順。

原作者：董寧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