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1912-1949）話體文學批評文獻叢刊》，黃霖主編，李德強、張晴柔、楊婷婷（詩話卷）、付憂（詞話卷）、閆娜、陳圣爭、黃念然、楊瑞峰（文話卷）、朱澤寶（小說話卷）、孟昕、朱崇志（劇話卷）、張小華、周于飛（聯話卷）、潘文書（影話卷）編，鳳凰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十二冊，1694.00元

一

“五四”以后，反傳統的“新文學”崛起，脈承傳統的文學往往被視為“舊文學”而遭到批判、壓抑，乃至被遮蔽百年。因此，一般所謂“中國現代文學史”實際只是“新文學史”，而現有“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也幾乎清一色是“新文學批評史”。這樣的史述顯然殘缺不全。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一些學者就已展開為“舊文學”及相關文學批評正名的學術建設。黃霖先生是其中一位堅持從史料出發的領軍人物，他早年所著《近代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就是一部以真實完整是求的信史。本世紀以來，他將研究領域拓展到現代，指導學生進行民國“舊文學”及相關文學批評的資料收集與研究。近日出版的由黃先生主編的《現代（1912-1949）話體文學批評文獻叢刊》（下文簡稱《叢刊》）便是其團隊的最新成果。《叢刊》系統整理了現代話體文學批評文獻，同時在觀念視角、著錄敘錄上都體現出信史“基石”的特征，它選錄具有代表性的現代話體文學批評文獻，將其放置在民國時期社會、文化轉型的大背景中鉤玄提要，以揭示它們獨特的文獻、理論和傳播價值，為如何真實完整地呈現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做出了經典示范。

《近代文學批評史》，黃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2月出版，866頁，13.70元

在《叢刊·總序》中，黃霖先生對現代話體文學批評的真價進行了重估。如他所言，“這些話體之作是有舊有新，亦舊亦新”（《詩話卷一》，第2頁），“新文學家”斷其為“舊”而徹底加以否定是十分片面的，若至今還抱持這種態度就不能認識完整的現代文學批評史。當然，我們要注意區分趨時創變和裹足不前兩類現代話體文學批評文獻，做到取精去糟。其實，話體文學批評在現代時期不僅沒有“死”去，還以其數量的空前繁榮及無所不“話”的超強活力聯通了古今中西的各種文體、文類、文論。可以說，現代話體文學批評在承續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傳統方面有重要貢獻，與當時延續傳統的其他文學理論批評體式一道有力地阻遏了中國文論的徹底西化。因此，整理與研究現代話體文學批評文獻，將更好地揭示中國現代文論與文學演變的一條規律，即只有在中西融會、古今貫通、新舊共濟的大道上，才能不斷地獲得新生。黃先生這些論斷是《叢刊》各卷具體編著工作的指南，讓編著者明確了揀選標準和敘錄立場。

二

文獻史料的整理是任何歷史類研究的基礎，黃霖先生無疑是文獻整理的大家。他治中國文學批評史五十余年，從做小說批評史之初便重視發掘整理相關原始資料，先后推出的《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1982）、《金瓶梅資料匯編》（1987）、《文心雕龍匯評》（2005）、《中國歷代文論選新編》（2007）、《中國歷代小說批評史料匯編校釋》（2009）、《歷代小說話》（2018）等都是具有重要影響的史料性著作。正是因為有之前的豐富積累，黃先生主持編纂這部《叢刊》在文獻整理方面也頗具特色。

首先，《叢刊》作為現代話體文學批評的匯編成果，跳出了目前類似整理一味求全的既定模式，希圖達到“全”與“精”的統一。這套《叢刊》眾體皆備，凡屬文學批評史范圍的現代話體文學批評文獻皆予收納，包括具有悠久歷史的詩話、詞話、文話，明清始勃興繁盛的劇話、聯話、小說話，以及與現代電影伴生而新興的影話。對于其他數量雖亦可觀，然嚴格說來與文學批評史關聯較小的書籍話、書法話、畫話、印話等則被排除在外。這樣的邊界劃定是科學的，避免了似“全”而“亂”。

