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如何成了“官家”？

官家，是宋代對皇帝的流行稱謂。

稱皇帝為“官家”，最早見載于《晉書·石季龍載記上》：

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

但那時候，“官家”一詞既不流行，也不是皇帝的專稱。只是從五代十國時期開始，“官家”才成為對皇帝的流行稱謂，如后蜀花蕊夫人《宮詞》：“自教宮娥學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認，遍遍長贏第一籌。”“明朝臘日官家出，隨駕先須點內人。回鶻衣裝回鶻馬，就中偏稱小腰身。”尤其是到了宋代，“官家”一詞最為流行，并且“成為皇帝之專稱”。

陳橋兵變的當日，“市人相語曰：‘趙點檢作官家。’”此后，宋太祖就常常被他的臣民們在各種場合下呼為“官家”。如：

（太祖）大宴，雨驟至，上不悅，少頃，雨不止，形于言色，以至叱怒左右。趙（普）近前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得些少陳設，濕得些少樂人衣裳，但令樂人雨中做雜劇。此時雨難得，百姓得雨快活之際，正好吃酒娛樂。”上于是大喜，宣樂人就雨中奏樂入雜劇。

太祖嘗暑月納涼于后苑，召翰林學士竇儀，草詔處分邊事。儀至苑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儀即退立。閤門使督趨，儀曰：“官家方取便，未敢進。”

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

諸如此類的記載不勝枚舉，如皇后曰：“官家作天子日久”；武臣曰：“要官家知我讀書來”；吳越國主曰：“官家獨許我歸，我何可負恩”；皇太后曰：“官家萬年千載之后，寶位當付與誰”等等。在這些史料中，最奇異的一則記載是：宋太祖尚未稱帝的某一天，突然有一個“青巾白衫”的人跑到后周宰相辦公的政事堂，大呼曰：“宋州官家遣我來。”當時宋太祖的官銜就是歸德軍（治宋州）節度使。另一則有趣的記載是，一個自稱是“官家鄰人”的囚犯向太祖求情，太祖以為他是河北老家的鄉親，一問才知道，這位“高鄰”原來住在皇宮的東華門外。宋代有關“官家”的最高評價，是說宋仁宗“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

“官家”的稱謂是如此地流行，甚至于“官家”本人也常常把“官家”掛在嘴邊，如《聞見近錄》載：

太祖即位，方鎮多偃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諸方鎮，授以弓劍，人馳一騎，與上私出固子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處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殺我而為之。”

《東原錄》載：

藝祖嘗留王仁贍語，趙普奏曰：“仁贍奸邪，陛下昨日召與語，此人傾毀臣。”藝祖一于奏札后親翰，大略言：“我留王仁贍說話，見我教誰去喚來，你莫腸肚兒窄，妒他，我又不見是證見，只教外人笑我君臣不和睦，你莫惱官家。”趙約家見存此文字。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君臨天下者最為流行的稱謂是“天子”和“皇帝”。“天子”這一稱謂出現較早，如《尚書·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秦王嬴政統一六國后，又合“三皇五帝之尊”稱為“始皇帝”。此后，“皇帝”與“天子”一詞并行，成為中國古代最高統治者獨有的尊號。

雖然，皇帝和天子從稱號上都顯示出一種至高無上的尊貴，但細繹之下，二者之間似乎也有一些未為人們所注意的差別——天子，乃天帝之子，這不單表明了其政權是神授的，“同時又表明了他是神種，原是不同于凡民的”；而“皇帝”基本上是從道德、功業，即“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故自號曰皇帝”的角度立意的，神化、天命的色彩顯然要淡薄許多。

這種微妙的變化，應該說是社會文明理性不斷積累發展的一種曲折反映，而非秦始皇個人有意為之。按秦始皇個人的意愿，自己既然成就了千古無匹的大業，正應該有一個遠邁千古的“名號”，但他想不到的是，“皇帝”這個“德兼三皇，功過五帝”的名號比起“天子”來，反倒是有些等而下之了。人不可能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看來，再大的英雄在“運勢”面前也是不自由的。

如果說“皇帝”與“天子”相比，已經有了些許理性的變化，那么“官家”一詞的流行，就更有一些待揭的底蘊了。從文獻記載看，宋人對“何故謂天子為官家”的問題是相當關注的，也不止一位“官家”向大臣們提出過類似的問題。如，僧文瑩《湘山野錄》卷下即記載了北宋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與侍讀學士李仲容討論“官家”含義的一段故事：

李侍讀仲容，魁梧善飲……一夕，真宗命巨觥俾滿飲，欲劇觀其量。引數大醉，起，固辭曰：“告官家撤巨器。”上乘醉問之：“何故謂天子為官家！”遽對曰：“臣嘗記蔣濟《萬機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甚喜。

