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暨辛亥革命110周年，2021年9月25日至26日，上海市歷史學會與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聯合主辦的“帝國主義在東方：1920年代的中國與世界”高端論壇在復旦大學召開。來自國內著名科研院校的40余位學者通過線上、線下等方式參加了會議。與會學者從各自領域出發，以多元視角廣泛探討了政治史、經濟史、軍事史、思想文化史、中外關系史等層面的相關議題，充分展示了學界有關帝國主義研究的最新成果。

線上線下與會學者合影

開幕式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高晞主持，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章清、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黨委書記劉金華分別致辭。章清指出，本世紀初組織召集的“年代會議”以及《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論文集，曾經大力推進了學界有關1920年代的歷史認識。本次會議將討論范圍擴展為“1920年代的中國與世界”，而且進一步聚焦于“帝國主義在東方”這一主題，反映出歷史研究的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劉金華代表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向與會學者表示熱烈歡迎。她表示，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歷史節點召開本次會議，進一步研討1920年代的中國與世界，具有深刻的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

會議現場照片

本次會議邀請浙江大學歷史學系資深教授桑兵、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楊天宏、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唐啟華三位學者作專題報告。

桑兵教授探討了“帝國主義”概念史研究的若干問題。他首先指出，“帝國主義在東方”作為會議主題，包含既相互聯系又彼此分別的兩個方面。一方面表示“帝國主義”概念進入中國，進而成為國人認識列強、推動革命的有效工具的歷史過程；另一方面指用現有理論知識指認相關的歷史事實。把“帝國主義”作為關鍵概念加以考察，要深入了解其中的淵源、流變、內涵、外延，然后才能用以研究歷史過程。簡言之，要處理好梳理歷史和把握概念的關系，不能用概念簡單勾勒歷史。在此基礎上，桑兵教授結合相關史料，對“帝國主義”概念在近代中國的產生、傳播及流變作了簡要回顧和梳理。總體來看，“帝國主義”一詞早在清季即已入華，不過除受到無政府主義者的批判外，最初并非負面概念。五四前后，“帝國主義”一詞雖成為指認列強侵略擴張的重要標簽，但多屬個別現象，甚至五四運動也沒有正式提出反帝的政治口號。一般而言，直到此時“帝國主義”概念仍非完全負面，也不能將帝國主義簡單等同于外國列強。新文化運動中，國民黨人意識到中國的問題源自歐美列強和日本的壓迫，但革命矛頭仍主要指向國內的官僚軍閥。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迅速接受了蘇俄列寧式的帝國主義論以及與之緊密關聯的世界革命說，將中國革命視為世界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主要目標是打破帝國主義的壟斷瓜分，打倒北洋軍閥，實現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1925年，以反帝愛國為旗幟的五卅運動拉開了國民革命的序幕，國內出現反帝自覺。因此，嚴格地說，中國的反帝運動直到五卅運動時才開始。此后，圍繞“帝國主義”引發了一系列重要問題，如用反帝觀念考察義和團運動等歷史事件、反帝與排外的關系、反帝與利用列強間矛盾的關系、反帝與反法西斯的關系等，凡此種種值得進一步研究。

楊天宏教授圍繞192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有關論爭進行深入解讀。他指出，1920年代，中國思想政治領域發生了“仇友赤白之爭”的論戰。論戰的核心問題是：帝國主義有赤色的嗎？蘇聯是中國的敵人還是朋友？“正方”認為，“赤色帝國主義”不符合“帝國主義”的通行定義，蘇聯已廢除資本主義，不存在作為“資本主義最后階段”的帝國主義。不僅如此，蘇聯堅持反帝立場，支持弱小國家及民族的革命，是中國的朋友，所謂“赤色帝國主義”旨在轉移國人反帝斗爭的方向。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國民黨實施分共政策。1929年，中東路事件。“赤色帝國主義”再度成為國人關注的問題，但“正方”已近乎失語。他認為，盡管這次論爭告一段落，但仍留下諸多問題有待思考。首先，1925年是民族主義盛行、反帝呼聲高漲之時，也是中國面臨的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削弱之時，這種侵略與反抗之間的負相關現象應如何解釋？其次，主張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勢必將蘇俄的壓力引向中國，分散中國打擊主要敵人的注意力，這一立場究竟對誰有利？此外，他結合近代以來中俄關系的長程發展，進一步梳理了俄國在華形象的變遷歷程。甲午戰爭后，清廷實施“聯俄制日”策略，標志著中國聯俄的開始。巴黎和會后，蘇俄宣布廢除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赤色帝國主義”被視為虛構。中東路戰爭后，又發生了變化。“九一八”事變直至日本全面侵華，蘇俄成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堅定盟友。建國后，蘇俄一度被視為“老大哥”……其間曲折包含豐富內涵，值得深入挖掘和深刻思考。