由于各類話體在現代時期都程度不同地發生了新變，因而導致現代話體文學批評文獻鑒別難。針對這種復雜狀況，黃霖先生在《叢刊·總序》中首先開宗明義：

所謂“話體”，就是如詩話、詞話、文話、曲話、小說話一類形式獨特、自成一體的文學批評著作。話體文學批評的基本特征，就是既有別于傳統文學批評中諸如序跋、評點、書信、論詩詩、曲譜、詞譜、單篇文章等其他文體，也有別于現代有系統、成體系的文學論著，其主要表現形態為筆記體、隨筆型、漫談式，凡論理、錄事、品人、志傳、說法、評書、考索、摘句等均或用之，其題名除直接綴以“話”字之外，到現代就往往用“說”“談”“記”“叢談”“閑談”“筆談”“枝談”“瑣談”“談叢”“隨筆”“漫筆”“卮言”“閑評”“漫評”“雜考”“札記”“管見”“拾雋”等多種名目，也給人以一種“散”的感覺。（《詩話卷一》，第1頁）

上述對“話體”內涵和外延的界定非常明確，為避免非話體文獻的混入設置了防火墻，有效地防止了各卷選目求“全”而“雜”。

就各卷所收篇目來看，也注意在兼顧全面的同時，突出重點，發掘精品。以《詩話卷》為例。該卷共三冊，收錄詩話二百五十七種，與早先出版的《民國詩話叢編》（張寅彭主編，收錄三十七種，2002年）相較，突破了只收“舊體詩”詩話的限定，兼收“新體詩”詩話，體現出編者很強的現代文學整體觀。所涉資料也突破書籍，而以民國報刊為主。實際上，民國報刊詩話數量巨大，質量良莠不齊，若單純求全，不僅短期內難以做到，即使最終完成，也可能會引來“搬運”之誚。綜覽《詩話卷》選目，除王蘊章《然脂余韻》被《民國詩話叢編》收錄外，其余均為首次輯錄。其中珍稀詩話頗多，如高旭《愿無盡廬詩話》、徐畹蘭《鬘華室詩話》、陳小蝶《香奩詩話》、葉楚傖《詩學述臆》、周瘦鵑《新詩話》、劉永濟《舊詩話》、胡懷琛《一葉詩話》、王維克《法蘭西詩話》、潘伯鷹《詩話》、趙景深《詩話的詩話》、鄭逸梅《服御詩話》、史大木《古今詩話》、陸澹盦《澹盦詩話》、朱亞鳳《嚶鳴詩話》、胡石予《炙硯詩話/滌硯詩話》、鄧散木《一龕詩話》、沈文炯《翠娛堂詩話》、陳詩《紅柳盦詩話》，等等。《詩話卷》選錄作品所“話”對象以“舊體詩”為主，也有一些專論“新體詩”，還有的特意融“新”“舊”體詩于一爐，另外還出現了專題詩話、外國詩話和詩話的詩話等，所用語體既有文言，亦有白話，無論是內涵還是形態都很大程度地體現出求新求變的現代性。對于一些流傳既廣、精編精校的詩話則不再收錄，以避重復。很顯然，《詩話卷》能在呈現現代詩話整體面貌的同時凸顯其最富活力的部分。遍覽《叢刊》的其他各卷選目亦是如此，以呈現某類話體的整體面貌及生命活力為鵠的，并希圖與其他涉及民國話體文學批評的史料性著作形成互文關系。

其次，與古代話體文學批評文獻完全載于書籍不同，現代諸類話體作品登載于報刊者甚夥。若認真考究起來，一些原本認為只以單行本行世的話體著作也往往先在報刊上發表再結集出版。例如陳衍的《石遺室詩話》就是陸續由《庸言》《東方雜志》《青鶴雜志》揭載，再匯編成書單行的。這便給現代話體文學批評文獻的整理工作帶來前所未有的困難。因為民國報刊數量龐大，分藏海內外各類圖書機構，查閱、收集這些報刊上的話體作品需要投入極大的精力。雖然有一些數據庫可供檢索，然收錄并不完整，尤其是大部分報紙資料仍需到收藏處仔細翻閱、抄錄。更麻煩的是中國文學的現代轉軌疊加報刊的現代大眾傳媒屬性，使得民國報刊上的各類話體都程度不同地發生了新變。譬如白話之使用日漸增多，邏輯思維在以“話”為名的文學批評中日趨增強，雜糅“話體”“論體”（論文與專著）的文論作品不時出現。鑒別這些傳統話體的“變體”極費工夫。另外還需從中遴選出有價值、有代表性的作品，剔除那些偏于廣告性質、報道性質及制造公共輿論性質的作品，這就意味著要繼續披沙揀金。對此，《叢刊》的編著者力求輯存第一手的報刊首發資料，為建構現代話體文學批評的信史奠定堅實的文獻基礎。其中《詞話卷》《小說話卷》《影話卷》的文獻全部采自報刊，《詩話卷》的絕大多數文獻來自報刊，《劇話卷》《文話卷》《聯話卷》的大半文獻選自報刊。綜覽《叢話》各卷涉及的報刊既有《新聞報》《申報》《時報》《民國日報》《小說月報》《半月》《時事新報·文學旬刊》《甲寅》《語絲》《論語》《青鶴》《中學生》這樣的大報名刊，《晶報》《金剛鉆》《小說旬報》《詞學季刊》《歌場新月》《戲報》《影戲畫報》《電聲》這樣的小報專刊，還有《盛京時報》《天津商報畫刊》《越風》《西北文化月刊》《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學生雜志》《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校校友會雜志》《南通師范學校校友會雜志》《東莞留省學會雜志》這樣的地方（學校）報刊，搜羅范圍之廣確實前所未有。