這位侍讀學士的解釋，雖有“典故”為依據，但卻基本上是為了討“官家”歡心所作的附會。因為當時對皇帝，不僅稱“官家”，也有稱“朝家”的。這個“朝”字，與“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就完全扯不上關系了。

一個流行詞語的社會蘊含，即它所反映的社會信息，不是一個“典故”所能解釋的，在此類問題上，“身在此山中”的古人反倒不易道破其“廬山真面目”。那么，“官家”的確切含義到底是什么呢？今人薛瑞兆《釋“官家”》一文中的解釋最為確切：

當時稱醫者為“醫家”，宦者為“內家”，僧侶為“禪家”，詩人為“詩家”，酒保為“酒家”，田舍翁為“農家”等等。“朝家”、“官家”之“家”，也是如此。

原來，所謂“官家”，同“醫家”“農家”“酒家”等等一樣，是一種職業的分類，只不過皇帝是較為高貴的職業類別，而且這一稱呼只能用于皇帝一人身上，如此而已。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張分田認為“周朝之‘天子’，就其本義而言，是一個神化的稱謂……秦朝之‘皇帝’就其主要意義而言，是一個圣化的稱謂”，以此類推，宋朝之“官家”，就其主要意義而言，可以認定為這是一種“職業化的稱謂”。從“天子”到“皇帝”，又到“官家”，從“神化的稱謂”到“圣化的稱謂”，又到“職業化的稱謂”，稱謂的變化，反映出歷史的某種進步，反映出社會發展過程中理性因素的逐漸增加，反映出君權神授，即“天命”“神種”色彩的消褪。

誰授“官家”以皇權？

宋代的“官家”，當然不可能清晰地意識到上述變化，但卻會自覺不自覺地在言行上反映出上述變化。作為開國的“官家”，宋太祖在這一點上就表現得特別明顯。建隆元年四月，即昭義節度使李筠聯合北漢起兵反宋前夕，剛剛做了四個月“官家”的宋太祖與李筠的兒子李守節有這樣一段口舌上的“交鋒”：

筠遂遣守節入朝，且伺朝廷動靜。上（宋太祖）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守節矍然，以頭擊地曰：“陛下何言？此必有讒人間臣父也。”上曰：“吾亦聞汝數諫，老賊不汝聽。不復顧藉，故遣汝來，欲吾殺汝耳。盍歸語而父，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馳歸，具以告筠，筠謀反愈急。

“老賊”指的是李筠。這是一個相當精彩的細節，尤其是后面幾句，最為傳神：我若沒當天子，你李筠老賊自可為之，我既然已經搶先下手了，老賊為什么就不能“小讓”我一把呢？這一通話，可是當著滿朝文武說出的。如此直白，哪里還有一丁點兒“君權神授”、“天命所歸”的意味？

的確，除了極少數情況下，宋太祖這位官家似乎沒有把自己看成“真龍天子”，不但內心沒有這種念頭，公開場合他也是如此。如“陳橋兵變”時，他對眾將和士兵們講的就是“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兵變成功，馬上要做皇帝時，他竟當著后周宰相范質等人的面，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當然，這些舉動都有些英雄欺人的“做戲”味道，但同屬欺人做戲，漢唐時靠政變登基的“天子”們，卻都口口聲聲是“祗畏天命”“敢不欽受”，何曾有過“慚負天地”這般氣短之語？

學術界已經注意到，“歷史發展到了宋代，神圣不可動搖的皇權，已產生了一些微妙的、潛在的變化”，并將這種變化歸因于五代十國時期皇位頻繁更迭，“短短的五十三年中，中原更換了五個朝代，八姓十三君。唐末五代的動亂，猛烈地沖擊了天子神圣的觀念……給宋代君主士大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改變了人們的皇權觀念”。的確，五十三年間的“八姓十三君”，還只限于北方中原地區，若將大致同一時間內“十國”中的帝王和其他偶發性的稱帝稱王者計算在內，就更可以看出，這的確是一個“稱王稱帝如春雨之蒸菌”的時代，是一個“如今天子用擔挑”的時代。“春雨蒸菌”、“擔挑車載”的結果是不言而喻的：“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哪里有什么“真龍天子”，又有什么“真命”可言！

除上述原因之外，還應該注意到，“天子”—“皇帝”—“官家”這種微妙推演所長期積累的理性因素。當這種理性因素達到一定程度，就會有明顯的變化。宋代“官家”這一稱謂的流行，正是這種變化的一個時代表征。這種時代表征，也會用另外一種方式表達出來：