唐啟華教授認為，值此華盛頓會議召開百年之際，當今世界又適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有必要梳理凡爾賽-華盛頓體系與遠東國際關系的深刻聯系，進而立足民國北京政府和英國視角加以審視，為既有認識提供寬闊視野，也有助于理解當下的遠東國際秩序。他指出，各國學界對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認識見仁見智，而且百年來與時俱進。例如，共產國際和前蘇聯視其為“一戰”后資本主義列強的分贓體系。美國學界早期認為，華會后美國旨在遏制日本勢力、固化遠東秩序。“二戰”后，“美日合作論”者認為，美國用經濟力量將日本拉入自身領導的世界秩序，視為對日合作的勝利。1965年，入江昭所著《帝國主義之后》（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提出，美國的新外交主張以經濟合作調和列強利益，建立遠東集體安全機制，并援引國際體系理論，指出各國外交政策均受外在體系因素的制約。嗣后孔華潤、柯偉林等學者又迭出新見，或者從后冷戰視野檢視1920年代建構跨越國家、文化新秩序的努力，或者強調中國在新國際體制中的重要性。日本學界早期受馬克思主義史學影響，著重檢討日本的帝國主義性質。1970年代，細谷千博強調華會體制是日、英、美三國協調的東亞國際政治體制，但因蘇聯革命外交、中國民族主義、日本反華會體制派等不安定因素，導致這一體制崩壞。近年來，久保亨、小池圣一、服部龍二、川島真等年輕一輩學者，分別從亞洲民族國家發展、史學史、東亞國際政治、中國外交等角度重新審視，刷新了有關華會體制的認識。相對而言，北京政府和英國的角色較少受到重視。他強調，北京政府雖政局動蕩、內斗不斷，但仍是當時得到國際承認的中國中央政府，而且北洋外交也有優異表現，尤其推動“修約外交”，獲致相當不錯的成果。英國雖在一戰期間國力損耗嚴重，但仍是世界大國，在中國及遠東擁有龐大利益，其外交政策靈活實際，實不可忽視。如果相關研究加入以上視角，有助于提供拓寬既有認知。

研討議題之一：國民革命在北方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王建偉討論了1928-1929年國民黨北平特別市黨部，指出該黨部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而由地下走向公開，但自始就處于不穩定狀態。一方面黨部之內矛盾叢集、紛爭不斷；另一方面中央不信任地方，地方不服從中央，并且公然挑戰中央權威，由此形成惡性循環。其間，又有改組派等多方參與其中，致使黨潮頻發，進一步加劇了北平黨務亂象。報告認為，這一案例頗可反映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初期由地方實力派實際掌控區域的典型樣貌。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志毓探討了丁家黨與北方國民革命的歷史關聯。她指出，由于國民黨地域色彩濃厚，國民革命又是從南方興起、以北伐為中心的民族革命，使得北方國民革命呈現出不同面貌。她分析國民革命時期國民黨北方黨務負責人丁惟汾的生平、性格和特點，兼及作為“丁家黨”的丁氏子弟和革命同仁的相關情況。報告認為，丁家黨體現從辛亥革命到國民革命的連續性，成員雖政治立場不一，但有共同理想和特征，為研究國民革命提供了不同視角。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在全著重研討民國南京政府建立前后的司法人事延續問題。1927年前后，北京政府司法官員大量進入南京政府，出現“革命軍北伐、司法官南伐”現象。這一趨勢雖有利于延續北京政府司法基礎、實現司法工作平穩過渡，但也造成司法人員反對國民黨理念、甚至反黨，司法系統無法成為國民黨政治斗爭的有力工具等問題。南北政權鼎革與司法人員流動，不僅涉及敵對政權之間的人事關聯，也可反映國民黨政權實為龐雜混合體的特點。