同時，《叢刊》采集文獻還特別注意書籍與報刊的聯動。可分兩個層面來談，一是在全面收集報刊話體文學批評文獻的同時兼收載于諸“話體”書籍（專書）者，如《文話卷二》所收吳承烜《論駢文》、劉錦江《論書牘》、錢基博《〈古文辭類纂〉解題及其讀法》、梁堃《桐城文派論》、高語罕《語體文作法》、姜書閣《桐城文派評述》；《劇話卷一》所收宗天風《若夢廬劇談》、唐友詩《梨園軼話》《平劇二百年》等都是直接采自書籍。一是對于既有單行本又曾登載于報刊的“話體”文獻，無論所用底本為書為報，都注意互勘互校，力求準確完整。這充分體現在《劇話卷一》中，該冊《凡例》說明：“部分單行本系報刊劇話之整理結集，此外亦多有與單行本同題之文章散見于各報刊，或為單行本之節錄，或為獨立內容。凡此類同題劇話，均綜合文本內容予以合并。”（《劇話卷一》，第1頁）細讀該冊，所收八種劇話中有五種屬于此類情況，即韓梯云《補庵談戲》、張肖傖《菊部叢談》、張乙廬《老副末談劇》、張聊公《聽歌想影錄》、張冰獨《上海觀劇雜記》。這五種劇話的內容版本相當復雜，如張肖傖《菊部叢談》所輯入的《蒨蒨室劇話》在單行本之外尚見同題劇話登載于三十余種不同的報刊。正是由于該冊編著者重視書籍與報刊的聯動，才盡可能地集齊了全部內容，詳加梳理校勘后，為今日讀者提供了一個真實可靠的文本。

在現代話體文學批評文獻建設尚處于草創階段的當下，以民國報刊為主兼顧相關書籍的文獻采集方略顯然最切實際，同時重視書籍與報刊之聯動也能真實地展現因傳播載體現代轉換導致文本不斷增刪修訂的復雜過程。

再次，《叢刊》各卷的文獻審定嚴謹精良，底本均采自民國時期的報刊或圖書，報刊資料采用初次發表者，單行本和相關書籍則選擇初版本。對于個別異體字、明顯誤字、衍文則予以徑改，對不同版本的異文一般保持底本原貌或出校記加以說明，對于字跡漫漶不清難以查考者以“□”代替。另外，基于原文或無標點，或分段、標點錯訛較多的狀況，編著者對所有輯錄文獻重新進行了分段并準確標點。就筆者閱讀所見，《叢書》各卷較少出現錯別字和標點符號錯誤，這是編著者再三核校的結果。由于《叢刊》所采文獻多來自民國報刊，不少作品在最初發表時并無通盤考慮，隨寫隨刊，顯得零星錯亂。《叢刊》各卷或依作者、或按報刊，以時間先后為序將其編排得井井有條，為今后整理報載文獻史料做出了示范。

最后，《叢刊》各卷編著者為每篇文獻撰寫的敘錄平實且精彩，能“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施耐庵：《李卓吾批評忠義水滸全傳·發凡》，李贄評，黃山書社，1991年，卷首）。通過敘錄，讀者可以了解文獻出處、作者生平著述、作品主要內容、理論貢獻、文獻價值，以至創作背景、傳播狀況，等等。對于刊載話體作品的報刊、書籍亦有簡要介紹。試以《詞話卷》的《綰春樓詞話》敘錄為例，以窺一斑：

