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牛仔的英勇俠義和狂放不羈的生活經過流行媒體的浪漫化渲染，滿足了城市化進程中美國民眾對邊疆的懷舊式想象。西部大開發使荒原逐漸消逝，標志著美國城市化轉型的開始。都市生活要求的規整高效和資本投機帶來的腐化墮落使人們對傳統的農耕生活向往不已：艱苦粗糲的拓荒演變成美好的回憶，因物質匱乏而采取的將就措施也成了讓人懷戀的質樸生活。

呼應民眾對城市文化和工業文明的普遍逆反心理，西部牛仔的形象活躍在各種流行媒介上，成為風靡全美的民間英雄。雖然牛仔只是美國西部開發史上一個短期的職業現象，但他所象征的那種質樸自由的精神恰恰是被現代性剝奪的品質。

兼具英雄主義和神秘色彩的牛仔通過民間演繹深入人心：他英俊瀟灑又堅強粗獷，戴著寬沿高頂氈帽，身穿牛仔褲和皮衣，腰挎柯爾特左輪手槍，足蹬帶有刺馬釘的高筒皮靴，騎著馬在草原上風馳電掣。他是來去無蹤的俠客，也是懲惡揚善的警長，還是名震四方的賞金獵人；他和風塵女郎的故事是廣為傳誦的浪漫佳話，跟歹徒的決斗是讓人津津樂道的硬漢傳說。牛仔在荒原上奮進開拓的傳奇成為美國文化的重要內涵，是美國人緬懷的激情歲月。

牛仔系列小說

在彌漫全美的戀舊情懷的籠罩下，暢銷讀物里的牛仔英雄成為民眾心目中的偶像。得益于內戰后的文化普及率、技術革新和印刷業的興起，人們從繁重的勞役中得到喘息，閱讀消遣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廉價小說速產速銷地炮制了大批牛仔的傳奇故事，成為主導美國市場的暢銷讀物。

1860年發行的簡裝書《畢逗一角錢小說》（Beadle’s Dime Novels）奠定了牛仔故事的模式，發行頭幾個月即售出6.5萬多本，成為類似出版物的鼻祖。該系列的首部小說是安·斯·史蒂芬斯（Ann S. Stephens）撰寫的《瑪萊斯卡：白人獵手的印地安妻子》（Malaeska, the Indian Wife of the White Hunter），小說講述了西進運動中的白人牛仔與印第安女性的浪漫情緣。到1920年末，《畢逗一角錢小說》已連續出版321冊，商業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愛德華·維勒（Edward L.Wheeler）1877年發表了首部作品——《死木頭迪克，大道王子，或者，黑山上的黑色騎士》（Deadwood Dick, the Prince of the Road: or, the Black Rider of the Black Hills）；在接下來的8年時間里他出版了33部“一角錢小說”系列，講述牛仔迪克與亡命之徒拔槍決斗的驚險故事。為取悅以白人為主的東部讀者，維勒把真實生活中的黑人牛仔迪克變成了白人英雄。

小說家奈德·邦特萊（Ned Buntline）也從西部汲取源泉，以牛仔威廉姆·考蒂（William Cody）為原型創作了《水牛比爾：邊疆之王》（Buffalo Bill: King of the Border Men 1869），描寫牛仔如何擊敗狡詐的印第安人和邪惡的偷牛賊，維持社會公義。

撰寫“一角錢小說”的作者來自美國社會的各個階層，有醫生、律師、教師和記者等，他們往往針對教育水準較低的閱讀人群，以煽情的手法和雷同的情節把牛仔描畫成捍衛正義的英雄。評論家考克斯·蘭道夫（Cox Randolph）認為，“‘一角錢小說’的社會歷史意義大于其文學價值，它記錄了1860年到1915年間美國社會看待種族、政治和性別等問題的流行態度，映射了西部神話的構建發展及文化商品的市場營銷策略”。在東部報刊的連載故事里，身手利落的牛仔幕天席地，主宰著邊疆這個遠離文明的化外之地，他們是大自然的驕子。

《時代周刊》（1881年5月26日）在“牛仔的生活”一文中詩意地寫道：“聽著山麓轟鳴的狂風暴雨，與狼蛛、蜈蚣和響尾蛇為伴，牛仔緩緩地閉上雙眼，幻想著無窮無盡的口嚼煙草和甜蜜的夢鄉?！痹陂L達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美國通俗讀物塑造了一個個浪跡天涯、疾惡如仇的牛仔形象，吸引了大批都市工薪階層的讀者，滿足了他們對自由生活和男性氣概的憧憬。

縱馬馳騁的牛仔在美國主流文化里也占據了重要的席位。美國文學作品中的牛仔人物勇于冒險又樂觀向上，體現了人們所珍視的英雄主義和邊疆精神。歐文·威斯特的《弗吉尼亞人》（The Virginian，Owen Wister，1902）刻畫了牛仔的浪漫愛情和英勇行為；安迪·亞當斯的《一個牛仔的日記》（The Log of a Cowboy，Andy Adams，1903）紀實性地描寫了長途販運的艱辛；杰克·謝弗的《沙恩》（Shane，Jack Shafer，1904）敘說牛仔挺身捍衛社會道義，等等。在這些雄性十足的文學作品中，牛仔是開拓疆界的勇士，是荒原的騎士，也是維護正義的斗士。

羅斯福的“西部情結”