研討議題之二：觀念認知與話語建構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暨學衡研究院李里峰對中共早期的國際認知和國恥論述作了系統回顧，認為中共早期以《向導》周報為主要陣地，對《辛丑條約》、“二十一條”、五卅慘案等國恥事件進行系統報道、廣泛宣傳和深入分析，在此基礎上勾勒出中國革命的敵友譜系。中共“國恥”論述表現為民族話語與階級話語既相互交融、又此消彼長。從紀念國恥、剖析國恥到洗雪國恥，中共將階級斗爭融入民族解放的敘述框架，為世界范圍內的民族主義思潮注入了新的活力。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馬思宇圍繞國民革命時期中共“九七”運動作了深入解讀。這一運動系由中共為銘記辛丑條約之恥而組織。中共嘗試創設“九七”這一時間節點，型構儀式性的運動，以塑造新的政治文化。“九七”運動與局勢息息相關，盡管具有經濟性和社會性，但往往與政治運動相關聯，旨在增加政治意味。“九七”運動適逢中共反思組織弊病，嗣后中共開啟內部“大革命”。報告認為，透過“九七”運動可以更好理解中共的運動文化、組織文化，以及與其他勢力的互動關系。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瞿駿勾勒了帝國主義在江南地區的認知史，認為現代中國既有對無所不包的大革命的向往，也有對蘇聯作為理想國家形態的憧憬，兩者構成了帝國主義的認知環境。江南提供了認知帝國主義的區域性觸媒，如國民黨改組后在江南的黨務拓展、江浙戰爭造成的軍閥合法性崩塌、五卅運動引發的江南人士對帝國主義的“親歷親聞”。各種中間渠道如地方性報刊、小冊子及演說、集會、私下討論構成的“有聲世界”，引發了獨特且深入的區域性帝國主義認知。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周月峰從1920年梁啟超歐游歸國的新文化方案入手，指出梁氏曾有一整套國家改造計劃，主張以文化改造國家，同時改變國民心理和政治經濟制度，以應對民初以來“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的困局，較之早期新文化運動側重國民性改造更進一步。梁氏不贊同“歐化”、“俄化”或“復古”傾向，強調“決非先有預定的型范”，希望化合中西文化、吸收社會主義精神，主張中國文化更多參與“再造新文明”的試驗過程，在舊文化基礎上養成新的國民心理。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湛曉白從清末邊疆語文教育展開，分析了其中的國家建構與身份認同問題。報告認為，清末新政時期，漢語文作為統一國家語言文字，之所以在語言、文化迥異的邊疆地區得到普及，源于這一舉措滿足了熔鑄國民、促成國家統一、配合憲政的國家需求。不過，清末邊疆地區的語文教育在服務清廷國家需要、彰顯工具性能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與認同問題有所勾連，體現出新型的民族國家理念、民族主義意識和傳統族群觀念的雜糅。

