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廣泛而深刻的原因，臺海兩岸的經貿關系兼有巨大的潛力和現實的阻力兩大特征，很難用簡單化的經濟觀點來予解讀。平心而論，近40年來保持了兩岸政策連續性的是大陸一方。

1979年的兩岸貿易額僅0.77億美元，堪稱微不足道。到2014年，兩岸貿易額飆升至1983億美元。然而2015年的兩岸貿易額卻下降至1882億美元。總體而言，是臺灣島內的政治生態而非大陸的兩岸政策，更多地影響了兩岸經貿關系的發展。

中國大陸現在是124個國家和地區的頭號貿易伙伴，美國是52個。人們只要看看中國主要貿易伙伴的排名，就會在第一方陣里發現需要詳加說明的面孔。鑒于美國和中國分別以17.95萬億美元和10.98萬億美元位居2015年各國經濟總量第一、二位，合計占當年全球GDP總量73.17萬億美元的近40%，而且中美之間已互為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因此中美兩國之間近5600億美元的貿易額，無疑就具有衡量經貿關系規模的標尺意義。

在中美之間龐大貿易額的標尺之下，人們轉而發現，中國香港以3436億美元位列中國大陸的第二大貿易伙伴，日本以2785億美元列第三，中國與韓國的2758億美元列第四。而臺海兩岸之間的1882億美元的貿易額位列第五，不僅超過了中國與德國1568億美元的規模，以及與澳大利亞的1140億美元，更遠遠超過了中國與英國、法國、意大利、俄羅斯等國之間的貿易額。

以港臺地區各自的人口規模、經濟體量、產業結構等指標看，它們與大陸的貿易規模如此之大，是否有道理？如果有，這個道理在什么地方？如果沒有，臨界點又在何處？

在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框架內，大陸與香港的經濟聯系之緊密，就容易理解了。因為這在很大程度上屬于國內經濟關系。可資比較的經濟關系還體現在完全屬于國內市場的西藏地區。西藏的財政支出占其GDP近七成。也就是說，西藏的GDP中有約七成變成了財政收入，這是脫離了經濟常識的數據。究其原因，顯然是中央政府和沿海省份對西藏保持了強大的財政轉移支付。

香港回歸祖國以后的讓利特惠安排當中，轉口貿易的分量是很重的。其中也包括了臺灣地區經香港輸入大陸的巨額轉口貿易。無論其中的獲利部分在香港的分配是否公平，與大陸驚人的貿易額都有一定道理，而臺灣經濟亦從中獲利頗豐。需要強調的是，離開“一個中國”的政治條件，大陸與港臺的經貿關系就是另一回事了，將會下降到正常的經濟知識所能預期到的很低水平。

毫無疑問，臺海兩岸經貿的政治基礎遠不如大陸與香港的框架牢固，是進一步發展兩岸經貿關系的主要障礙。對此，不偏不倚的觀點需要兼顧兩個方面。一方面，臺灣的經濟前景不一定非要依賴與大陸的經貿關系，這個沒問題。另一方面，如果“一中”的政治基礎垮臺，那么大陸有能力讓臺灣經濟發出尖叫聲，這同樣沒有問題。

臺灣地區人口略多于2300萬，人均GDP超過兩萬美元，以臺灣的經濟現狀、文明水準看，它作為世界公認的發達地區是名副其實的。臺灣在民主指數固然能得到方面高分，但其兩岸政策中政治智慧的含量還有待歷史來檢驗。可以肯定，兩岸關系的基本約束條件，正是中國“大一統”的傳統文化。以這種文化的強硬，至少不能允許打通以下邏輯：臺灣從兩岸經貿關系中大獲其利，反而助長“臺獨”政治發展。

從上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臺灣在威權政治的監護推動下，創造了高增長、高就業和低通脹的經濟奇跡。隨后經濟減速至2001年首次出現負增長。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的2008年二季度負增長。在此壓力下，臺灣于2010年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該協議妥善地落在“兩岸一中”的政治框架內。在這個過程中不容忽略的事實還包括，臺灣地區前領導人奮力推動的“經濟南下”政策，幾乎沒有值得一提的成果。

考慮兩岸經貿關系的發展，除了政治基礎，也不能離開大陸在改革開放時代卓越的經濟增長。否則相關考量將很不全面。中國大陸的人均GDP到2003年才越過一千美元大關，2015年已達到八千美元的水平。以大陸的經濟體量看，如此壯觀的經濟表現當然會重繪世界經濟版圖，也會強力重塑兩岸關系格局。目前，大陸的經濟規模按美元計，是臺灣地區的35.5倍，這還不算美國堅持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偏低的問題。因此，十多年前兩岸人員交流時臺方的“富人優越感”如今已蕩然無存。改由“政治制度先進”的優越感替代了。

在現狀層面算算細賬是必要的。2014年臺灣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為5686億美元。問題是，包括香港在內的兩岸經貿往來在臺灣的外貿總額中占有多大分量呢？

根據國臺辦發言人提供的數據，2014年兩岸經貿額1983億美元當中，大陸向臺灣出口463億美元，從臺灣進口1520億美元。這意味著臺灣從中獲得了1058億美元的順差。2015年大陸對臺灣出口449億美元，從臺灣進口1436億美元，臺灣再從中獲得順差987億美元的順差。這千億美元上下的數字意味著什么？意味著臺灣的外貿非常依賴與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大陸，也意味著如果沒有“兩岸一中”政治條件決定的經濟利益格局，那么臺灣在面對日本的約250億美元、沙特約12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時，將畏之如虎。甚至可以說，兩岸經貿關系的現狀間接有利于提振日本的經濟出口。

人們都同意，臺灣地區的服務業有一定優勢，其產值占島內GDP近七成，從業人口占近六成，符合發達經濟體的一般特征。然而進取的臺灣人士對其服務貿易出口額倒退至27位深感焦慮，更對新加坡（18位）、韓國（12位）、中國香港（16位）與中國大陸市場的關系了如指掌。于是有了2013年6月在上海簽署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該協議理論上是相互開放服貿市場的，但大陸的市場規模要大得多，況且大陸對臺開放市場共計80多條，臺灣對大陸開放僅64條。明擺著是大陸向臺灣開放讓利。

但是，《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臺灣被青年人以放肆性民主運動的方式凍結擱置，使大陸民眾對臺灣多元政治景觀的浪漫主義看法有所反省。其實，協議簽署九個月后，島內爆發所謂“太陽花運動”。最初大陸民眾都搞不明白，這場狂熱的運動為什么要反對讓臺灣經濟獲利的兩岸協議。不過人們很快便知曉，“太陽花運動”半自發半煽動的特點，還真不配為民主政治爭光。它既未產生有意義的共識，也未顯現出色的政治智慧。當然這場運動的最終結果是清楚的，即服貿協議成了“替罪羊”，投資協議更遙遙無期。雖然大陸并未損失什么，而且臺灣依舊維持著經濟低迷狀況，但大陸民眾的確見識了一種相當不體面的民主政治形勢，并提高了對島內“臺獨”政治行為方式的警覺和反感。

總之，兩岸關系的歷史復雜，現狀更復雜。但也有以下若干不復雜的部分。一是目前的兩岸經貿關系既是互惠的，也是大陸一方讓步讓利更多的。二是這些讓步讓利需要滿足強硬的“一中”政治條件，并且該條件受幾千年中國傳統文化的有力支持。三是臺灣的前途只能由臺灣居民的選票決定，這完全不現實。四是根據市場規律，至少在十年內，東南亞和南亞的市場規模及質量還不大可能與中國大陸匹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