載于1912年《婦女時報》第七期，作者署名“畢楊全蔭”。原文前有小序云“壬子清明后三日芬若自記”，可知本文寫成于民國壬子年（1912）清明節后。作者楊全蔭，字芬若，生卒年不詳，江蘇常熟人，著有《綰春詞》《綰春樓詩話》《綰春樓詞話》，曾選清代閨秀詞九十五家二百三十一闋輯為《綠窗紅淚詞》。其父楊圻（字云史）為近代著名詩人，著有《江山萬里樓詩詞鈔》。其母李道清為李鴻章女孫，著有《飲露詞》。其夫畢振達（號幾庵）為通俗小說家，著有《人間地獄》《芳菲菲堂詞話》等。王蘊章《然脂余韻》卷三云：“《綰春詞》，楊芬若女史作，儀征畢幾庵室也。幾庵選《銷魂詞》，以女史之作為殿。鳳尾鸞心，自成馨逸。”

此詞話共十九則，主要評述清代閨秀孫碧梧、陳契、史景芝、葛玉貞、錢孟鈿、俞彩裳、孫汝蘭等人詞作。作者自言：“余與詞酷嗜《花間》，每有仿制，殊痛未似。”是以本文多選評閨怨相思之詞作，傾向于凄艷含蓄之詞風。該詞話對梁令嫻《藝蘅館詞選》評價極高，稱贊其為“博視朱垞《詞綜》，而無其浩瀚；精視皋文《詞選》，而矯其嚴苛”。此外，本文較為重視特殊體裁詞作，選評了五首回文體《菩薩蠻》、一首獨木橋體《百尺樓》。《滑稽時報》1915年第四期曾轉引本文“陽湖莊佩蓮”一則，雷縉輯《閨秀詞話》曾轉引三則。另，《小說新報》1921年第七卷第六、七期刊登《守誠齋詞話》，共十六則，前有小序，作者署名稚農，內容全抄自《綰春樓詞話》，唯順序微有不同。（《詞話卷》，第1頁）

《叢刊》各卷像這樣用語準確雅潔，講求知人論世、考鏡源流、信息豐富的敘錄所在多是。若整體觀之，這些敘錄還能彼此聯絡組成一部現代話體文學批評簡史，因其撰述本就立足古今通變，故能聚微觀史述顯現話體文學批評在現代時期的發展變遷。

三

與一般的文獻整理成果不同，《叢刊》是黃霖先生及其研究團隊為重構真實完整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采煉的基石。緣乎此，整體閱讀《叢刊》各卷，就會發現它已初步顯現出話體文學批評在現代時期發展繁盛的真相。

據《叢刊·總序》所說，“現代時期的話體文學批評十分繁榮，其文體之全面，數量之豐富，都是可以使話體之作最繁富的清代也瞠乎其后的”（《詩話卷一》，第4頁）。翻閱《叢刊》各卷可知，當時不僅被視為“舊派”的名家包天笑、王蘊章、周瘦鵑、姚鹓雛、林庚白、葉楚傖、許指嚴、李定夷、胡懷琛、陳蝶仙、陳小蝶、張春帆、許廑父、趙苕狂、顧明道、范煙橋、馮叔鸞、鄭逸梅、程瞻廬、陸澹盦、姚民哀、何海鳴、蔣箸超、楊塵因、程小青、許嘯天、劉豁公、聞野鶴、張碧梧、張枕綠、施濟群、柳亞子、陳去病、高旭、范菊高、周劍云、姚光、劉哲廬、江山淵、錢釋云、嚴芙孫、馮小隱、朱鴛雛、沈禹鐘、成舍我、張慧劍、柴小梵、李薰風等積極從事各類話體創作，一些“新文學家”周作人、劉大白、王任叔（巴人）、朱自清、俞平伯、葉紹鈞、梁遇春、高語罕、唐弢、阿英等也撰寫了一些話體作品。另外，作者隊伍中還有擅長傳統詩文的宿舊，如王闿運、吳承烜、易實甫、王揖唐等；癡迷聽戲觀影的專門家，如徐凌宵、補庵、張肖傖、張厚載、張乙廬、張冰獨、唐友詩、洪深、湯筆花、歐陽予倩、李君磐、麥黛玲等；知名的教育家和青年學者，如唐文治、夏丏尊、駱鴻凱、趙景深、錢鍾書、陳子展、陳柱、姚華、周振甫、姜書閣、楊世驥、王力、簫滌非、余冠英、徐中玉，等等。更可貴的是，《叢刊》各卷還收錄了一大批普通作者的作品。若將《叢刊》與現已出版的其他涉及民國話體的史料性著作合觀，其作者隊伍之大，其作品數量之多，其傳播范圍之廣（刊于各類書籍、報刊），遠超我們的想象。