研討議題之三：1920年代的中國與日本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臧運祜圍繞日本兩次“東方會議”的召開，深入研討日本帝國主義在東方的發展歷程。他指出，“一戰”結束后，原敬內閣為應對華盛頓會議，于1921年5月16-25日召開第一次東方會議，討論日本對奉系軍閥張作霖的政策。田中義一內閣上臺后，為應對中國國民革命形勢，于1927年6月27日-7月7日召開第二次東方會議，主要討論日本的滿蒙政策，嗣后有所謂“田中奏折”之出籠。報告認為，研究兩次東方會議的關聯和比較，有助于探討192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在東方的歷史特性以及日本從協調外交走向自主外交的必然軌跡。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李少軍分析了1920年代日本在山東地區的勢力分布，指出1922年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使“山東懸案”得以解決，但所謂“山東問題”仍然存在。日本通過增設在魯使領館機構，不斷加強對山東的全面監控。日本在魯公民人數之多，在中國各省居于前列。橫濱正金銀行等日系銀行控制山東地區貨幣流通、關鹽稅收、鐵路收入等。日本從山東撤軍后，仍保持嚴密的軍事鉗制，注意控制山東地區的鐵路干線。綜觀1920年代，山東是滿蒙之外日本在華擴張最重要的省域，藉此可增進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下中日關系的既有認識。

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郭循春詳細梳理華盛頓會議前后日本陸軍對華政策的演變邏輯，強調華會前夕日本陸軍一度積極參與會議準備工作。隨著會議期間日本外交形勢急劇變化，陸軍對美態度惡化，并對日本政府“協調外交”深致不滿，最終引發旨在干涉中國內政、反對協調主義，尋求控制乃至占領中國的“1924年對華政策綱領”的制定。華會后日本陸軍的對華政策，既是1920年代后半期陸軍對華政策的來源，也為1930年代陸軍對華行動埋下伏筆。

研討議題之四：1920年代的中國與歐美

浙江大學歷史學系肖如平、丁書穎選取英國費克斯公司與民國北京政府的飛機貸款合同這一典型案例，探討外國資本在中國早期航空發展中的角色和影響。在費克斯合同的訂立和實踐過程中，英國企業和政府存在認知差異和立場矛盾。英國企業立足市場和商業邏輯，推動政府支持大規模飛機定購和航天開發合同。英國政府不僅追求經濟利益，更要直面國家政治體系和中國內政問題的沖擊。費克斯合同的推進過程，反映出民國北京政府發展航空事業的問題和困境。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侯中軍深入考察五四運動前后英國對在華布爾什維克主義傳播的監視和評估，認為五四前后英國有關布爾什維克主義在華傳播的情報總體是不完全、不準確的。英國將無政府主義與布爾什維克主義視為整體，而且以英聯邦為監視范圍，并不限于中國。英國立足遠東國際關系和英國在華利益，對布爾什維克主義進行監視，旨在防范俄國革命發生連鎖反應。通過這一視角，也有助于從側面理解中共成立前夕馬克思主義在華傳播的真實情況。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孫毓斐圍繞1923-1924年民國廣州政府爭取粵海關關余問題展開研討，指出美國政府一改早期冷靜態度，日益突顯強硬姿態和主導作用，利用在華通信體系密切留意局勢發展，甚至動用武力加以威懾。相對而言，在粵美國人流露同情態度，為關余問題交涉提出“中間方案”，并為美國政府提供第一手信息。最終，經美國駐華公使調停，列強采取部分妥協立場。關余問題的不徹底解決，對嗣后廣州政府外交轉向和美國政府政策調整具有重要影響。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徐高利用英、美等國外交文件，對于五卅前后英美兩國在華的合作與分歧進行初步討論。由于英國在華利益廣泛而深厚，五卅以后首當其沖地成為民族主義運動的攻擊對象，因此主張采取強硬立場，對中國的反英情緒抱以警惕態度。美國的對華政策則以現實主義為旨歸，尤其重視解決問題的實際作用，避免承擔針對英、日兩國的排外壓力。整體而言，英美兩國的對華政策兼有分合，特別在具體問題上時有分歧，但均有本國利益考量蘊含其中。

