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僅從學理上看，拜登比起特朗普的執政風格來，的確要靠譜不少，更少訴諸于民粹主義，更多仰賴于專業技術型的路線，在基本格調上也明顯更為穩健平實。但我們同時看到，拜登絲毫無意于限縮其總統職位的權力，反而更像是希望通過擴充這些權力，來清除特朗普留下的影響。比如，九月初，拜登簽署行政令，要求所有聯邦政府員工和與聯邦政府有業務往來的承包商雇員必須接種疫苗，同時要求所有雇員達百人的雇主確保其員工完成疫苗接種[1]，《紐約時報》就認為這是在最大限度地測試總統權力范圍的邊界。又如，拜登政府非常強力地不斷以各種方式解雇特朗普時代“遺臣”[2]。此外，近期的阿富汗撤軍問題和澳大利亞潛艇問題[3]也都顯示出拜登在國際事務上頗為單邊主義的強硬風格。美國主流媒體觀察到了這樣的現象，但明顯不樂于展開批評，如《華盛頓郵報》上就有人撰文認為拜登之所以熱衷于展現總統權力，主要是因為國會里黨爭肆虐，民主黨的多數地位又極其微弱，言下之意，也就是拜登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4]。于是，這就會很自然地引起一個理論問題，即，曾被用來限制特朗普的手段，是否到了拜登時代就應被棄置？

弗吉尼亞大學法學院教授Saikrishna Bangalore Prakash所著的《活著的總統制：以原旨主義對抗總統擴權》（The Living Presidency: An Originalist Argument Against Its Ever-Expanding Power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就這個問題展開了探討。按Prakash此書中提供的看法，自由派學者在對當代美國總統制的理解上存在顯著的誤區，一方面，他們極力地譴責批判所謂君王式的總統制（the imperial presidency），亦即總統不斷擴張個人名下之權，漸漸架空國會的現象，另一方面，他們傾向于鼓吹所謂“與時俱進的憲法”（living constitution），提倡憲法必須要合轍于當前具體時代，即不通過真正的修憲程序（因為門檻非常高），而改變憲法的日常解釋或適用的效力和范圍。在Prakash看來，這兩個方向上的訴求其實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后者在實際運行中帶來的影響正好給前者所反對的君王式的總統制提供了土壤與溫床，“與時俱進式的憲法”往往會不斷加強與充實行政部門手中的權力，并使得行政部門免于受制度性的限制。

2021年9月13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長灘市，為保住紐瑟姆的州長寶座，美國總統拜登前往加州為其站臺，呼吁選民支持紐瑟姆。

在書中，Prakash指出美國總統制的原初設計和今日世界上存在的君主立憲制里的君主相較，明顯權力更大，但本質上美國總統是一種“受限制的、共和主義范式的君主制（a limited, republican monarchy）” 。 “與時俱進的憲法”方案的支持者們認為，正是拜這一方案所賜，原本幾乎處于靜止狀態的憲法得到了一種健康有益劑量的進展，當代美國人也獲得了他們所珍視的一系列權利，就連現代規管型國家（the modern regulatory state）所帶來的各項“益處”據稱也與此一方案的實施密切相關聯。相當多的“與時俱進的憲法”方案的支持者們都傾向于避談此方案實施進程中產生的總統擴權問題，他們本身也并不喜歡總統職位不斷擴權，但是他們認為這樣的現象在總體層面并無礙于推進“與時俱進的憲法”方案所能帶來的種種益處，所以他們往往就選擇干脆避談 。

Prakash指出，在實際操作中，支持這種看法的人往往是在不斷賦權給總統，使其有能量改變憲政秩序和結構。這其中一部分機制性的原因是總統作為政府首腦，同時也是其所在黨派的領袖，是美國國內唯一能夠聲稱其獲得人民廣泛授權，代表全體人民解決當下棘手問題的人，而在解決問題時往往會進行繞過憲政框架的權宜之策，近幾十年來早已成為擔任總統者行為模式的慣例。Prakash亦指出，這與在位的總統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無甚關系，因為當代的美國總統幾乎都只專注于他們自身手中的權力和所處的位置（their own power and standing），而對其政治作為可能會對制度結構產生的長時段影響則漠不關心甚至選擇無視 。

歸結起來，Prakash的看法就是，除非能真正實現修憲擴權程序，否則總統職權就理應被回縮到憲政秩序初始時的原旨，亦即一種相對較為弱勢的版本。這個基本邏輯，既適用于特朗普，也同樣適用于拜登，并不會因執政黨派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Prakash看來，當代美國政治的一大問題就是，少有人會較為公允地承認其實兩大主要政黨的總統都在盡一切可能，使用一切手段擴展其權力的邊界范圍，多數會發生的情況是，當人們看到自己所支持政黨的總統在搞行政擴權時，會選擇視而不見，而對于自己不支持的政黨的總統，則是時時刻刻“不憚以最大的惡意去揣測其行為”[5]。