《詩話卷一》目錄

《詩話卷二》目錄

《詩話卷三》目錄

《叢刊》各卷均不乏大家力作，以下分卷簡述。先看《詩話卷》，姚鹓雛撰有詩話多種，其《赭玉尺樓詩話》（1916-1917）力倡出唐入宋，反對門戶習氣，論詩兼顧學問與性情，客觀評價近代諸詩家，在當時即產生了較大影響。胡石予不僅專門致力于創作詩話，而且堪作傳統詩話尊體派的代表，其《炙硯詩話/滌硯詩話》（1933-1934）重在存詩紀事，所錄所評之詩之事以師友、門生和本人為主，讀來頗感興味又時見卓識，所存詩作還有未刊之稿，具有較高的文獻和理論價值。胡懷琛則是詩話創新的代表，其《一葉詩話》（1927）秉持新舊融合的詩學主張客觀地評論舊體詩和新詩，并提出了“以舊格式，運新精神”的意見。其《福履理路詩話》（1934-1935）則在詩話形式上尋求突破，全部用很自由的白話撰寫，夾雜著各種俗語、口頭禪、對白，并純熟地運用各種巧妙的比喻、聯想，將閱讀體驗與理論思考融為一體，很能說清問題并吸引讀者。陳蝶仙、陳小蝶父子著力于閨秀詩話的編撰，蝶仙曾以《女子世界》為平臺征集女性詩作并評述，今輯為《閨秀詩話》（1914-1915），小蝶則與同人合撰《香奩詩話》（1914-1915），這在當時催生出一大批女性詩話，成為民國詩話史上的一道亮麗風景線。李定夷以撰作滑稽詩話知名，曾一度掀起報載滑稽詩話的熱潮。鄭逸梅喜歡撰寫名物詩話，對詩中所詠名物進行輯評，其《食品詩話》（1933）《服御詩話》（1947）敘述食品、服飾入詩現象，可作為研究近現代相關專門史之材料。

《詞話卷》目錄

再看《詞話卷》，王蘊章是近現代詩詞名家，所作《梅魂菊影室詞話》（1914）《秋云平室詞話》（1933）是正體詞話的代表，重在輯錄評述歷代詞人詞作詞事，兼及考訂詞集版本、發表詞史詞論觀點。朱衣作為青年詞人，所撰《新詞話》（1944）可視為變體詞話的代表，不僅用白話撰寫，而且特意避開使用“含蓄蘊藉”“言外之旨”等傳統詞學術語來評賞溫詞。林庚白針對當時詞壇弊病而著《孑樓詞話》（1933）闡發以平凡通俗之語造自然之美的詞學主張，的是深得詞學三昧之論。聞野鶴《怬簃詞話》（1917-1918）內涵豐富，既對一些近現代詞人詞作詞事加以輯錄評析，又對古代詞人詞作加以品第以聲明學詞宗尚，還對歷代詞話進行評價以彰顯自己的詞學主張。朱劍芒《重陽詞話》（1925）、《申江本事詞》（1926）、《秋棠室詞話》（1926）、《垂云閣戀愛詞話》（1928）等，或以“重陽”“戀愛”為專題評析歷代絕妙好詞，或對歷代名篇進行修辭批評，或就身邊詞友軼事展開記錄，充分體現了傳統詞話“散”的特點。朱鴛雛《雙鳳閣詞話》（1916-1918）以輯評鄉邦詞人詞作詞事和評論清代詞人為主，保留了與松江及南社相關的不少珍貴詞學資料。