研討議題之五：概念建構與革命動員

南京郵電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熊玉文的文章討論了“在華英美報刊”與五四運動的關系。報告首先辨析華報與外報、在華英美報刊與日本報刊的立場區別，指出巴黎和會期間在華英美報刊對親美和反日宣傳、中國提案、中國代表團籌建均有影響。五四前在華英美報刊通過消息披露和議程設置，達到心理沖擊和運動動員效果。嗣后在華英美報刊因利益關切采取遏制態度，但具體舉措各不相同。總體而言，在華英美報刊在內幕揭露、熱點追蹤和輿論引導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安東強對中共三大前“統一戰線”概念從共產國際傳入國內的脈絡以及黨內外的認識表述進行梳理。共產國際三大提出的“統一戰線”僅為無產階級或勞動階級內的聯合或統一，后來明確為階級外的“統一”與階級內的“聯合”。中共二大議決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而非“統一戰線”，或為表達中共作為獨立政治體的地位，并減弱“統一”引起的國共兩黨的誤解。同時，中共以外的團體人物如何認識“統一戰線”、用“統一戰線”表達自身主張也值得進一步研討。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馬建標聚焦清末民初報刊媒介和五四以后蘇俄、共產國際等外部力量如何形塑近代中國的“國民意志”、新型革命政黨如何成為“國民意志”真正主宰者的歷史過程。報告著眼“國民”概念在近代中國的出現、傳布和流變，指出清末民初這一概念受到報界的積極宣傳，多用以表達時人對未來中國人政治人格的“理想期許”。到了1920年代初期，在蘇俄“東方革命戰略”影響下，“國民”才被賦予“民族革命”和“反抗資本主義列強”的政治內涵。“國民革命”不僅表達出中國人的民族解放訴求，也隱含著蘇聯政府主觀上的國家利益訴求。

研討議題之六：局部視野中的國民革命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徐濤集中探討了自晚清至民國時期上海協防委員會的流變過程。該會前身是小刀會起義時上海租界的自衛組織，太平天國運動后成為工部局下轄的常設機關，旨在維護外國租界安全。報告重點梳理該會自五卅、北伐以至“一·二八”、“八·一三”事變的應對舉措，展現1920-19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協防”體制的內部肌理和崩裂過程，以此彌補既有研究偏重大國角力、忽視作為多方矛盾焦點的上海內部城市安全機制的不足。

上海大學文學院王敏深入討論了五卅運動中的工人罷工維持費問題。報告指出，盡管工人運動領袖廣泛進行罷工動員，但因缺乏穩定經費而無法解決罷工工人的基本生存問題，致使罷工維持費短缺引發的騷亂時有發生，這也是罷工運動無法持續的重要原因。罷工維持費問題表明，罷工運動領導者對上海的政治權力結構缺乏認知，盲目追求反帝運動聲勢，未能制定符合工人利益訴求的斗爭策略，進一步揭示出罷工維持費與上海罷工運動乃至五卅運動整體走向的密切關系。

圓桌討論

在圓桌討論環節，浙江大學歷史學系資深教授桑兵、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楊天宏、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唐啟華、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吳義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俊義、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員汪朝光、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金光耀等與會學者先后發言。

桑兵充分肯定本次會議的議題價值和研討成果。他指出，現有研究存在偏重五四、忽視1920年代國民革命的傾向。帝國主義問題牽涉到近代中國的各個方面，值得進一步展開研討。他認可本次會議鼓勵切磋交流的時間安排，提出應該鼓勵“開長會”，特別是控制報告時間、增加討論時間，有助于參會學者充分發表意見，并幫助報告學者檢視論文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楊天宏詳細梳理了近代國人的帝國主義認知及其變化。他認為，“帝國主義”在近代中國經歷過“以褒為主、褒貶共存、以貶為主”的認知變化過程。清末民初，時人對“帝國主義”心向往之，他們尋找甚至制造“帝國主義”在中國早已有之的例證，并對中國重返帝國時代充滿期待。這一現象導因于日文及經由日本譯介的西文文獻提供的思想資源，也離不開國人追求富國強民的現實需要，主張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也提供了學理基礎。“一戰”后，國人對“帝國主義”發生由“愛”到“恨”的根本轉變。究其原因，國人將“帝國主義”視為戰爭根源，同時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傳入中國，國人認同“帝國主義”是積貧積弱的關鍵，反帝成為各黨派團體的一致呼聲。他強調，所謂“帝國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出于建構，時人知之甚少。在此基礎上，他提出若干核心問題。首先，清末民初國人對“帝國主義”的褒義理解有無事實根據？其次，“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后階段”嗎？所謂“后帝國主義”時代又如何理解？再次，近代中國貧窮落后的根源主要來自外部還是內部？最后，現有研究是否已揭示出“帝國主義”的復雜內涵？