另一部書是法學學者，羅格斯大學教授Carlos A. Ball于2021年出版的新著《原則攸關：美國憲法，進步主義者與特朗普時代》（Principles Matter: The Constitution, Progressives, and the Trump Era，牛津大學出版社）。在該書中Ball教授明確指出，左翼人士不應當在特朗普時期調用一切諸如聯邦主義、權力分立、言論自由等原則來抨擊特朗普，卻同時對于繼任的民主黨政府棄用一切此類原則，輕松放過。正確的做法當是一以貫之，無論坐在白宮里的人具體是誰。亦惟此，方能真正有效保護自治傳統，民主價值以及少數群體。

Ball教授認為，在最近的美國政治情勢中，諸如聯邦主義這些原則向來不為偏左翼的進步主義派人士所喜，他們時而對這些原則有所批評，時而對這些原則刻意忽略，但到了特朗普執政之后，他們發現這些原則其實非常有利于他們去憑借而展開對特氏政權的攻擊，就和他們所素喜（及素來強調）的平等主義、個人隱私原則和基本權利原則等一樣好用。而在如今的拜登時代，若進步主義者們繼續強調諸如聯邦主義一類原則，似乎表面上會直接限制住他們（和拜登的）短期政治目標與愿景的盡速實現，因此進步主義者們可能會傾向于暫時棄置這些原則。但在Ball教授看來，那么做不僅會是短視的，而且在道義理論上也是錯誤的。依Ball教授之見，諸如聯邦主義一類原則不僅本質上是“善”的，而且在實際的長程時段考量范圍上將有助于進步主義者們實現其長遠政治愿景，進步主義者們需要主動去抵御來自“視具體環境而變的憲政主義秩序”（situational constitutionalism）的誘惑。

這兩部書雖然講的并不是同一個面向，但其結論卻頗為異曲同工。僅從這兩位法學學者的分析來看，他們的主張是很明確的，盡管美國民主黨陣營（甚至包括共和黨陣營的部分建制派力量）希望拜登能通過強力手段肅清特朗普殘存影響，但作為法學學者的他們，認為仍有十分之必要對拜登的總統權力進行一定程度的限縮，同時他們并不認為拜登能自動自覺做到這一點，對自身權力的行使保持高度克制。他們潛在的憂慮是，若拜登繼續馳向強總統制，不斷擴權而未受控制，到了2024如若特朗普或特氏路線的繼承者真的卷土重來，則他們由拜登手上接下的可能會是一個更為強勢、更難被約束或限制的總統地位。這頗有一點“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的意涵在。

當然，他們的看法并非美國法學界唯一的看法，比如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Eric Posner就大概率不會同意他們的分析（Posner的看法基本是建議拜登沿用特朗普時代的強總統制去清算和洗脫特朗普其他政治遺產），此外，阿拉巴馬大學法學教授Ronald Krotoszynski也公開撰文指出，拜登可以利用保守主義派學者的一元型總統制理論 （unitary executive theory）相關論說來為自己的施政目標服務，逐步掌控華盛頓政治圈。但即使如此， “曾被用來限制特朗普的手段，是否到了拜登時代就應被棄置？”，仍然是一個非常合情合理的，可以有若干不同答案的問題。

此外，就在最近又有一變，9月21日，美國國會眾議院民主黨人宣布會發起新的法案，以從總統手中拿回權力，這部分法案將主要針對總統的赦免權進行規管，同時增強防護手段以阻止白宮幕僚非法干涉選舉[6]。那么是不是就意味著國會民主黨人聽進Prakash教授和Ball教授這些人的建議了呢？若我們仔細看此事背景脈絡，就會發現，與其說是國會民主黨人立志于規管總統權力，不如說是他們在繼續展開肅清特朗普殘存影響（及試圖由此降低特朗普卷土重來之可能性）的行動，國會民主黨人的整個行動目的并不在于規范和限制總統權力，而幾乎全是沖著特朗普而去的，也就是說，基本動機仍是沖著“黨爭”中的優勢位置而去的。

注釋：

[1] http://www.news.cn/world/2021-09/16/c_1211371291.htm

[2] https://n.eastday.com/pnews/163115828177019355

[3]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1/0924/c1002-32235279.html

[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1/07/14/why-biden-is-learning-love-executive-orders/

[5] https://harvardlawreview.org/2020/12/the-age-of-the-winning-executive/

[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post-trump-us-democrats-offer-bill-rein-presidential-powers-2021-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