《文話卷一》目錄

《文話卷二》目錄

《文話卷三》目錄

《文話卷》中古文名家錢基博的《精忠柏石室文話》（1918）以歷代古文為范本對讀者講述觀讀、寫作古文之法，娓娓道來，實為難得的經驗之談。夏丏尊、葉圣陶合撰《開明國文講義·讀寫的故事》（1934）恰可與之對讀，該文將當時國文科所涉讀與寫的主要問題放置在設定的故事情境中一一講解，明白曉暢，深受中學生和普通讀者歡迎，對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學語文教育產生了深刻影響。夏、葉二人組織編寫的《開明國文講義·文話》（1934）是其姊妹篇，側重于講述諸種現行文體及寫作方法，通俗易懂，引人入勝，同樣具有廣泛的影響力。胡懷琛的《韓柳歐蘇文之淵源》（1926）代表我國文話一貫的考鏡源流傳統，余冠英的《文章淺話》則借嚴復論翻譯之“信、達、雅”原則討論寫作好文章的標準問題，代表文話在現代時期積極吸收其他領域學術資源的新面向。另外，現代文話中還興起了一類“文學”（文藝）話，周作人《文藝批評雜話》（1923）、許欽文《文學細話》（1933）、朱自清《什么是文學》（1947）是此類文話的精品。周氏提出的“科學的分析的文學原理，于我們理解文學的人誠然是必要的，但決不是一切。因為研究要分析，鑒賞卻須綜合的” （《文話卷三》，73頁）觀點，許氏對國內各種文藝思潮、各國文學概貌的介紹，以及朱氏關于“什么是文學這問題大概不會有什么定論，得看作品看時代說話”（《文話卷三》，676頁）的立場，都值得我們重新認識和反思。

《聯話卷》目錄

《聯話卷》雖因聯話本身處于現代文學批評的邊緣地位而輯錄的篇目趕不上其他諸卷豐富，但也不乏耐人玩味的精品。如陳方鏞《楹聯新話》（1921）分類輯錄聯語聯事，并特別增加傳統聯話中所無的“時事”類，以傳示撰述者留心時務之心，具有一定的時代氣息。朱滌秋《秋籟閣聯話》（1924-1927）評聯首重應用性，頗諳聯語文學體性，對作聯之技巧能道前人所未道，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劉大白作為撰聯名手，所著《白屋聯話》（1929-1931）探討楹聯的起源、體制、題材、風格等都頗見心得。該聯話用白話寫作，較具系統性，是聯話的現代變體。

《劇話卷一》目錄

《劇話卷二》目錄

《劇話卷》中的精品琳瑯滿目，試舉數例。馮叔鸞的《戲學講義》（1913-1915）嘗試用話體的形式來建構具有民族特色的戲劇理論體系，所談涉及“戲學”的定義、戲劇之分類、京戲與新劇、戲劇心理學，以及與舞臺實踐相關的其他方面，于現代戲劇學之建立有很大貢獻。長期從事傳統戲劇改良的韓梯云所撰之《補庵談戲》（1924）可與之合稱現代“戲學”雙璧，意圖建立不分“新”“舊”、有助于通俗教育的中國“戲學”。該劇話雖為雜記體，但實具一定體系，有較高的理論價值。所論籠罩群劇，而以皮黃、秦腔為獨多，涉及戲劇學的曲本戲本、音律聲腔、戲劇術語、賞劇風氣諸多方面，不乏真知灼見。其對各劇種源流之梳理及相關人事之評述亦具有較高的史學價值。馮小隱刊于《晶報》（1919-1924）的系列劇談是為當時劇壇撰寫的劇評合輯，主要是進行戲劇內容、演出活動、戲劇演員等的介紹評判，也體現出作者在戲劇創作、表演和戲劇批評等方面的獨特識見，當時為很多觀眾所矚目，于今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張乙廬是傳統戲劇的行家，其《老副末談劇》（1938）一出便獲得極高評價，劉菊禪認為“是書一出，京劇之秘奧盡抉，而皮黃一道無難題矣” （《劇話卷一》，442頁）；劉慕耘贊曰“其辭核，其言瞻，其文章宏博，雖卷帙無多，而發揮樂理，闡揚劇風，率皆道人所未道”（《劇話卷一》，443頁）。該劇話精于戲劇實踐，句句落實，故能為梨園所重。姚華長于傳統曲學，所著《菉猗室曲話》（1913）、《曲海一勺》（1913）通過評點、考訂前輩曲學著作、辨明曲之源流體性傳承正確的曲學知識，提升戲曲地位。周劍云是民國知名的新劇評論家，在報刊上發表的系列劇話意為新劇張目，他的《負劍騰云廬劇話》（1914）、《新劇月旦》（1914）、《新劇家傳略》（1914）、《新劇概論》（1914）、《新劇評議》（1915）等對認識新劇發展史有重要價值。張冰獨的《上海觀劇雜記》（1946）是對1942年6至9月間在上海上演之話劇的劇評合輯，張氏重視舞臺實踐，所評所記涉及劇本、演員、表演、布景、導演等方方面面，提供了了解當時上海話劇演出實況的重要史料。