唐啟華首先回顧百年來中國國力和國際地位的深刻變化，從一度積貧積弱、深受列強欺侮到現今崛起為世界大國，這一歷史巨變令人感慨系之。他回憶自己早年從事北洋外交史研究的學術生涯。唐啟華早年負笈英倫時深受日裔美籍學者入江昭影響，由此開啟了自己的北洋外交史的研究道路。盡管《帝國主義之后》在論述范式上稍顯美中不足，但入江昭的這部成名作的研究視角在海內外學界仍有重要影響，而他本人也曾深受此書啟發。唐啟華指出，此次與會的年輕學者在史學研究的基本功、語言能力、檔案運用等方面表現突出，但也存在“見小不見大”、“見樹不見林”等共性問題。他表示，中國要成為世界大國，外交史研究就應成為大國之學，為國家發展提供歷史借鑒和軟實力支撐。年輕學者要跳脫出民族主義論述習慣，更多思考世界體系如何運作、如何提出崇高而有號召力的外交理念等問題，繼續打開視野、提升層次、作出貢獻。

吳義雄結合本次會議主題，分享自己有關“帝國主義”的思考和看法，同時提出若干重要問題。首先，“帝國主義”和“世界”之間存在密切聯系，如果“帝國主義”在近代中國發生過由褒到貶的認知變化，國人對“世界”是否也有過類似的認知變化？這兩種認知之間是否存在關聯？其次，對于“帝國主義”的實際內涵，各國學界的看法不同，中國學者習慣視為一種實體或若干國家，而海外學界更多用以指稱對外政策或國家行為，究竟如何定義“帝國主義”？再次，“帝國主義”存在單數和復數的分野，既可以看作一個整體，也可以具體到若干國家。如果立足復數的“帝國主義”，牽涉到這些國家之間的矛盾沖突如何表現、近代以來的對華影響孰輕孰重等相關問題。最后，“帝國主義”存在不同形態，傳統研究大多從軍事、經濟和外交等層面入手，而“文化帝國主義”和“媒介帝國主義”的有關研究相對薄弱。由此后者是否獨立存在、抑或與前者并駕齊驅等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張俊義表示，目前學界對五四運動的研究比較深入，而1920年代仍有諸多歷史空白有待填補。他從外交史研究著眼，指出在這一時段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相遇，多股思潮和政治力量交匯于中國大地，因此研究1920年代的中國與世界需要更為寬闊的視野，由此才能揭示出更為復雜的面向。

汪朝光指出，近代中國和帝國主義發生諸多糾葛，因而具有較為突出的研究意義，值得進一步展開研討。他同時強調，盡管帝國主義對近代中國有著持久而深入的影響，但帝國主義也不是籠罩一切的，相關研究需要將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納入考察范圍。

金光耀認為，本次會議聚焦“1920年代的中國與世界”，為深入考察帝國主義問題提供了有益啟發。一方面，要從外部視角關注中國問題；另一方面，也要從內部視角分析國內政治。他從1920年代的內政和外交出發，同時結合近代中國的長程歷史，進一步指出內政和外交存在緊密關聯，中國對外關系往往與國內政治有著諸多聯系，主張用更為廣闊和動態的視野考察帝國主義問題。

會議期間，《歷史研究》編輯部焦兵、劉宇，《近代史研究》編輯部胡永恒，《中共黨史研究》編輯部吳志軍，《學術月刊》編輯部周奇，《史學月刊》編輯部趙廣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張旭鵬，上海大學文學院廖大偉，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蔣寶麟，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章可等專家學者先后主持研討或參與評議，他們為與會學者的報告提出諸多意見建議，也為本次會議的順利舉辦提供大力支持和指導幫助。希望本次會議進一步促進帝國主義研究的穩步發展，不斷增進對1920年代的中國與世界的歷史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