策馬揚鞭的牛仔英雄迅速成為藝術家們鐘愛的主題，畫家弗里德里克·雷明敦（Frederick Remington）把牛仔的真實生活和浪漫演繹完美地結合在畫布上；在蒙大拿牧場上工作了13年的查爾斯·羅素（Charles Russell）在紐約和倫敦開辦畫展，生動細膩地勾勒西部牛仔的矯健身姿。牛仔的陽剛氣質深深吸引了美國第26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這個畢業于哈佛大學的東部精英一生都書寫著濃厚的“西部情結”。

1884年，熱衷狩獵和探險的羅斯福在達科他州購買一個牧場，花了3年時間學會騎馬牧牛等牛仔技能，并撰寫了《牛仔的打獵之旅》（Hunting Trips of a Ranchman，1885）與《牧場生活和獵道》（Ranch Life and the Hunting Trail，1888）兩本書。羅斯福深信強健的體魄和積極進取的意志能夠帶領美利堅民族走向世界，而美國的海外擴張似乎也印證了他的觀點：繼1898年成功奪取西班牙屬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賓后，美國于1899年向歐洲列強提出“門戶開放”政策，要求在中國獲得殖民利益。在他的四卷大部頭著作《征服西部》（The Winning of the West，1889-1896）和任職總統期間的多次公眾演講中（1901-1909），羅斯福常以牛仔-戰士-英雄的身份自居，大力推行擴張政策，鼓勵年輕人勇于面對挑戰，奪取輝煌的勝利。1898年美西戰爭爆發時，羅斯福組建了一個包括西部牛仔老朋友和東部常青藤老校友的志愿騎兵團，他們戰功卓越，成為民族英雄。在1913年出版的《自傳》（An Autobiography）里，羅斯福深情地寫道：“西部塑造了我的一切?！?/p>

放浪不羈卻胸懷正義的牛仔英雄隨著美國文化的對外傳播開始風靡世界。在美國城市化進程中，劇場和電影因其直觀的視覺體驗和商業化的發行模式具有影響大眾情緒的魅力。早在1883年，外號為“水牛比爾”的牛仔威廉姆·考蒂成立了演出劇團《狂野西部》（Wild West Show），海報宣稱演出將給東海岸的美國觀眾帶來“活生生的邊疆生活”，“真實的印第安人、牛仔和墨西哥人”，“全美最厲害的神槍手”和“一流的騎手”。演出以西部綿延的山脈和大草原為舞美背景，成百上千的駿馬和水牛在奔跑，白人牛仔和印第安人激烈交火，女神槍手安妮·奧克萊（Annie Oakley）彈無虛發，群眾演員多達200余名。

《狂野西部》在全美巡回演出幾十年，深受觀眾喜愛，它渲染了白人英雄征服蠻荒的“文明”行為。當《狂野西部》來到歐洲，倫敦、巴黎、羅馬和巴塞羅那的觀眾也為美國牛仔傾倒。隨著好萊塢的興起，銀幕上鮮活的西部牛仔迅速超越文化和國別界限，吸引了全世界的觀眾。

西部片里的牛仔英雄

早在1903年，默片《火車大劫案》（The Great Train Robbery）里巡警縱馬追逐劫匪和荒野叢林的槍戰就激起了觀眾的熱烈反響，奠定了西部片的敘事經典和意象模式。電影學者約翰·列南（John Lenihan）指出，西部片把美國歷史上短暫的牛仔職業“美化為一種擔當社會責任的個人主義……銀幕上傳奇的男性英雄極大地滿足了觀眾的代入式體驗”。

在大導演約翰·福特執導的《關山飛渡》（The Stagecoach，John Ford，1939）里，影星約翰·韋恩塑造了一個經典的牛仔英雄林戈，他英俊瀟灑又桀驁不馴，護送驛車穿越新墨西哥州的蠻荒之地；銀幕上無垠的荒漠、高聳的巖石、偏僻的小鎮酒館、奔騰的駿馬和大篷車全方位呈現了奇峻的西部風光。

霍華德·霍克斯的《紅河》（Red River，Howard Hawks，1948）勾勒出一幅史詩般的宏偉圖景：夕陽西下，荒漠邊緣的一輪紅日即將沒入地平線，牛仔們在滾滾煙塵中揮舞套索趕攏長角牛群；夜晚篝火旁，牛仔們吟唱著兒時記憶中的教堂禮拜樂曲，憂傷的旋律彌漫在天地間。銀幕上的牛仔英雄灑脫又正直，他們騎馬穿梭在雄奇的峽谷巨川里，上演了一幕幕懲奸除惡的傳奇，譜寫了一段又一段俠骨柔情的佳話。

學者邁克爾·薩福（Michael Sarf）認為，西部片具有像希臘史詩《伊利亞特》（Iliad）和羅馬史詩《埃涅伊特》（Aeneid）一樣的文化功能，它給“年輕的美利堅創造了國家史詩，體現了民族的氣質和價值觀”。

可以說，媒體塑造的牛仔英雄在美國社會轉型期具有多重文化意義：他的誠實勇敢和開拓進取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工業化進程中的男性焦慮，他出手懲治邪惡的正義之舉不但轉移了人們對貧富分化的關注，而且在日趨復雜的種族關系里確立了以盎格魯-撒克遜為主導的社會文明秩序，使社會達爾文主義深入人心，為美國的全球擴張提供了心理和情緒的準備。

本文摘自《文化研究（第23輯）》，周憲、陶東風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12月，作者楊靜，原題為《美國文化偶像：西部牛仔英雄與集體記憶里的田園牧歌》。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