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

五代軍閥安重榮的這句名言，并非毫無理性，因為天子的確不是“天生”的，而是“兵強馬壯”的結果。將此類“豪言壯語”與其他時期做一個比較，也可以看出明顯的“時代特色”。例如，秦漢之際的陳勝、吳廣，也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壯語，但“王侯將相”終究不是“天子”；又如，漢高祖劉邦宣稱“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這與“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相比，雖然都是馬上取天下的梟雄之語，但相似的內容，從不同時代的人口中講出，其中的差異也是顯而易見的：劉邦強調的是“命乃在天”，即“三尺劍”之外的“天命”，而安重榮則只論“兵強馬壯”。

上述兩個方面的原因，構成了宋太祖皇帝生涯的基本背景——他既要重振乾綱，振興五代動亂中跌落的皇權，樹立起一國之君的權威；又要順應“君權神授”觀念的逐步淡化，適應由“天子”到“皇帝”再到“官家”的變化，從而對皇權作出更為恰當的認知和定位。宋初的兩個故事，可以對上述情形作出一些具體的說明。

故事之一，記載在北宋著名學者沈括的《夢溪筆談》中。一天，太祖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萬乘之尊、億兆之上的皇帝問到這樣的問題，的確讓身為臣子的趙普為難，他沉吟了好長一會兒，未作回答。可官家似乎非要搞明白這一點，又追問了一遍，趙普最終說出了影響深遠的四個字：“道理最大。”我們知道，宋太祖平日并不十分滿意趙普的學識和器量，他們君臣之間的許多討論，也常常是以“卿無復言，朕已喻”而結束。但此次“道理最大”這四個字，卻讓太祖對趙普真正刮目相看了——“上屢稱善”。

故事之二，發生在“官家”與其家人之間。那是太祖做官家已有十余年的一天，他的三女兒永慶公主穿著一件貼繡鋪翠的短襖來拜見父親，太祖看到后很不高興，告誡她不準穿這樣奢華的衣服。公主反而笑著說：“一件短襖又用得了幾根翠羽呢！”并同皇后一起指著宋太祖平常所乘的轎子說：“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結果引來宋太祖一段對后世很有影響的話：

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茍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這兩個故事都反映出宋太祖對皇權的一種理性認知，反映出宋初君臣對皇權的一種理性定位。這種定位并不否定皇帝為“天下第一人”的尊崇和高大，這是一個基本的前提；但同時又明白無誤地將皇權置于“道理”和“天下”的制約之中。包括皇帝在內的一切人，都要置身于“道理”之下，都要以“天下”而不是以“一人”為行事的準則。

諸如此類的認識，其實也不是宋初君臣所獨具的，而是宋代一種較為普遍的觀念。關于這一點，海內外學者已經有了相當深透的研究，如朱瑞熙在《中國政治制度通史·宋代》中論及“政治制度的新變化”時指出：

皇帝的地位雖然依舊至尊至貴，但皇權有時卻要受到輿論和各種條法的制約。思想家們還提出了一套正確處理皇帝與國家，皇帝與百姓之間關系的理論。宋末元初人金履祥提出：“國，天下之國；家，天下之家也。君之者，長之而已，固非其所得私也，況可專其利以自私哉！”南宋人朱熹認為：“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至獨富。”表示了“君民一體之意”。葉適也說：“有民而后有君，有天下而后有國。有國有君，而后有君與國之用。”他們把國和家視為天下百姓所有，皇帝不過充當其“長”而已，皇帝要以公心對待，不能私專其利。皇帝與百姓“一體”，密不可分。有了百姓而后有皇帝，有了“天下”而后有國家，有了國家和皇帝，而后有皇帝與國家的財用。這些理論對于不斷完善宋朝的皇帝、官僚政治體制起了促進的作用。

兩宋時期，對皇帝與“天下”的關系，皇權與“道理”“法度”的關系，的確有著相當的理性思考，諸如“天下，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之法，當與天下共之……天子不得而私也”，士之“道隆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為賓主”等等言論，屢屢出自臣民之口。這些議論，與“官家”這一稱謂的流行其實是互為表里的，都反映出宋代皇權的某種時代性變化。

宋太祖作為宋代的第一位“官家”，應該說也是上述變化的倡導者。他的“道理最大”和“不以天下奉一人”的認知，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都與上述變化相通。

當他把“道理最大”和“不以天下奉一人”的理念落實到具體的政治行為之中時，當他以“官家”而不是“天子”的心態來行使一國之君的權力和創立一代制度時，當他以“官家”而不是“天子”或“皇帝”的“認知范式”來定位自己的權力時（在以往的研究中，人們所關注的往往只是宋代士大夫階層對皇權的制約，而忽略了皇權在“官家”時代的“自我認知”和“自我定位”），必然會在瓦解傳統皇權的專制文化方面，產生某種微妙的作用。

（本文選摘自《宋太祖傳》，王育濟、范學輝著，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經作者及出版社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