《影話卷》目錄

《影話卷》以首開用話體作影評之風的周瘦鵑《影戲話》（1919）冠其首，周氏的這些影話涉及電影緣起、電影與小說之關系、影片類型劃分、電影簡介、演員軼事等很多方面，是考察電影作為舶來品初入中國時國人認識的寶貴資料。徐卓呆是中國早期電影的實踐家，其《影戲話》（1921-1926）介紹歐美影業情況，熱望發展本國影業，強調電影與話劇有密切關系，在當時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周劍云與鄭正秋、張石川合稱“明星三足鼎”，其《影戲雜談》（1922）視野開闊，多為有得之見，既梳理了電影與“新”“舊”戲劇之關系、肯定了電影的文藝地位，又細談了電影制作的一些細節，表達了對發展國產電影充滿期待。洪深的《課余漫筆》（1925-1926）為其初入明星公司時的作品，是其將美國所學戲劇理論用于探討電影制作問題的成功實踐，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程小青《電影編劇談》（1926-1928）以美國電影理論為指導介紹自身的編劇經驗，主題一貫，別開生面。歐陽予倩《導演漫談》（1926-1928）提出“劇本是靈魂，導演是骨干，演員是筋血，攝影是肌肉”（《影話卷》，275頁）的綜合藝術論，對如何做好導演進行了比較具體的闡發，具有較強的實踐價值和理論價值。李君磐是早期話劇的開創者、電影表演藝術家，其《影藝談薈》（1932）隨談電影的藝術屬性、劇本作法、導演與制片家責任等，多為有識之見。麥黛玲的《麥黛玲影話》（1948-1949）追蹤歐美電影前沿，介紹好萊塢、蘇聯、英國電影及影業情況，大大開拓了國人的電影視野。

《小說話卷》目錄

《小說話卷》是黃霖先生《歷代小說話》的文獻補充，其收錄佳作亦為數不少，試舉幾例。眷秋《小說閑評》（1920-1921）評論《水滸傳》《紅樓夢》《花月痕》《海上花列傳》《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古代近代小說名著，從而顯現小說變遷發展的連續性，表彰“舊小說”而譏諷“新文學”，見識立場頗具時代性。胡惠生《小說叢談》（1921-1922）對中國小說發展史、小說文體、小說類型以及小說與社會之關系等發表自己的看法，頗多新見。粲九《歐美小說界雜談》（1922-1923）主要記錄歐美的小說作家作品，并對好小說的標準進行了評說，拓展了國人欣賞小說的眼界。張慧劍《小說雜話》（1926）討論近代以來一些被忽視的名家之作和名家名作未引起人們注意的內涵，別具只眼，論斷犀利。陸澹盦《說部卮言》（1932-1933）對《水滸傳》《紅樓夢》《三國演義》《儒林外史》進行了細致評述，所涉廣泛，時見新意，大大增加了這些名著的研究內涵。鄭逸梅《說林掌故錄》（1940-1943）、《小說叢話》（1941-1942）、《說林凋謝錄》（1943）等作品評介民國小說界的名家名作、逸聞軼事，為全面了解民國小說史提供了珍貴史料。趙景深所作《小說瑣話》（1942）既用文言，亦用白話；既談所謂“舊小說”，亦談“新文藝小說”；講求用新材料闡明新觀點，是傳統小說話的變體。錢鍾書《小說識小》（1945）談論中西小說，貌似隨意，實則深寓先進的比較文學意識，主要用白話寫作，雜糅外語和文言，是小說話變體作品中的妙文。

《歷代小說話》，黃霖編著，鳳凰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十五冊，1800.00元

從以上據《叢刊》各卷選文、敘錄所作梳理及對現代諸“話體”大家力作簡要評析來看，“話體”這種歷史悠久、根基深厚、富有民族特色的批評體式在現代并未“死”去，而是繼續發展且進一步走向繁盛。

四

綜觀《叢刊》和其他涉及現代話體的史料性著作，話體文學批評在現代時期能夠守正出新、適時創變，既延續了傳統，又完成了現代轉型。其批評對象既有舊體（含古代）詩、詞、文、劇、聯、小說，也有新體詩、文、劇、小說，還有電影這種歐美舶來的新文藝；其內涵也隨之不斷拓展生新，有作品還試圖聯通古今中西的文藝作品與文藝理論，不斷融合匯通來自各方的文學觀念、文論思想；其語體，不再單純使用文言，也使用白話；其形式雖仍主要是傳統的筆記體、隨筆型、漫談式，但體系性明顯增強，有作品已近于現代“論體”；其作者以所謂“舊派”作家為主，也兼有一定數量的“新文學家”，教育家、學者、學生和其他從業者。這些新特征和上述繁盛景況都說明“話體”在民國文學批評領域具有廣泛的適用性與接受性。它如水一般，與時流變，隨作品之變而賦新內涵，始終是我國現代文學批評的主體體式之一。

現代論文專著等“論體”的學術價值自不待言，然若沒有現代“話體”這樣連接古今、生動活潑、緊貼作品做感悟式文本賞析、理論闡發、錄人紀事的文學批評體式，現代文學批評史一定會顯得“高冷”、深奧、窄狹，即純專業化，從而因曲高和寡而脫離廣大讀者，因丟掉傳統而完全西化。可以說，“話體”與“論體”實際上是互為補充，互相成就的，二者作為當時進行文學批評的主力軍共同推動了現代文學（文藝）的發展。一方面“話體”的隨興感悟運思、片段化形式，講求知人論世、創作經驗和鑒賞實踐的傳統，之于現代諸類（體）文學（藝）仍可產生有效批評，一方面“論體”所做學理化、邏輯性評論則將文學（藝）研究引向前所未有的藝術哲學，并試圖與西方文學批評接軌。從事現代話體文學批評的作者大多具有豐富的創作實踐，略舉數例，姚鹓雛被譽為“南社詩人眉目”（語出柳亞子向陳毅推薦姚鹓雛的信札，見《姚鹓雛詩續集》，三峽出版社，2002年，250頁）；吳梅與王蘊章被評為“曲必瞿庵，而詞必莼農”（金天羽：《藝林九老歌·序》，《天放樓詩文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222頁）的雙絕；錢基博青年時期所作古文已與前輩名家林紓相頡頏，朱自清則是新文藝散文的宗師；劉大白是撰聯妙手；范煙橋是小說名家；張乙廬長期活躍于梨園，周劍云和歐陽予倩是中國話劇、電影的開拓者。由這些行家所作之批評一般都能切中肯綮，揭出具體問題，改進創作實踐。以胡懷琛為例，其所作詩話中有關“新派詩”的探索，“正是沿著梁啟超的‘新意境入舊風格’的道路走下來的”（周興陸：《中國文論通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481頁），在當時為詩歌發展提供了一條新的試驗路徑；其所作小說話堅持認為“中國之舊小說固然有壞處，但須以中國之法補救之，不可以完全外國之法補救之”（胡寄塵：《小說管見》，見黃霖編著：《歷代小說話》第九冊，鳳凰出版社，2018年，3439頁），為中國小說現代轉型提供了一個有別于全面學習歐美的方案。今天來看，這些在近現代文壇摸爬滾打多年，成績斐然的作家在“話體”中發表的不少意見，對推進傳統文學創新性發展且避免過激做法起到過非常積極的作用。也許現代話體文學批評缺乏西方式的冷靜、客觀、理論高度，但卻充滿來自作者切身體驗的真知灼見。李長之先生曾指出文學批評“不用感情，一定不能客觀，因為不用感情，就不能見得真切”（李長之：《我對于文藝批評的要求和主張》，《現代》1933年第三卷第四期），這一點移用作對“話體”的評價倒也十分恰切。

另外，現代話體文學批評對古代文學作品、現象的論析及史述亦豐富多彩，有效地闡釋、傳播、保存了寶貴的文學遺產。今天從事現代各種“話體”文獻整理研究的學者對此一價值闡發尤多，不再贅述。

話體文學批評是現代文學批評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引起治中國文學批評史者的高度重視。對于如何真實完整地呈現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黃霖先生及其團隊已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并做出了經典示范，有篳路藍縷之功。不過，由于“五四”以來長期以西例律中國文學的慣性思維還很具影響，要想真正突破多重歷史遮蔽，呈現完整真實的現代文學批評史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我想，以文獻整理為基礎的現代話體文學批評史撰述應該早日提上日程，同時加快整理研究現代文學評點、序跋、書牘等承續傳統的其它文學批評體式，最終對所謂“新”“舊”文學批評的歷史做整體匯通之研究，這樣才能著成一部真正的“現代文學批評史”。